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獻上有關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的研究，多半獨立進行。近年來，有些學者體認到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其實是相互影響，而非互不關連，方有將兩者結合研究的趨勢。 　　本文即在探討工資調整與外匯干預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共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在「同質勞動且資本完全移動」假設下，探討當局最適外我匯干預與最適工資詷整法則的制定以及之間的相互影響。第二部份則建立等損失曲線的概念，重新詮釋第一部份所得的結果。第三部份進一步將“勞動異質”與資本移動程度考慮在內，以了解兩者在當局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角色。茲將本文主要結果摘述如下： 　　1.政策工具間的相互影響具有不對稱性，需視干擾來源而定。同時，由於政策工具間相互影響的不對稱性，兩政策工具對付各種來源干擾的能力勢將有所不同。在本文架構下，最適外匯干預政策應用於穩定貨幣、國外物價、國外利率干擾，最適工資調整法則應用於穩定實質供給面干擾。 　　2.「等損失曲線分析」具有兩點特色：第一、以相當對稱的方式解釋當局最適外匯干預與最適工資調整法則的訂定，第二、將當局係依據損失極小化決定最適政策的精神表露無遺。 　　3.勞動異質對最適政策的影響視干擾來源、勞工團體採用工資指數的情形及當局賦予產出波動的權數而定。其中，就「勞工團體採用工資指數的情形」一項而言，若只有部份蔻力採行工資指數，勞動異質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兩種類型勞工團體採用相同的工資指數，勞動異質將變得較不重要。

本文主要就日本與我國關於工資債權保障制度作一整體之討論與比較。首先，就日本勞動基準法及民法、倒產法制關於勞動者之法定優先清償權利制度，分析該制度制定之理由、種類以及到目前為止的變遷過程。另一方面，則就日本工資支付確保法所規範之工資債權履行制度加以介紹，並分析該制度之基本問題、具體內容及相關配套措施。最後，藉由上開日本相關法制之討論，對我國現行相關制度進行分析研究與整理，以探討我國工資債權保護規範應有的制度設計及應注意的相關問題。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已開發中家若開放貿易會減少其國內低技術勞工的需求，降低低技術工的相對工資，進而惡化該國的不均度。反之，開發中國家若開放貿易會增加其國內低技術勞工的需求，提升低技術工的相對工資，進而改善該國的不均度。這個理論在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開放歷程中獲得印證。但拉丁美洲各國在1980年代中期採行貿易自由化政策的結果，卻使該境內各國的工資不均度產生惡化的情況。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大陸及其他低工資國家於1970年代末開放貿易、進入國際市場這一事件，是最可能導致東亞及拉丁美洲各國工資結構發展不同的主要原因。 　為了檢定「大陸開放貿易是導致東亞及拉丁美洲各國工資結構發展不同的主要原因」之假設，本研究採反證法將大陸的基期關稅調整為1984年大陸未申請復關時的關稅水準。若上述假設成立，則在大陸未開放市場的情況下，拉丁美洲各國之工資不均度應下降。 　研究結果發現1.中國大陸貿易自由化與否對東亞各國之影響顯著大於拉丁美洲各國； 2.大陸提高關稅對成衣業及紡織業所造成的衝擊最大； 3.大陸改革開放與拉丁美洲工資不均惡化並無直接關係。而造成此結果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大陸與拉丁美洲各國的出口相似度極低，兩地區在出口市場的競爭程度並不如一般想像中高。

目前臺灣女性平均工資遠低於男性，約只佔其百分六十五。社會一般認為此現象主要是由勞動市場歧視(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所造成，不過我們卻發現在決定工資的重要經濟變數中，男女的終身勞動參與有非常大的差異，而此差異很可能才是男女工資的主因。在假設一個人的預期終身勞動參與 (Expected lifetim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人力投資和工資收入三者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之下，本文利用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證明了一個追求終身所得現值最大化的個人，其人力資本投資與教育職業選擇取決於他的預期終身勞動參與庀度；另外，本文也從實證上發現當婦女真的離開勞動市場時，離開期間將與工資萎縮率(Atrophy Rate)成正比；受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的婦女們，其離開勞動市場一年，不考慮預期因素的工資損失率為0.4%；受高中、高職教育者的每年工資損失率為3.7%；而受大專以上教育的婦女們則為3.8%。總之，本文的目地在證明間斷性勞動參與(Intermittent Labor Paticipation) 乃是造成女性工資偏低的主因。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所以「出 口」在台灣始終是個重要的課題。而貿易面對的是各國之間激烈的競爭，不宜排除其 他國家，而單獨估計台灣的出口函數，所以我們選擇了經濟發展程度及型態均類似的 亞洲四小龍，及近年來急起直追的中國大陸，形成一個聯立體系，主要利用１９８３ 年至１９８８年六月，美國海關稅則（ＴＳＵＳＡ）磁帶，得出四小龍及陸的對美出 口及美國進口的資料，選擇台灣輸美＋產業，聯立估計五個地區，各產業的出口模型 。 本文研究重點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以二段式的方法，依產業別，同時估計五個 地區的出口函數，第一階段分別估計各地區匯率及工資變動影響出口單價的遞延分配 ；第二階段以前階段得出之出口單價估計值，聯立估計各地區出口單價對出口值的影 響。第二部份：採用KOHLI （１９８５）的方法，求出各產業、各年、五個地區相互 間的替代彈性，可以看出各個期間同一產業內，各國替代互補消長的情況。第三部份 ：運用第一部份估計出來的結果，模擬各種情況下可能產生的結果，尤其針對台灣、 韓國匯率相對變動大小對出口的影響。 本文架構包括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第二章文獻回顧、對模型的設定、 遞延型態、替代彈性作一有系統的介紹；第三章為理論架構篤實證方法；第四章列出 實證結果，並與前人的結果作一比較；第五章為結論，對十大產業作一綜合性的分析 ，並列出研究限制。

在現代經濟體系下，勞工問題與經濟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政府於民國四十五年開始施 行基本工資以來，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但國內對於基本工資對於經濟層面的效果甚 少深入探討，故本文以實證分析為重點。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約有三萬伍仟字。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好象與實證分析所採行的估計方法以及 本文架構。 第二章：探討我國基本工資的起源與實施的經過，自實行至今有七次的調整，期間有 逐漸縮短的跡象。其適用產業的涵蓋範圍是完全的，佔製造業的每人每月平均工資的 比例不及二分之一有偏低之現象。 第三章：為國外的最低工資的研究，介紹最低工資對於經濟體係的衡擊效果，可歸結 為三大主流：ぇ對失業、就業的效果，其研究方向已由傳統的簡單供需模型、獨買模 型、震撼效果轉變為對兩部內模型的探討，え對工資結構的影響－因有工資比較效果 存在，致使提高一般工資，ぉ對不遵循誘因的探討。 第四章：台灣的實證分析，雖然基本工資的衝擊效果是多層面的，由於資料的限制， 故只針對就業、失業與勞動參與的探討，所採用的資料為未季節調整的季資料，是以 普通最小平方法為估計過程，實證結果：對於15∼19歲與20∼24歲的女性組群來說其 就業會增加但不顯著，失業效果不明顯，對男性則勞動參與會顯著減少。 第五章：結語與建議，我國廠商對於遵循法令意願並不是很高，應配以嚴格的檢查與 處罰以達到保護勞工的目的。由於各產業的勞動品質並非齊一的，對大多數勞工來說 低基本工資並無實質意義，也許可依各產業之性質設立不同之合理基本工資以達到提 高勞工之福祉。

民國60年間，房地產介紹人開始出現不動產交易市場上，民國73年經濟部開放房屋介紹公司辦理登記。「經紀」即一般大眾所稱之仲介，「仲介」一詞係太平洋房屋引入日本三井公司的制度與技術後，才開始在國內被沿用。民國77年將不動產經紀業劃歸內政部地政司管理，同時經濟部也在民國76年修訂商業團體分業標準，增列房屋仲介商業，並核准設立公會。不動產經紀業自民國73年4月經濟部正式開放登記以來，成為一項人力密集且專業走向的典型服務業。 依照統計報告指出，從91年至95年中，國內許多企業雇員減少的情況下，卻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投入不動產經紀業。可瞭解近年來不動產經紀業需要大量勞力投入，而91至94年不動產及租賃業勞動者之平均工時增加，至95年下降，工資為逐年下降。顯示出雖然勞動條件不斷的降低，從業人員卻不斷的增加；工時與工資對勞動者來說是最重要的勞動條件，勞動者更是賴工資以生存，故此，本文欲深入瞭解國內不動產經紀業從業人員之現況，瞭解其中之原因，願能對不動產經紀業從業人員之勞動現況有更深入的瞭解。 整體而言，我國不動產經紀人在勞基法的適用上尚有許多仍待調整的地方，而不動產經紀人之勞動權益也待改進，若法令難以彈性化，企業主則必須以其他手段來改善其適法之困難。如以商業保險來加強職業災害補償之不足。而政府之方面，由於在立法上難以同一法令適用於勞動型態繁雜之服務業，而若以特別立法之手段來因應服務業之各樣態則在程序上必須花費許多時間而無法及時的解決問題，因此，以加強集體協商之方式交由勞工群體與雇主團體自行協商或許可在制度繁雜的不動產經紀業中找到一個可統一的大方向，也可讓勞工與雇主不再無所適從。 /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port , from 2002 to 2007 , a lot of enterprise's employees reduced, but more and more labourers throw into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The labourer's working time increased from 2002 to 2006, the salary were reduced year by year. Though the reducing with constant labour condition, and labourer's number increases continuously; Man-hour and salar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labour condition to labourer , the labourer hangs on the salary in order to survive especially, so, this paper want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brokerage's staff members of the domestic real estate in depth, understand the reason among them, wish to have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real estate broker .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labor rights consequence of Real Estate Brokerage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search,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 Standard Law , and using case stud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ctual effects of labor rights. Roughly, real estate broker of our country have many things that need adjusting in laws. It is difficult in legislating to be suitable for all service trades , and legislating will spend a lot of time but cannot solve problems in time. Therefore, Transfered to labourer's groups and employer's groups to consult and perhaps can find the solution by oneself . KEYWORDS: real estate broker , protection of employeement , work-hour , wage .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幅度之決策過程，在民國86年7月時，產生了重大的變革，以往之基本工資調整幅度都是由勞委會組織—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率及二分之一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率，做為每次調整基本工資的依據，然後報行政院院會核定，但自民國八十六年起，勞委會決定開放勞資團體進行協商，如協商不成最後的核定權在行政院，所以行政院可以視為勞資雙方利益團體投入其遊說支出以產生政治影響力的地方。 　　本文即考慮勞資團體在基本工責制定的協商過程中，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並且進行協商和遊說的過程，當給定政府在遊說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後，可以去求得勞資團體在協商過程中的最適策略，在文中採用訊號賽局理論的分析方法，最後產生一個separating equilibrium，說明勞方可以根據資方所傳送的訊號去正確的猜測到資方所擁有的私人資訊，結論為如果政府在求社會福利極大化的目標下，可以藉由勞資團體減少其投入遊說的成本而達成，因此政府應該在社會福利函數中給予資訊弱勢團體較大的權數，或是限制政府取得資訊的來源，預期將可以減少利益團體投入遊說的成本而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

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金額逐年增加，且在1991年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後，大陸低廉的工資、潛在廣大的內需市場及文化的相似性，使得對大陸投資一直是占我國總對外投資相當高的比例。由於台灣的對外直接投資有62%在製造業，且製造業提供了相當多的就業量，因此當對外直接投資增加時，會使我國就業水準發生改變，進而會影響本國勞工的相對工資。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從1981-2004年製造業直接對外投資對台灣工資不均等的影響。由於考慮到工資僵固及解釋不足的問題，在實證估計時，我們同時放入了解釋變數的落後期來跑迴歸，並利用時間序列的自我迴歸時間落差分配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估計出各別產業下對外投資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以及採用包含橫斷面(cross section)及時間序列(time series)兩種特性的縱橫資料(panel data)，來看所有產業的影響。其結果得到如下： 一、各別產業方面：在包含各期的聯合檢定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非金屬及礦產物製品製造業與基本金屬及金屬製品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上升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當解釋變數包含了各個變數之落後期後，除了上述的產業外，尚包括電子、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其對外直接投資份額變動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有顯著的正面效果。最後，將所有產業的資料加總來跑迴歸時，所有變數均轉而不顯著。 二、所有產業方面：在包含了所有產業下的Panel data時，由聯合檢定及包含了所有落後期變數下，其結果均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於每個產業的特性不同，對外投資份對工資不均等影響的程度也不同，所以當所有產業的資料放在同一個座標上時，會呈不顯著的現象。此外，經濟部工業統計分類將我國製造業區分為民生工業、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四大類，但考慮到資料的不完整，我們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合併，而分成三大類工業，並增設虛擬變數來跑迴歸。結果發現，當民生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上升時，將會擴大該產業之工資不均等的現象，然而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之對外投資份額對工資不均等的影響並不顯著。 三、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各別產業的影響：由於我國從1991年，才開放對大陸直接投資，於是本文進一步抽離了對大陸直接投資的金額下來進行估計，結果發現在時間序列分析下，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藤柳製品製造業、造紙及印刷業電子與電機、機械、精密器械及運輸工具製造業等產業，當其對外投資直接份額變動增加時，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的現象。 四、對大陸以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對所有產業的影響：在全體產業的Panel data下，當對外投資份額增加時，工資不均等將會擴大，代表大陸以外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此外，若將產業分成三大工業，則在民生工業及化學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上升會擴大工資不均等，然而在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下，對外直接投資份額增加將會減緩工資不均等。這是因為對大陸以外地區直接投資，金屬機械工業及資訊電子工業的對外投資比重有56%集中在已開發國家，因此會對高技能勞工需求下降，進而減緩工資不均等。

論文提要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是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動力，也是建立新的工資分配機制的必經之路。而工資分配格局的改革，是整個社會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關係著各方面利益關係的調整和變動，也關係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形成。研究工資改革的歷程、條件、矛盾、主要經驗和發展趨勢對於工資改革的繼續深入發展，全面運作目標的確定，理性思維能力的提高，都是必要的。工資改革的實踐是一個基礎，對這種實踐的認識、探索、合理引導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工資制度改革方興未艾。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目標--建立社會主以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工資分配制度的改革在新形勢下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工資改革該如何運作？改革的目標是什麼？如何實現改革的目標？為此，改革須從以下三各思路著手：首先，要研究並確立工資制度改革的目標，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工資分配體制目標模式；第二，要分析並把握國有企業工資體制改革的現狀；第三，要根據工資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要求，立足於城鎮地區職工工資分配的現實基礎，積極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採取相應措施，不斷推進工資改革，逐步實現工資改革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目標體制的過渡。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在中國大陸城鎮地區，由於工資制度改革提高了大部分職工的工資收入，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與經濟持續的成長，職工對工資收入提高的需求不斷膨脹，然而企業經營效益未能有效提高，工資的發放受到企業經營效益與工資總額限制地影響，當經濟成長到達某一個階段後，職工工資總額成長反而慢了下來。改革二十年來，經濟隨然維持著一定的增長速率，但是城鎮職工獲取工資收入的心態仍殘存著傳統平均分配的心態，無法良好適應市場機制中透過競爭與付出相對勞動量獲取勞動工資的方式。然而部分職工可以經由市場經濟體制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工資的差距就形成了工資攀比的來源。吃慣企業『大鍋飯』的職工們試圖在雙重經濟體制下，從工資攀比中擠佔企業留利、變相轉化福利補貼項目為個人收入，這也形成許多行政力量難以管制、且市場機能無法調節的灰色地帶或真空地帶，讓工資攀比行為有機可趁，混亂了整體的工資分配格局。 本文透過相關統計資料所作的因素分析，發現在城鎮職工工資總額構成中，基本工資對工資增長的影響力相對越來越小；另外，非工資收入的部分之比重則逐年上升，且普遍呈現平均發放的狀態。資料顯示基本工資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基本工資增長缺乏正常增資晉級機制，加上雙重體制下的工資攀比因素，獲取非工資收入渠道增加，非工資收入對整體工資收入的構成就起著相當決定性的影響。要體現工資所具有的激勵、調節與分配等功能，主要是透過基本工資來反映職工勞動貢獻，而從分析中發現基本工資本身也存在平均發放的現象，職工工資收入並不能明顯反映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性，顯然職工並未從勞動過程中分配到應有的工資報酬。除了基本工資增長緩慢與平均發放的現象外，雙軌體制運行造成其它難以調控的分配渠道大量存在，加上企業普遍缺乏『硬預算約束』以及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也使得職工有機會獲取非工資收入，降低工資調節、分配的功能。 本文進一步利用基尼係數檢視中國大陸城鎮職工收入分配情況。研究發現，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城鎮地區的基尼係數顯示出收入分配差距很小，在低工資的配給制度下，收入差距微乎其微，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向前邁進，中共國家統計局估計的基尼係數顯示城鎮地區基尼係數有緩步增加，但仍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成長似乎並未將收入差距擴大到不合理的狀況。然而工資收入中存在著許多難以估計的隱性收入部分，這部分收入並非單純透過基尼係數所能確實衡量反應的，由此可知，經濟改革的確拉大了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也伴隨著平均主義共生。 工資制度在雙軌體制下進行改革，改變了職工的工資結構，而工資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影響了工資分配的格局。照理說，工資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提昇經濟效率，減輕平均主義衍生的職工惰性，但在實際情況中卻演變成薪平均主義與收入差距懸殊並存的現象。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在於工資分配機制尚未完全納入市場機能運作中，工資分配結構難以合理化、正常化。研究結果顯示，工資制度改革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除了內在因素外，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源於外在的整體市場結構未健全化，體制改革不配套，導致工資改革措施難以落實。 健全發展與落實工資制度，工資的功能才能有效發揮，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其內在因素來看，主要是要健全正常的工資增長晉級制度，減少工資分配格局中的無序現象；其次是要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使企業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外在因素來看，需建立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督導、促進企業工資分配制度完善化；工資制度盡可能完善化之後，再和整體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配套改革發展，以便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維持持續的經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