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大多屬於未公開發行公司，只能以非公開融資方式取得資金，銀行借款就成為中小企業相當重要的資金來源，然而中小企業由於資訊不對稱問題相對較嚴重，許多中小企業可能無法順利向金融機構獲取足夠資金，過去已有許多國外文獻支持銀行往來關係有助於減輕借貸市場資訊不對稱現象，此種現象可能對中小企業而言尤其重要，因此本文針對台灣已取得銀行授信的中小企業，探討銀行往來關係會如何影響中小企業的擔保要求、與融資額度等借款條件，並討論銀行進行授信時，是否可由企業既有的銀行關係的選擇觀察出企業的授信風險，同時驗證企業與銀行業務往來越密切，對於銀行控管企業授信風險是否能有顯著助益。 本文的銀行關係的討論著重在借款集中度、往來銀行規模、與銀行監督能力三方面，實證結果發現與單家銀行往來的企業，被要求提供擔保的機會較高，但單家銀行關係的企業比較不會受到融資限制，說明中小企業集中借款，往來銀行由於獨享企業可能帶來的業務利益，私人資訊價值較大，會願意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然而基於中小企業尋求另一家銀行認可的困難度較高，單一銀行資訊獨佔的優勢，使企業可能反而被要求提供較多擔保品，而多家銀行關係的企業，擔保要求比例雖較低，但是企業卻必須承擔未來申請再融資時，個別銀行貸放意願較低落的風險。在銀行規模的選擇上，由於中小企業對大型銀行的議價能力相對更弱，受到融資限制的可能性較高。在銀行監督能力方面，企業與銀行授信業務項目越多、企業與個人和相同銀行往來，都能顯著降低企業被要求提供擔保的機會，此外，潛在競爭銀行的存在可能可以減輕資訊閉鎖問題，也能降低企業擔保提列的機會。 在授信風險方面，實證結果發現與單家銀行往來的企業，發生異常授信的可能性較低，多家銀行關係且借款來源分散可能是企業品質低落的訊號；企業與銀行授信業務項目越多，能有助於銀行控管企業授信風險，企業發生異常授信的可能性較低，但是企業、個人是否與相同銀行往來並無法做為觀察企業授信風險的指標。

銀行借款作為企業的一種資金來源，企業與銀行的往來關係可為企業帶來附加利益，且藉由中小企業對銀行揭露其內部資訊、以及銀行借款須定期付息的現金流出壓力，銀行就能對企業營運扮演監督的角色，降低中小企業的代理問題與資訊不對稱現象，降低企業經營的道德風險；若有了長期經營的銀行往來關係，企業不但可以降低利息、增加借款額度，也可以為建立企業聲譽，有利於企業再行籌資。本研究即是建立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等模型，並探討銀行往關係所隱含的意義，並討論「銀行往來關係」是否可以成為中小企業企業倒帳風險及經營狀況的代理變數。 實證結果發現：(1)「該企業過去是否已獲得銀行授信核可」為銀行往來關係中最重要、最具分類能力的變數。根據此項特性值，我們可以將樣本分成特性明顯不同的兩個群體。並且根據不同的群體，本研究建立四個不同的模型。模型一、二適用於「過去曾獲得授信核可之企業」，模型三、四則適用於「過去未曾獲得授信核可之企業」。若比較模型一、二與模型三、四，可發現模型一、二的解釋能力與預測能力優於模型三、四；這表示，「過去曾獲得授信核可之企業」，其行為與風險是較能預測的。(2)關於銀行往來關係，我們使用了諸多變數作為銀行往來關係的代理變數，包括企業本身及企業負責人在銀行借款的額度、額度變動率、借款帳戶的屬性（是支票存款、擔保放款或無擔保放款）、負債資金的性質（長期、中期借款或短期借款）等、“企業被金融機構查詢次數”、“企業負責人個人被金融機構查詢次數”等；攸關程度較高的變數如下：企業中期放款餘額（及其變動率）、企業短期放款餘額（及其變動率）、個人有擔保放款餘額及其變動率、企業及個人無違約情事之放款總額。關於模型結果，對台灣中小企業而言，銀行往來關係的確可以作為衡量企業倒帳風險、營運狀況、財務能力的代理變數。(3)本研究各模型皆以銀行往來關係為最主要的模型變數。整個來說，所有模型的分類正確率與預測正確率皆在75%以上，顯示這些模型的確能在事前辨別企業是否倒帳。另外，在可忍受的誤拒率水準之下，各模型的誤授率最低可達6.97%，幾乎與國內全體銀行的總平均逾放比相同；這樣的模型低誤授率即可用自動化的數量評等模型達成，顯示出此模型在實務上具有實用性。(4)在其他非銀行往來關係的變數項方面，「企業登記資本額」與中小企業各項特性值皆顯著相關，顯示出企業之登記資本額的確隱含著重要的資訊內涵；在中小企業嚴重資訊不對稱、財報資訊不真實的狀況之下，企業營運規模與資本額可作為中小企業獲利能力、償債能力、資訊不對稱程度的代理變數，也是銀行在執行借款作業時的一個攸關變數。

銀行往來關係對於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資產，而銀行欲與公司建立往來關係時，是否可經由承做一般借款的業務，藉此取得公司的私有資訊並審視其體質，以便在未來爭取公司的聯合貸款業務。或是先藉由承作公司的聯合貸款，未來再爭取公司的一般借款業務。然而已存的研究通常使用LPC或Dealogic為其研究資料來源，但是此二資料庫皆以「聯合貸款」資料為大宗，所包含的「一般借款」資料相對較少，因此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引入台灣經濟新報(TEJ)的「一般借款」資料，將LPC與台灣經濟新報(TEJ)合併，重新衡量銀行往來關係強度。而若以一般借款的筆數及金額等因子來計算銀行往來關係的強度時，實證發現，有一般借款往來關係的公司，隨著此往來關係越強，越容易爭取到未來的聯合貸款，且亦容易成為主貸銀行。而承做過聯合貸款的主貸銀行，相較於參貸銀行，未來能獲取同一公司更多的一般借款，彼此的往來關係會較緊密。

本論文透過實證分析，公司可以透過向銀行借款建立商譽，降低首次在公開市場發行債券之成本，此結果與Diamond (1991)所提出的商譽理論一致。但是，如果貸款給公司的銀行亦是替公司發行債券的承銷商，即公司與該銀行有進一步的往來關係，發行債券的成本會相對提高。合理的解釋是銀行握有資訊優勢，會以此優勢套牢公司並且圖利自己，與資訊獨占理論及套牢問題理論一致。換句話說，本研究證實公司選擇與之前貸款融資的銀行作為債券發行的承銷商，並不能降低債券融資的發行成本。在本論文後續的研究，指出會選擇與之前貸款融資的銀行作為承銷商之公司，在股票市場的表現都相對較差，銀行會提高替該公司承銷債券的管理費用與發行債券的成本。

借款公司與銀行間彼此往來關係以及議價能力是否是決定聯合貸款契約中依績效調整利率條款內容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嘗試利用1993至2010美國聯貸案之資料來檢視此一關係是否確實存在。 實證結果發現，當借款公司與銀行已有往來關係且公司之籌資選擇較少時，會比較傾向簽訂利率向上調整之績效條款。此外，由於單一主辦行於聯貸案中無法向借款公司剝削所有利益，因此對於已和借款公司有往來關係的主辦行來說，其較不傾向簽訂利率向上之調整績效條款。最後，本研究發現，對於主辦行排名較後面的銀行來說，其更傾向簽訂利率向下之調整績效條款來吸引客戶(借款公司)。 / It is shown in this thesis that long-term banking relationships and bargaining power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performance-pricing covenants (PPC) inclusions in syndicated loan contracts. Using a large sample of syndicated loans data (1993-2010), I find that syndicated loans tend to include more interest-increasing PPC when a long-term banking relationship exists and when borrowers have fewer financing alternatives. The presence of banking relationship with lead arrangers reduces the odds of using interest-increasing PPC, because lead arrangers might not be able to capture all rents from holding-up borrowers. Finally, I find lenders with lower league table ranking are likely to use more interest-decreasing PPC to attract borrowers, which agai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old-up hypo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