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妖」一語包羅了「衣裳服飾」與「怪異之妖」兩大意義元素，敘述著史家或文人們對於看到的自然真實之描繪，在書寫時候表達了作者的理念與精神世界；而就服妖文本的閱聽者而言，藉由文本反映的真實，未必能等於現實中具體的事物但卻是我們企圖接近真實的方法與過程。 因此，為了闡發「服妖」一詞所蘊含的文化內涵，本文以魏晉南北朝史書〈五行志〉裡的服妖事例主要研究對象，將服飾視為具強烈象徵意味的一種符號表徵。並且，將「服妖」事件放回當時代藉由陰陽五行、氣類感應來說災異的語境框架裡頭，以來解析及探究史家書寫服妖事例時，所採取的敘述策略、敘述結構及欲達到書寫目的。試圖從服妖的歷史論述中，解讀出其所承繼的其實乃是儒家以服制做為常服而建立的一套禮治、秩序原則；以及在史家多言怪異非常之妖服的敘述話語底下，史志所寓含的，乃是在充滿危機末世感的魏晉南北朝裡，對正常、常道的高度重視與強烈的渴求。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撰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目的及方法，並簡述相關的學術研究資訊。第二章為〈建構與想像：魏晉南北朝「服妖」書寫的形成語境〉，針對魏晉南北朝服妖形成的語境進行分析，即藉由考察服妖一詞的「語言環境」與「客觀環境」，來溯源、反省服妖做為一個詞語，它是如何被建構與想像的？並推究服妖發生的最根本原因乃是人的態度不恭敬、不嚴肅因而產生的奇裝異服的行為。其次，服妖是被記載於史書內的，是屬於歷史的書寫與敘述，透過敘事學理論裡的「書寫形式」與「書寫內容」兩個層面，可看到服妖的書寫乃是人為的知識，同時也是一套已存有先入意識的組織和已被架構設計的概念。 第三章則是〈衣裝秘境：魏晉南北朝「服妖」現象考察〉，乃藉由服妖事例中的相關服飾，描摹魏晉服飾整體的風氣與傾向，而此一服飾風氣的變化，隱微地與社會風俗、學術思想有互相呼應。本章以服妖事例做為觀看的線索，並考察此時的整體服飾文化氛圍的兩大特點：第一，以服飾的「鬆／緊」來觀看當時「情性/禮法」之間的衝突與張力，並勾勒出魏晉時期逐漸由束緊至寬鬆的服飾變化。第二，以魏晉服飾文化裡一大特點──胡漢服飾融合，來觀察史家書寫〈五行志〉時所用的「異己」眼光，呈現了「中心」華夏與「四方」胡蠻的區別。 第四章為〈常服與妖服──從「常」與「非常」結構看六朝服妖事例的敘述意涵〉。此章乃藉由常／非常的結構性理論，來分梳文本裡的眾多實例，經從服妖書寫的表層敘事裡，看到服妖話語底層，實蘊含著常／非常的文化深層結構。主要的論證乃從倫理上的二元──常/非常、善/惡、是/否切入，發現相對於範式下的「常服」，「非常之妖服」顯然被當做差別和錯誤的存在，而這種界限差異以及早已寓含判斷的預設立場，所顯現的乃是魏晉南北朝一代以「服飾」為喻的特殊發聲與用語。 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總結，即總束歸納各章的分佈要旨與趨勢，因而提出的幾點觀察與結論，其旨為：史書服妖事例的怪異書寫揭示了人們當秩序被顛覆時將會帶來的災害與危難，但是，若將服妖文本對照其所位處的〈五行志〉文本，史家所欲敘說的，乃是欲由樹「反」而立「正」的心理，也就是對於回歸「常服」的欲求和盼望。

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871号 / 人博第900号 / 新制||人||215(附属図書館) / 2018||人博||900(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辻 正博, 教授 道坂 昭廣, 教授 太田 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凡分五章，首章緒論，綜述南北朝代之背景與其文學發展的狀況，以見其對庾 信行誼與作品之影響。 次章評傳，介紹庾信之鄉里世系與生平事蹟，于其先世又著╲重仕宦之系統，以見其 生長背。景而其個人生平又配合作品之創作，分為三期。並述及家庭、交遊、思想、 學殖，以與其作品互相印證。然後引述其文學創作在多方面的成就。 第三章庾信辭賦之分篇研究，除劃分前後兩期外，各篇又就其結構內容與主要特色， 加以分析比較，以見其創作技巧與特殊表現。 第四章庾信辭賦之特色與比較，再就其十五篇賦，加以綜合分析比較，以探討庾信寫 作之一貫特色與不同的改變，由此更反復印證其生平與作品的息息相關。以期於庾信 作品有更完整之認識與瞭解。 末章結論，主要在評分介庾信于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首節與徐陵並論，以見南朝 文壇之風氣。次節與王褒並提，以見北方文壇受南人的影響。末節則說明庾信于後世 文學之重影響。

本論文約九萬字，根據宋郭茂倩所撰「樂府詩集」，選出南北朝樂府中採諸民問者五 百四十七首，而立要部分則分兩大方而進行討論。 一為外緣的研究：首章研究其產生、盛行之社會背，景凡分自然環境、政治因素、經 濟條件以及社會風尚。次章則從文學潮流著手，討論其與民間文學、音樂文學、文人 文學之關係。 二為內在研究：首章先探討其音樂性，凡分曲名、樂器與曲調、唱法、節奏與旋律之 美等。第二章論表現藝術，凡有意象之特、色修辭技巧，分別右以討論。第三章則以 其所表現的世界為主，分別研析南朝庶民的愛情觀、北朝庶民對戰爭的反省、南北朝 婦女的形象以及南北朝人民的生活狀態等。 結論則總結其特色，並論述其對後代的影響，肯定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

Au sortir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Coréens représentaient la première communauté étrangère au Japon. Beaucoup d’entre eux y subissait des discriminations et vivaient dans la précarité, voire dans l’indigenc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es années 1950, alors que les dirigeants nord-Coréens se proposaient de les accueillir, le rapatriement en Corée du Nord représenta pour nombre de ces Coréens l’espoir d’un avenir meilleur. De 1959 à 1984, plus de 93000 personnes – dont environs 2000 Japonaises mariées à des Coréens – gagnèrent le Nord du 38e parallèle. Toutefois,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confronté dès 1974 aux demandes des familles de ces Japonaises, tenta d’obtenir des informations sur leur sort et leur retour au Japon. Le présent travail établit une cartographie des acteurs impliqués dans le processus décisionnel autour des rapatriements vers la Corée du Nord, mais également dans les négociations touchant à la question de ces femmes japonaises. Plus particulièrement, cette étude met en lumière le rôle d’ « acteurs subsidiaires » – notamment la Société de la Croix-Rouge du Japon et les parlementaires nationaux – intervenant là où les marges de manœuvre du gouvernement sont restreintes en l’absence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officielles entre le Japon et la Corée du Nord. Cette contrainte institutionnelle a eu pour conséquence l’investissement des champs d’action traditionnellement dévolus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égociation, protection de ses nationaux à l’étranger, renseignement) par ces « acteurs subsidiaires » dont l’analyse permet d’établir une image à la fois plus complète et moins stato-Centré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Japon. /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Koreans constituted the main foreign community in Japan. Many of them wer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and lived precariously or even in abject poverty.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50s, when North Korean leaders were welcoming them and guaranteeing them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 repatriation to North Korea represented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many of these Koreans. Between 1959 and 1984, more than 93,000 people – of whom 2,000 were Japanese women married to Koreans – arrived at the 38th Parallel North. Nevertheles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nfronted by requests from the families of these Japanese women from 1974, tri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ir whereabouts, and asked for their return to Japan. The present work establishes a mapping of the actors implicat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ncerning repatriation operations to North Korea, but also in the negotiations retated to the Japanese women. Mor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the “subsidiary actors” – of which the Japanese Red Cross and national parliaments are the most prominent – those that intervened where the government’s margins for manoeuvring were narrow in the absence of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North Korea. Thi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led to an investment in fields of action that had traditionally been relegat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egotiation, protection of nationals abroad, intelligence, etc.) by these “subsidiary actors”, and a subsequent analysis of these actors provided both a more complete and less state-Centred imag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