本論文考察中古佛教造像活動之興衰。主要分原因、過程與變化三者。首先，從譯入經典著手，討論造像福報觀念的譯入、傳播以及普及；其次，從造像主身份階層討論祈願對象的差異；另外，則述及造像材質（如金銅、玉、石）、造像類型（如釋迦牟尼、阿彌陀佛等）等活動，最後探討造像在唐以後衰頹的原因。 中國中古造像活動的課題造像歷來由藝術史學者擔當；藝術史學者多著眼圖像分析，較少探討佛像光背上、佛座與四周的銘文，後者是為造像銘記。歷史學界方面，儘管有數位先驅前輩之研究，但考察侷限北朝，未兼論隋唐。因此，筆者以為可以著墨兩點：第一，綜合造像記與造像行為，討論造像的行為變化；其次，時間拉長、視野擴大，將時代跨越北朝至隋唐，藉以延伸出中古社會佛教盛行的意義。

本文以「天台智顗之止觀與智的現象學」為標題，鋪展天台智顗哲學的「智的現象學」，並以檢視天台智顗所提出的「止觀」方法為入手。藉由開顯天台智顗哲學，如何透過「止觀」實證方法，彰顯智顗對實相的態度，期盼能從現象學的角度，解讀天台智顗哲學中的「一念心」與「實相」，或是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關係，借以勾勒出所謂「智的現象學」之雛型。 天台智顗與現象學之關連。擬先討論，釐清天台智顗哲學與胡塞爾現象學的理論概念思想，並著重於早期的胡塞爾現象學之核心理論；天台智顗哲學部分，鎖定於智顗的《摩訶止觀》為主，並從《摩訶止觀》來深入探討天台智顗的佛教哲學思想。希望能藉此相互借鑒、相互補充，以為「智的現象學」，透過天台哲學所提供的「止觀」方法，去實踐獲得智慧，得以如實的認識真理。 最後，借以兩者對真理的理解態度：佛教欲達到開悟、覺的境界（解脫），開顯實相，而現象學則企圖回歸到事物本身的呈顯，依此為兩者相互對話的基礎。天台宗與胡塞爾現象學共同追求一套理論方法，來開顯真理之契機相合，並討論佛教真理與方法間的問題，試圖藉由「現象學方法」概念之啟發，透過不同脈絡中的實踐哲學，揭示更多樣的哲學方法，達至真理之境，以顯現天台宗智顗之「智」的現象學。

佛教的醫療知識為幫助其傳播之利器，佛教於漢魏兩晉南北朝傳入中國之時，正遭遇中國歷史上疾疫流行高峰期，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證。東漢桓、靈、獻帝時期，中國飽受疾疫之害，安世高等沙門譯介不少涉及醫學理論與醫藥知識的佛經，為其能在漢地扎根與勃興的理由之一。佛教有布施、福田的概念，僧尼認為施醫藥既能拯救受病苦的眾生，又是修行的方式，是一項自利利人的行為，故積極地行醫。兩晉寺院為施醫藥之地，至南北朝，南、北方在佛教影響下，皆發展出類似慈善醫療機構的組織，寺院中常儲藏藥材，甚至設置藥藏。僧尼有行醫的動機，又具備醫學知識與醫藥資源，故能通過醫療弘法。 僧傳已經記載沙門學習五明、醫方明或通曉醫藥。沙門翻譯論及佛教醫藥、解剖、生理、病理、養生、食療及以佛醫思想貫穿全文的佛經，還有印度五明學術體系的書，並且撰述醫書或醫方，與世俗醫者交流醫術。經藏中有為數眾多關涉醫學理論、醫喻、醫療事例、禪定、藥物、飲食與咒語的佛經。律藏也有不少藥物使用、外科手術、瞻病細則及日常保健的記載。 　　僧尼能夠提供多種醫療服務，包括助產，治療流行病、腳疾、腹疾、精神疾病和眼疾，所使用的醫療方式可分為俗世醫學與宗教醫療。前者包括針術(針灸與「金針撥障術」)、灸法、藥物和調氣。後者為齋講與持咒。行醫的僧尼常以儀式專家的樣貌出現，充滿神異性格，且佛教文獻努力形塑他們聖手仁心的形象。疾病也是促進僧尼入道的重要原因，而後續發展的描述多側重個人修行，強調他們如何獲得解脫之道。 　　疾病在佛教文獻中常作為一種懲戒、恫嚇的手段，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者經常罹患重症如痲瘋病，病況怪誕慘烈，以此警告信眾，勸他們敬信佛法並禮敬三寶。佛教醫療常從冤業病、業障病與果報觀的角度來詮釋現世身心病痛，此外信奉外道、褻瀆三寶與毀佛反佛皆為宗教性病因，佛教靈驗故事罕見四大不調的生理性病因，因為僧尼行醫，弘法為主要的目的，這些故事旨在將佛教的宇宙論教導給信眾，勸誘民眾敬畏佛法、禮敬三寶，並且貶抑外道。一般信仰者奉佛原則為「惟靈是信」，巫覡與道士是僧尼弘法時的競爭對手，故釋氏輔教之書彰顯自身神效外，常貶低巫覡、道士的療效，強調信外道會致病，外道專職人員必須皈依佛教，方能得到救治。

本論文旨在說明西藏歷史在七至十一世紀間王權演變的情形。全文除前言、結論外， 共有四章八節，共計八萬言。 第一章：旨在說明雅龍王朝興起的情形。 第二章：旨在說宗教勢力的介入，及其對王權的影響。 第三章：旨在分析雅龍王朝滅亡的原因，及其邊區地方勢力的興起。 第四章：旨在陳述王朝崩潰後，佛教勢力的延續及其影響。

本論文主在探討白居易詩與釋道思想之關係，並輔以白居易的生平事蹟及其對詩之認 識與主張 。 第一章：利用史料及白居易之詩文，簡述白居易之家世生平，著作與他對詩文之分類 。 第二章：此章探討白易對詩之認識與主張。 第三章：此章探討白易對佛教之態度及其佛教修養。 第四章：此章探討白易對老莊思想之研究及道教之實行。 第五章：此章分各家對白居易詩之論斷及作者對白居易內心世界之探討以此並作結論 。

本研究是探討非營利組織中佛教團體之事件行銷活動。在非營利組織日益蓬勃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如何適當的運用事件行銷以提升組織知名度，並獲取資源已經成為每個非營利組織團體思考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藉由了解佛教法鼓山團體之實際事件行銷活動個案內容，透過下列四項構面分析以深入探討事件行銷之成功要素，並獲致以下數點重要結論： 企業組織構面： 一、 宗教團體領導人享有崇高知名度與魅力是活動成功的最佳保證 二、 宗教組織之幕僚單位委由外聘之專業經理人執行將使活動之籌備更有效率、更加成功。 三、 組織功能完善、分工專業的義工支援系統是活動成長的最佳助力。 目標族群構面： 一、 以客戶(信眾)需求為導向並重視客戶(信眾)滿意度是維護信眾關係的不二法門 傳遞訊息構面： 一、 活動同時兼具文化、教育功能，不以宗教為單一呈現方式是吸引傳播媒體報導、民眾熱烈參加的主要因素 傳遞媒介構面： 一、 正確的媒體策略，可收畫龍點睛、事半功倍之效果 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並採取下列重點 1. 良好的公關議題設定 2. 善用各項媒體資源 3. 以網路媒體為資訊平台中心 /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vent Marketing in Religion Typ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ased on Dharma Drum Mountain exampl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enormously in modern society. It has become a great issue for NPOs to apply event marketing to be well-known and obtain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is subject to exploring the event marketing in Buddhism organizations a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is research, by studying the practical event marketing campaigns of Dharma Drum Mountain, a well-known Buddhism organization, researcher analyzed in four dimensions to further find out the success factors of event marketing. Here are the main conclusions for each dimension: A. Dimension on Business organization: 1. The esteemed fame and attractiveness of religion organizations’ leadership is the best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campaigns. 2. To prepare a campaign efficiently and successfully, it’s better to hire a professional manager from outside organization. 3. A well-organized and professional-diverse volunteer support system is the best aid for campaign. B. Dimension on Target group: 1.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clients (followers) and respect their satisfaction is the only way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C. Dimension on Transferred message: 1. A campaign should conta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unction. Not just presenting religion message i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attracts the press report and gets the public attend. D. Dimension on Transferring media: 1. A correct media strategy will get strong effect. It’s important to take active plan and follow the points as below: (1). Well-defined public issues. (2). Make good use of every media resources. (3). Design information platform with online media tool.

本研究是筆者於自2004年4月18日至10月28日期間，在西藏自治區首城拉薩與墨竹工卡縣的「直貢替寺」之訪問、面談、觀察以及獲得的資料依據。筆者訪問此直貢替寺的動機，除了基於個人對直貢替寺的好奇與興趣外，還有四項客觀的動機：（一）學界對於西藏研究，偏向以歷史與政策為主題，少有對於西藏民間傳統文化之研究，而傳統文化為民族之命脈，也是瞭解該民族的入門。（二）透過對於當代直貢替寺的寺院研究，可以瞭解當代沒有封建制度作依附的藏傳佛教寺院，他們在各種生活層面是如何為了適應新環境，建立了何種機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當前藏族寺院及僧人的情況。（三）對於一些古老的佛教思想，經由實地寺院的調查與研究，而可以更加明白佛教教理是如何融入藏族僧人的生活，以及它在社會所扮演的功能及其影響。（四）目前學者對於藏族史的研究，仍停留在研究成功者的歷史，如薩迦、帕竹政權如何興起，格魯派如何建立甘丹波章等，卻忽略了直貢噶舉派這種「屢戰屢敗」的強勁地方勢力，然而，透過研究類似直貢這種歷史上的輸家，卻往往可以補足藏族歷史中懸而未解的迷團。直貢替寺在整個藏傳佛教中，一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與價值，卻為人所忽略。 實際上，藏族的傳統文化概念和範圍是相當多元。其中，筆者認為藏族的「天葬文化」、「藏戲文化」則是藏族社會裡非常核心的傳統文化。 肯定地說，此傳統文化是十分反映著藏族的心理狀態與他們的心聲。該特殊性的傳統文化領域裡我們會發現他們的精神與生活內在規律，同時我們可以肯定地把握住一向貫穿藏族社會的核心體系。 因此，本論文集中的焦點探討即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中的藏族「天葬文化」與「藏戲文化」之變遷與現況。同時，在全球化浪潮的客觀環境裡，筆者希望透過本主題研究，一方面探尋和闡釋其藏族傳統文化隱藏著的原始含意，尋找某種規律性，另一方凸顯出藏族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和價值所在。 筆者希望藉此研究，除了瞭解藏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以外，並對西藏的社會內在規律做瞭解，期能對西藏文化內涵做更深一層的體認，以作為認識西藏文化的另一個基礎。 筆者出生的國家—韓國，對於藏學的研究仍停留在起步階段；因此，筆者撰此論文，亦有拋磚引玉之意，除為了在韓國學界中提供微薄貢獻外，也期望相關學者見此拙作之後，群策群力，共同為藏學發展而努力。

本論文的題目為：「越南阮代《法華國語經》漢喃字研究」，共有六章，其內容說明佛陀宣說《法華經》的時間與地點，在大乘經典中的地位，本經在越南佛教價值和文字類別以及《法華國語經》的產生與《妙法蓮華經》的關係。經過仔細地考查與分析，法蓮為本經的作者，他於1844年開始發願受持解說，到了1856年8月才刻印完成，時間共有12年。之後再次刻印於1924年，目前筆者所使用，是第二次的版本。 關於本經的內容，主要還是依照羅什三藏的《妙法蓮華經》分為28品，不過分為上下兩卷。法蓮把重點寫於上欄稱為「註引部分」，而下欄採用詩歌六八和雙七體來呈現，在28品中作者還引用了相當多的經典論疏，讓本經如錦上添花，更加優美。法蓮是第一次用詩歌來「解音」的，如果從詩歌文學來看，有很重要的地位。也許不僅是越南佛教文學首次找到「解音」佛經的版本，也包括了越南文學發展史，它代表19世紀後半期，以詩歌註解的文學類型，這正是本經的獨特之處。 依照越南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喃字大概在11世初年就有了，到了13世紀已經發展到足夠創作文學的程度，之後16至19世紀之間達到了高潮。對於喃字的材料，經過本經所出現的文字，所得到的結果。那就是喃字構字的材料，主要還是借用漢字，然後按照漢越音的讀法。這樣看來漢越音在越南成立之後，喃字才有足夠產生和發展的條件。有關本經之文字分類，學生經過參考越南學者們對喃文之分類，基本上分為「借用漢字」和「創造新字」兩大類。「借用漢字方式」有四小類，「創造新字方式」有五小類。目前越南佛教界很少人注意到漢喃文佛經，所以用漢喃文註解佛經屬於尚待開拓的領域。最近在台灣、中國文字學界的學者，已經寫出有關越南的漢字與喃字專題研究，不過還沒有哪一篇具有具體性和整體性，尤其是喃文的起源、發展過程以及結構部分，從本經來看，也許與日本、韓國的漢字相比，變化會更多，而且創造新字應該也是最多的。總之，《法華國語經》的內容與文字，不僅在佛教文學領域或文字學方面，都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thesis 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Taiwan. The influences of major religion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cluding ancestor worship, Confucian morality, Sinicized Buddhism, religious Taoism, and Animism, and the traditions and rituals associated with them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tructure of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aiwan today. This thesis therefore approaches popular religion in Taiwan from both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First,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es and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 that began in the Shang dynasty and evolved through social turbulence and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Then, employ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methods and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conducted in four case study temples housing a selection of the most popular deities worshiped in Taiwan will be discussed. Including information from both surveys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this thesis aims to show how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is of a utilitarian nature. The historic framework will then be applied to contemporary religious practice in Taiwan, to explain how both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pular religion has created a religiously tolerant and socially cohesive society. Of key interest to this thesis is religious divination, both due to its prevalence in popular religious culture, and its inherent utilitarian qua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the dual phenomenon of finding deities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s housed side by side in a single temple, and traditional aspects of popular religion being perceived as elements of cultural will be accounted for in both historic and current social contexts. Key words: Ancestor worship, Family cult,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Popular Religion, Deities, Utilitarian, Divination

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