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Walsh (1995)績效契約為基礎，設計出兩種類型的工資調整指數，分別適用於勞工以及央行官員，並討論不同類型的工資調整指數，對於經濟社會是否有不同的影響。 經由本文的分析可得到:於經濟制度中引入勞工工資調整指數，將改變原始通貨膨脹與產出水準之間的兌換關係，減少央行官員實施高通貨膨脹政策的誘因，並達到降低通貨膨脹傾向效果;相反地，引入央行官員工資調整指數，央行官員將有誘因實施越高的通貨膨脹權衡政策，反而促使經濟社會處於更高的通貨膨脹傾向。 此外參考Candel-Sa ́nchez and Campoy-Min ̃arro (2004)之設計，考慮政府應如何設計與央行官員之間的最適績效契約，以達成極大化政府預期效用之目標。 經由本文分析得到的結論為:績效契約懲罰比例的制定，應與社會最適產出與充分就業產出之差異呈現正相關;與社會對於通貨膨脹與產出水準的相對偏好程度呈現正相關;與勞工工資調整指數呈現負相關;與央行官員工資調整指數則呈現正相關。 / Based on the Walsh (1995) model, we develop a model featured with two distinct types of wage indexation which apply to labors and central bankers respectively, and then use it to examine how these two types of wage indexation effect the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economy. Ou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nflation bias of discretionary policy is reduced by introducing the labors’ wage indexation in the sense that it weakens the temptation of central bankers to create surprise inflation by changing the short-run trade-off between inflation and output. Conversely, the central bankers’ wage indexation would give the incentives for central bankers to perform inflationary policy and make inflation bias deteriorated. In addition, in line with Candel-Sa ́nchez and Campoy-Min ̃arro (2004), we analyze how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s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contract with central banker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al punishment weight in performance contract should be designe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gap between optimal output and full-employment output, the relative weight on inflation stabilization versus output stabilization and the central bankers’ wage index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optimal punishment weight should be designed negatively with the labors’ wage indexation.

我國為保護勞工在雇主終止營業時，被積欠之工資仍能獲得清償，於勞動基準法訂定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作為擔保勞工工資債權之用。此項制度緣於工資最優先清償權順位的讓步，而以替代角色出現，制度本身相較世界各國，顯得獨樹一格。本篇論文即為研究我國積欠工資墊償制度，探討積欠工資墊償制度之基本理論架構、我國積欠工資墊償制度設立之目的、制度運作及其成效，並對照國際勞動基準及英、法、德、日及香港等國家地區相關制度之優劣，冀求釐清我國工資墊償未來可能發展之方向。 本文架構將分成前言、工資墊償制度之基本分析、我國工資墊償制度、積欠工資墊償制度之比較、案例研析、我國積欠工資墊償制度應有之改革及結論等七個章節，主要針對制度沿革及理論架構、我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概況、各國工資墊償制度運作情形（包括：德國破產補薪制度、法國工資保險、英國國民保險基金之工資墊付、日本勞動福祉事業團工資援護及香港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未來工資墊償制度之趨勢等四大部分加以論述。 作者研究發現，各國對於積欠工資大多有特別的保護措施，一般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使積欠工資享有最優先受償權以保護勞工生存的基本權利。第二種是積欠工資墊償擔保制度的機制。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雖只是勞工保護制度的一環，但對勞工工資請求權的保護，卻扮演了最後且最關鍵的角色。該制度從「類似工資保險制度」演變為「公共救助」，行政機關採行政解釋方式，對人民權利義務之干預，作法上確有未妥，作者因此建議應訂定「特別法」方式解決。另外，我國有關被解僱勞工之保護目前仍未周延，對被資遣勞工資遣費請求權，就業保險法並未納入保障範圍，而資遣費關係勞工離開職場待業期間的生活所需，以目前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規定由雇主完全負擔，然雇主破產時勞工獲得給付者微乎其微。工資墊償基金之設立，應配合勞工政策全盤去思考，為落實勞工生存權優於財產權而受保護之觀念，應可參考各國立法例，納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保障範圍。

中共改革目的是要克服原有制度所造成的「低、平、亂、死」等弊病，藉以改善物質誘因，激勵勞動者的工作意願，促進勞動生產效率，加速經濟成長。本文的目的，在探討中國大陸地區於改革開放後，新的工資制度與勞動力資源配置的關係。 本文以迴歸估計大陸工資的決定因素，發現工資與企業經營效益掛鉤的結果，使得代表企業支付工資能力的上繳利稅能適當地解釋職工工資變動。勞動生產力不論在改革前後均未能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示勞動者顯然在生產過程中，並未分配到應得的工作報酬。代表制度面因素的虛擬變數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示政府的行政干預力量仍大於市場機制的運作。 本文進一步以Granger casaulity驗證工資與物價之間的關係。發現在改革之前，工資與物價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因果關係。改革之後，物價水準則直接影響到工資的變動，但工資推動物價上漲的情形則不明顯。 1978年以前，大陸地區各經濟部門貨幣工資之調整有惰性存在，而經濟景氣變動對貨幣工資的影響則微不足道。改革之後，儘管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仍受到政府較多的干預和控制，但在其他所有制經濟部門中，職工的雇用數量和工資的發放可說是完全享有自主權，如此較能表現出勞動市場的工資機制，人力資源可以獲得較適當的分配。

最低工資視為勞工政策，藉由政府立法方式且包含集體談判、公約，以確保勞工福利與權益。最低工資制度仍然為重大理論議題與政治辯論，許多國家都設有最低工資且設定標準繁多，有些按照年齡、任職期間、地區、行業別；例如在中國，以地區別方式來設定最低工資之標準。隨著經濟結構變化，投資環境不如以往，中國逐漸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中國在罷工與勞工短缺情況下，可能導致社會動亂，中央政府已計劃一個新的工資改革，順應世界潮流。改革目的在縮小貧富差距，藉由提高低工資之收入，規模擴大至中產階級，遏止過高薪資分配之不平等，所以在第12個五年計劃已經訂下目標，以調整最低工資，以改革收入分配。 / Minimum wages is a labor policy, whether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legislation, comprised of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 convention, ar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labor markets.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s the subject of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as well as political debate. Many countries have set minimum wage standards for various, no country can be exception in the work to establish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like China, mostly in age but also in some cases by job tenure, region, industry and occupation. With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quite complex than before and no longer cheap labor in China. China government has no choice but to revise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ld trend. Under the intensified discontent such as strike or labor shortage which could lead to the social unrest,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lanned to initiate a new wage reform. The reform is aimed to equality and narrowing the wealth gap by raising the incomes of the low-paid, expanding the size of middle classes, wiping out illegitimate incomes and putting a curb on excessively high salaries.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has set the target to adjust the minimum wage in order to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論文共分為六章，估計約有三萬五千字左右。第一章緒論，共三節，分別簡述本文的 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和架構。第二章工資，說明制定基本工資的目的，並討論實施基 本工資對勞工的影響，最後分析勞基法中有關工資的規定，並且檢討其在保障勞工權 益的成效。第三章工作時間與女工，分析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與女工的規定，並檢討 其是否配合實際需要，和可行性之高低。第四章退休：首先說明我國人口老化的趨勢 ，強調建立健全的養老制度的重要性，接著分析勞基法有關退休的規定，並檢討其在 維持一退休合理生活之成效。第五章實證分析，先說明資料來源，採用因素分析法分 析勞基法對廠商在雇用員工人數和員工平均薪資的影響，最後說明實證分析結果。第 六章結論與建議，乃結合經濟分析所得之結論與實證分析之結果，提出修正勞基法之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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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勞動市場基本供需架構，利用行政院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探討台灣地區工資結構與工資差異之變化。由基本資料分析發現，不同教育程度間的工資差異持續縮小，而此極現象主要來自供給面與需求面的變動。 在實証上，採用內積(inner product)法、分解(decomposition)法、及特徵根與特徵向量(eigenvalue and eigenvector)法分析發現，供給面之變勁主要是由於教育普及，人人追求高學歷，導致低教育程度者供給減少，高教育程度者供給增加，而此極變動是造成國中、高中程度中工作經驗屬於兩端者與高職、專科、大學程度中工作經驗屬於中間者工資差異縮小的主要因素：前者供給減少故工資上升，後竹供給增加故工資下降，所以工資差異縮小。另外，國中、高中程度中工作經驗屬於中間者與商職、專科、大學程度中工作經驗屬於兩端者工資差異縮小的主要因素，則為需求面之變動所致，而本文採用之需求變數為製造業多因素生產力指數，也因此發現台灣製造業的技術進步是屬於偏非技術性的技術進步，有利於低教育程度者，而不利於高教育程度者，故此項需求面因素縮小了高低教育程度間的工資差異。

A.C Pigou在1947年曾提出若以扭曲性租稅來籌措公共支出的財源時，租稅的課徵將會扭曲人們的經濟決策，產生超額負擔因而提高公共財提供的機會成本。因此我們就不宜再以公共財的重接成本作為決定最適公共財的依據，而應將扭曲性租稅本身可能造成的扭曲效果加以考慮。基於Pigou這項觀點，本文嘗試利用效率工資的模型，分析政府提供公共財並利用所得稅來融通時，對個人工作努力、廠商生產決策及勞動市場均衡的影響。然後試著導出在效率工資模型下，最適公共財提供條件的修正，並說明修正項目對最適公共支出水準的影響。最後將失業保險制度納入模型中分析，討論當政府以薪工稅(payroll tax)來籌措失業保險基金的財源時，失業保險制度對勞動者努力程度以及廠商生產決策的影響。

無

工資為大多數勞工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且由於勞動關係中從屬特性，工資較諸其他勞動條件具有更高保護的必要性。為了保障生產力較低的邊際勞工生活水準，許多國家紛紛制定最低工資相關法令；同樣地，我國也有基本工資制度以保障我國勞工的基本生活水準與維持社會公平正義。此外，基本工資制度對勞工就業所產生的衝擊，也逐漸引起勞工與社會大眾的關切，成為勞工問題中相當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基本工資制度作為勞工收入下限的有效性及其對勞工就業的影響。 在基本工資制度有效性的部份，本文利用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民國72年、77年、82年與84年的調查資料，估計適用基本工資部門與未適用部門勞工的工資未達基本工資水準的人數與比例，進行分析我國基本工資制度的有效性。根據估計結果發現，適用基本工資部門勞工工資未達基本工資水準的比例大於未適用部門的勞工，顯示出我國基本工資制度並無法有效作為勞工的工資下限。 在基本；資制度對勞工就業影響的部份，本文採用教育部電算中心的「EPS/AREMOS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資料庫」、「EPS/AREMOS台灣地區薪資與生產力統計資料庫」，以及行政院主計處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人力資源統計月報」等資料，並設立適合本文的實證模型，以普通最小平方法進行統計迴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基本工資制度對勞工的就業、勞動參與意願以及失業率的影響並非是全面性的，只對15-19歲男女性勞動群組以及全體男性勞工的就業比例和勞動力參與率有顯著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