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整合第一、第二及第三部門的力量，透過分工、互補，促使民間的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共同承擔公共事務的責任。惟政府就可以從此消失不見，由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所取代嗎？由於政府存在的最大目的除了追求效率、效能與經濟之外，更重要者就是發揮公平與正義，此以立法機關仍於管制性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文化政策等面向上，大量授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裁量權」以實踐個案正義，最為具體及明顯。本論文所關心者為在過去官尊民卑的時代中，基層行政人員行使行政裁量權，僅須實踐「依法行政」的角色，完成與人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而在司法不予介入的範圍，行政機關擁有決定自由的領域。解嚴之後，人民自我意識抬頭，勇於追求自我的權益，人民與基層行政人員間的「權力-服從」關係已不如警察國家一般，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在行政裁量的灰色地帶，不斷透過各種方式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而形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基於此，本論文致力於以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為研究焦點，針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時，面臨裁量系絡中多元、衝突的價值觀困境進行探索性的研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五： 第一、 整合有關行政裁量之相關文獻，試圖對形成當前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困境之原因有所瞭解。 第二、 綜合相關文獻確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內涵，以提供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價值採擇之規範標準。 第三、 評析當前文獻中已存在之行政裁量行為，是否能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 第四、 由相關文獻中，嘗試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理論基礎。 第五、 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以瞭解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型塑我國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可行性。 本論文採取的研究方法除文獻探討法之外，主要是以質的研究當中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在研究對象方面，本論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針對我國基層行政人員實施訪談，實際完成訪談者計十二人。 總結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可分別就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內容分析等兩方面予以說明。文獻探討的說明可對應於本論文所希望達成的第一項至第四項的研究目的。訪談內容分析則可對應於第五項的研究目的。謹將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摘述如下： 第一、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包括：1. 基層行政人員個人因素。2. 服務機關。3. 上級機關。4. 主管。5. 同事。6. 法律或司法機關。7. 當事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8. 媒體。9. 民意代表。10. 社會大眾或旁觀者。11. 其他變數。其各有不同的利益、期望與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包括：1. 個人價值。2. 專業價值。3. 法律要求。4. 組織之層級節制。5. 公務人員個人之私利。6. 民眾私利之要求。7. 公道。8. 公平。9. 效率。10. 為民服務。由於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本質上就存在衝突性，且裁量的結果會對這些系絡環境的權益產生得、喪、變更。因此，各系絡環境莫不透過各種方式、管道或彼此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由於不同的個案有著不同的系絡環境，而相同的個案，對不同的基層行政人員也會有不同的影響方式。故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決策的制定，充滿複雜性、衝突性與政治性。 第二、 本論文綜合論述國內外有關行政裁量的規範性理論與價值採擇之相關理論認為所謂「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係指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為當以「誠信」為基礎，在「合法」的前提下，透過程序的參與機制，調合及妥適地反映系絡環境中的多元價值觀，並由科學、倫理及法制等途徑所追求裁量的正確、良善與起碼水準的品質中，使裁量系絡的參與者，對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行動或決定加以支持與滿意。 第三、 本論文綜合各家學者的相關文獻，歸納出六種行政裁量行為：1. 官僚人員模式（法規-制度型或由上而下模式）。2. 執行者與政策制定者模式（由下而上模式、整合模式；效能執行型）。3. 權力指揮者模式。4. 專家模式。5. 問題解決者模式。6. 政治行為者模式（個人-責任型）。每一種裁量行為皆有其之優點與缺點，且其對基層行政人員面臨的裁量困境的描述，皆有某種程度的相合，但也有無法涵括之處。 第四、 由於轉換型領導的目的之一在於解決、消弭與調合人們間各種價值觀歧異所引起的衝突，此與基層行政人員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內涵相迎合。而許多實證研究也發現轉換型領導的運用，對調合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價值觀有諸多助益。因此，轉換型領導觀點之行政裁量行為為有效地解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困境的有用行為模式。本論文綜合論述與轉換型領導有關的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發現，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方式為：其一，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的目標為在合法的前提下，調合多元、衝突的價值觀，以滿足各系絡環境的需求，並提升其之價值觀至更高的道德層次。其二，基層行政人員在轉換型領導中，所謂「部屬」係指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系絡中與基層行政人員互動的所有系絡環境。基層行政人員可奠基於其之專業及具有國家賦予其行使公權力的合法的權力，而能融合魅力領導者與交易型領導者之特質，進而成為裁量系絡中的轉換型領導者。其三，基層行政人員運作轉換型領導時，會採取一些策略並利用某些場域，使其與各裁量系絡環境產生互動，進而影響其之價值觀的改變與提升。 第五、 藉由本論文對訪談內容分析後，主要的研究發現可摘述如下： （一） 專業知識、遵守法律、民眾私人之利益或需求以及組織之層級節制為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經常面臨之價值環境，而組織之層級節制的價值觀，唯有在主管無法親臨行政裁量現場之情況，影響程度才較低。 （二） 同事、當事人、相關利害關係人、主管、旁觀者等為影響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之重要系絡環境，而民意代表、官員或其他有力人士、社會大眾、環保團體、專家及媒體，則在該裁量個案攸關社會大眾的權益時，影響程度才較大。這些系絡環境皆會採取不同的策略，或者透過彼此間的交互作用與互動，以影響基層行政人員的裁量決定，這使得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系絡環境充滿政治性。 （三） 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面臨之九種價值觀，在服務對象的價值觀與其相衝突、科技發展迅速造成基層行政人員無法處理日新月異的價值觀問題、組織對基層行政人員在人力、物力、時間及資源的支援程度不足、組織之層級節制與個人對社會大眾價值變遷之認知進度不同，以及法令來不及修訂以跟上社會生活態樣變遷的速度等情況，會形成九種衝突態樣，而造成基層行政人員行政裁量的困境。 （四） 基層行政人員在面臨行政裁量系絡中九種價值觀衝突的態樣困境時，其除皆能成功地扮演價值抉擇者、分配者角色，以符合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之價值採擇的標準之外，也能以轉換型領導之觀點，在裁量系絡中成功地扮演平衡輪、分析者以及教育者的角色，以型塑負責任之行政裁量行為。此外，深度訪談之結果顯示我國的基層行政人員會以下列的方式運作轉換型領導： 1.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行政裁量種類方面，無論基層行政人員僅擁有「過程裁量」、「結果裁量」或者同時具有「過程裁量」及「結果裁量」者，其皆在面臨行政裁量之價值觀衝突時，表現為轉換型領導者。 2.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之權力基礎方面，基層行政人員大抵在其擁有的合法的及專業的權力基礎上運作轉換型領導。 3.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場域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在行政程序中之陳述意見、處理裁量個案的現場、聯繫會議、校務會議、會客室、協調會、說明會、其他相關座談會或會議等場域運作轉換型領導。 4. 在運作轉換型領導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的策略方面，基層行政人員會牽引下列四種策略以與各系絡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與互動： （1） 基層行政人員會隨機應變為整個行政裁量過程配速，將裁量系絡中衝突的價值觀加以調整，並控制各方衝突者的情緒在可忍受的範圍內而不躁進。 （2） 設身處地試著從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的觀點，看待行政裁量個案的問題。 （3） 鼓勵服務對象或價值衝突者一起面對面溝通，參與找出問題的真相與事實。 （4） 巧妙地運用策略，以提高基層行政人員與裁量系絡之各系絡環境彼此之信任關係。 然而，為使基層行政人員在實際個案中，成為真正的轉換型領導者。本論文建議基層行政人員及其之服務機關與主管，當應在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招募、訓練與績效評估制度上有許多配套措施，以培養基層行政人員發揮專業及合法的影響力，使其成為裁量系絡中有效能的轉換型領導者。 最後，鑑於本論文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取樣等方面造成許多未盡及推論上的限制之處。故本論文提議下列的議題，以待未來繼續研究： （一）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之多重資料來源。 （二） 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長期性之研究。 （三） 擴大行政裁量行為之轉換型領導觀點研究廣度之研究。

國民主權下之依法行政原裡，在於行政權發動之要件或內容應以國民意思所形成之法律或地方自主立法加以規範，以防止行政之恣意與專斷。惟現代國家任務日益積極，行政事務質與量急速擴大，將一切委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顯緩不濟急，不能因應快速變遷之社會經濟情況，遂有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於臨機應變之具體判斷權限，將有助於各類行政事務更妥適之處理。 　　行政應受法律之拘束，行政機關僅能在法律容許範圍內享有活動自由。當法律使用意義明確且僅有惟一解釋可能時，行政機關就該事實之判斷，應僅有唯一正確答案，行政法院對行政機關就該法律概念適用正確與否，有完全審查之權。但在法律使用有種解釋可能之法律概念時，行政機關發動行政權與否之要件認定與其內容決定，法院是否仍享有完全之審查權，即不無疑義。此外租稅係行政法之特殊領域，學理上向認為，法律保留原則在稅法領域之表現，較一般行政法尤為嚴格。 　　惟稅捐之課徵與經濟型態密切相關，商業模式及交易型態均會影響稅基之形成，立法機關常於於租稅法律中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租稅徵免之要件，以因應千變萬化的經濟生活，實務上稅捐機關因而發布解釋函令及裁量基準，以之為租稅行政徵免權之發動標準。本文擬研究稅捐機關發布解釋函令及裁量基準作為租稅行政徵免權之發動標準時，其應有之界限。希冀對稽徵機關長久以來為人詬病課稅處分寬嚴不一之歧異結果有所助益，並於稽徵實務作業時能逐漸列為參考範疇，進而落實納稅人權利保障。

行政裁量議題研究一直為法學界與公共行政學界，討論公部門的研究核心重點之一，然法學界重其結果的影響性，公共行政學界重其組織中的運作。據此，無論官僚受到規則如何的嚴密監控，當工作授權下級，便會產生模糊的行使空間。因此，在公共行政的下的觀點，已非單純考量規則是否會造成侵害，更注重官僚本身行使時的價值及其限制性。 再者，本文以警察單位為研究對象，理由在於其依法行政時，面對社會事件，常考驗其判斷力與抉擇與人性面的挑戰，此一特色，與提供服務性質的公部門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為避免基層員警的裁量權使用不當，在取締告發、逮捕追緝等須受到法規與組織內部的約束。 本文視裁量權行使為決策行為的一種，對於影響個人裁量行為的問題，乃由工作面與個人行為約束面探討既有權限下對決策的影響力。從裁量執行的強度歸結出得過且過與執法不阿兩種行為類型。而影響行為選擇者，歸結出個人層面裡個人責任感、對工作的熟悉度；工作層面裡管理的嚴密度、行政課責及人情關係。統計結果發現，人口統計變項部分，裁量行為類型與專業類別、學歷及年紀的差異有關；而五個自變項對依變項均有顯著差異。 本文共計五章。第一章為諸論敘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限制。第二章藉由分析現有研究而歸納出行政裁量研究之重點，整理出法制面、組織理論面與代理人理論面下不同的裁量觀。再者，由決策理論中檢視人類的行為研究，最後與警察人員作整合。第三章為研究設計。第四章以統計結果作變項間之關聯性探討，第五章整理出本文研究結果並提出政策建議。 本文由決策的描述面研究，在政策建議上較難提供完全有效的處方，但仍可由組織與個人兩方面著手思考相關配套。就組織面而言，管理者應對行政課責、管理技術作適當的調控；績效考核宜注重對工作熟悉度的正面義意；決策透明化與行政倫理的遵守，以化解人情的壓力；另外，養成教育過程中，除專業技能外，不能忽略行政倫理重要性；定期檢視法令變遷後，對程序的差異性。而在個人面，鼓勵成員對裁量困境的回饋；重視資深基層人員人力資源的經驗傳承；增進服務品質以提昇警察聲望。以期對基層員警運用於裁量行使的過程中，有助其豐富判斷力，得到較佳的結果。 / Discretion is a core issue in law, concerned with facts and consequences, whil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rned with power opera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ect, discretion emphasizes on the values and limits in bureaucratic implementation rather than on the harm of rules. No matter how bureaucrats are strictly monitored by rules, the fact of blur in execution due to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still exist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junior-ranking-police-officers. On the one hand, they often confront with social events in using discretionary power with their judgment. Sometimes they deal with the events and hav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n humanity side.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avoid the abuse of discretionary power, they are always restricted by rules and organizational norms in the execution of enforcement, informing violators and arresting suspect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issue of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he aspects of job and individual.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consisted of soft enforcement and strict enforceme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those of the degree of strict management, the familiar of work, interaction of favoritism pressu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and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is study.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motives, purposes, research methods and limits et cetera. Chapter two is engaged to literature review rea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cretion in law,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agent aspects and the descriptive decision theory of heuristics in human daily life under uncertainty. Finally this study made effects to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practices of junior-ranking-police-officers’ discretionary power. Chapter three is consisted of research design about research framework, hypotheses, questionnair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hapter four is discussed the statistical result. Chapter five is the conclus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 of this study. Because of applying descriptive approach,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won’t provide for directly prescriptions for management, but they still could help us to understand real interactions in some way. For the management side, the balance art of management technology,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and job performance is important for managers. Secondly, better education makes better enforcement. Decision in transparent and administrative ethics could reduce improper outside pressure. Thirdly, an individual policema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learning law enforcement. At last, policemen not only learn knowledge in ordinary time but give the dilemma feedback would be helpful for managers.

近年來，來臺觀光人數逐年倍增，日租套房亦隨之興起，此種住宿型態介於旅館、民宿與一般住家之間，一直存有公共安全疑慮。民國99年交通部頒布函令，將此種住宿型態正式納為非法住宿場所之範圍，各縣市政府即依據此函令著手查緝，其中，臺北市日租套房錄案件數及查緝件數均為全臺之首，但實際裁處案件數之比例仍不高。本研究以Edwards III及T.B.Smith的執行力理論作為架構，並運用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探討影響臺北市政府日租套房處置方案執行力之因素。本研究發現執行機關內部溝通不良、執行過程缺乏足夠資源、執行人員具有高度裁量權及機關結構僵化等內部因素，導致日租套房處置方案執行績效不彰，其中又以執行人員的裁量權為最關鍵影響因素；而日租套房經營業者與執行機關、人員之間的互動，以及法規、政策、通訊、利害關係人、媒體等環境因素，亦都會對日租套房最終的查處結果產生影響。本研究並發現民意代表因握有監督政府的權力及管道，會設法影響執行機關的裁處決定，對於查緝日租套房的過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

本研究主要探討管理權力及機構投資人監督效果對公司發放裁量性紅利之影響。裁量性紅利係以董事會或薪酬委員會之主觀績效評估結果作為發放依據，而主觀性績效衡量易產生衡量偏誤，留有可受到人為操控的灰色地帶。為提升高階管理階層薪酬揭露之透明度，SEC於2006年起強制美國公開發行公司須於股東會說明書之薪酬彙總表中，明確區分公式型紅利及裁量性紅利。因此，過去鮮少文獻探討公司治理與裁量性紅利間之關聯性。本研究以2006年至2010年美國S&P 500公司及其管理階層為樣本，並以Panel Probit模型分別估計管理階層之管理權力及機構投資人監督效果對公司發放裁量性紅利與否之影響，且另以Panel模型分別估計管理階層之管理權力及機構投資人監督效果對裁量性紅利金額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管理權力與其獲得裁量性紅利與否及金額呈負向關係；而機構投資人監督效果與公司發放裁量性紅利庫與否及金額為負向關係。本研究之貢獻為得知因SEC修正裁量性紅利揭露之法規，提升資訊透明度，因而削弱管理階層之管理權力，使管理階層不因其握有之管理權力愈大而增加其獲得裁量性紅利之可能性及金額。此外，機構投資人對公司裁量性紅利庫之發放確實具有監督效果。本研究可增添現有探討公司治理與裁量性紅利關聯性研究之不足，並提供往後相關研究議題之參考。

在2004年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企業應於Form 8-K或股東會說明書揭露高階經理人所得之裁紅利金額，並明確劃分公式型紅利與裁量性紅利之定義，前者為依契約設定之績效衡量指標所發放之金額，後者為薪酬委員會利用主觀性指標裁決發放之金額。 企業成長機會屬於公司特性之一，不同的公司面臨不同成長機會，成長機會較大的公司其價值來自於未來的投資計畫，依賴高階經理人的決策程度高，因此會給予高較大的報酬。而相對地，成長機會較小的公司由於其現有資產較大，高階經理人重在監督現有資產而少有投資決策的功能，因此其獎酬較小。有別於過去研究對企業成長機會與高階經理人之薪酬，本研究將針對裁量性紅利是否會受到企業成長機會之影響。 本研究針對2006至2010年標準普爾前五百(S&P 500)之公司，進行高階經理人裁量性紅利與企業成長機會之探討。以企業成長機會大小及企業績效，分別探討與高階經理人所得之裁量性紅利之關聯。實證結果發現，企業成長機會大時，越會發放高階經理人之裁量性紅利；本研究亦發現，公司成長機會愈大且獎酬委員會依照主觀性指標衡量高階經理人之表現加以發放裁量性紅利，具有激勵高階經理人之效果，進而正面影響公司績效。

論文提要： 一、 研究動機與論文結構： （一） 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之緣起，乃嘗試對於近來大法官經常在解釋文中以「立法裁量」作為解釋理由之概念內涵加以釐清與研究。司法權作用在權力分立界限的理論中，於行政法層次，最為顯著者為行政裁量論，所處理者係行政權與司法權之交界模糊地帶的權限運作與分配問題。若將層次提昇至憲法位階，則立法權與司法權行使界限的調和，乃憲法解釋論上一個恆久無解的難題。相對於行政裁量理論之成熟，立法裁量論可說係尚未具共識與成熟度的學說，此可從中文之公法學著作與教科書中明顯看出。在國內已出版之行政法教科書中，行政裁量之理論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具共識且必須探討的重要領域，但相對的，在憲法領域之公法學著作與教科書中，則針對立法裁量之概念加以引述並討論者甚為稀少。 本文嘗試乃以我國大法官解釋中所曾引用之立法裁量概念作為切入點，佐以二次大戰後逐漸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國家普遍化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背景及討論之方向，從立法裁量論在憲法解釋學上的位置出發，來觀察立法者與司法者在憲政運作上，尤其是違憲審查之制度運作，司法者與立法者的互動，也用以探究大法官援用此一理論的原因與內涵究何所指。 （二） 論文結構： 從比較法的立場，觀察日本學者討論立法裁量之概念，基本上乃環繞著違憲審查司法者的審查態度，與審查基準等理論，因而本文在架構上，亦同樣從司法積極主義、司法消極主義切入，而探討司法積極消極主義，便不得不從違憲審查制度之確立與歷史開始討論，然關於違憲審查制度之確立，乃係權利分立理論與歷史上的發展結果，因而本文的結構鋪排，乃包括五章，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開始先從作為當代憲法基本架構之權力分立理論談起，從權力分立之歷史、理論內涵及思想的起源、學者論述之引入，再從權力分立基礎下司法權與立法權運作的實務經驗，探討權力如何分立與制衡。第三章則針對在制衡機制中具代表司法權之制衡機能的違憲審查制度，其起源與運作實態做中外歷史之研究，透過歐陸與美日違憲審查制度的開展，進一步瞭解在違憲審查制度下，司法者如何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第四章，則為本文之核心，將日本採為違憲審查制度運用手法中之立法裁量論加以介紹討論，並作為第五章檢討我國現況之依據。最後，在第五章回顧我國大法官解釋中所逐漸頻繁所曾援引立法裁量作成之解釋文與理由書，就個案加以分析大法官援用立法裁量論之立論基礎，並配合第四章之比較法研究，提出對於國內釋憲實務之觀察心得，以為結論。全文含註解，共約十一萬餘字。 二、 立法裁量在日本與我國之情形： （一） 立法裁量在日本（依照戶松秀典、戶波江二等之審查基準論）： 戶松秀典將日本最高法院所使用之立法裁量判例，區分為三種類型：廣泛的立法裁量、狹隘的立法裁量與立法裁量不適用三種，分別配合審查基準論之單純合理審查基準、嚴格合理審查基準與嚴格的審查基準，作為建構其立法裁量類型論的標準。從其所舉之判例內容，關於廣泛的立法裁量第一類型，包括1.租稅立法（薪水階級稅金訴訟）、2.生存權與社會權之限制立法（崛木訴訟）、3.候選人之選舉自由及參政權之限制立法（戶別訪問禁止訴訟）、4.公務員之參政權表現自由（援拂事件），採取寬鬆的單純合理審查基準，因而很容易的導出合憲性的結論；關於狹隘的立法裁量之第二類型包括：1.參政權規制與投票價值平等（議員定數不均衡訴訟）、2.營業自由之規制（藥局距離限制訴訟），採取中度的嚴格合理審查基準；關於立法裁量不適用的第三類型則以少數族群參政權之限制立法之審查（在宅投票制度廢止訴訟），採取嚴格的基準，則以違憲宣告之結論表現司法者的深度審查態勢，以表格之方式，如附表一。 （二） 立法裁量在我國： 行政裁量理論在國內，已經獲得學界相當程度的接受與共識，司法裁判實務上，也已逐步引用而建立起其體系與架構。但是，在立法裁量之領域，則似乎是一個頗為罕見中文研究論文之領域，國內之法學者就立法裁量之概念，討論並不豐富，而在釋憲之司法實務上，卻早自第五屆大法官（民國七十四年十月起）所作成之解釋中，即已可見到援用立法裁量於解釋文中解釋，而且到第六屆大法官之後（民國八十三年十月），更有越趨頻繁之趨勢。我國之大法官們在援用「立法裁量」之用語時，究竟如日本學界所討論者，僅係一種實體界限之代用語，抑或也有嘗試在針對不同類型的基本人權的審查基準上建立進一步的積極消極不同取向，則頗耐人尋味。 我國職司違憲審查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是否以「立法裁量」作為違憲審查認定之理由，一直到釋字第二０四號以後，開始看到援用此一概念，表現於解釋文及理由書中。隨著大法官之更迭，「立法裁量」之用語表現，也有不同的轉變，而出現「立法者之形成自由」、「立法者自由形成之範圍」等不同的遣詞方式。將大法官解釋中曾經援用立法裁量概念之解釋如附表二。 自第五屆大法官就任後（民國七十四年十月至八十三年九月），立法裁量之概念才開始被採用成為違憲審查解釋文中之用語。在第五屆大法官之任期中，從第一個解釋第二零四號以降，至釋字三七七號，（即釋字二零四、二二八、二四六、二九九、三零二、三一五、三三七到三七七號），共有八號解釋。到了第六屆大法官則更頻繁的，包括第三六九號、第三七零號、第四一六號、第四二一號、第四二八號、第四三三號、第四四二號、第四四五號、第四六八號、第四七二號等，而縱觀所有上述使用立法裁量用語之解釋文中，依立法所規範之基本人權或制度領域來做區分，如附表二所示，可知解釋之標的包括了限制經濟自由（工作權、財產權）之立法、租稅立法、限制訴訟權之立法、限制表現自由之立法、對參政權的限制立法、對社會權保障的限制立法及國會內部事項之立法，從上述之統計中可以見到，立法裁量被運用作為違憲審查之用語的解釋，遍及於各個人權規定，領域廣泛。此也意味著，立法者基本上其制訂關於規制不同人權類型、與憲法制度之立法過程，均有裁量之空間。 在釋字第四四五號以前，國內大法官對於立法裁量之概念，誠如蘇俊雄大法官所稱：「判斷原則尚未有一定之共識」，城仲模大法官亦有「客觀上無法找到具體明確化的答案」之結論，城大法官立於違憲審查之實務家的立場，更進一步呼籲「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關文獻中連番數十次使用這個公法學尚不清楚、不確定的用詞或概念，實在不能不在此做一嚴肅的呼籲，敬希慎重」。因此，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出爐以前，僅足以獲致一個初步結論：個別之大法官對於不同的釋憲類型有不同之審查原則（或基準），且明顯的尚無一定共識的存在，但是在運用「立法裁量」之用語時，均係代表大法官面對係爭解釋對象的法律採取了消極性的解釋態度，以尊重立法者之選擇做結論，在審查的深度予以緩和，當然得到了合憲的結論。惟到了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份，釋字第四四五號關於集會遊行法之解釋文出現後，大法官在該號解釋中豐富的解釋文與理由書內，則似乎可以隱約看到不同審查基準的運用導致了合憲、違憲之不同結論，並且與立法裁量論作了初步的連結。 釋字第四四五號，大法官提出了頗為明確的違憲審查基準理論。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對於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之審查：1.在突發性集會的情形，要求事前聲請許可認逾越其必要性，導出違憲結論；2.除此之外之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則未逾必要範圍，尚屬合憲。（二）關於表現自由主張內容之限制立法，大法官予以審查，且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導出違憲結論者，包括：1.採用事前審查禁止基準者：集會遊行主張之內容事前限制，司法者予以審查，結論為違憲；2.採用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基準者：集會遊行主張之內容在未有明顯而立及危險之情形即予以限制其聲請，司法者予以審查，認為違憲；3.採用明確性原則基準審查者：對於「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財物造成重大損害之虞」為限制之要件，不夠明確，導出違憲之結論；（三）關於表現自由內容以外的限制：大法官認屬於立法裁量事項，大法官不予審查者逕認為合憲者1.關於集會遊行之時間、地點限制事項；2.對於集會遊行之區域、人員資格等限制。（四）關於違法集會遊行者之處罰制裁類型之選擇：屬立法裁量事項，大法官不審查認定合憲。將上開結論，整理如下表：如附表三。 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號解釋，係首件隱約可以見到大法官將不同審查基準運用於在不同的表現自由限制立法的審查中，並且與立法裁量之概念相配合，所做出之憲法判決。從其論理過程與理由結構，似乎觀察得到大法官將立法裁量與審查基準相連結的企圖，以及在審查不同的人權限制規範，有採取不同之審查基準的傾向。固然並未明白表示其與其他經濟自由之基本權是否具有先後序列的價值高低，但相較於先前曾使用立法裁量或立法者形成自由用語之多號解釋文，均係屬於對財產權或租稅領域等非表現自由之精神自由權所為之限制來看（如附表二所示可觀察出），似乎意味著大法官是否承認不同的人權類型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所伴隨的立法者形成自由空間，也將隨之不同，由此是否可能導出大法官之釋憲態度逐漸採取了二重基準論與立法裁量類型論的傾向，以不同的審查基準運用於不同的人權類型的審查中。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作成的推論： 第一、 從結論來看：依前述所整理曾運用「立法裁量」或類似概念為理由做成之解釋文，除釋字第四四五號外，該十八號解釋（包括釋字第二零四號、第四三三號、第二二八號、第三七零號、第四二八號、第三零二號、第四四二號、第四一六號、第三七七號、第三六九號、第三一五號、第三七七號、第二九零號、第四六八號、第四七二號、第二四六號、第二八二號、第四二一號，共十八號，領域涵蓋經濟自由、工作權、財產權、訴訟權、租稅立法、參政權、社會權、國會內部事項，均係屬對於非精神自由權限制的法律之審查），所得到的憲法解釋結論均是合憲的結果。 第二、 從解釋用語來看：從伴隨立法裁量所出現於解釋文或理由書中的評價性字眼來看，則觀察大法官在使用立法裁量之同時，經常出現代表選擇依據的用語，則包括「妥善」（二零四）、「合理」（二二八、二九九、三零二、三一五、三六九、四一六、四二一、四四二、四六八）、「必要」（二二八、三零二、四七二、四四五）、「針對特性所為特別規定」（二二八）、「適當」（二九九）、「增進公共利益」（三零二、四二八、四四五）、「配合經濟發展之新情勢而為」（三一五）、「定處罰標準」（三三七）、「利弊互見，如何採擇」（三七七）、「公平合理之原則」（四六八）等等，上開用語均係用來解釋說明立法者所使用之限制手段，是否逾越必要性之依據。誠如蘇俊雄與城仲模大法官所言，的確內含抽象，標準不一，但如果與二重基準論之緩和基準之「合理性基準」定義作對比（即所謂的法令追求之目的具合法性，在手段上具有與目的間之實質合理性關連），即可將上開「抽象」之合憲性解釋標準視為是合理性基準所採取的緩和審查型態，因此，當然在只求「合理性」關連的具備條件下，除非有明顯違反憲法規範精神或其他憲法解釋原則之情形下，率皆可以導出合憲解釋的結論。這樣看來，對於經濟自由性的基本權的立法限制之審查基準，正因採取緩和審查之基準，當然表現出的審查型態，是極為抽象而不明確，則可以獲得理解。 第三、 與釋字第四四五號之審查基準論連結：除了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在包括經濟自由權在內，也就是非精神自由權領域，大法官較廣泛的運用「立法裁量」概念，當作司法者儘量尊重立法者之「消極性審查」理由，而相對於是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大法官頗為明確的提出不同的審查基準，適用於不同的基本人權之違憲審查，因而也突顯出，無形中似乎大法官對於不同類型的基本人權，確實存在著價值序列的態度。依據此一推論，立法裁量論在我國之憲法解釋中，可以說似乎不再只是合憲結論與司法消極主義的代用語，當然，是否足以發展出不同的類型理論，並與不同審查基準相結合，或更進一步引導出不同人權之價值序列，則須觀察將來的解釋文發展與大法官的意圖而定了。 三、結論 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文出現以前，觀察大法官所採取之立法裁量態度，從解釋文、理由書中之用語之形式，或在解釋文之內容上，似乎並無軌跡得以探詢得到大法官使用「立法裁量」之用語在不同的基本權領域是否認為立法者之形成空間有不同的程度差異，換言之，立法裁量在過去我國之違憲審查實務中，僅系「司法權界限」、或「合憲結論」的代用語，則就如同「未逾必要之限度」之用語一般，僅在於表現司法者消極解釋的態度，至於系爭法令是否違憲，是否係因「未逾越立法裁量之形成自由」被認為合憲，毋寧仍回到個別憲法條文的解釋或其他釋憲原理的運作（例如比例原則及其他憲法解釋之基本原則）。但是在四四五號解釋文後，則隱諱的可以看到了立法裁量論與不同審查基準的關係。雖然並非十分清楚明確，但使得立法裁量論的有用性似乎多了一份證據以證明其存在的意義。立法裁量如果只是表示「合憲」的用語，然後託言於「立法者形成自由」如此不明確的一個概括用語，其實就像早期美國法中將大法官不願解釋的情況，都推諸於「政治問題理論」而主張司法者應該謙抑之原則一般。固然，在權力分立下，司法權有其界限，而違憲審查之理論其本質因係針對抽象性最強的憲法所作成之解釋，然而，如果在司法者作成解釋發揮此種類似「司法立法」之形成功能時，在立法階段吾人尚且希望建立起明確性原則，則審查之過程若能將審查用語的內涵進一步具體化，換言之，大法官清楚的將其內心的價值取向，具體的表達出來，使得以不明確的模糊理論作為審查理由的情形減少，也透過裁量領域在大法官心目中認知的不同情形，隨著憲法判例大法官解釋之累積，以形成較清楚的審查基準方向，對於立法權而言，既具有指標作用，對於行政權，亦有人權價值方向的導引機能，而採為執法時之參考。當然，司法者是否夠資格成為人權序列化傾向的決定者，此又涉及民主正當性批評的問題，但這是違憲審查制度建立以後，存在於立法權與司法權間永恆的緊張關係，其間的消長，因為時代的不同，因為領域的差異，必然有積極性與消極性的不同發展。反觀國內之憲政實況，司法院大法官引導國家的權力運作，從戒嚴、戡亂體制逐漸走上法治之途，相較於解嚴後立法部門之生態，國會全面改選及黨禁開放後雖政黨林立，政黨政治日漸發達，卻也伴隨著產生選舉文化低劣與立法品質堪慮的紊亂現象，不禁使人產生對於司法治國，及發達司法機能以抑制議會民主政治病理的期待。基於上述的思維方向，不免傾向支持司法積極主義的立場，肯認大法官透過立法裁量概念運作其違憲審查權，以成憲法人權價值的實體內涵。不過，大法官在揭諸立法裁量之概念作為審查理論的同時，如能更加具體化其內涵，或如日本法的發展，漸進式的透過判例形成對於不同人權價值序列的導引，朝向審查基準建立之類型化努力，使立法裁量之理論細緻化，明確化憲法價值之取向，因大法官之解釋發揮審查機能形成並導引立法與行政的方向。與其如司法消極主義者一味地強調民主正當性之優越，毋寧在權力制衡的功能上，使司法者扮演一積極角色，在較無政治角力包袱的基礎上，發揮調和立法行政間因政黨政治之制衡不良與選舉制度此一必要之惡所產生之議會政治病理現象，得以獲得緩解，對於國政之運作的良性制衡與人權保障之明確落實，未見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附表一： 訴訟 裁量類型（依戶松秀典） 人權類型 審查基準 審查結論 和歌山教組 早期 勞動者團結權（結社權） 不明 合憲 援拂事件 廣泛立法裁量 公務員政治活動權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小賣市場距離限制 廣泛立法裁量 個人經濟活動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崛木訴訟 廣泛立法裁量 社會保障立法與平等權 合理性基準 合憲 薪水階級稅金訴訟 廣泛立法裁量 財產權與租稅法定 合理性基準 合憲 眾議院議員定數不均衡 狹小立法裁量 參政權與平等權 嚴格合理性基準 違憲 戶別訪問禁止 廣泛立法裁量 選舉制度與選舉活動之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援拂事件 廣泛立法裁量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藥局距離限制訴訟 狹小立法裁量 經濟自由限制與人民健康醫藥管理之保護 嚴格合理基準 合憲 在宅投票制度廢止 立法裁量不適用 少數族群權利之限制 嚴格審查基準 違憲 附表二： 基本權類型 號次 摘要 備註 一、經濟自由規制、工作權： 204 違反票據法採刑罰之規定 尚涉及制裁種類之選擇問題 433 公務員懲戒責任之要件及效果 尚涉及公務員與國家間之特別法律關係 二、財產權： 228 國家賠償要件一般公務員與司法人員之不同 尚涉及平等原則之適用 370 請求評定商標近似性之除斥期間 428 掛號郵件的補償僅限於遺失、被竊 三、訴訟權 302 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以違背法令判決為上訴理由之限制 442 選舉訴訟採取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的訴訟制度 416 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以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之限制 四、租稅法定主義（亦是對於財產權之限制） 377 營業稅法中對於虛報進項稅額者科處罰鍰與停止營業 尚涉及行政制裁種類的選擇 369 稅捐減免與納稅義務內容之規範 315 應否免稅之種類及範圍 377 所得稅之認定所得歸屬年度 五、表現自由 445 集會遊行之許可要件中關於時間、地點、方式之規定與違反解散命令者課以刑罰之規定 對於表現自由之限制 六、參政權 290 公職人員候選人學歷之限制（劉俠案） 尚涉及平等原則之適用 468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需於法定期間尋求一定人數之連署與繳交一定數額之保證金之限制 七、社會權保障 472 關於健保費之滯納課徵滯納金 246 公務員退休金、養老給付之標準 八、國會內部事項 282 中央民意代表之報酬標準 421 國民大會代表議長之報酬項目、額度 附表三： 審查對象 屬性 審查基準 審查結論 （一） 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 1.偶發性集會（第九條第一項但書） 2.一般性集會 1. 違憲2. 合憲 （二）主張內容之限制（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 表現自由內容之限制 1.明確性；2.明顯而即刻危險；3.事前抑制禁止（嚴格審查基準？） 違憲 （三）主張內容以外之限制：1.時間、地點之限制（第八條、第十一條）2.區域、人員資格等限制（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四款、） 表現自由內容以外之限制：屬於立法裁量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四）違法者課以刑罰之制裁（第二十九條） 屬於立法裁量 合理性基準？ 合憲 題目：立法裁量與違憲審查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1 1.1. 研究動機----------------------------------------1 1.2. 架構舖陳----------------------------------------2 1.3. 研究範圍----------------------------------------2 第二章 權力分立與違憲審查制度----------------------3 2.1. 民主主義與權力分立------------------------------3 2.1.1. 洛克的政治分權理論----------------------------7 2.1.3. 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9 2.2. 違憲審查之起源與類型---------------------------12 2.2.1. 違憲審查制度之起源----------------------------12 2.2.1.1. 個案附隨審查制------------------------------14 2.2.1.2. 集中審理制 ---------------------------------18 2.2.2 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23 2.2.2.1 個案附隨審制 --------------------------------24 2.2.2.2. 集中審理制 ----------------------------------29 2.3 我國之違憲審查制度------------------------------32 2.3.1. 行憲以前---------------------------------------33 2.3.2. 行憲以後---------------------------------------34 第三章 違憲審查之積極與消極----------------------------41 3.1. 司法積極主義與消極主義---------------------------41 3.1.1. 司法極與消極之概念------------------------------41 3.1.2 積極與消極之標準--------------------------------43 3.2. 比較法上歷史與理論的觀察-------------------------44 3.2.1. 歷史的觀察--------------------------------------44 3.2.1.1.美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史---------------------------44 3.2.1.2.日本之司法違憲審查史---------------------------54 3.2.2. 理論的觀察---------------------------------------59 3.2.2.1. 一般消極性審查原則-----------------------------59 3.2.2.2. 個別領域消極性理論-----------------------------66 3.2.2.3. 二重基準理論-----------------------------------84 3.3. 我國違憲審查之積極與消極---------------------------99 3.3.1. 歷之史觀察----------------------------------------99 3.3.1.1. 從制度變動之觀察--------------------------------99 3.3.1.2. 從解釋結論來觀察-------------------------------101 3.3.2. 審查個案之觀察-----------------------------------109 第四章 立法裁量論與違憲審查----------------------------116 4.1. 裁量之概念-----------------------------------------116 4.1.1. 立法裁量與行政裁量--------------------------------117 4.1.2. 訂定命令之裁量------------------------------------120 4.1.3. 司法裁量------------------------------------------123 4.2. 立法裁量論-----------------------------------------128 4.2.1. 立法裁量之概念與理論體系之位置-------------------128 4.2.2. 立法裁量類型論------------------------------------131 4.2.2.1. 採實體界限論之類型化理論-----------------------131 4.2.2.2. 採審查基準論之類型化理論-----------------------134 4.2.3. 日本學界之評論------------------------------------143 4.3. 立法裁量與日本最高裁判所--------------------------145 4.3.1. 從時間演進觀察-----------------------------------146 4.3.2. 從判決內容觀察-----------------------------------148 第五章 立法裁量論在我國：過去、現在與未來--------------------151 5.1. 立法裁量在我國之過去與現在------------------------151 5.1.1 法學界：罕見討論且見解抽象-----------------------151 5.1.2.違憲審查實務：經常使用之審查用語-----------------155 5.1.3.綜合觀察：審查基準？實體界限? -------------------165 5.1.3.1. 從解釋之時間與內容觀察------------------------165 5.1.3.2. 從解釋之用語與結論觀察------------------------166 5.2 立法裁量之未來：人權價值秩序的形成-----------------175 附錄：參考書目------------------------------------------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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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貫自詡其法律體系乃屬於「社會主義法制」，就刑法領域而言即具 有獨特之立法體例，如此的刑法規範復加上其特殊刑事司法制度，不難預 見其刑事裁判之「特殊性」。量刑本為刑罰學上之重要課題，向為法治國 家刑事實務工作中一相當重要卻又不易解決的難題。刑罰之裁量雖為刑法 就犯罪行為科處刑罰之相關規定的具體表現，然影響量刑結果之因素尚非 限於刑事法律之規定、審判人員本身等因素，即法院制度、審判人員之產 生管道、審判原則乃至於整個司法體系亦然，特別是就中共而言，實體規 定外之因素似更具意義，往往即係左右量刑結果之癥結所在，應予重視。 於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之量刑雖被視為「自由裁量」之範疇，然實際上卻 非漫無標準，可任法官恣意而為，是以刑法學上乃有「量刑基準」之概念 ，如我國刑法第57，58條即係關於法官量刑基準之規定。中共雖自稱其為 社會主義法制，然究其實則仍屬成文立法，因之探討中共刑事司法上之量 刑活動即具實義。然而，除分析其刑法上有關法定裁量事實之規定（刑法 第57條）外，亦須探討中共審判人員產生之管道，如何任免及其於審判活 動中之角色扮演、地位與權限，以明瞭中共所謂「獨立審判」原則之實質 意涵。此外，由中共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公安部等機 關發佈之「通知」、「法定」、「批覆」等所謂規範性文件，通常即具有 特別法之效力，當即影響審判人員之量刑，是其刑事司法上之特點。當然 ，中共刑法第79條關於「類推適用」之規定，亦足以影響定罪量刑之結果 。以上各點，均係探討中共量刑活動時所須注意之要項。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金融商品價值變動、公司特性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對象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金融業以外之上市公司作，並分為兩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份檢視公司特性與其持有金融商品的關係，並觀察全球金融危機是否會影響公司對於金融商品之持有程度。第二部份探討金融商品價值變動以及公司特性是否會影響公司之盈餘管理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管理當局持股愈高、債務比率愈低、公司規模愈大、現金股利率愈高、流動性愈高以及研發費用率愈高之公司，其持有金融商品之程度愈高。產業為電子業之公司較其他產業之公司持有較少之金融商品。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公司對金融商品之持有程度有明顯下降之情況。 此外，金融資產評價利益、金融資產評價損失與金融負債評價損失與盈餘管理之關係符合損益平穩化之理論；金融商品減損損失與盈餘管理之關係則符合洗大澡之理論。管理當局持股比率愈高時，愈會將裁量性應計向上操縱或向下操縱，而債務比率愈高之公司，愈會將裁量性應計向下操縱。公司資金愈多，管理階層愈不會操縱裁量性應計，但其差異較不明顯。而電子業公司之盈餘管理幅度則小於非電子產業公司。 /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lue change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study includes two parts and uses a sample of the companies (excluding financial firms) listed a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from January 2006 to June 2009. First,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hold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t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ffected these companies’ hold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Secondly, I examine whether the value chang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sample companie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management ownership, lower debt ratio, larger size, higher cash dividend yield, higher liquidity, and higher rates of R&D have tend to hold mo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hold less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mpanies kept less financial instruments decreas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ation gain and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valuation loss on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forms to the theory of income smooth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struments impairment loss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ig bath theory. Management with higher ownership tends to manipulate mor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Companies with higher debt ratio tend to manipulat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ownward. For the companies with more funds, their management manipulates less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less obvious. Earnings management by the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less than those in other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