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近溪之學以圓熟通透著稱，其經典詮釋展現思想家自成一格的思路。本論文旨在研究近溪《四書》之詮釋，以了解近溪《四書》學一貫之理路。依近溪之《四書》學：《中庸》、《大學》為孔子親作，先後次第依序為《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強調「先天性地」之肯認，為內聖之根據，「天命」信仰之所在；《大學》重「聯屬天下為一體，立外王之規模，並從「至聖格則」與「講學」來談「格物」；《論語》則與《易經》互為文本，「仁」即「乾之生生」，「時」可分為「生生之時」與「因時」，「克己復禮」則釋為「能己復禮」，工夫重在「復以自知」；在其《孟子》詮釋中，「赤子之心」朗現「天命之性」，「形色天性」重「身」為聯屬天下之本，「良知」為「孝弟慈」意義下的「知愛知敬，《四書》義理相通。 近溪之《四書》詮釋，以「見心事」、「得口氣」為體貼聖賢之旨的竅門，以「仁、禮兩端」為內在之理路，仁為「生生之本體」，禮為「天命」，落實之則為「聖賢格則」，合「仁禮兩端為一體」之關鍵在「悟得透」、「信得及」。近溪亦要求聖學當下朗現於此「身」，並認為不容已地實踐是體仁之下必然的要求，以「孝弟慈」通天下萬世為一體而「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如此方為「一貫」，始能「了結孔子公案」。 近溪的《四書》詮釋，對於明道、朱子、陽明、心齋、顏鈞有所繼承發揮，看似有調和朱、王之折衷傾向，實則為進一步的發展，能成一家之說。

本文題為《聊齋誌異》子弟書研究，計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至第四章為本論，第五章是為結論。 第一章從「研究動機與意義」、「前人研究成果述評」、「研究範圍與材料」、「研究目的與方法」等角度，概述本文的研究對象——「《聊齋誌異》子弟書」。作為俗文學的一種，子弟書頗具研究價值，然而其相關研究又尚未完全展開，本文即就其中的《聊齋誌異》子弟書進行分析。 本論部分主要分兩個部分來進展。其一是從外部檢視子弟書「創作」——「表演」——「傳抄」——「販售」的過程，探究其作為文學成品在社會中的流轉，此為第二章的內容。其二是從內部檢視《聊齋》子弟書，是為本論文第三、第四章的論述重點。第三章通過分析《聊齋》子弟書，展示了子弟書的一般體制及《聊齋》子弟書的藝術風格；第四章則將《聊齋》子弟書放置到《聊齋》及《聊齋》衍生作品這一個大的系統中來，從選題出發，分析子弟書作者的寫作傾向，進而從「經典詮釋」的角度探詢文本之意義，並最終延續這一分析，簡述《聊齋》子弟書對於《聊齋》傳播和經典化的貢獻。 第五章結論部分總結了本文對於《聊齋》子弟書在「資料蒐集與整理」、「社會史補正」及「文本分析」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並檢討了本篇論文因學力所限而存在的一些侷限之處。

本文以周汝登《四書宗旨》為研究對象，探究周汝登詮釋《四書》的內容和方法，以對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有所瞭解，進而確立此書在《四書》學史上的意義和價值。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立基與安排。第二章「周汝登生平、著作與學術思想」，概述周汝登的生平、著作及整體思想。第三章「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探討周汝登對《大學》「明德親民」、「格物」、「誠意正心」和《中庸》「天、性、道、教」、「致中和」、「誠」等重要概念的理解與詮釋。第四章「周汝登《四書宗旨》—《論語》、《孟子》部分」，探討周汝登對《論語》「仁」、「禮」、「學」的內涵理解和工夫實踐；及其對《孟子》性善、修養、仁政王道的闡釋。第五章「周汝登《四書宗旨》的特色與學術史意義」，歸納周汝登詮釋《四書》的核心思想和解經方法，彰顯此書的《四書》學史意義和價值。第六章「結論」，綜論以上的研究成果，並檢討本論文的不足之處，並提出可再發展的研究空間。 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周汝登《四書宗旨》呈現了王陽明、王龍溪一脈的《四書》詮釋樣貌，補足二王《四書》著述未完足的缺憾；其次，承繼陽明心體為上的精神，具體展現為自由開放、三教同旨、漢宋明經說兼採的新《四書》學精神；最後，書中返求己心和要求落實體證的工夫，不僅澄清陽明後學空虛狂蕩的誤解，也代表汝登對當時學術風氣反思後的兼融主張。

本論文以「朱熹《易》學與理學的交涉」為探究視角，著重去考察朱熹《易》學中「尊經」與「崇理」的表現，探究朱熹欲回歸經典本義的尊經態度，與他以窮理為旨趣、義理建構為核心關懷的崇理思維，如何在其《易》學中產生交融，試圖由此具體而微地見出朱熹理學與經學間的關聯，並更深入地了解朱熹《易》學的特色及其在《易》學史上的定位。 論文中一方面對朱熹的義理《易》學與理學的「本體論」、「心性論」、與「工夫論」的交涉進行全面的探究，主要包括取義說與其理本論思維的關聯，以及朱熹透過對《易》之太極與陰陽的論述，在理氣的離合、動靜、強弱、孰為主宰等問題上所展現的主張，從中也更深入去評定朱熹《易》學所形塑的本體論思想之精神特色；筆者亦循著天人一貫脈絡，進而去考察其《易》學對於性與情的強弱、心與性孰為主宰、未發與已發間的深微變化等心性論課題有何影響？對於朱熹理學中的工夫論之方法和精神又有何啟發？ 另一方面，文中亦探究了「朱熹的象數《易》學與理本論思維的交涉」，分析朱熹基於理本論思想的立場，在採用取象說的方法上，與一般象數《易》學派的學者有何不同？而他兼採取象說的做法是否亦回過頭來對其理學思想的精神產生變化。此外，筆者亦詳細闡述朱熹如何透過對《易》圖中象數規律的探索與闡發，建構出理學的道體之內涵，由此彰明他以《易》圖為主要特色的象數《易》學，在其理學本體論的思想形塑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並梳理朱熹由後天《易》學中的蓍數變化所考察出的陰陽之理，及其〈卦變圖〉對陰陽變化規律的掘發，從中乃清楚地揭示出朱熹整體的象數《易》學研究，從先天到後天、由《易》圖到蓍數，均與理學「窮理」的核心關懷緊密相連。 此外，筆者並由朱熹的《易》圖之學去探究相關的「儒道交涉問題」，觀察一向重視儒、道思想之辨的朱熹，在面對所看重的《易》圖被質疑為道教之學時，於其中所呈現出的錯綜曲折的思路轉折；從他既對《易》圖傳授的道教淵源能開闊涵容、又對《易》圖之學論道體與性命之源等大關鍵處的思想內涵要求必須精準嚴實、不流於異端之學的表現中，凸顯出朱熹「宏闊」與「嚴謹」兼具的學術態度，與不同於考據的獨特視野。 最後，文中也探究了「朱熹《易》學的經典詮釋」，考察他在讓《易》學如此廣泛而深入地參與理學的建構當中，所運用的詮釋方法與訂定的詮釋規範；並針對朱熹在其《易》詮釋上所須面對的「占筮的宗教意味」與「理學的義理關懷」間的落差問題進行探討，考察他在占筮《易》與義理《易》兩種詮釋方向的拉扯和齟齬中，如何進行融合？檢視他是否真將《易》與理學間的差異融釋無間？而其《易》詮釋在呈現經典的「客觀性」與思想的「創造性」上，又以何者為勝？ 筆者透過對上述面向多元且系統性之探討，力求將朱熹《易》學與理學交涉的精采表現與豐富內涵，更深刻而全面性地揭示出來，從中便可見朱熹《易》學對於理學建構的參與，乃是深入且全方位的；而朱熹理學的思想內涵與學術性格，亦對於其《易》學的特色和面貌，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