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現代化以農藥利用、肥料推廣、品種改良及機械化發展為最主要方式。其中農業機器之利用，與機器產業乃至工業、製造業有密切關係，可說是溝通工農部門的關鍵。故本文以農業機器產業為線索，關注農業現代化中工業及其他現代部門參與的情形，及其所發揮之「農工並進」作用。 　　農業機器大約自十九世紀末期傳入中國，二十世紀初有少部分商人注意到斯業前景可期，著手製造販售。到1920年代，受到國外農機利用蓬勃發展的影響，江南地區機器業者也有不少轉而生產農業機器。這些以農業機器為主要產品的新式機器廠，發展出標準型號、大量生產，以及成立事務所、刊登廣告、參與展覽會、辦理講習等種種經營與行銷方式，更由於農業機器帶來的大量利潤，吸引資本家投資設廠，也使之轉型為新式企業組織。因此來自農村市場的機器需求，支持了工業部門的機器製造業進展。 　　除了民營事業的推進，政府當局也創辦公營製造廠、推廣模範灌溉與合作運動，國家力量促成農業機器利用的擴大。戰時儘管受到一定影響，但汪精衛政府在1940年代復籌措鉅資成立新式農業機器工廠；重慶政府則在同時間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前者在戰後改組為農林部無錫農具廠，對戰後江南的復員工作及農業生產極為重要；後者則在戰後接受聯總援華物資，承擔「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在各地建立機器廠的任務。大略言之，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發展，是民間先於政府，但隨後在農業機械化之目標下，國家力量又主導產業成長，這種趨勢在1950年代以後達到高峰。 　　整體而言，近代中國農業機器業，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反而是獲利豐厚的產業；由於在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農業機器的利用，故而上海、無錫及常州等地密集普遍的機器工廠，能提供農業機器維修保障，因此以江南為例，可以看出農業機器產業不僅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也是機器產業提昇技術、擴大獲利之關鍵，二者互為因果。本文以江南為中心，但在空間方面注意到與東北經驗之比較、在時間方面也注意到戰時淪陷區的經營及戰後延續情形，擴大既有研究的時空範圍；通過對農業機器產業的探討，可以觀察工業與農業發展之互動關係，亦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補充另一觀點。

本論文所要採用的研究途徑是歷史學上傳統的史料分析的方法，亦即要對葉榮鐘所保存的大量原始一手史料加以分析研究，並且要採用在問題意識中提及的台灣民族運動的理論分析與社會科學上的一些概念，對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的角色給予適當的評價。 從筆者的研究途徑出發，本論文將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析，一個是要探討葉榮鐘在台灣的民族運動上，所實際參與的政治活動有那些，或者可稱之為葉榮鐘的政治運動論；另外一個角度是要從葉榮鐘的思想內涵出發，其思想包括了文學思想與民族意識的思想，因此筆者姑且稱之為葉榮鐘的思想文學論。將葉榮鐘政治運動的實踐與其思想內涵分開，是為了討論的方便，並不代表兩者之間並無相互的聯繫，事實上有可能是政治運動的參與影響其思想，也有可能是其思想影響了其政治運動的實踐，筆者將儘量在各別探討時予以適當的交代。 在上述的兩角度之外，筆者對於葉榮鐘早年的生活與際遇也將有所交代，以探討其早年在台灣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對其政治運動與思想內涵的影響。而在二次戰後到二、二八事件之間，葉榮鐘所參與的政治活動有那些，以及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的做為，對葉榮鐘產生那些影響，也是筆者要探討的重點。 從筆者的研究途徑及分析的角度，筆者從第二章開始欲以如下的架構探討對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中的角色。 第二章是鹿津少年、風雲際會－早年的生活與際遇。第一節早年的生活及教育，是要探討傳統漢文化及日本殖民統治者強加於台灣的日本文化，這雙重文化對早年的葉榮鐘所產生的影響。第二節初出洞門，是要探討葉榮鐘自述的一些特殊際遇對他的影響，包括與日本人交往的經驗，以及當時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對他的指導等。第三節第一次赴日留學，將探討葉榮鐘接受林獻堂資助赴日留學的過程，在日本的生活經驗以及開始加入台灣民族運動的經過。 第三章是杖履追隨、從事民運－台灣民族運動的參與，亦即葉榮鐘的政治運動論。第一節將探討葉榮鐘以林獻堂秘書的身份，在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民眾黨等團體中扮演的角色。第二節是要探討葉榮鐘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的身份，參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些活動的過程，以及他對台灣地方自治的想法等等。第三節是要探討葉榮鐘在一九三○年以後，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加緊統治，及台灣民族運動中內部的鬥爭，使得右派民族運動人士在逐漸失去運動的組織及團體之後，為尋求活動的機關，而與日本人合作成立的東亞共榮協會，其本質是否在翼贊日本右派的帝國主義，抑或另有解釋。 第四章是鐵筆硬論、抵抗強權－民族意識的思想，亦即葉榮鐘的思想文學論。第一節將從葉榮鐘的行為及相關的著作中，探討葉榮鐘漢民族的思想。第二節將分析葉榮鐘反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論，並將其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與第三章結合起來思考，以探究其從事民族運動的路線。第三節則是要分析葉榮鐘在新文學運動中的主張，這當中包括純文學的主張與理論，以及當中所反應的與民族運動有關的思想。 第五章是忍辱包羞、今朝悽然－台灣光復初期的活動。第一節是要探討葉榮鐘在二次戰後，為迎接心目中原本同是屬於漢民族的國民政府，所從事歡迎活動的動機與心態，而其活動主要是透過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及台灣光復致團兩個團體來實現。第二節是要透過葉榮鐘為林獻堂及相關團體，為協助國民政府重建台灣所起草原始文件的建言，以及其參與的相關行動，來探討葉榮鐘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觀察及想法。 第六章則是結論，筆者將應用一些已有的台灣民族運動的理論分析，及一些社會科學的概念，來總體評價葉榮鐘在台灣民族運動中的路線及其認同問題。

十年建設期間（1928-1937）國民政府曾大力推動造林事業，當時森林被認為具有防災、經營致富的作用，是建國要務之一。分析造林運動的原因，一方面由於經濟因素，各項建設展開，中國木材供應不足；一方面是環境因素，希望藉由造林減少水旱災，保護生命財產安全，經濟與環境考量相互影響之下促成。華北地區由於長期的農業開墾，在森林資源上甚為缺乏，故造林事業在華北有重要意義。事實上，華北許多人工林地為私人所有，反映造林事業一般民眾扮演重要角色。造林可視為利用土地進行種植生產的產業，一般民眾參與承領荒地造林可以增加副業，獲得日常用材、出售木材等實質利益，將原本無生產力的荒地賦予經濟價值，有現實經濟意義。環境方面，此時國民政府宣傳造林防水防旱的功能，並希望通過造林達到防沙固堤的效果，民眾通過植樹造林，亦可積極參與改善環境。通過環境改善，又保障農業活動、生命財產安全等經濟利益，造林、經濟、環境三者乃相依互存的關係。造林事業由於中日戰爭爆發後曾一度中斷，然日本華北佔領區當局於戰時亦相當重視各項調查試驗、推廣造林，顯示造林工作之重要與其延續性。因此，經濟與環境，可說是瞭解政府推動、民間參與造林事業的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