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從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分析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行為。在國際貿易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出口競爭力、產業結構調整與貿易夥伴壓力的影響；在資本流動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資本開放程度的影響，而資本開放程度又與金融體制的市場化程度有關；在貨幣政策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貨幣政策自主性，以及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是在制度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限制條件下，與出口貿易競爭力、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三者之間相對重要性的權衡結果。在1994年至1997年期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實質目標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貿易政策，目的在增加出口競爭力與創造外匯收入。1997年至2005年前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名目錨方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穩定政策，目的在防範金融危機與總體經濟失衡，人民幣緊釘美元出現了「超穩定現象」。2005年以來，由於釘住美元的弊端與成本日益上升，包括人民幣低估造成出口高速成長所帶來的貿易夥伴促升壓力，資本管制效力下降造成熱錢流入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以及貨幣政策自主性下降造成宏觀調控效果不佳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中國貨幣當局調整了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選擇了較具彈性的參考通貨籃的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不過，由於調整幅度不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在匯改初期相當有限，但從2006年5月以來升值幅度有稍微擴大的趨勢。展望未來，中國貨幣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將採取「緩中趨升」的政策，在此過程中，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仍將深深地影響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

本文以新經濟地理模型為研究架構，針對國際資本流動與經濟聚集現象進行探討。新經濟地理利用Dixit and Stiglitz (1977)模型技巧，假設消費者具有多樣化偏好、生產技術具有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結構為Chamberlin式的獨占性競爭等特徵，應用在經濟活動的空間決策問題上，建構合乎理性行為模式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延伸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假設；將生產函數分為互補與替代兩種型態，並將生產要素區分為可於國際間移動的國際要素，與不能於國際間移動的國內要素兩類，並考慮各國國內要素市場的供給情況、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等因素，對資本在國際間配置均衡與廠商在國際間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 利用數值方法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新經濟地理中降低國際間的貿易成本或區域間的運輸成本將促使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產生聚集的傳統命題，只是本文模型中的特例；唯有在生產要素彼此互補、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彈性無窮大、且不引起要素價格上漲的條件下才能成立。當我們考慮更廣泛的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條件時，國內要素供給條件將會對國際要素的移動產生制約、則上述命題不再成立。此外，我們發現國際經濟活動空間分佈上的聚集或分散，除了與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情況有關之外，尚關係到生產要素彼此之間的替代性或互補性、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彼此間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的相對大小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指出貿易成本的高低只是影響經濟活動空間上聚集或分散的因素之一，經濟活動是否聚集或分散並無必然性，需考慮生產技術的型態、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條件、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各國市場規模的大小與分佈等因素，彼此之間交互影響的淨效果才能看出端倪。

本文以 Barnett (1980) 一文為基礎，採用第三地市場以納入廠商型態為多國籍企業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的模型。本文旨在分析當兩國政府面對獨占廠商的生產不效率及製造過程中汙染排放引發的生產外部性時，如何制定最適汙染稅稅率。並比較經濟開放後資本要素可自由於兩國間移動，最適汙染稅稅率會如何變化。 本研究發現政府課稅將受三種效果影響：消費者剩餘效果 (consumer surplus effect)、利潤移轉效果 (profit-shifting effect)、汙染控制效果 (pollution control effect)。不論在封閉經濟體系或開放經濟體系下，當消費者剩餘效果大於利潤移轉效果時，政府會將最適汙染稅率制定低於皮古稅 (Pigouvian tax)，以補貼獨占廠商增加產量以提高社會福利；若利潤移轉效果大於消費者剩餘效果時，最適汙染稅稅率將高於皮古稅，以藉由汙染稅獲取更多的企業利潤。 當經濟開放後資本可於兩國間自由移動，除原先稅率對產量的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 外，稅率亦會透過資本間接影響產量，為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間接效果將使產量對於稅率的變動較不敏感，因此為吸引具流動性的資本要素進入當地投資，政府會將汙染稅稅率調高以獲取更多企業利潤。 / Based on the setting of Barnett (1980), the thesis develops a model to analyze the optimal pollution tax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Governments have only one policy variable: the pollution tax. Each government levies the pollution tax on the outpu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ax revenues are returned to the residents in a lump sum manner.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optimal taxation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with externalities and mobile capital flow. The thesis obtains several results: First, no matter in the case of closed economy or open economy, the second-best optimal pollution tax may be less or greater than the marginal pollution damage. It may be lower because the consumer surplus effect dominates the profit-shifting effect, so the government chooses a lower tax rate to stimulate production and to increase social welfare. Second, when the capital can freely move between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s will levy a tax rate higher than that of a closed economy. Doing so can attract the flow of capital so that government can get more profit.

關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現象在近幾年來掀起了一股研究的風潮，主流經濟學在看待「全球化」現象時，往往持正面與肯定的觀點。然而這樣的觀點卻使得全球化的負面效果被嚴重忽略，同時也使得全球化所帶來的矛盾與衝突被隱晦，因此有必要提出有別於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果提出反思與批判。本文是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角度，來檢視當前主流經濟學對於「資本流動」（Capital Flow）、「經濟危機」（Economy Crisis）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的詮釋。並且從資本國際化的面向來解構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思。而迷思的主要關鍵在於：無法看清資本主義矛盾的生產關係的本質。因此本文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分析開始，解析商品到貨幣，再由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另外，本文從資本主義平均利潤率趨於下降的規律，以及其矛盾的生產關係所導致危機，來論證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性，進一步的驗證「資本國際化」的本質在於避免平均利潤率下降及資本主義危機發生。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危機之必然性之後，本文從解構主流經濟學對於「資本流動」、「經濟危機」、「全球化」的論述，論證「資本流動」與「全球化」現象實質上乃是是資本國際化的結果。一方面解構資本主義關係下，由資本國際化所引發的各種現象。另一方面破除現今所流行的「全球化」論述所帶來的迷思，點出「全球化」造成的矛盾之處。並進一步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導致的危機，是驅使「資本流動」與「全球化」的主要動力。而本文也希望透過馬克思的理論途徑，指出台灣「資本外移」的主因並非如主流經濟學所言，是由於台灣勞動力成本升高導致競爭力下滑。而是資本邏輯運作及其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導致的結果，這乃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