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公司委託承銷商承銷證券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上市前規畫轉導，擬訂證 券發行價格及促銷( 配銷 )證券。承銷商完成委託後，便根據與公司所訂的報酬契約 , 獲得報酬。然而在此過程中，存在了三項問題：風險分攤、逆選擇與道德危機。 由於證券的市場需求是不確定的，公司擬上市的證券有可能無法全數售完，因而證券 銷售總金額亦不是確定的，導致公司與承銷商必須決定承銷報酬佔總金額的比例，亦 即必須決定彼此分攤銷售風險的程度，這就是風險分攤問題。承銷商在上市前規畫轉 導後，對證券未來的獲利能力，即證券品質。獲得較正確的估計，但公司並不知道而 有賴承銷商申報，然而承銷商可能低報此品質資訊，以設定出較低的發行價格，而能 使自己較易出售證券，如此導致公司獲得比應有銷售金額還低的資金，這是承銷商申 報不實資訊的逆選擇問題。在促銷階段，促銷成本完全由承銷商負擔，而且其努力並 不被公司觀察到，承銷商可能為減低成本而有促銷不力的可能，導致證券銷售量或投 資人申購股數總額較應有的還少，因而使公司遭受損失，這就是承銷商努力水準不足 的道德危機問題。 本研究便針對國內數種不同的承銷方式，經由找出適當的承銷報酬，而解決上述提到 的問題。進而指出在各種的情況下，對公司或承銷商較有利的承銷方式。

本研究主要樣本為台灣地區85年至91年上市櫃公司發行現金增資之案件。先探討台灣現金增資案其承銷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以及根據實證模型推測衡量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再探討台灣現金增資案之折價影響因素，找出何種特性的發行公司及增資案條件將影響折價幅度。實證結果為： 現金增資發行公司之法人持股比例顯著的影響承銷方式的選擇，當公司法人持股比例越高（低），在發行現金增資時，公司越會採用公開申購（詢價圈購）的承銷方式。 現金增資前市價異常報酬率、同時期的IPO折價幅度以及公司是否為電子業皆顯著的支持符合假說，分述如下： （1） 公司股票在現金增資定價日前市價異常報酬率越高（低），其折價幅度將會較大（小），支持Gerard and Nanda（1993）所提出的假說，也就是所謂的以急遽跌落的價格來訂定現增價格，將會低估真實的折價程度，使我們觀察到的折價幅度將會變小。 （2） 同時期IPO的折價幅度越大（小），其辦理現金增資之折價幅度將越大（小），顯示現金增資折價幅度會被同時影響IPO與現金增資折價幅度的影響因素所影響。 （3） 當現金增資發行公司為（非）電子業時，其現金增資折價幅度較大（小）。意即電子公司之景氣循環大，造成不確定性較高，且一般投資大眾對於電子產品其生產過程背景較不易了解，造成投資時的風險較大，所以電子業在發行現金增資時，會有較大的折價幅度。 實證結果得出，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公司規模、以及股票波動性皆顯著的不支持理論假說。顯示台灣在本段樣本期間之市場實際狀況不支持理論假說。分述如下： （1） 理論上，公司發行現金增資時，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的程度越大（小），其折價幅度將越大（小），然而實證結果卻相反，不支持此一假設。 （2） 公司規模時常用以代表公司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以及不確定性程度，公司規模越大，代表資訊不對稱程度較低，不確定性較小，因此，理論上公司規模越大（小），現金增資折價幅度將會越小（大）。然而實證結果卻不支持此一理論。 （3） 現金增資前的公司股票波動性代表公司價值的不確定性，波動程度越大，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因此，理論上現金增資前的公司股票波動性越大（小），現金增資折價幅度將會越大（小）。然而實證結果亦不支持此一理論。

本篇論文係以台灣新上市股票作為研究對象，欲檢驗「投資者意見差異變數」 對於股票長短期績效之解釋能力，使用相似之「投資者意見差異變數」，是否同樣可以合理解釋台灣新上市股票市場的現況，台灣的實證是否同樣支持Miller所提出的假設。並進而探討在不同承銷制度下，是否會影響「投資者意見差異變數」對於上市績效之解釋能力與影響方向。 研究使用「蜜月期天數」、「買賣價差百分比」與「新股蜜月期間周轉率」三者作為「投資者意見差異程度」之代理變數，研究結果發現：此三變數在排除公司特性、發行市場現況等控制變數的影響部分之後，其餘無法被控制變數所解釋的部分，確實對於新上市股票之長短期報酬具有解釋能力，且各意見差異變數與新股短期報酬率之間存有正向關係，而與一年至三年之長期持有報酬率間存有反向關係，此研究結論相當支持Miller假設，除此之外，研究並發現：不同新股承銷制度不會顯著地影響投資者意見差異程度，且若使用公開申購與競價拍賣兩種不同的新股配售方式，僅會影響「投資者意見差異變數」與「新股長期報酬」的影響程度與方向。 /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Taiwan’s IPOs and tries to test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 divergence of opinions ” and “ the short- run and long- run performance of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 We use several similar variables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of Taiwan’s stock market and find out if data can support the Miller’s hypothesis. Besides, we want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IPO method ” and “ divergence of opinions ”. We check that different IPO method wi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 divergence of opinions”. We use three different variables：“ the number of the honey moon date”, “ the percentage of bid-ask spread ” and “ the turnover rate during the honey moon” as the proxies of the divergence of opinions. The research result finds out that three proxies can truly provide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short-run and long-run performance of the IPOs after controlling for issue quality. The results support Miller ( 1977 ), who suggests that greater divergence of opinions or uncertainty about an IPO can generate short-run overvaluation and long-run underperformance. In other words, the divergence of opinion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itial return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 run holding period return of IPOs. Besides, the two IPO method ( fixed-price offerings and discriminatory auction ) will only change the long run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