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研究科索沃事件所引發之國際人道干涉適法性變革為中心，從主權概念如何隨著人權規範之變更而轉變等，以及以冷戰與後冷戰時期所發生之人道干預案例來檢視此理論之發展。論述範圍著重在聯合國體制下主權、人權與武力使用之國際法規範，來探討人道干涉理論之演進；並結合冷戰與後冷戰時期所發生之干涉事件來檢視其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狀況。

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研究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國內管轄條款對於聯合國各主要機關 （著重大會與安全理事會）處理實際爭端或情勢之影響如何？本文並試從聯合國處理 這類爭執的方法、態度去詮釋五個問題：（１）由誰來決定爭端或情勢本質上是否屬 於一國國內管轄之事件；（２）此種決定是基於法律考慮或政治考慮或兼具二者？（ ３）該項下的「干涉」之涵義。（４）「本質上」屬於一國國內管轄之事件有何特別 涵義？（５）該項下之「例外」情況在實例中如何解釋？ 全文共壹冊，六章十二節，約八萬餘字。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聯合國憲章國內管轄條款的由起。 第三章：國內管轄條款的適用與非自治領土的問題。 第四章：國內管轄條款的適用與人權、基本自由問題。 第五章：國內管轄條款的適用與國際和平安全問題。 第六章：結論。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革命推翻清朝，終結中國數千年來的皇帝專制政治體系，並樹立民主共和制的中華民國。然而革命爆發之時，世界列強於中國各自領有勢力範圍，也因此列強態度與革命走向息息相關，其中尤以日本及英國為最。 　　日本於1895年甲午戰爭後便積極在中國擴展勢力，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後取得俄國在南滿洲利權，再透過1910年的「第二次日俄協約」確立日本在南滿洲的「特殊權益」。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即確立「解決滿洲問題」、「在中國建立優勢地位」兩個對中基本政策，並且在袁世凱掌控朝廷大權後，日本便積極拉攏他，企圖以援助袁氏為條件來說服他以「君主立憲體制」收拾革命局勢，延續清朝在中國的政治體系。於此同時，日本也透過外交途徑尋求其盟友英國對實現中國君主立憲體制的支持。 　　相較於日本對中國「君主立憲體制」的固執，英國更期盼的是一個完整而穩定的中國，以保護其貿易利益，另一方面，袁世凱則冀望藉由革命登上中國權力頂點。在袁‧英關係逐漸靠攏之下，始終執著於「君主立憲體制」的日本漸漸失去了對革命局勢的外交主導權，就結局來看，日本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干涉政策，實為其在辛亥革命外交中失敗的主因。 　　本文以政體干涉為主要觀點，重新比較、分析日本、英國、袁世凱三者在辛亥革命期，針對中國政治體系所進行外交角力的過程，來探究日本固執於君主立憲體制的具體原因。

俄羅斯在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開幕期間對格魯吉亞 （Georgia）用兵，起因是格魯吉亞出兵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自治州，欲趁俄羅斯總理普欽（Putin）前往北京參加奧運開幕式之際，其可能對格魯吉亞出兵無法做出立即的反應，意圖以閃電戰收回長期以來有獨立運動的南奧塞梯自治州與阿布哈玆（Abkhazia）自治共和國，結果造成俄羅斯立即出兵格魯吉亞展開高加索反擊戰，受過車臣戰爭訓練有素的駐高加索俄軍，輕易地把局勢逆轉進入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Ts khinvali）。兩國戰火持續了五天，格魯吉亞政府透過歐盟向俄方傳遞停火要求，於是雙方在歐盟主席輪值國的法國總統薩科奇(Sarkozy)的調停之下接受「俄法六原則」的停火協議。俄羅斯聯邦議會上下兩院更在25日全票通過兩地向俄羅斯提出欲獨立的呼籲書，呼籲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Medvedev）正式承認兩地的獨立地位。無預警的戰事受到美國、歐盟、及中國的高度關切並在國際間專家、學者間興起研究的風潮，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究竟如何爆發衝突為本文研究的第一個動機。

新加坡是一個以國際為導向的城市國家（city-state），以貿易及工業為其生存的主要依據，因此它的外交政策一向十分靈活與務實，常常是經濟及政治工具彈性交互運用，所以，不論是與有邦交或無邦交的國家都能維持密切關係，目的在促進貿易成長與更廣泛的貿易接觸，多年來，新加坡就是以此作為與外國互動的基礎。 為什麼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會和美國發展出密切的政經關係？為什麼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願意付出諸多關注於此一小島國家？本文將以新加坡為主體，分別討論李光耀時期新加坡與美國的政治、經濟關係與發展演變。

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概念在一九七０年代由學者Alexander L. George首度提出，主張強制外交應屬於防守型的危機管理（defensive crisis management），亦有別於一般所謂的嚇阻（deterrence）與壓制（compellence）等策略。施行強制外交時，相關決策者透過威脅使用武力，或使用有限度的武力，以勸說對手停止或放棄現正從事的行動，並防止危機情勢的升高，及避免戰爭的發生。冷戰期間，美、蘇兩國的領導人對於該一策略的運用極為廣泛與普遍，甘迺迪政府對於古巴飛彈危機的處理便是著名的案例。冷戰結束，國際關係進入所謂的後冷戰時期，面對區域衝突、人道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強制外交更常被相關決策者和國際組織所施行、採用，亦多次在國際間重大的衝突與危機處理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並展現其重要性和多元化的一面。因此，鑑於強制外交對於後冷戰時期之國際危機處理和衝突解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旨在透過強制外交相關理論的介紹與整理，以及後冷戰時期強制外交相關個案的研究分析，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深入探討其施行現況與成效，並提出具體之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期盼所得之研究成果能使吾人對於該策略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 關鍵詞：強制外交、壓制、危機管理、後冷戰時期、區域衝突、人道干涉、反恐行動 / In the 1970s, Alexander L. George first introduced and defined the concept of coercive diplomacy. According to George, he claims that coercive diplomacy is a strategy of defensive crisis management. Besides, coercive diplomacy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strategy of deterrence or compellence. When policymakers and political elites decide to manipulate coercive diplomacy, they should employ threats and / or limited force to persuade opponents to call off or undo adverse actions, which are thought aggressive. Furthermore, the purpose of using coercive diplomacy is to prevent crisis situation from escalating or causing war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leaders of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used this strategy intensively.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1962 can also be thought as a famous case of successful coercive diplomacy. Wh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ters into the post-Cold War era, coercive diplomacy still plays as important role in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Policymakers of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NATO, prefer to use coercive diplomacy to deal with regional conflict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Coercive diplomacy also demonstrates its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solving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give u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oercive diplomac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ories of coercive diplomacy and case studies, especially the experiences after the Cold War. Then, in final chapter of this thesis, the author generalizes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come from the cases analyzed and studied.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make conclusions about the efficacy of coercive diplomacy and thus tries to offer some guidelines for policymakers. Keywords: coercive diplomacy, compellence, crisis management, post-Cold War era, regional conflict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ounterterro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