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公司適當內部與外部機制，以保障公司資金提供者之權益。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運作效能會影響其功能之發揮，而董事會成員之專業性是影響董事會效能因素之一。近年來，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越趨頻繁，涉及之交易金額及風險通常較為重大，一旦失利，影響資金提供者甚巨。因此，本研究探討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性與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企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決策行為為應變數，主要之解釋變數為董事及監察人之會計專業及財務專業，並納入公司治理特性控制變數及公司特性控制變數。 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沒有顯著關聯性，但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則與企業是否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呈顯著負向關係。此外，董監事具備會計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呈顯著正向關係，而董監事具備財務專業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則呈顯著負向關係，兩者具差異性。最後，董監事具備會計、財務專業雖皆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損益呈正向關係，惟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交換交易(Swaps)是1980年代金融創新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自推出以來市場交易量成長快速。在歐美等先進國家，交換交易已是一項相當普遍的金融商品，但在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的成立之際，交換交易卻仍是一項對大眾而言相當陌生的金融商品，到底交換交易是一向怎樣的產品？為讓它順利發展，又須克服哪些障礙？乃是引起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此外引起本研究之動機還有：1. 交換交易是一項具效率性及完全性的成功金融創新商品。2. 交換交易具有相當多的利益。3. 為瞭解我國企業對交換交易之應用。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1. 瞭解我國上市公司、金融機構、金融商品主管機關對使用交換交易的看法，並以數量統計方法比較與解釋問卷調查的結果，以探討我國市場對此金融商品之使用意願、使用動機及使用結果。2. 探討使用交換交易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之課題。3. 瞭解交換交易在我國發展時所面臨的障礙，提出建議及政府應考慮的配合措施。 　　本研究針對非經營艱困之上市公司，採普查的方式，分別寄發問卷做意見調查，以蒐集上市公司對交換交易的使用意願、使用動機、交易內容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理態度等資料。並使用ANOVA、卡方檢定統計方法來檢定使用意願與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產業別之間的關連。檢驗結果發現：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貨幣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國際化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在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有意願與無意願使用利率交換之兩類公司在公司規模有顯著性差異，在國際化程度及產業別則無顯著性差異。此外，本研究也以國外現有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規範為基礎，歸納出一內部控制制度管理核對表，以提供企業界在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時之參考。最後，針對已使用及未使用交換交易的公司、交換仲介者及主管機關進行實地訪談。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於民國86年6月發布了第27號公報「金融商品之揭露」，該公報要求財務報表需將公司所操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情形提出說明，目的是希望能改善長久以來相關衍生性商品資訊之不足。然而，自公報發布以來，諸多國內的研究指出，企業財報的揭露有遵循程度不足的問題，報表使用者能否由目前揭露的水準明瞭公司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表外交易的情況仍有待商榷。本研究在檢視公司年報之附註揭露時發現，台灣企業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最主要為規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本研究在公報所規範的架構下，以現行財報揭露的水準為依據，研究企業所揭露之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與投資人所認知的外匯風險是否存在關聯，藉以討論目前所揭露的相關資訊是否為投資人評估外匯風險時的重要依據之一，供主管機關與準則制訂機構在往後監督與公報修訂上的參考。 本研究參考Franco Wong（2000）所提出的研究議題與模式，並依據國內的情況作部分的修改，研究的重點在於公報中基本揭露事項之數量性資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為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合約金額、公平價值與操作損益三者。 故研究討論的主軸有四：一、投資人是否運用合約金額資訊進行企業外匯風險的評估，二、投資人是否運用了操作損益資訊對公司的股價作調整，三、在合約金額與操作損益之兩項資訊皆揭露的情況下是否同時為投資人所參考，四、按不同金融工具種類揭露之資訊是否對投資人產生參考的價值。 研究的結果顯示，非電子業之合約金額資訊不為投資人所參考，非電子業也不同時使用兩項資訊，電子業則不參考操作損益資訊，也不同時使用兩者揭露的資訊。但在多數的情況下，不論是電子業或非電子業，投資人會部分運用到合約金額、操作損益與按種類揭露的資訊，故第27號公報之數量性資訊揭露在現行企業財報揭露的水準下仍有其參考的價值存在，惟參考的程度不高，尚有改善的空間。

近一、二十年來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是國際金融市場上成長最快的活動，而且金融環境的國際化、自由化及金融商品不斷的創新，未來全球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將大幅成長。惟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風險極高，如未能有充分理解或良好管理，可能會影響到投資績效。本文從租稅風險的角度，來探討租稅在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理財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租稅對風險承擔的影響 租稅能從兩個層面影響風險承擔。第一，它可能影響家計（或機構）的資產結構決策，因而影響資金供應的可能性；其次，它可能影響企業及個人的實質投資決策。從租稅效果來看，隨著風險性資產需求的財富彈性小於、等於或大於一，比例財富稅將使分派於風險性資產的資產結構比例上升、不變或下降。而所得稅的效果則可從兩方面來看： 1.安全性資產報酬等於零 社會風險承擔隨租稅而上升，私人風險承擔則不變。 2.安全性資產報酬為正時 風險性資產需求的財富彈性有一臨界值，以致社會風險承擔將隨其值之降低而上升，隨其值之提高而下降。故除非財富彈性很大或持有其間很長，社會風險承擔將因所得稅而提高。 二、不對稱課稅對從事避險險性交易意願的影響 避險性交易課稅規定左右著企業從事避險性交易的意願，本文從兩種租稅制度來探討，第一種制度為對稱性課稅，第二種制度為不對稱性課稅。 1.在對稱性課稅制度下，不管風險中立或趨避的公司，皆選擇從事避險性交易。 2.在不對稱性課稅制度下，不管風險中立或趨避的公司，皆選擇不從事避險性交易。 三、課稅原則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稅務處理主要集中在所得稅與營業稅，也就是說主要涉及到直接稅及間接稅。 1.直接稅的課稅原則 所得稅之課徵對受教育年限與工作意願都有負面影響，而影響工作意願的效果有二：一為代替效果；第二為所得效果。而租稅的產生會使活動由課稅區域移動到非課稅區域，或由高稅率區域移動到低稅區域。 2.間接稅的課稅原則 以雷姆斯法則說明，為了極小化所有租稅課徵所造成的無謂損失，必須使每一種租稅的課徵所造成每一種財貨需求量減少的比例均相同。進一步推論可得：為使無謂損失最小，稅率與需求彈性必須成反比。 四、參考各國關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課稅規定，尤其是稅法較完備的美國，作為我國制定稅法的參考。因為衍生性金融商品與現貨市場本質、特性皆不相同，所以財稅單位在規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稅務處理時，應該另外制定一套適合衍生性金融商品特性的稅法，以減少不必要的爭議與麻煩。 五、建議 1.稅法的制定除要達到公平、中立目標外，亦要參考國際慣例。世界各國對於期貨交易等衍生性金融商品多課徵所得稅，很少有國家課徵交易稅。如果我國無法免除交易稅的話，其稅率應避免高於證卷交易稅率，以免影響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意願。 2.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之課徵比照證所稅停止課徵。如果比照國際慣例課徵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恐怕會發生像民國七十八年因課徵證卷交易所得造成股市崩盤。因此，既然已經有了交易稅，就不必再課徵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所得，以免對市場開放造成衝擊。

衍生性金融商品蘊藏著無限的利得，同時也存在著無限的風險，它可以成就首富，也可以摧毀巨擘。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是一種極具魅力的理財工具，有些企業藉著它大發利市，但是因著它陷入萬劫不復者也不勝枚舉。 而公司存在的目的，旨在創造價值，以滿足利害關係人（如客戶、員工、股東等）的需求。所有公司均會面臨各種不確定性，其中具有負面影響者稱為風險，具有正面影響者則謂之機會，公司的價值可能因該等不確定性而降低或提升。 管理階層為了創造公司的最大價值，必須在公司成長、報酬與相關風險中取得最適平衡，決定可以接受的不確定性之程度，並有效處理相關風險與機會；而公司風險管理可以協助管理階層訂定策略及目標，有效分配資源，強化風險回應決策，降低非預期的營運風險與損失，以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 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曾說：「有了衍生性商品，你幾乎可以擁有任何想要的報酬型態。只要你可以把它畫在紙上，或者以語言文字描述出來，就有人可以為你設計出，任何你想要的報酬型態的衍生性商品。」 因此，公司如何妥善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便成為值得探討的課題。所以，本文探討衍生性商品的交易策略與風險管理，期待能有效處理相關風險與機會，使公司在可接受的風險下，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

傳統上，從事金融交易所須面對的風險類型，大致可分為五大類：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作業風險與法律風險。此種分類方式雖可詳細說明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可能涉及之風險問題，但實際上要利用此分類來辨別爭議事件之發生原因實不容易。理由在於，各類風險之間並非獨立存在，而有相互影響甚至放大之關係，此亦加深了我們去瞭解事件核心問題之難度。本文的研究目的，便在於希望能利用另一種更清楚焦距的分類方式，歸納出爭議事件所彰顯的關鍵問題，藉此觀察最需被注意之部份，並進一步檢視國際金融組織所提出之建議報告是否能被合理適用於防止爭議事件之發生。

差額互換是一種能提供投資人在不直接引起匯率風險的情況下，參與他國貨幣市場，以增加投資收益及降低資金成本的新金融商品。依照支付與計價貨幣的不同，可分為以本國貨幣、外國貨幣以及第三國貨幣為支付與計價貨幣三種不同的型態。由於Wei(1994)、唐英傑(1997)的定價模型僅評價出上述前兩種型態的差額互換，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為延續Wei(1994)的定價方法，評價出最一般化的差額互換，即本國與外國利率交換而以第三國貨幣為支付貨幣的差額互換，並且證明上述的兩種差額互換為此一般化差額互換的特例。三種差額互換詳細的評價過程均附於附錄，提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評價方法主要是分別計算本國與外國的現金流量，再以本國與外國的期望值折現到目前的時點，同時透過匯率效果將外國的期望值轉換為本國的期望值，於是可將每期所支付利息的現值整理為各國零息債券價格與相關參數的組合。 最後分別針對三種差額互換的評價結果與避險比率從事敏感度分析，以及嘗試由模擬數據探討評價與利差、到期日以及相關係數的關聯性，由模擬數據分析顯示以下結果： 1.利率隨機過程的風險市價並未直接出現在公式中，而隱含在各國的零息債券中。 2.國內的利率風險對差額互換的評價影響程度較國外大。 3.利率風險相較於匯率風險對評價影響更劇烈。 4.差額互換的評價中，利率與匯率的相關性風險比利率間的相關性風險所佔的份量更為吃重。 5.匯率主要是透過利率與匯率的相關係數來影響差額互換的評價。 6.差額互換的到期日越長，目前市場上的利差對評價的影響越小，尤其是以第三國貨幣為支付貨幣的差額互換。 7.契約訂定升水的絕對值會小於目前的利差的情況，僅在以本國貨幣為支付貨幣的差額互換發生，而其餘兩種差額互換則因被匯率風險所干擾，而無法直接從模擬數據中看出契約訂定升水能否反映兩國利率期間結構的相對性。 8.利率與匯率的相關性風險對差額互換評價的影響效果最明顯，其次為匯率間的相關性風險，利率間的相關性風險則居最末位。 此篇論文主要探討一般化的差額互換評價與避險，以及變數對差額互換評價與避險的影響。透過模擬數據的整理與分析，能讓我們對該新金融商品的特性與所面臨風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以期在從事該商品的交易與操作更能得心應手。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2 第二章 差額互換概述………………………………………………………4 第一節 差額互換簡介………………………………………………………4 第二節 差額互換的產生動機………………………………………………6 第三節 差額互換的應用……………………………………………………8 第四節 差額互換的風險…………………………………………………14 第三章 文獻回顧……………………………………………………………16 第四章 理論模型與評價……………………………………………………18 第一節 理論模型假設……………………………………………………18 第二節 差額互換評價……………………………………………………19 第五章 差額互換避……………………………………………………27 第六章 模擬與相關問題探討………………………………………………32 第一節 參數變動對差額互換評價的敏感度分析………………………32 第二節 敏感度分析模擬總結……………………………………………35 第三節 問題探討…………………………………………………………36 第四節 避險比率相關模擬………………………………………………39 第七章 結論…………………………………………………………………40 附錄A…………………………………………………………………………41 附錄B…………………………………………………………………………44 附錄C…………………………………………………………………………50 附錄D…………………………………………………………………………57 附錄E…………………………………………………………………………65 附錄F…………………………………………………………………………67 附錄G…………………………………………………………………………69 附錄H…………………………………………………………………………75 參考書目與文獻……………………………………………………………100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在第二十七號公報正式適用（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探討國內上市公司與銀行業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認知程度，並瞭解其差異。另一目的則是希望瞭解企業依照第二十七號公報之要求揭露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最難決定之事項及對第二十七號公報的看法。 本研究以問卷為資料收集的工具，其中「認知能力」定義為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瞭解程度，而瞭解程度的高低，一種為會計人員自已主觀的衡量，另一種則依據會計人員在問卷第五部份「衍生性金融商品基本知識」測驗答對題數來判定。答對題數之高低，可作為會計人員瞭解衍生性金融商品程度之指標。 在回收的106份問卷中，只有2位（佔2.3%）會計人員不知道什麼是衍生性金融商品。至於造成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認知與瞭解程度差異的原因，經統計檢定後，有以下幾項： (1)企業的型態， (2)會計人員熟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程度， (3)會計人員認定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能力， (4)會計人員是否接受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訓練，及 (5)企業目前使用（或過去使用過）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否。 大約有八成的會計人員在會計處理過程中，主要是依據「揭露要點」來判斷某項金融商品是否為衍生性金融商品。在目前使用（或使用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企業中，大約有六成的會計人員認為依照第二十七號公報揭露衍生性金融商品時，最難決定的項目為各商品的財務風險，而未曾使用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企業中，亦有六成會計人員認為各類商品的財務風險最難決定。 影響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認知與瞭解能力的因素中，有一項為會計人員是否接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相關訓練，由此可知，提昇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瞭解的方法就是加強其有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訓練。會計人員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瞭解程度超高，將可增進其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認定、會計處理、甚至報導的能力。 / In recent years, many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DFI)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domestic market. While transaction volumes of DFI are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risk enterprises expose to is increasing.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accountants' understanding ofDFI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the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If an accountant understands DFI well enough, he/she can adequately report the transactions ofDFI and, therefore,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can properly assess the risk the enterprise faces.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extent of the accountants understanding DFI and their ability to adequately report DFI trans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No.27 in ROC. The author used questionnaire as a tool in gathering data. Questionnaires are sent to the accountants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in bank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Two indexes are used in measuring the extent of the accountants' understanding about DFI. One is a five-scale measurement to be filled by the accountants evaluating their own capability. The other is the number of correctly 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DFI by the accountants, in addition, the accounts are asked weather they have the capability of adequately disclosing DFI trans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No.27 in ROC.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 1.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xtent of the accountants understanding DFI is moderate. 2. The accountants in the enterprises involve in DFI transactions understand DFI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enterprises not involve in DFI transactions. 3.The accountants have difficulties to report DFI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No.27 in ROC.

企業為了避免公司價值的變動受到匯率及利率風險的影響，一般而言均會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避險，而台灣企業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逐漸成熟的這段期間中，也逐漸加入這股使用浪潮中，但是，究竟什麼才是決定企業是否避險的重要因素呢？什麼才是企業在取捨不同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具時的考量呢？ 在此一研究領域中，存在許多國內外文獻進行探討，由於國內文獻大多著重於研究公司是否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的重要決定因子，探討與何種理論相符，較少文獻針對公司在面臨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後，如何選擇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具的議題加以研究，有鑑於此，本文著重於研究期貨、選擇權、遠期外匯、交換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與公司特徵間的關係，探討是否與公司所面臨的匯率風險或利率風險相關？此外，2001年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逐漸成為國內企業重要的融資工具，尤以上市電子公司最為重要，因此，本文的另一重點為探討「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對企業避險行為及避險工具選擇之影響，並以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為研究樣本。最後，本文研究期間為1995年第1季∼2002年第2季，藉以觀察1997年下半年發生的東亞金融風暴及2001年中央銀行連續調降利率政策對企業避險行為及避險工具選擇之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長期負債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流動比率及外銷比率為台灣上市電子業公司是否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的重要決定因素。在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之交易成本具經濟規模型態及涉外風險多樣化的推論下，實證結果發現公司規模及外銷比率與選擇權、遠期外匯、交換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呈顯著正相關。此外，實證結果顯示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為規避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伴隨的外匯及利率風險，將傾向使用適合不確定性交易的選擇權及交換這兩種衍生性金融商品進行避險。由於長期負債對利率的敏感度較短期負債為高，所以長期負債的比率越高時，公司將會使用利率交換作為管理利率風險的工具。 東亞金融風暴後，台灣上市電子公司決定是否從事避險時，除考量公司規模外，更注重長期負債比率，以降低因東亞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提高的財務危機成本。此外，外銷比率和公司避險決策呈十分顯著的正向關係，而且根據實證結果，避險工具含括選擇權、遠期外匯及交換，意味著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公司在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意識到同時控管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的重要。至於台灣上市電子公司規避外匯風險的工具，也因東亞金融風暴產生重要的衝擊，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上市電子公司在規避匯率風險時，將一部份從遠期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轉為選擇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原因可能為在國內外情勢未明的情況下，國內上市電子公司貿然使用遠期外匯避險，反而可能使公司暴露於更大的匯率風險中，因此，公司將會使用較具彈性的選擇權作為避險工具。2001年中央銀行連續調降利率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和公司避險與否呈現顯著正相關，至於規避風險的種類，經由實證結果發現為利率風險。

本文採用三階段之DEA經濟效率分析民國93年至民國96年46家臺灣本國銀行的表現，其中第二階段依Fried et al. (1999)所示，利用Tobit迴歸將可能的外部環境因素排除，本文特色為在此階段考慮臺灣於民國95年甫正式上路之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及其對金融資產，特別是衍生性金融所造成的影響。本文發現：經二階段調整後效率值確有顯著的差異，故壞帳、公民營、衍生性商品使用程度、分行數等非內部經營管理所能掌握因素排除後，效率值確實改變；且衍生性商品使用程度，以各銀行衍生性金融商品名目本金除以總資產以為衡量之，將此一外在環境制度因素加入第二階段TOBIT分析，結果顯示其確實顯著的影響資本資金及投入等三項差額變數，且均為遞增關係。 / In this research we try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with multi-stage DEA approach. Following Fried et al. (1999), we exclude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by running Tobit regressions for every input variables at the second stage. Among all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banking efficiency, this is the only one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No. 34. The new rule set up different concepts about how to disclose financial assets and derivatives properly, which may also change consumers’ behaviors. We find out that the second stage adjustments did make differences on efficiency scores. Also the usage of derivatives are proved to b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ree input slake variab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