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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貫自詡其法律體系乃屬於「社會主義法制」，就刑法領域而言即具 有獨特之立法體例，如此的刑法規範復加上其特殊刑事司法制度，不難預 見其刑事裁判之「特殊性」。量刑本為刑罰學上之重要課題，向為法治國 家刑事實務工作中一相當重要卻又不易解決的難題。刑罰之裁量雖為刑法 就犯罪行為科處刑罰之相關規定的具體表現，然影響量刑結果之因素尚非 限於刑事法律之規定、審判人員本身等因素，即法院制度、審判人員之產 生管道、審判原則乃至於整個司法體系亦然，特別是就中共而言，實體規 定外之因素似更具意義，往往即係左右量刑結果之癥結所在，應予重視。 於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之量刑雖被視為「自由裁量」之範疇，然實際上卻 非漫無標準，可任法官恣意而為，是以刑法學上乃有「量刑基準」之概念 ，如我國刑法第57，58條即係關於法官量刑基準之規定。中共雖自稱其為 社會主義法制，然究其實則仍屬成文立法，因之探討中共刑事司法上之量 刑活動即具實義。然而，除分析其刑法上有關法定裁量事實之規定（刑法 第57條）外，亦須探討中共審判人員產生之管道，如何任免及其於審判活 動中之角色扮演、地位與權限，以明瞭中共所謂「獨立審判」原則之實質 意涵。此外，由中共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公安部等機 關發佈之「通知」、「法定」、「批覆」等所謂規範性文件，通常即具有 特別法之效力，當即影響審判人員之量刑，是其刑事司法上之特點。當然 ，中共刑法第79條關於「類推適用」之規定，亦足以影響定罪量刑之結果 。以上各點，均係探討中共量刑活動時所須注意之要項。

我國刑事訴訟實務經常運用類推適用，解決法律所未明文規範之案型，也因此，刑事訴訟法是否容許類推適用？實務上運用類推適用是否合理妥適？會否誤用類推適用之概念？或是與其他的法學方法產生混淆？甚至是濫用類推適用導致侵害立法權之核心領域？等等，都是本文所欲深入研究探討的議題。 　　開始進入本文討論核心之前，首應處理的便係刑事訴訟法是否容許類推適用，此一先決問題，惟基於文章結構安排的流暢性，筆者將其列於第四章加以探討。透過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之比較、刑事訴訟法本質之探究、比較法之借鑑等等，肯認刑事訴訟法上類推適用之容許性。 接著，本文嘗試以法學方法為基礎，分別就應然面向與實然面向，探討刑事訴訟法上之類推適用。就應然面相而言，筆者先於第二、三章，釐清法學方法中法律漏洞與類推適用之基礎概念，復於第四章納入刑事訴訟法特有之目的與價值考量，建構了一個刑事訴訟法上之類推適用，理想中應有的三階段操作模式：開放性法律漏洞之確認、類推適用中類似性之探求，以及刑事訴訟法上妥適性之權衡。復將觀察焦點轉向實然面向，筆者於第五章將關於刑事訴訟上類推適用之實務見解分為六大類型：大法官解釋與判例之類推適用、強制處分之類推適用、證據能力之類推適用、傳聞例外之類推適用、技術性規範之類推適用，以及實務否定之類推適用。於探討各類規範類推適用之容許性後，實際運用筆者於應然面向所建立之理想操作模型，對於二十多則的實務見解，一一檢驗與評析。 惟我國實務對於法學方法尚未能精確掌握，屢屢誤用類推適用，致與其他法學方法互相混淆，對於類推適用之操作與論述亦過於簡略，未能為個案司法造法之類推適用提供充足的理由與論證。故而，本文強調於刑事訴訟法之類推適用中，應納入法學方法之思考方式，尤須特別著重妥適性之權衡，將刑事訴訟法三大目的與其他原理原則納入權衡與考量。期能以本文所建構之操作模型，作為刑事訴訟法實務上運用類推適用時之參考，並引發學界與實務對於法學方法在刑事訴訟法上運用之關注。

租稅規避是行為人採取稅法規範文義所不能涵蓋的法律形式，實現稅法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藉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的行為，本質上屬於稅法規範目的與規範文義間的不一致，亦即法律漏洞的利用。 由於租稅規避在我國法上，欠缺類似德國租稅通則第42條的概括否認規定，有學者認為依據租稅法定原則，應禁止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限縮創設或加重人民的租稅負擔，因此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否則不得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不過本文認為，雖然稅法條文是唯一可合理要求人民有所認識的對象，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稅法原則上不得作不利於人民的類推適用，不過在租稅規避，由於行為人對於稅法漏洞的存在已有認識、具有主觀的規避意圖，其信賴不值得保護，應例外允許以類推適用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 多數見解認為租稅規避的構成，應以存在法律形成可能性的濫用為要件，少數見解則認為租稅規避的否認，即是稅法解釋與適用的問題，因此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應回歸各稅法的規範目的，判斷其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是否實現，不以濫用為要件。本文認為，由於租稅規避的否認是稅法類推禁止原則的例外，為避免人民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租稅規避的否認，應以行為人客觀上採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及主觀上具有規避意圖為要件。由於濫用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屬於抽象、不明確的概念，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時，得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值得注意的非租稅理由作為輔助。 雖然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應予否認，不過規避行為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的行使，本身不具可罰性；且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處罰，以作為犯為限，因此租稅規避僅限於行為人在稽徵機關調查事實時，有故意虛構或隱匿事實的情況，始得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規定處罰。至於規避行為能否以各稅法有關漏稅罰的規定處罰，應視各稅法的處罰要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