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目的與方法及戴季陶的生平與志業。第二章民初戴季 陶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敘述民國初年的社會思潮、戴季陶對社會問題的研究與主及戴 季陶與中共成立的關係。第三章：戴季陶反共思想的來源與政況背景：敘述共產國際 與中共關係、聯俄容共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及早期國共的對立與衝突，並探討戴季陶 對聯俄容共的態度。第四章戴季陶的反共言論：研究戴季陶對中山先生思想的闡揚及 其反共的言論與著作。第五章戴季陶對反共事業的影響：敘述戴季陶的反共言論對國 民黨人反共行動之影響。第六章結論。

台灣現存之祭祀公業年代均已久遠，然因歷史、政策及社會變遷等因素，導致多數祭祀公業日益沒落，並衍生地籍管理困難、土地利用無效率、派下員間糾紛不絕等諸多問題。本研究則針對祭祀公業管理人侵占公業款項、盜賣土地、怠職等不正行為，以及祭祀公業之運作與財產利用上之無效率現象，從代理理論及反共用地悲劇治理之角度予以探討。 透過相關文獻分析及深度訪談之結果，得知祭祀公業在沒有監督與激勵管理人機制之下，管理人有偷懶或自利之動機，進而影響祭祀公業之正常運作，甚至損害祭祀公業之財產；祭祀公業因其財產之公共同有特性，以及政府於行政管理上之困難，形成「反共用地之悲劇」，而民國97年施行之祭祀公業條例，雖限期祭祀公業辦理申報，簡化內部議決門檻，降低其決策成本，惟該條例亦改變派下權之認定資格，申報所需成本仍未減少，使該條例解決既有問題之成效有限。是以，為健全祭祀公業與祭祀公業法人內部之經營運作，以及政府之行政管理，祭祀公業應建立管理人的監督機制，給予其剩餘索取權；行政機關則應調整其政策方向及簡化程序，提供調解與諮詢服務，並限縮派下權之取得資格，避免加深反共用地悲劇。

《新文藝》由國防部新中國出版社於1962年3月至1983年6月間發行，共發行了256期，歷時久遠。這部雜誌呈現、反映出官方對文藝的見解、訴求以及創作成果，在臺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是故，本論文以《新文藝》為研究對象，聚焦於「內容的演變」、「黨國文藝政策」、「與臺灣文學發展的關係」以及「連載傷痕文學的策略」等四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二章主要說明雜誌發行時「文藝到軍中去」的時代背景、雜誌發行的因果以及黨國文藝政策，並概略介紹《新文藝》之前的《革命文藝》、《軍中文藝》以及《軍中文摘》等名稱的變化；第三章為內容分期，將《新文藝》分為三個時期：戰鬥文藝時期、純文藝時期以及綜合性文藝時期，分別說明三個時期雜誌內容在排版形式以及作品、專欄的消長情形；第四章將焦點集中在三個部分：第一是雜誌的「文藝政策論述」以及對「鄉土文學論戰」的看法；第二是「外國文學的引介」；第三則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引介」，說明內容的變遷；第五章則以小說為主題，討論《新文藝》中小說作品題材如何從戰鬥精神與戰爭描寫、愛情婚姻與家庭鳩葛，隨著臺灣經濟起飛，逐步擴大到經商貿易與奮鬥致富，充分呼應了臺灣社會的發展。此外，289期之後更增加了「大陸小說選」，介紹了36篇中國的「傷痕文學」，凸顯出了鮮明的反共立場與反共策略。過去未曾有論者針對《新文藝》的內容加以討論，而軍隊的文學亦是臺灣文學發展中重要的一環，當中仍有許多可加以探討的材料與問題，值得深入挖掘。

若要在台灣票選一位最著名也最受歡迎的五四文人，徐志摩必是得票率最高者。何以一個距今已逾近八十年的民初文人，於台灣至今仍享有高知名度？且每提及徐志摩，總自然讓人聯想到其轟動一時的婚戀故事？徐志摩在台灣究竟是基於何種傳播機制及時代背景的因緣巧合，而得以享有盛名？為解上述層層疑惑，乃由此展開此論文的研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由《台灣民報》上轉載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可知，徐志摩一開始是以其獨特的散文風格被引介至台灣文壇，其次才是其新詩作品，而由當時轉載的極少數散文作品看來，可謂是對徐氏散文成就的肯定與推崇。 1949年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即展開反共文藝政策。左翼作家的作品遭到查禁，具右傾思想的文人學者來台後則身居要職，主導當時台灣的學術、文化發展方向，而原本即對左翼思潮採取批判態度的徐志摩，其作品自然能於台灣廣為流傳。此外，由官方所掌控的中、小學教科書編審，由過去的統編制到近年來的開放民間各家版本，徐志摩的作品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透過教科書的推廣，也形成了一股莫大的傳播力量。 徐志摩一生從事文藝工作雖僅有短暫的十年(1921~1931)，但卻對後世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新詩史上，徐志摩為新月詩派的主將，而在現代散文發展史上，其散文亦是五四抒情美文的典範之一。二O年代於中國盛極一時的格律詩，於五O年代初期的台灣詩壇，猶可見其延續的痕跡；徐志摩浪漫的情懷及穠麗的抒情美文，於台灣文壇上亦隱約可見其沿襲的軌跡：遷台女作家張秀亞自徐志摩散文習得如何鍛鍊字句，再加上她自己的文學觀，進而將美文帶入一個新境界；艾雯善用排比、類疊以創作詩化的散文，而楊牧早期的散文作品，其浪漫唯美的情調及對自然的崇拜、歌詠，更可見濃厚的徐志摩風。 自六O年代起，即有多種版本的一冊《徐志摩全集》在台灣出版，但多屬斷簡殘編，未能盡窺徐志摩創作的全貌，若將較完整的版本(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徐志摩全集》)與梁錫華編著的《徐志摩詩文補遺》及2005年韓石山主編的八冊《徐志摩全集》並陳、對照，則可知早期一冊全集中所收錄的散文，多為徐志摩生前已發行的文集選文，偏屬抒情散文之作，而大量刊載於報刊雜誌的議論性的雜文，多未見於一冊全集及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全集中，致使多數人對徐志摩只知其浪漫抒情的詩文創作，而忽視其理性批判社會文化及政治局勢的自由主義者形象，經由各版本選文內容的對照，可知徐志摩除了是傑出的詩人及散文家外，他也是一個深具批判精神的政治社會評論家。 早期於台灣流傳甚廣的諸多一冊《徐志摩全集》中，因選錄內容殘缺不全，而難以掌握徐志摩創作的全貌，但徐志摩經典的抒情詩文，多能見於此一冊全集中，因此其「濃的化不開」的詩文特色，早已為人所熟悉。若以這些抒情濃烈的詩文為起點，結合廣為流傳的《小曼日記》、《愛眉小札》及《眉軒瑣語》合而觀之，則一個勇於突破禮教束縛，追求真愛的浪漫詩人，乃成為眾人對徐志摩基本的認識，而這樣的形象，經由多年來談論、探討徐志摩愛情史的專書及期刊論文的流傳，也難怪徐志摩的文名會為其風流韻事所掩。時至2000年公視推出以徐志摩愛情故事為主軸的連續劇「人間四月天」，又再次掀起一股徐志摩熱潮。須知劇中徐志摩所被刻意凸顯的形象，只是人們所熟悉、樂道的局部真實，其崇尚民主，深富人道精神的自由主義者形象，更是吾人不能忽視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