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試圖在一個內生成長的理論架構下，去探討分紅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第二章中，我們設立一個商品市場不完全競爭的內生成長模型。在分紅比率為外生給定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分紅比率越高，對於就業越有利，但對經濟成長的效果則是不確定。此外，我們也探討在規範分析下的最適稅率。在第三章，分紅比率經由廠商與工會協商談判決定，藉著這樣的設定，我們成功的解釋為何失業與經濟成長率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並且，在一個分紅制度的經濟體系之下，工會化的程度與經濟成長之間並不存在一個單調的關係，而是取決於談判的方式。為了解釋廠商為何會有動機去採行分紅制度，第四章我們將效率工資引進一個採行分紅制度的成長模型中。經由分紅制度的採行，我們發現，效率工資可視為一個使經濟成長的動力。並且，我們發現，資本使用與經濟成長率之間存在一同向關係，但勞工的努力程度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則是不確定的。 / This dissertation is a theoretical attempt to examine the role played by share-based schemes in an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 In Chapter 2 we set up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the goods market. Given an exogenously-determined worker share, we show that while a higher revenue-sharing ratio attributable to workers will promote employment, it will have an ambiguous effect on the balanced-growth rate.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tax policy response to a revenue-sharing scheme and market imperfections, which are two market distortions. In Chapter 3, the worker’s share is determined via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a trade union and an employer federation.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role of revenue sharing and the bargaining institution, we successfully provide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s to why unemployment can be quite compatible with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in a share economy, unionization does not exhibit a monotonic relationship with growth. It also depends on the presence of revenue sharing and the bargaining institution. To explain why firms themselves could be motivated to accept revenue sharing, we introduce the efficiency wage into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 on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revenue sharing and their consequences on economic growth in Chapter 4. Specifically, our model comprises work effort and capital utilization. By virtu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ling, we show that work effort can serve as an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Of interest, we find that the balanced-growth rate is procyclical in relation to capital utilization, but it may be countercyclical in relation to work effort.

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一直以來是國家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財富集中於特定階級的現象，所得極化產生的弊端使得歐美國家不得不採取公共政策介入工資協商。其一是制訂最低工資迫使資方給付此等數額以上之工資，其二則是以一組工資政策制度設計令勞工能以集體力量就工資與資方進行協商（或連同政府形成三方對談），此二政策皆是在避免分配問題惡化造成社會不安，同時兩者皆是試圖對市場工資進行規制，因而在效果上有重疊的部份，功能上也相互影響。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或分由國家與勞資雙方各別制訂，或皆在勞、資、政三方協商下形成，並沒有一固定模式出現，端視該國工業關係而異。 基本（最低）工資政策在我國則因特殊的工業關係與強勢的國家機關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早期台灣的國家機關傾向追求經濟發展，在相對弱勢的社會團體（包含勞資雙方）之前對工資議題採嚴密控制的態度，避免工資受政治力量影響而造成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利益優勢受損，因而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採取謹慎調整、甚或不調整的策略。同時在工資政策上因工會的低度發展，工資協商只出現在少許產業，這使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水準，具議價功能的工會如此發展更是因為國家機關政治動員與經濟動員策略對工會功能造成的扭曲。因而在早期台灣基本工資政策的效用不彰，團體協商也受到普遍的漠視。 然而1980年以後巨幅變遷的國際與國內政經環境迫使國家機關必須調整其在工資議題上的態度。首先在國際間來自主要出口貿易國對貿易條件的異議使得台灣不能再以低工資為其發展策略，這使得國家必須正視勞動基準與工會發展的問題；其次，後進亞洲國家與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競價的結果使得低工資產品的獲利空間日益縮小，因而台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使得國家機關毋需再刻意維持低市場工資的局面，反而需要制訂出較高的勞動基準迫使勞力密集產業自然淘汰或遷往海外，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再者，國內政治民主化改變了國家-社會間的關係，蓬勃的勞工運動與變遷的政商關係使得工業關係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在1988年基本工資審議辦法通過後，基本工資政策便進入了逐年審議調整的制度化階段，政府試圖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勞工分享，降低發展過程中日益惡化的分配問題。但政院通過之基本工資與審議機制議定結果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制訂過程間不但各方在認知上有極大的落差，對制訂結果也是爭議不斷，這使得原先欲降低分配爭議的基本工資調整反而成為另一爭議的起源。 其中經濟部門不只一次表達廢除基本工資制度的看法，但我們可發現自1988年以後政府非但沒有廢止基本工資的跡象，其還是在爭議不斷的聲浪中逐年進行調整。我們認為政府對基本工資積極調整的態度與基本工資所連動的勞保投保工資有極大的關係。由於勞工保險在1980年代中期突然出現大幅虧損，同時人口結構老化、職業工會投保者日眾等結構性問題亦難以克服，逐年調整的基本工資便成為改善政府財政危機的一大利器。不過隨著外勞引進日增，同樣受到基本工資連動的外勞工資讓雇主團體對基本工資調整極為反彈，而諸多社會保險的開辦也令勞工團體在投保薪資調整上採取抵制的態度，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便是基本工資與其他工資脫勾及勞資自由協商的聲浪日起。 1996年政府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調整，自1997年起將原先基本工資的政策草案形成委由勞資雙方先行協商，再由政院通過基本工資調整案。基本工資決策權雖仍在行政機關之手，但政策形成卻讓勞資雙方有了更大的參與空間。不過，日後的發展卻也印證了本研究的觀察，勞資雙方在社會保險工資上有著共同利益因而達成基本工資脫勾的協議，甚至為迴避基本工資調整對外勞工資的影響，1997年的勞資談判反而形成了製造業調薪3%的協議。然而最終還是因為我國工資政策制度設計的問題，這項協議並沒有通過，而基本工資調整還是回歸至行政機關完成。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由於國家機關自主性與工業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使得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80年代之前，國家強大的自主性與組織勞動者的弱勢使得國家機關能夠充分遂行政權穩定與經濟成長的目的，國家機關排除任何影響工資決定制訂因素的結果使得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幅度，卻也使得基本工資處於長期僵化的局面。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工業關係的轉變，國家機關漸需正視民間社會對社會正當性的要求，合理分配利益的呼聲也日起；同時，國際政經環境的變遷也使得低工資出口的優勢不再，甚至可能因而生成貿易失衡的問題。這些因素皆使得政府在勞動政策上做出一連串改變，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即是基本工資政策制度化與逐年調整原則的生成。但政策形成開放民間參與使得國家機關在制訂基本工資政策上的自主性逐漸降低，勞資利益衝突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社會安全網絡財政危機的加劇與外籍勞工的開放引進也為基本工資調整增添新的變數，進而影響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使得台灣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迥異於歐美國家的面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章 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一節 最低工資政策演進、概念與模式 一、工資制度之歷史演進 二、基本工資的政策概念與政策模式 第二節 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三章 理論架構 第一節 理論觀點--國家理論 一、社會中心觀點 二、國家中心觀點 三、Block與Offe的國家理論 第二節 研究途徑-歷史制度取向 第四章 台灣基本工資政策之形成與持續（1956-1987） 第一節 從經濟管制到經濟計畫 第二節 政策草案階段 第三節 低工資政策制度設計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與轉變（1988-1996） 第一節 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勞動政策的轉變 二、工業關係 第二節 制度化的基本工資政策 一、基本工資政策轉變的背景 二、基本工資政策的制度化過程 第三節 基本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基本工資公式政治化 二、外勞工資之因素 三、勞保財務因素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目

近年來，兩岸貿易限制漸漸減少並積極簽訂ECFA等經濟協議，赴大陸投資的企業逐年增加，相對地臺灣勞工至大陸工作者亦隨之與日俱增已呈常態。臺灣勞工欲前往大陸工作之人數節節攀高，相反地薪資給付額度卻漸漸下滑，相對地勞動權益是否會受派駐大陸而產生衝擊是本文欲探究的問題。我國在無任何調動法令下，企業間調動已陸續在勞資間發生問題與爭議，同時間勞工面臨企業間與國際間的調動，是以何種方式派駐，為勞雇間法律關係是否有產生什麼變化，而勞工既有的勞動權益在工資、退休金、職業災害與解僱保護方面將如何受到影響，是本文欲探究的研究核心。 本文研究內容如下： 本文先以具有關係企業或子公司於大陸的企業或集團企業為研究對象，藉由深度訪談了解多家企業派駐勞工至大陸工作的型態與方式，歸納出以下三種型態：調職派駐、離職派駐與長期出差，並逐一釐清我國各種派駐型態之法律關係。同時，由訪談內容歸納出我國企業派駐勞工至大陸時，因派駐讓勞工在工資、退休金、職業災害與解僱保護這幾方面可能遭遇之問題，並在後續以不同的派駐型態檢視對各種問題的影響。 對派駐大陸對勞動權益影響之探討分述如下：首先以工資之原理探討受派駐產生的派駐津貼等多樣給付是否可認定為工資，同時以上述三種型態檢視對工資認定帶來的影響，並輔以學說與判決加以分析；其次，檢視不同派駐形態對我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勞基法退休金與勞退條例等退休金各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職業災害部分，先以三種型態在職業災害雇主責任該如何歸屬，同時探究於大陸派駐期間之災害是否皆能認定為職業災害，還是亦與臺灣相同須符合職業災害要件始能認定為職業災害；最後則是探討解雇保護制度，受派駐勞工欲提早回任者，企業可否以勞基法第11條予以解雇，及包二奶、婚外情等私人因素，可否作為解僱勞工的要件。 針對上述探討的議題整理出派駐型態之特色與新興現象，並對集團企業之雇主責任、我國人力統計等議題提出筆者的建議。

傳統租稅理論忽略了商品的不可分割性對租稅設計造成的影響。有鑑於此，本論文在商品具有不可分割性的情況下，探討各種租稅政策工具 (商品稅制、所得稅制與混合稅制) 下的最適租稅設計問題。 第二章在傳統Ramsey (1927) 架構 (代表性消費者) 的經濟體系下，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後對最適商品租稅設計的影響，並與傳統Corlett and Hague (1953) 課稅法則、逆彈性法則以及Sandmo (1974) 單一商品稅率的結果作一對照。研究顯示： (1) 給定稅後消費者會購買不可分割財下，最適商品稅的訂定取決於門檻限制式是否產生作用。當門檻未受限時，最適商品稅的課徵將以不可分割財的課稅為優先，而且對該財的課稅將使得以政府稅收衡量的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水準等於一，進而使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沒有存在的必要；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代表性個人的工資水準上，因而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將使得以政府稅收衡量的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水準小於一，進而使傳統可分割財的課稅會對受補償最適門檻的受限產生放寬的效果，存在福利增進的空間，因此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有存在的必要。 (2) 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優先於Corlett and Hague (1953) 課稅法則的考量，而當門檻受限時，則需額外考量門檻受限與休閒互補性的相對效果；逆彈性法則仍舊成立；而Sandmo (1974) 最適單一商品稅制模型的穩固性值得商榷。 第三章在連續多人體系的架構下，探討傳統可分割財及不可分割財之商品稅制與消費多寡、消費與否等決策間的交互作用，並決定出最適的商品租稅結構。此外，進一步探討當不可分割財存在兩種品質時對最適商品租稅結構的影響。研究顯示： (1) 最適商品稅制會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 (同時涵蓋傳統可分割財消費數量多寡與不可分割財消費與否的反應) 的影響，當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為零時，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應使消費該財的高能力族群之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等於一；當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為負 (正) 時，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應使消費該財的高能力族群之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小 (大) 於一。換言之，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只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然而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除了會受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外，還包含傳統稅制對可分割財的消費扭曲效果及所得重分配效果之考量。 (2) 當不可分割財存在兩種品質的差異時，消費者購買高、低品質的不可分割財將分別對應高、低品質的工資門檻，除了高品質不可分割財的最適稅制 (只取決於高品質門檻消費者的行為反應效果) 之外，低品質不可分割財與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稅制均會同時受到低品質門檻消費者與高品質門檻消費者之行為反應效果的影響。 第四章係在傳統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線性商品稅與線性所得稅之混合稅制的架構下，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後對最適混合性租稅結構的影響，並重新檢驗商品稅存在的價值性。研究顯示： (1) 假若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存在消費差異性，則最適混合性租稅的課稅法則與工資門檻限制式是否產生作用有關。當門檻未受限時，最適稅制的課徵將以定額移轉性支付政策與不可分割財的課稅為優先，而且該兩種租稅工具的最適水準可將所得重分配到極致，使得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最適商品稅制不會是單一稅率；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高能力者的工資水準上，因而使得最適線性所得稅及不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無法達到最佳租稅政策的目標，然而此時傳統可分割財的課稅會對受補償最適門檻的受限產生放寬的效果，存在福利增進的空間，使得傳統可分割財的租稅工具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如此最適商品稅制不必然是單一稅率。據此可得，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最適單一商品稅率的結論未必成立，換言之，差異性的商品稅有存在的必要；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對該財消費抑制指數之決定均與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所指的所得重分配效果無關。 (2) 假若兩類型消費者稅後均購買不可分割財，且當門檻受限時，最適稅制應使得工資門檻值受限在低能力者的工資水準上，給定最適線性所得稅，傳統可分割財的最適課稅對該財消費抑制指數之決定，除了取決於傳統所得重分配效果外，還受到消費者所得淨社會邊際效用的平均水準與受補償最適門檻的邊界效果之影響，該結果迥異於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只取決於所得重分配的結論。 第五章係在傳統線性商品稅與非線性所得稅之混合稅制的架構下，先探討引進不可分割財對純粹最適非線性所得稅結構的影響，然後再重新檢驗商品稅存在的價值。研究顯示： (1) 在最適非線性所得稅制以及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的消費存在差異性的情況下，當工資門檻受限時，將得到高能力者所面對的邊際稅率為負的結果，此一結果有別於傳統理論認為高能力者面對的邊際稅率為零的觀念。 (2) 給定最適非線性所得稅制以及稅後消費者間對不可分割財存在消費差異性的情況下，當工資門檻受限時，對不可分割財進行微量補貼，雖然無法放寬模仿者自我選擇的誘因限制，但卻可透過對高能力門檻限制式的放寬，進一步改善柏拉圖效率，因此商品稅有存在的必要；該結果不僅異於傳統『商品稅無用論』的觀點，亦與傳統上商品稅的價值建立在其能夠放寬模仿者誘因限制的功能之結果截然不同。

本研究檢視以下兩項議題之研究：高管薪酬以及異常高管薪酬對職工工資的線性及非線性影響，以及所有權型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對前述兩者關係之影響。而實證結果發現，高管薪酬及職工工資皆與公司績效呈正向相關，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亦會影響其薪酬水準。若以董事會獨立性與是否設立薪酬委員會做為公司治理良窳的指標則與高管薪酬的水準為正相關，但董事會獨立性與職工工資無關。另外與高管薪酬不同的是，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會提高職工工資的水準，但對高管薪酬的影響並不顯著。對所有權型態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及職工工資皆大於非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 最後，本研究對發現異常高管薪酬與職工工資的關係呈顯著正相關。而就任職於國有企業的職工與就職於民營企業的職工相比，若其服務企業的異常高管薪酬皆屬於每年前20%者，二組的職工工資並無顯著差異。但是，若其服務企業的異常高管薪酬皆屬於每年後20%者，則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會大於民營企業的職工工資。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issues: the effect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abnormal executive compensation on salary, and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on the relations of two types of compensation and sala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of companies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enjoy higher compensation and salary. Moreover, the marketization level can affect the level of compensation and salary.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independence level of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ensation committee both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executive compensation. However, the independence leve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no effect on sala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alary level, but has no effect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For all the ownership types, all other conditions remain constant,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salar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states that abnormal executive compensation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alary leve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laries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non-state enterprises if the abnormal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elongs to the top 20% of the sample each year. Conversely, if abnormal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elongs to the last 20% of the sample each year, the salar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state enterprises.

本文是以Candel-Sánchez and Campoy-Miñarro (2004)的績效契約制訂為基礎 ，開放單獨由政府制訂契約的假設，賦予央行與政府部門雙方皆具有談判力，並利用Nash談判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做出最適績效契約。此外，我們也討論政府央行的談判力、對薪資的偏好和央行官員保守度在不同工資調整指數下與最適績效契約之間的關係，並分析能影響產出及通貨膨脹穩定性的因素。 經本文的研究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政府的談判力愈大績效誘因基數愈大，此時能有效抑制通膨產生，但是同時也會使產出下降。當工資調整指數趨於零時，政府的談判力將不會對產出造成影響只會降低通貨膨脹率。 央行官員若是愈保守愈重視通貨膨脹帶來的效用損失，會使績效誘因基數下降。其中，本文的分析與Rogoff (1985)的有相同的結果，增加央行官員的保守性雖有利抑制通膨且增加通膨穩定性，另一方面卻打擊產出水準同時會使產出易受外來衝擊的影響。當工資調整指數愈低時，央行官員的保守性也會對績效誘因基數的變動愈大。 央行官員愈關心薪資收入多寡，績效誘因基數就愈低，但是對通貨膨脹與產出的影響則須視談判央行對薪資的偏好程度與最適誘因基數大小而定。政府愈在意營運成本，談判出的最適績效誘因基數會愈低，而且會同時造成通貨膨脹率與產出的上升。 在討論經濟穩定性時，我們發現僅有央行官員保守程度、工資調整指數與隨機干擾衝擊的變異數會對產出及通貨膨脹率的穩定性造成影響;但納入談判協商得到的績效誘因基數，並不會造成經濟體系的波動。我們也發現本文與Rogoff (1985)的結論相同之處在於央行官員極度保守時會完全消除通貨膨脹率，但是會使產出完全反映隨機干擾項的衝擊。

本研究以上海市社會局為主體，探討其從1945年10月至1949年4月間各項業務執行的情況及其市民生活的關係。首先從社會局的職權與人事談起，社會局最早成立於1927年7月，負責農工商業相關行業的註冊、處理勞資糾紛與相關統計。一年後職權增加了對人民團體和社會福利機構的管理，也負責各種度量衡器具的檢定，戰後再增加糧食管理及書報影劇審查兩項工作。就人事方面而言，社會局局長以吳開先在任的時間最長，同時他也出任市黨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另外針對1948年社會局全體公務員的學經歷進行分析，發現49歲以下的職員占絕大多數，以學歷而言，超過半數的男性職員受過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女性職員是以中學學歷者占多數，附屬機構的公務員則更年輕，學歷也相對較低。與戰前的社會局相比最大的特點在小學以下的成員大幅減少和隨著局長異動而大量換人的情形也不復存在。 本研究的其他部分皆與社會局如何執行它的職權有關，分為四大主題：(1)報紙、雜誌、通訊社審查；(2)電影戲劇審查；(3)調整工資及調解勞資爭議；(4)對人民團體的管理。 在報紙、雜誌、通訊社審查部分，共舉行了三次大規模清查措施，只有1949年3-4月的「報刊總清查」才有比較主動的抽查措施。在獲准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越晚獲得許可的刊物轉呈次數越多，可見社會局沒有最終決定權。在沒有獲得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中，社會局常以「申請手續不完整」的理由(包括各種文字)讓申請案無法通過，數量上甚至多過發行後才被查禁的。 社會局對電影影片的審查是某種形式上的複審，重點是核對內政部發給的准演執照是否相符。劇團、票房和俱樂部審查強調的重點是表演內容，包括所有劇本、科白與節目流程都要申請核准方能表演。總計3202部電影中未通過審查的只有28部，凡是有墮落的、不符現實的場景與情節都會被要求刪減或修改。劇本審查方面，可能出於受戰爭影響無暇創作或比較容易通過審查，大多以重演舊的劇目為主。 工人工資的調整以市政府每月發佈的生活費指數乘上1937年6月的底薪為計算方式，與糧食價格互相比較，貨幣購買力逐確實漸下降，使得多數工人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勞資爭議越來越多。而就勞資爭議進行分析，以有沒有發生罷工停業分為兩類，有罷工停業的案件有589件，沒有罷工停業的則有5521件。就行業類別來看，與上海的產業結構相符，以紡織業最多。從具體的個案討論中，社會局確實努力促成和解，但卻沒有能力預防與阻止勞資爭議與暴力衝突。 人民團體分為資方的同業公會、勞方的工會、與一般民眾的社會團體，三者的數量在戰後四年間皆有顯著的成長。從電影院公會的例子可以看出，公會與社會局爭執的焦點在票價的調整，還有公會也必須負責各種臨時性或經常性的賑災捐款。相關資料也顯示，社會局對於勞工福利設施推行不力，也無法控制工會基層組織，在那些被共產黨吸收的工會中，社會局只能在警察局取締之後，解散工會再加以重組，無法有效防止共產黨的滲透。社會團體的問題在於社會局僅僅做到登記的工作而無法加以有效的管理，即使是國民黨成立的團體也是如此。 整體來說，社會局在這四年的時間裡，雖然進行很多種的社會統計，也透過機關刊物向民眾進行法令宣傳，但被動的登記成效比較好而主動執行力不足，其中又以無法有效防止勞資爭議與積極管理各種人民團體為主要缺點。 / This thesis draws on archival data from Shanghai’s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Shehui ju 社會局) to examine how this organization undertook its duties between October 1945 and April 1949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lives of ordinary citizens. Founded in July 1927, the Bureau was ini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resolution of wage disputes, and compilation of business statistics. It was subsequently burdened with additional duties, including the oversight of civic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of measurement tools, regulation of foodstuffs, and 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The thesis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Bureau’s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personnel. Director Wu Kaixian had the longest incumbency of all the staff members, and also served as a commissioner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MT’s City Party Office. In terms of the backgrounds of public servants who worked at the Bureau, the data collected indicates that in the year 1948 most were less than 49 years of age. Over half of the male civil servants had received various higher education degrees, while the most of the women merely had secondary educations.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Bureau’s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were generally younger and had lower educational levels.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study differed from the prewar years in witnessing fewer people with only preliminar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hile personnel changes became less relevant following the appointment of new Directors. The rest of the thesis centers on how the Bureau executed its authority and carried out its duties,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being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1) Censorship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news agencies; 2) Censorship of motion pictures and dramas; 3) Reconciliation of wage and labor disputes; 4) Governance of civic organizations. Three large-scale censorship campaigns involving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news agencies were undertaken, but only the “General Censorship” from March to April 1949 witnessed proactive measures. In considering censor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t seems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at the latter publications were released more often than being transferre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Bureau did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make final decisions. The reason given by the Bureau for banning certa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from publication was usually “incomplete application procedure.” The quantity of such publications was even greater than those banned after publication. The Bureau’s process of re-examining motion pictures focused on the validity of licens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The criteria of censorship adopted by theatres, box offices, and clubs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performance content, including scripts, voiceover, and program rundowns. Of 3,202 movies examined by the Bureau, only 28 failed to pass, with discouraging and unrealistic scenarios usually being deleted or modified. Most of the adopted scripts were somewhat dated, perhaps due to wartime lack of creativity and productivity.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bor wages was based on the product of the government-issued monthly cost of living index multiplied by salary levels of July 1937.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ising food price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roved relatively low, which rendered blue-collar workers less able to sustain their families and sparked increasing wage disputes. Such conflicts can be categorized by whether or not they resulted in strikes, with those triggering strikes numbering 589 and those that did not 5,521. Like Shanghai’s overal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textile industry led others in terms of such disputes. The Bureau did intervene by trying to promote reconciliation, yet it failed to prevent such disputes and resulting acts of violence. Civic organizations included employers’ associations, labor unions, and ordinary social groups formed by citizens. The number of all three kinds of organization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s can be seen in the case of the Cinema Association, the major point of conflict between Bureau and the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adjustments of ticket prices and the Association’s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for all kinds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on a regular or temporary basis. The records reveal that the Bureau was not serious about the welfare infrastructure for laborers, and proved unable to control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f the labor unions. The Bureau could not prevent the Communist Party from exerting increasing influence over unions, but did dissolve them after police crackdowns and then attempted to reorganize them. The main issue with these civic organizations was that the Bureau was only in charge of registration yet proved unable to manage effective mobilization, a phenomenon that applied even to those organized by the KMT. In conclusion, the thesis argues that during the four years covered by this stud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ureau was able to compile extensive sociological statistics and disseminate rules of law via its publications, its ability to execute policy decisions turned out to be far less effective. Moreover, the Bureau could not effectively suppress labor disputes and mobilize relevant civic organizations.

本研究主旨是從人力資本理論以及勞動市場條件的觀點，來探討原、漢族群的工資不平等之現象根源。長久以來，原住民從成長、學校教育，到進入職場，莫不受各種條件的不足所制，以至於與主流社會的社經處境有難以克服的落差。本研究採用2007年「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三次」階層組以及休閒組調查，和2007年「臺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研究」，三筆具代表性且規模相近的面訪資料、共2393位私部門受雇者來加以比較。透過群體加權校正，本研究首先透過多元迴歸與交互作用分析，來探討兩族群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市場條件與工資取得高低之間的關係。接著，再以經Heckman校正Blinder-Oaxaca差異分解，來分析兩族群工資落差中的結構與現象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勞動市場條件能說明原住民族與漢人之間，確有工資上的族群歧視現象。原住民教育的工資報酬率在義務教育階段後即無顯著效果，而不同於漢人能持續成長；不論是年資、職業聲望或是工作型態，原住民的工資報酬率都顯著也比漢人低落，且影響更勝教育差異。這些現象即使是在差異分解校正結構差異後依舊存在。是故，既有量化研究除了從教育面向來探討原、漢族群社經不平等之外，實應持續重視原住民族進入職場後，所面對的勞動市場問題。 /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wage gap between aborigines and Han Chinese in Taiwan.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on the wage gap. Throughuot the life course trajectories of 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aborigines in Taiwan persistently face dire straits, resulting in insurmountable soci-economic gaps with Han Chinese. The data sources of the research are from Taiwan Social Changy Survey (TSCS) 2007, Phase 5, Wave 3: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module and The Leisure Time module, and Social Change and Polic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Survey (TIPS) 2007, which are representative to the adult population in Taiwan. The total sample sizes are 2393 employees in private sector and roughly equal in size between two ethnics. With weighting, regression interaction effects were estimated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on wage differences between aborigines and Han Chinese. Moreover, the research uses two-steps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to correct selection bias of labor marke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to analyze the ethnic disparities in wage. The finding of interaction model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can explain the wage gap and revea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borigines. While only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aborigines’ wage, Han Chinese could benefit from all stage of education. Job tenures, occupational prestiage, and employment types are more benefitical to Han Chinese than to aborigines, and the impacts of these factors on wage are greater than education. These result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ther than education inequality, the finding of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ies of ethnic disparities in soci-economic inequality should concern more about ethnic differences in labor market conditons.

本論文將勞動市場的狀態過程說明非常完整，即是勞動者的搜尋過程、工作配合過程都是詳細介紹其理論背景，以及實証的結果。由於，在勞動市場上，由於勞動者與廠商之間的訊息不完全，造成勞動者與廠商兩者之間往往無法一拍即合，而導致勞動者可能離職他就，廠商亦可能另聘高明，於是工資變動與工作異動就成為經常看到的現象。 在本文研究勞動者工作異動的情形，在理論模型上是以工作契合理論為基礎，而要討論工作契合理論的基礎則必須先知道Lippmam與MaCall(1976)所提出的工作搜尋理論。因為工作契合理論又是以工作搜尋理論為基礎，因此在理論模型上必先討論工作搜尋理論，進而討論工作契合理論。 文中研究主要藉由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高希均教授與林祖嘉教授於八十四年四月至八十五年六月期間針對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專上畢業生的資料，分析全体專上畢業生、女性專畢業生與男性畢業生在工資、工作契合期間與勞工離職率決定以及動態行為決定。並且我們把這些資料分為四大類基本資料：個人背景資料、工作配合資料、人力資本資料與工作特徵及其基本資料。在工資的模型方面則利用一般的最小平方法來估計，因為假設市場上的工資分配為一常態分配，是一般實証文獻常用的。就勞工的契合期間，我們運用林祖嘉(1991)的模型，本文則用在勞動者的離職率與工作契合期間的決定。我們分為四個模型，分別是：Weibull、exponential、lognormal與logistic四種分配。在勞工離職方面我們運用了Cox(1972)的比例危險率模型，Lynch(1991)首次將之運用在勞動者工作異動的決定，除此之外，我們也進一步的討論工資、工作契合期間與離職率的進一步的動態的分析。

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經濟理論中是相當熱門的議題，它代表了讓地主國（host country）國資本累積、技術進步在短時間內快速增加的可能，因此許多國家往往會採取某些吸引外資的政策，再搭配國內制度或是貿易政策的改變，以追求經濟成長。然而，外來直接投資對地主國可能產生的所得重分配的影響，本文即是對此做一深入探討，並以台灣製造業資料來研究外來直接投資是否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的情形。 研究期間從1981～2004年共24年，依產業特性將製造業分為十大類，分別採取兩種不同的迴歸模型，包括自我迴歸落遲分配模型（auto 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 model）與縱橫資料（panel data）迴歸模型等。實證模型上由生產理論出發，選擇作為解釋工資不均等的變數包括外人直接投資比例、出口比例、進口比例及產出成長率等四個變數。由實證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1）就個別產業來看，FDI對台灣製造業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並不一致，反應出產業特性不同，FDI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盡相同。其中FDI會惡化皮革與毛皮製造業的工資不均等情形，減輕橡膠及塑膠製品製造業與非金屬製品製造業的工資不均等情形，對其他製造業則是無明顯影響。 （2）就整體製造業的情形來看， FDI對工資的不均等的淨效果為正，但效果不大；出口、產出成長率有輕微使工資不均等擴大的情形，而進口則是可輕微縮減工資不均等的狀況。 （3）若是將十大製造業依產品特性區分為「民生」、「化學」、「機械」電子等三大工業，則可以發現FDI對民生工業有明顯擴大工資不均等的情形，在其他兩大工業則是無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