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風暴引起全球金融海嘯危機後，世界各國經濟均遭重創，就以信用貸款為主要標的的證券(或稱信用衍生性商品)，原用以確保金融機構免於倒閉的風險，惟由於次級房屋信貸危機，使信用衍生性商品造成更多衝擊。台灣投資人在此金融海嘯中亦損失慘重，國內更爆發大量連動債銷售爭議案件，其嚴重程度不但引發諸多社會問題，亦暴露我國嚴重欠缺金融商品銷售之監理法制。 實務雖致力彌補過去對於金融監理法制之不足，專注研究金融商品銷售之相關問題，而於民國100年6月29日通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在金融交易過程中，金融消費者(或稱「一般投資人」)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相對弱勢地位，程度尤甚於一般消費商品，蓋金融商品的複雜性、風險性及專業性高，且無實體可供檢視。因此在該社會發展脈絡下，消費者投資誘因增加，交易地位差距逐漸拉大，金融商品交易糾紛將層出不窮，例如銀行銷售連動式債券事例，於次級房貸風波，以及全球金融海嘯後，更值重視。同時，金融機構與客戶交易過程，尤其係金融機構推介銷售金融商品時，如何確保金融消費者之「資訊權」，建構金融機構的資訊義務及民事責任，為一重要之法律議題。故是否能制定出真正適合我國金融市場及符合人民期望之金融法規制度，必須先透析我國金融商品銷售之內涵，了解金融商品銷售之問題與癥結點。本文從民事責任角度找出義務規範之依據，事前建立企業經營者的行為規範，事後謀求消費者之救濟，即分析交易當事人間所建立之法律關係，希冀研究後續金融商品銷售之相關問題。

高齡化社會是全球都將面對的問題，預估2018年我國將進入高齡社會，2026年將為超高齡社會，高齡者之經濟以及長期照護規劃更顯刻不容緩。本研究目的為探討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現有之退休財務規劃商品，依台灣平均家戶所得區分成高中低三個層級，以個案金融控股公司為例，探討不同資產階層之族群該如何妥適安排退休財務規劃。 本研究以我國人口結構趨勢分析高齡化社會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進而了解高齡者之主要經濟來源及目前社會福利制度，以及高齡化社會之金融商品發展現況及風險分析。 在分析個案金融控股公司現有之金融商品對不同資產階層之適性配置後，針對個案公司提供建議包括：一、應開辦逆向抵押貸款服務；二、研發多元的信託服務，協助管理並將協助將其資本利得及利息收益用於安排高齡者生活、醫療及長照所需。同時建議政府機關應有相關因應措施：一、放寬開發結合安養照護、醫療及社會福利的商品；二、研議相關監理誘因；三、應予放寬賦稅優惠；四、師法國外先進制度及機制。 / An aging society is an issue the globe will need to deal with. Taiwan is expected to move into an aged society in 2018, and further a hyper-aged society in 2026, making it critical to plan for economic support and long-term care for the aged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financial products designed for retirement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and then explore how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categorized as high, medium, or low level by the standard of Taiwan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can better prepare for their retirement by making reference to examples from a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understanding the potential impact from an aging society o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n the main income source of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for the aged population, and continues with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ssociated risks of financial products designed for an aged society. After analysis of the product offering to different asset level clients by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under study, suggestions to this company included (1) introduction of reverse mortgage product, and (2) innovation for more diversified trust service,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aged for preparing for their life and needs for medical and long-term care. In the meantime, corresponding actions suggested to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included (1) relaxation on product development to bundle long-term and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2) provision of relevant regulatory incentives, (3) more tax benefits, and (4) introduction of better system and program from other countries.

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公司適當內部與外部機制，以保障公司資金提供者之權益。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運作效能會影響其功能之發揮，而董事會成員之專業性是影響董事會效能因素之一。近年來，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越趨頻繁，涉及之交易金額及風險通常較為重大，一旦失利，影響資金提供者甚巨。因此，本研究探討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性與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行為為應變數，主要之解釋變數為董事及監察人之會計專業及財務專業，並納入公司治理特性控制變數及公司特性控制變數。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沒有顯著關聯性，但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則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呈顯著負向關係。此外，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呈顯著正向關係，而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則呈顯著負向關係，兩者具差異性。最後，董監事具備會計、財務專業雖皆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益呈正向關係，惟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民營化為近年來全球熱門議題及國際資本市場之共同趨勢，而過去一年，民營化在我國更是各方關注的焦點。民國 78 至 87 年初近九年的時間，我國公營事業透過資本市場才釋出約 2600 億元，但未來五至六年預估釋出金額則超過 14000 億元，加以民營企業及大型公共工程亦有般切之資金需求，龐大釋股量對資本市場的可能影響不容忽視，如短期資金抽離效果、股市胃納量不足、籌資排擠效應等。 為使龐大公股能順利釋出及降低對資本市場的負面影響，多樣化的釋股方式是解決途徑之一，然國內釋股方式多以公開申購為主，具釋股設計亦較為僵化。本文彙整國外多樣之民營化釋股方式及設計，可做為國內進行民營化規劃時參考。民營化活動倘若能妥善規劃，將可促進資本市場的發達，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增進全民投資理財；反之，若仍侷限於公開申購、競價拍賣等釋股方式和僵化釋股設計，未能引進其他投資人類別參與公股釋出之認購，則釋股失敗可能性大增，對資本市場負面衝擊亦勢不可免。 另依據國內投資人特質及釋股環境，分析設計多種可行之於民營化釋股之金融商品，包括可交換公債、債務股權交換、附認股權股票、附認股權債券、可轉換特別股、股權交換等方式，文末並根據欲民營化之公營事業的相關資料提出釋股方式適用性建議。 本文建議主管機關能鼓勵並給予釋股方式更多彈性、組成具統籌能力之規劃與諮詢委員會；而承銷商則應儘可能設計符合企業及投資者雙方需求之產品；公營事業則應尊重專業之釋股方式建議。

交換交易(Swaps)是1980年代金融創新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自推出以來市場交易量成長快速。在歐美等先進國家，交換交易已是一項相當普遍的金融商品，但在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成立之際，交換交易卻仍是一項對大眾而言相當陌生的金融商品，到底交換交易是一向怎樣的產品？為讓它順利發展，又須克服哪些障礙？乃是引起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此外引起本研究之動機還有：1. 交換交易是一項具效率性及完全性的成功金融創新商品。2. 交換交易具有相當多的利益。3. 為瞭解我國企業對交換交易之應用。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1. 瞭解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機構、金融商品主管機關對使用交換交易的看法，並以數量統計方法比較與解釋問卷調查的結果，以探討我國市場對此金融商品之使用意願、使用動機及使用結果。2. 探討使用交換交易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之課題。3. 瞭解交換交易在我國發展時所面臨的障礙，提出建議及政府應考慮的配合措施。 　　本研究針對非經營艱困之上市公司，採普查的方式，分別寄發問卷做意見調查，以蒐集上市公司對交換交易的使用意願、使用動機、交易內容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態度等資料。並使用ANOVA、卡方檢定統計方法來檢定使用意願與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產業別之間的關連。檢驗結果發現：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貨幣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在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利率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有顯著性差異，在國際化程度及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此外，本研究也以國外現有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規範為基礎，歸納出一內部控制制度管理核對表，以提供企業界在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時之參考。最後，針對已使用及未使用交換交易的公司、交換仲介者及主管機關進行實地訪談。

自1970年代以後，匯率制度由「固定匯率制度」轉變為「浮動匯率制度」，貨幣政策由「利率管制誘導型」轉變為「貨幣供給量管制型」，而將利率交由市場決定。此種金融環境之變革，使企業為規避匯率及利率風險之風險，發展出許多新金融工具，「衍生性金融商品」乃應運而生。目前，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扮演著不可或缺之角色。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高槓桿及高風險的特性，利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可達到交易、籌資、避險之目的，但若操作不當，其引起的損失亦不容輕忽。故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應注意其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本研究與瞭解企業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概況與內部控制情形，並進一步對其內部控制制度提出具體建議。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台灣地區87年度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非金融業上市公司，樣本數為141份，回收67份，回收率為47.5%。 　　就操作概況而言，企業規模越大，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種類越多樣化，操作目的也趨向避險與非避險交互運用，此外，操作年數也越長。就內部控制情形而言，企業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控制環境、風險評估與控制活動、資訊與溝通及監督不會因產業別、資產總額、營業收入淨額、資本型態、對外投資狀況與國外貿易狀況之不同而有太大的差異。但在風險評估與控制活動方面，中外合資之企業於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上之表現較純本國投資之企業略佳，而在監督方面，有對外投資之企業較無對外投資之企業表現略佳。 　　在本研究可發現企業於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對於應執行之控制政策與程序，幾乎都予以應有的注意並確實執行，這些內部控制政策與程序與公司特性間之關係並未非常顯著。可能原因之一為上市公司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應遵循財政部之規定，訂定作業手冊並加以監督，故企業在此強制性之要求下，能維持一定品質之內部控制。可能原因之二為企業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金額通常不會太大，且交易目的多為避險，其性質較為單純，故可落實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 / Since 1970,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has changed from "fixed rate" to "floating rate", and the monetary system has also chang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 of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 (DFI). Since DFI is fairly risky and could cause huge losses, companies must be very careful when using then. The internal controls for DFI is thus very importa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ompanies use DFI and their relate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better internal controls for DFI.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gather data from the 141 lists firms a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which are using DFI. The response rate is about 47.5%. (i.e., 67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larger the company is, the more kinds of DFI they are using and the longer it has been using DFI. 　　(2)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respect to company's industry type, total assets, net operating revenue, capital type and investment conditions. 　　(3)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activities, joint-venture companies outperforms Taiwanese companies in managing market risk,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In monitoring DFI, companies that have outside investments outperforms those that don't. 　　(4) Companies do follow internal control procedures when are using DFI. These control procedur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mpanies' characteristics. One of the possible reasons is that they are forced to follow regulations set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 ture Commission. Another reason is the amount of DFI they transact is usually not large, therefore they can enforce their DFI-related internal control procedures.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民國86年6月發布了第27號公報「金融商品之揭露」，該公報要求財務報表需將公司所操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情形提出說明，目的是希望能改善長久以來相關衍生性商品資訊之不足。然而，自公報發布以來，諸多國內的研究指出，企業財報的揭露有遵循程度不足的問題，報表使用者能否由目前揭露的水準明瞭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表外交易的情況仍有待商榷。本研究在檢視公司年報之附註揭露時發現，台灣企業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最主要為規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本研究在公報所規範的架構下，以現行財報揭露的水準為依據，研究企業所揭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與投資人所認知的外匯風險是否存在關聯，藉以討論目前所揭露的相關資訊是否為投資人評估外匯風險時的重要依據之一，供主管機關與準則制訂機構在往後監督與公報修訂上的參考。 本研究參考Franco Wong（2000）所提出的研究議題與模式，並依據國內的情況作部分的修改，研究的重點在於公報中基本揭露事項之數量性資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為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合約金額、公平價值與操作損益三者。 故研究討論的主軸有四：一、投資人是否運用合約金額資訊進行企業外匯風險的評估，二、投資人是否運用了操作損益資訊對公司的股價作調整，三、在合約金額與操作損益之兩項資訊皆揭露的情況下是否同時為投資人所參考，四、按不同金融工具種類揭露之資訊是否對投資人產生參考的價值。 研究的結果顯示，非電子業之合約金額資訊不為投資人所參考，非電子業也不同時使用兩項資訊，電子業則不參考操作損益資訊，也不同時使用兩者揭露的資訊。但在多數的情況下，不論是電子業或非電子業，投資人會部分運用到合約金額、操作損益與按種類揭露的資訊，故第27號公報之數量性資訊揭露在現行企業財報揭露的水準下仍有其參考的價值存在，惟參考的程度不高，尚有改善的空間。

近一、二十年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是國際金融市場上成長最快的活動，而且金融環境的國際化、自由化及金融商品不斷的創新，未來全球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將大幅成長。惟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風險極高，如未能有充分理解或良好管理，可能會影響到投資績效。本文從租稅風險的角度，來探討租稅在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理財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租稅對風險承擔的影響 租稅能從兩個層面影響風險承擔。第一，它可能影響家計（或機構）的資產結構決策，因而影響資金供應的可能性；其次，它可能影響企業及個人的實質投資決策。從租稅效果來看，隨著風險性資產需求的財富彈性小於、等於或大於一，比例財富稅將使分派於風險性資產的資產結構比例上升、不變或下降。而所得稅的效果則可從兩方面來看： 1.安全性資產報酬等於零 社會風險承擔隨租稅而上升，私人風險承擔則不變。 2.安全性資產報酬為正時 風險性資產需求的財富彈性有一臨界值，以致社會風險承擔將隨其值之降低而上升，隨其值之提高而下降。故除非財富彈性很大或持有其間很長，社會風險承擔將因所得稅而提高。 二、不對稱課稅對從事避險險性交易意願的影響 避險性交易課稅規定左右著企業從事避險性交易的意願，本文從兩種租稅制度來探討，第一種制度為對稱性課稅，第二種制度為不對稱性課稅。 1.在對稱性課稅制度下，不管風險中立或趨避的公司，皆選擇從事避險性交易。 2.在不對稱性課稅制度下，不管風險中立或趨避的公司，皆選擇不從事避險性交易。 三、課稅原則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稅務處理主要集中在所得稅與營業稅，也就是說主要涉及到直接稅及間接稅。 1.直接稅的課稅原則 所得稅之課徵對受教育年限與工作意願都有負面影響，而影響工作意願的效果有二：一為代替效果；第二為所得效果。而租稅的產生會使活動由課稅區域移動到非課稅區域，或由高稅率區域移動到低稅區域。 2.間接稅的課稅原則 以雷姆斯法則說明，為了極小化所有租稅課徵所造成的無謂損失，必須使每一種租稅的課徵所造成每一種財貨需求量減少的比例均相同。進一步推論可得：為使無謂損失最小，稅率與需求彈性必須成反比。 四、參考各國關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課稅規定，尤其是稅法較完備的美國，作為我國制定稅法的參考。因為衍生性金融商品與現貨市場本質、特性皆不相同，所以財稅單位在規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稅務處理時，應該另外制定一套適合衍生性金融商品特性的稅法，以減少不必要的爭議與麻煩。 五、建議 1.稅法的制定除要達到公平、中立目標外，亦要參考國際慣例。世界各國對於期貨交易等衍生性金融商品多課徵所得稅，很少有國家課徵交易稅。如果我國無法免除交易稅的話，其稅率應避免高於證卷交易稅率，以免影響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意願。 2.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之課徵比照證所稅停止課徵。如果比照國際慣例課徵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恐怕會發生像民國七十八年因課徵證卷交易所得造成股市崩盤。因此，既然已經有了交易稅，就不必再課徵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以免對市場開放造成衝擊。

衍生性金融商品蘊藏著無限的利得，同時也存在著無限的風險，它可以成就首富，也可以摧毀巨擘。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一種極具魅力的理財工具，有些企業藉著它大發利市，但是因著它陷入萬劫不復者也不勝枚舉。 而公司存在的目的，旨在創造價值，以滿足利害關係人（如客戶、員工、股東等）的需求。所有公司均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其中具有負面影響者稱為風險，具有正面影響者則謂之機會，公司的價值可能因該等不確定性而降低或提升。 管理階層為了創造公司的最大價值，必須在公司成長、報酬與相關風險中取得最適平衡，決定可以接受的不確定性之程度，並有效處理相關風險與機會；而公司風險管理可以協助管理階層訂定策略及目標，有效分配資源，強化風險回應決策，降低非預期的營運風險與損失，以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 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曾說：「有了衍生性商品，你幾乎可以擁有任何想要的報酬型態。只要你可以把它畫在紙上，或者以語言文字描述出來，就有人可以為你設計出，任何你想要的報酬型態的衍生性商品。」 因此，公司如何妥善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便成為值得探討的課題。所以，本文探討衍生性商品的交易策略與風險管理，期待能有效處理相關風險與機會，使公司在可接受的風險下，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金融商品價值變動、公司特性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對象2006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金融業以外之上市公司作，並分為兩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份檢視公司特性與其持有金融商品的關係，並觀察全球金融危機是否會影響公司對於金融商品之持有程度。第二部份探討金融商品價值變動以及公司特性是否會影響公司之盈餘管理行為。 本研究結果顯示，管理當局持股愈高、債務比率愈低、公司規模愈大、現金股利率愈高、流動性愈高以及研發費用率愈高之公司，其持有金融商品之程度愈高。產業為電子業之公司較其他產業之公司持有較少之金融商品。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公司對金融商品之持有程度有明顯下降之情況。 此外，金融資產評價利益、金融資產評價損失與金融負債評價損失與盈餘管理之關係符合損益平穩化之理論；金融商品減損損失與盈餘管理之關係則符合洗大澡之理論。管理當局持股比率愈高時，愈會將裁量性應計向上操縱或向下操縱，而債務比率愈高之公司，愈會將裁量性應計向下操縱。公司資金愈多，管理階層愈不會操縱裁量性應計，但其差異較不明顯。而電子業公司之盈餘管理幅度則小於非電子產業公司。 /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lue change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study includes two parts and uses a sample of the companies (excluding financial firms) listed a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from January 2006 to June 2009. First,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hold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t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ffected these companies’ holding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Secondly, I examine whether the value change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sample companies’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nies with higher management ownership, lower debt ratio, larger size, higher cash dividend yield, higher liquidity, and higher rates of R&D have tend to hold more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hold less financial instruments. Companies kept less financial instruments decreased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ation gain and loss on financial assets, valuation loss on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forms to the theory of income smooth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struments impairment loss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ig bath theory. Management with higher ownership tends to manipulate mor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Companies with higher debt ratio tend to manipulat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ownward. For the companies with more funds, their management manipulates less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is less obvious. Earnings management by the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less than those in other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