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科技已被世界各國視為追求經濟發展的萬靈丹，發展網際網路更是當代邁向資訊化社會，提升國家競爭力相當重要的一環，中國大陸也正積極投入這股浪潮之中。截至二００六年底，中國大陸網路用戶數量已經高達一億三千七百萬人，穩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中國發展成為全球上網人數最多的國家指日可待，隨著上網人數比例日增，資訊社會日漸成型，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所呈現之樣貌，將是觀察其政經發展模式之重要切入點。 由於網際網路普遍被認為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各連線節點皆可以為中心，就此延伸之，網路世界彷彿平等自由的平台，不存在中心與邊陲。本文從發展社會學理論的觀點出發，以「中心—邊陲」模式為核心，探討被視為促成中國跨越式發展重要契機的網際網路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心—邊陲」模式是過去發展研究學者在探究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困境時所發展出來的概念，中心與邊陲間的最大差距是政治經濟優位程度，而形成二者差距的原因在於中心對邊陲的剝削、支配乃至於殖民的不平等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模式不但沒有出現「去中心化」的現象，反而呈現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已婚、男性、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年輕世代的發展趨勢。就區域而言，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與改革開放的不均衡發展趨勢高度相關。網際網路非能獨立於實體世界而發展，在中國大陸區域間基礎條件不均衡發展的前提下，可以預見，除非國家力量足以促成全面均衡的發展，否則未來中國大陸各地的網路發展仍將呈現明顯的落差，中國大陸網際網路發展的「中心—邊陲」現象短期內將難以改變。

本研究以台灣和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探討新興工業國家科技產業組織之形成與發展。在有系統地整理過相關文獻之後，本研究採取「社會資本」的概念進行分析。此一概念得將發展與組織社會學之不同觀點作適當的連結。唯在科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相互交錯的不同競爭場域，而各場域內有特定的資本形式，均得作為生產之投入，足以影響組織之形貌。本研究基於對新興工業國家之經濟社會發展與產業技術成長之不同階段所作之觀察，認為分屬於社會場域與技術場域的三種「社會資本」形式，對於產業組織之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 在實證分析方面，本研究以先進國家在半導體產業之發展歷程為背景，再進一步透過豐富的實證資料，論證台灣和韓國有關社會場域與技術場域之不同演變過程。在社會場域方面，台灣的技術官僚與產業聚落分別在不同時期提供半導體產業組織存續之所需，而韓國的財閥經濟自始即為產業生存的原動力。在技術場域方面，台灣和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組織都發展極為理性化的型態，並形成建構全球事業網絡之基礎。 透過對台灣和韓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實證分析，本研究發現，第一類社會資本在建構產業基礎，迅速提昇技術能力上，具有相當之功效；第二類社會資本具有輔助性，其形成與投入是延續產業組織生命之必要條件；第三類社會資本則是進一步提升組織績效，使組織得以接續全球化發展，繼而進入核心位置。 /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in newly-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 and 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and Korea.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is considered as result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various fields (champs), in each of which specific capitals are provided as input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We define therefore thre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s” in two separated fields, social field and technology field, respectively, as tools of analysis. The dynamics of these social capitals is supposed to be critic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Following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s, the research is empirically carried out by analysis of secondary materials abou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social field, we found that the techno-bureaucracy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played sequentiall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whereas the chaebol economy, which was once the initial condition, dominates all the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Korea. Both Taiwanese and Korean semiconductor firms, however, developed into a rational organizational form recently. Therefore, in the expanding technology field, rational networks between these firms and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have been established.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dissertation that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first form has perfect functions in transgressing a technological barrier and for establishing a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second form has a supportive function, which provides sustaining resources for an organization; and a social capital of the third form enfor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 organiz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organization to the global stage, and becoming a core player of the industry in the world.

一九一九年，中山先生開始撰寫「實業計畫」，並在一九二一年完成這個作品，本書的另一個名稱是「物質建設」。中山先生在這個計畫中提出了六個發展設計：交通系統、電力與電廠、礦業、農業和工業，同時還包括其他如林業、灌溉、邊區發展、人口和國防等。中山先生想透過龐大的建設計畫使中國邁向發展，這是他增進人民經濟財富願望的一部份，而「實業計畫」的完成，代表了中山先生經濟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在這之前，中山先生的觀點眼著於強化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發發展的的渴求，樣的觀念一直停留在建設方針的建立上，至於明確的建設計畫則付之闕如。但在「實業計畫」產生之後，中山先生開始將其經濟計化思想轉換成完經濟建設計畫，「實業計畫」正是這種情狀下的心血結晶，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企圖使中國由貧窮走向富強的努力和嘗試。姑且不論其是否真正的付行，或是計畫內部的細節設計是否得當，單是豬這樣的觀點和見識，便不當時中國傳統教育下的學者所能觀察和了解到的問題，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之觀察深入，洞燭機先的地方。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可化歸為以下幾點： 　　1.對於西方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向度、理論架構及關注重點，進行基本的探究和了解。 　　2.經由中山先生的若干著作和原典，了解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內外條件的認知，歸結這些內外條件之後，對於中山先生的國家發展觀所具有的整體性規畫進行詮釋。 　　3.分析實業計畫的整體設計，並利用第二部份所獲得的研究結論，超脫傳統經濟範疇內的討論，重新給予實業計畫在文化及社會層面的定位。 　　4.由實業計畫的國際觀出發，了解在中山先生的觀點，中國未來的發展對於世界將有何種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