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事侵權行為之「過失」概念，向來學者均未有深入闡釋，其等雖均認為民事法與刑事法的規範目的有異，卻仍往往援引刑法第14條過失的定義加以適用。在民事侵權行為「過失」概念欠缺其應有的獨立內涵之情形下，法院實務上的操作更因此勝敗兩異，喧騰一時的玻璃娃娃案 即為一例。而民事侵權行為「過失」概念不明確，不僅在一般的侵權行為案件中，造成法院實務操作困難，在專業的醫療訴訟中，也出現了法官嘗試用不明確的「過失」概念去決定一個陌生的專業領域有無過失的不適當。 因此，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民事侵權行為「過失」概念之內涵如何？與刑事過失概念是否同義？又，過失概念中在英美立法例上的發展均從「注意義務存在」轉向以「注意義務違反」的討論為重心，論者又均謂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應依事件的特性，分別加以考量，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專業的醫療訴訟中有哪些判準是有利於法院判斷醫療訴訟中醫師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急待釐清！我國學者未見有更深入的討論，因此醫療訴訟中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所應有的判準，特別是醫界的「醫療常規」能否作為法院在個案中的「當為行為」的標準，頗值吾人深入探討。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關於法院能否審酌「醫療常規」合理性的問題，在美國法的發展上，有著名的Helling v. Carey案，法院以醫師所遵行的醫療常規對於該案原告的保護並不足夠，認為被告醫師主張已經遵行醫療常規而無過失，並不可採，Helling案之後法院一度有支持Helling Rule的判決實務，但是後續發展卻都一面倒地採取與Helling Rule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指出Helling案的法院嘗試去審酌醫療常規是相當不可採的作法；而在我國法上，也出現了相對應的」台安醫院維他命事件，被告醫師也同樣以其已經遵行醫療常規的作法主張其並無過失，但對於醫療常規是否可採，法院在來來回回七個審級間也如同美國法的發展上有一度地掙扎，本案雖未確定，但在更二審即最末次事實審時，法院明確地指出醫師依其經驗與專業知識以及醫療常規的作法而行為，對於不可預見的風險並不負過失責任。 本文以為Helling Rule雖然在美國判例法的討論上都是指稱醫師不能以其已遵行醫療常規主張其行為並無過失，但是從Helling案的個案事實觀察，可以發現Helling案的法院其實並非真正去審酌醫療常規的合理性，相反地，Helling案法院主要指摘的是醫師在病患將近十年的看診期間，均未善盡其應有的注意義務，為病患作進一步的檢查，只一昧地以醫療常規的作法為病患診療，但經過十年的期間，病患之病症均未有改善，任何一般人都會警覺到常規的作法已不適用，醫師未盡注意義務顯然，應認為有過失。也就是Helling案的法院是針對其個案的情況闡述法院固應尊重醫療常規，但是醫療常規在適用上仍應依個案不同情形有所考量。我國的台安醫院維他命事件，也是我國法院對於應尊重醫療常規的表示。 本文立於此比較法的基礎，認為醫療訴訟中如何判定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固然可以形成一些判準，但是法院畢竟是醫療之外行人，在思考適用這些判準時，仍然會面臨醫療專業知識進入門檻的困難，不容易作成判斷。特別是醫學本身是一門發展長久、縝密、且進步快速的科學，醫界此一專門職業團體，長久發展下來，在其執業上早已由其職業團體內的成員，匯集其共同之臨床經驗與專業知識形成其執業所需的一套流程標準，也就是「醫療常規」，而醫療常規其實就是醫療此一專門職業團體的集體智慧之結晶，也代表了醫界在其長期發展的經驗中，已經在個案病人利益、其他病人利益、醫療成本有限、有效醫療等等的前提下，濃縮出的平衡思量的結果。尤其是當醫療專業團體對於某個診療方式或程序，已經形成一致地、明確地共識與作法時，法院是否仍有可供公評之理由作成相異之見解呢？亦或此時應有法律謙抑之思考，予以專業慣行多一分之尊重？

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研究所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醫療行為之法律責任與保險之研究」，旨在探討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所生之責任與保險之相關問題。全文共分十章，約十六萬字，由研究生陳麗芬所撰，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隨著高等教育普及並醫學資訊發達，醫療糾紛可預期的有增無減，本章即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所採行的方法及研究範圍。 第二章 醫療行為與醫療業務：醫療行為之意義為貫穿論文的重要概念，須就主管機關衛生署之見解與學理上加以定義。瞭解醫療行為定義後，須加以分類以適應不同醫療人員之業務範圍，並用以區別類似醫療行為之不同。最後論定不當醫療行為之內涵。 第三章 醫療行為實施者及其業務範圍：醫學科技分工精細，一件重大醫療行為往往需由整個醫療團隊合作始竟全功，故須區分醫療人員之身分與其法定業務，以明權責所在。本章另一重點為藥師、藥物、與藥害救濟的介紹，及醫師使用藥物治療時應盡之注意。 第四章 醫療契約：醫療契約之法律性質並非單純委任、承攬、或僱傭，而係非典型之混合契約。醫療契約當事人之身分，就病患的精神狀態與醫師之地位不同可組合成數種情形，並非絕對以病患或醫師為契約當事人。確定醫療契約之性質後，方能確認醫病雙方依契約所應盡之義務與所享之權利，並因此衍生出債務不履行之責任。 第五章 醫療契約之債務不履行：醫療債務不履行以不完全給付為最多，通常更因加害給付而致病患傷亡。欲要求醫師負債務不履行責任，除因醫師本身之故意過失外，醫療院所就醫療人員之故意過失要負同一責任。除故意過失之一般歸責原則外，消費者保護法創立無過失責任主義，至於是否適用於醫療服務爭議仍大。 第六章 醫療侵權行為：侵權行為之七要件，在醫師侵權責任領域同樣適用，但內容則不同。因病患同意而阻卻違法、疫學因果關係、醫師之監督過失、特異體質、醫療慣行及醫療團隊之共同侵權等為重點。 第七章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市場概況：就我國目前狀況及英國、美國、日本的市場狀況說明。 第八章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單之研究：首先認識醫師業務責任風險為何，是否為可保風險，然後再就保單條款重點部分加以研討，互相參照國內保單範本與業者實際出售之保單及美國保單，評析其間優缺點。主要有承保範圍、因果關係、除外不保、被保險人、責任限額、自負額、Claim Made Basis 及Occurrence Basis、索賠通知、擔保與先決條件、保險人之棄權與禁止抗辯、防禦義務、仲裁與強制調解、及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等。 第九章 除保險外之其他避險方式：計有自己保險與專屬保險、相互保險（保險合作社）、行政上補償制度。 第十章 結論與建議：分別就醫學部分、法律部分、保險部分就所知提出結論並建議，希冀建構一個更和諧的醫療環境。 略 / 略

近年醫界產生「4大皆空」或「5大皆空」的醫生專業人才斷層現象，並將矛頭指向醫療糾紛。醫師的醫療行為刑事責任問題，依醫界觀點，不僅已造成醫療人才斷層，更使防衛性醫療行為發生。醫界為減輕醫療行為刑事責任推動修法，不論從早期所言之醫療行為除罪化、醫療刑責去刑化或近期所稱之醫事刑責明確化、醫療刑責合理化，均未能如願。 為公平妥適解決醫療糾紛爭議，修法並非唯一途徑，且醫療行為刑事訴追涉及刑事政策，故本文將以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醫療專庭實證分析，探討醫療過失案件在現行醫療糾紛刑事鑑定、刑事醫療專庭之專業性、刑事理論運用之缺失，及如何修正較為妥當之可行方向。 在刑事鑑定之改善，可考慮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申請覆議之機會、鑑定醫師應將法官漏未請求鑑定之爭點，主動積極記載於鑑定結果中，鑑定結果可同時呈現醫界之不同見解及輔助事證；在醫療專庭之改善，法官之在職教育，課程內容應更具系統性、醫療專庭法官不應經常輪換；在刑事理論上，現行所採之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已將因果關係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混為一談，因此，相當因果關係應僅限於處理因果關係問題，而行為人之可歸責性認定，應引進客觀歸責理論，方能提供審判者更具體明確之判斷標準，釐清責任歸屬。

近年來有關醫療法律糾紛案件有逐漸增加之趨勢，本文嘗試藉由實證分析，剖析目前實務與學理上之不同見解，簡要提出個人淺見。於實證分析前，本論文先就文獻理論作簡略之論述，首要說明醫療行為與醫療糾紛之相關概念，以界定醫師或醫療機構對其醫療行為應負之責任。並從實體法上論述醫療過失民事責任之基礎及其內涵，如醫療契約責任、醫療侵權責任、消保法與醫療法之適用，以及醫療過失之因果關係等。次就程序法上探討民事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分配之基本原則，同時就美國法與德國法有關醫療過失舉證責任分配的調整於我國實務上之運用，作概略分析及探討。再者，鑑於法官於具體個案中判斷醫療糾紛之相關要件，往往需將訴訟資料送請醫療專業機構加以鑑定，因此，本文亦加以說明我國醫療鑑定制度運作之現況，並據此指出現行醫療糾紛鑑定問題之所在。 最後，本文就最高法院民事案件，分別從醫療糾紛判決背景資料之「年度」、「醫療機構層級」、「科別」、「上訴人」與「上訴結果」，以及醫療糾紛審判實務，如「醫療過失」、「因果關係的認定」、「民事責任請求權基礎及舉證責任之分配情況」、「告知義務」、「醫療鑑定在醫療糾紛應用」，進行實證分析，並依實證數據成果，提出「醫療科別屬性與醫療糾紛案件量多寡密切攸關」、「法院對於醫師在個案是否盡注意義務，應以理性醫師之注意標準綜合評價」、「針對醫療訴訟特性，適度分配醫病雙方之舉證責任」、「宜建立醫療傷害補償基金制度」、「醫事人員確切履行告知說明義務」、「健全現行病歷表之相關問題」、「關於醫療糾紛鑑定實務」暨「透過消保法填補醫療（院）組織疏失之責任」等八項結論及建議，以供實務與學術研究者未來對於醫療糾紛訴訟案件研析時之參考。 / Recently, legal cases concerning medical dispute have a tendency to increase graduall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different viewpoints between practice and academic theory by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n briefly indicates some of my humble views. Before do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theories. Firstly, explains related concepts between medical behavior and medical dispute to define the liability that doctor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should bear because of their medical behaviors. Then, discuss the basis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ivil liability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from the substantive law viewpoint, such as the liability for medical contract, medical tort liabil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and the Medical Care Act and the causality from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etc. Secondl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or civil medical dispute from the procedural law viewpoint and in the same time, briefly analyze and research that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from American and German law in our own practice. Furthermore, respecting the fact that for judges to make their decisions in particular medical dispute cases, they always have to send action materials to professional medical institutes for identification, thus, this article also wants to expl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our med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Lastly, this article will proceed empir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Year, Levels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Divisions, Appellant, Result of Appeal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verdicts of the civil medical dispute cases awar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and according to the medical malpractic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usality, the condition of basis of civil title of claiming and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obligation of informing, medic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medical dispute from the medical dispute trial practice. Base upon these results, this article indicates eight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for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in future medical dispute lawsuit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medical care divis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medical dispute c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court should do omnibus assessment using the standard of due diligence as a rational doctor to determine whether a doctor fulfill his duty of care in a specific case,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medical actions in mind, appropriately allocate the burden of proof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t is better to establish the compensation foundation system for medical damage, medical personnel should literally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 of informing, to refine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edical record, things concerning medical dispute identification practice and using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to fill the vacancy that caus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