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對於長久以來質疑司法權的民主正當性的看法 從古典民主理論 與修正民主理論兩者的基本差異進行分析 發現古典民主理論受到許多新 興理論的挑戰 其當初理論的許多基本假設其實與許多人類共同經驗有相 當大的認知差異 修正民主理論較能真正反應政治實際運作的景象 也為 現代多數政治學者所接受 只要司法違憲審查的權力能夠受到民主多數的 同意與其制度能夠受到多數民意隨時的改變司法違憲審查權也能獲得民主 正當性 本文以先進民主國家的美國憲政運作為對象 分別 從總統固有的 行政權 司法裁判權 國會的立法否決權以及獨立管制委員會幾個部份分析 結果發現權力分析理論在解釋與適用上可分別採取形式論的途徑與功能論 的途徑來進行為了了解我國憲政運作的實際情況 本文以大法官解釋為研 究對象 權力分析為研究理論透過形式論與功能論為兩個研究途徑分析近 五十年大法官所為四百二十多件解釋 相互交叉比對 所得到的二十一種關 係類型 經過分析發現 整體而言大法官所採取的解釋途徑是相當平均的 但是 差異是發生在與司法權相關的關係上 形式論解釋途徑的使用明顯超 過功能論 本文亦發現這種途徑的特性 往往使其被用於不同意見書中以反 對司法權介入某種憲政爭議上 這也適度的反證多數的司法院大法官對違 憲審查權的行使是較積極的 我國國會議員在具有特權及國會自律的保障 下 往往導致權力之濫用 然而國會自律功能極為不彰 對於民意代表的行 為幾乎束手無策而毫無拘束力 但是司法權基於該項原則卻自我設限而給 予迴避 因此本文的主張在政治哲學的價值導引下採取權力分立功能論的 解釋途徑 對於民意代表的特權及國會自律加以司法上的監督 以維護憲政 制度的良性運作 / The question to the judicial power is in the view to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analysis from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ic democracy" and "reformed democracy theory".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to the assumptions ofthe "classic democracy theory", which beyond human common experience. Most of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re able to accept "reformed democracy theory". If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basis on people consent and changed by most of the people anytime,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owne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of constitution explanation which should make thejudicial power into legislative discipline area.

宗教自由權在西方社會是熱門人權議題，在台灣卻是冷門人權。難道研究者只能從文化脈絡的因素來解釋這種現象嗎？本文嘗試用新制度主義來研究台灣的宗教自由權，亦即討論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從憲法學、違憲審查制度與司法文化三個面向，來檢視我國四個與宗教自由權相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文與三十三個最高法院的民刑事判決。經過分析後發現，我國的宗教自由權案例大多屬於美國憲法分類上的自由行使條款，只有少數案例屬於禁止設置條款。除此之外，團體的宗教自由權案例也比個人宗教自由權的案例來的多。本文建議應該讓一般法院的法官也能夠擁有完全的違憲審查權，並且強化法學教育中對於人權保障思維的訓練。如此一來，才能讓法官與一般人民逐漸認識到保障宗教自由權的重要性。

在實質法治國裡，法益保護是刑法正當性的起點，法益侵害是實質犯罪概念之首位且必要元素。詳言之：刑法每個罪都可以分為行為規範與制裁規範兩部分，以這區分為基礎來觀察──形式上，法益是會受行為在因果關係上侵害的、因此被以行為規範保護的客體，而行為規範本身受到制裁規範的保護；實質上，憲法定義的法益，是社會和平生活中，人格自由發展的外在、真實（即可受因果侵害的）、基本條件。這個定義的功能不在於表列出特定的法益清單，因為人格發展的條件與時俱變，它的功能是供作憲法上的審查步驟與學術批判的施力點。正確認識憲法對各種基本自由的保護意旨，是正確建構法益理論的前提，而以法益理論為基礎的犯罪理論精緻化，提供法治國一個自我檢討、深化的契機。 / In a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very beginning of legitim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protection of legal-good (in German: “Rechtsgut”). Infringing legally-protected-good constitutes the first and necessary element of substantial concept of crime. In detail: Every criminal article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behavior norm and sanction norm, and can be observed under this distinction. – Formally, legal-good is protected by behavior norm, because it is causal damageable by human conducts, whereas behavior norm itself is protected by sanction norm. Substantially, legal-good as a concept def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implicates the external, real (i.e. causally damageable) and basic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a peaceful social life. The function of this conceptual definition is not aim at listing a specific catalog of legal-good, because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change with time. Its very function is to serve as constitutional reviewing procedures of criminal law and pivot for academic criticism. Proper comprehension of the objective of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fundamental freedoms is the premise of proper construction of legal-good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refinement of criminal doctrines based on legal-good theor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a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to self examine and thoughts deepen.

論文提要： 一、 研究動機與論文結構： （一） 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之緣起，乃嘗試對於近來大法官經常在解釋文中以「立法裁量」作為解釋理由之概念內涵加以釐清與研究。司法權作用在權力分立界限的理論中，於行政法層次，最為顯著者為行政裁量論，所處理者係行政權與司法權之交界模糊地帶的權限運作與分配問題。若將層次提昇至憲法位階，則立法權與司法權行使界限的調和，乃憲法解釋論上一個恆久無解的難題。相對於行政裁量理論之成熟，立法裁量論可說係尚未具共識與成熟度的學說，此可從中文之公法學著作與教科書中明顯看出。在國內已出版之行政法教科書中，行政裁量之理論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具共識且必須探討的重要領域，但相對的，在憲法領域之公法學著作與教科書中，則針對立法裁量之概念加以引述並討論者甚為稀少。 本文嘗試乃以我國大法官解釋中所曾引用之立法裁量概念作為切入點，佐以二次大戰後逐漸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國家普遍化的違憲審查制度作為背景及討論之方向，從立法裁量論在憲法解釋學上的位置出發，來觀察立法者與司法者在憲政運作上，尤其是違憲審查之制度運作，司法者與立法者的互動，也用以探究大法官援用此一理論的原因與內涵究何所指。 （二） 論文結構： 從比較法的立場，觀察日本學者討論立法裁量之概念，基本上乃環繞著違憲審查司法者的審查態度，與審查基準等理論，因而本文在架構上，亦同樣從司法積極主義、司法消極主義切入，而探討司法積極消極主義，便不得不從違憲審查制度之確立與歷史開始討論，然關於違憲審查制度之確立，乃係權利分立理論與歷史上的發展結果，因而本文的結構鋪排，乃包括五章，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開始先從作為當代憲法基本架構之權力分立理論談起，從權力分立之歷史、理論內涵及思想的起源、學者論述之引入，再從權力分立基礎下司法權與立法權運作的實務經驗，探討權力如何分立與制衡。第三章則針對在制衡機制中具代表司法權之制衡機能的違憲審查制度，其起源與運作實態做中外歷史之研究，透過歐陸與美日違憲審查制度的開展，進一步瞭解在違憲審查制度下，司法者如何扮演憲法維護者的角色。第四章，則為本文之核心，將日本採為違憲審查制度運用手法中之立法裁量論加以介紹討論，並作為第五章檢討我國現況之依據。最後，在第五章回顧我國大法官解釋中所逐漸頻繁所曾援引立法裁量作成之解釋文與理由書，就個案加以分析大法官援用立法裁量論之立論基礎，並配合第四章之比較法研究，提出對於國內釋憲實務之觀察心得，以為結論。全文含註解，共約十一萬餘字。 二、 立法裁量在日本與我國之情形： （一） 立法裁量在日本（依照戶松秀典、戶波江二等之審查基準論）： 戶松秀典將日本最高法院所使用之立法裁量判例，區分為三種類型：廣泛的立法裁量、狹隘的立法裁量與立法裁量不適用三種，分別配合審查基準論之單純合理審查基準、嚴格合理審查基準與嚴格的審查基準，作為建構其立法裁量類型論的標準。從其所舉之判例內容，關於廣泛的立法裁量第一類型，包括1.租稅立法（薪水階級稅金訴訟）、2.生存權與社會權之限制立法（崛木訴訟）、3.候選人之選舉自由及參政權之限制立法（戶別訪問禁止訴訟）、4.公務員之參政權表現自由（援拂事件），採取寬鬆的單純合理審查基準，因而很容易的導出合憲性的結論；關於狹隘的立法裁量之第二類型包括：1.參政權規制與投票價值平等（議員定數不均衡訴訟）、2.營業自由之規制（藥局距離限制訴訟），採取中度的嚴格合理審查基準；關於立法裁量不適用的第三類型則以少數族群參政權之限制立法之審查（在宅投票制度廢止訴訟），採取嚴格的基準，則以違憲宣告之結論表現司法者的深度審查態勢，以表格之方式，如附表一。 （二） 立法裁量在我國： 行政裁量理論在國內，已經獲得學界相當程度的接受與共識，司法裁判實務上，也已逐步引用而建立起其體系與架構。但是，在立法裁量之領域，則似乎是一個頗為罕見中文研究論文之領域，國內之法學者就立法裁量之概念，討論並不豐富，而在釋憲之司法實務上，卻早自第五屆大法官（民國七十四年十月起）所作成之解釋中，即已可見到援用立法裁量於解釋文中解釋，而且到第六屆大法官之後（民國八十三年十月），更有越趨頻繁之趨勢。我國之大法官們在援用「立法裁量」之用語時，究竟如日本學界所討論者，僅係一種實體界限之代用語，抑或也有嘗試在針對不同類型的基本人權的審查基準上建立進一步的積極消極不同取向，則頗耐人尋味。 我國職司違憲審查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是否以「立法裁量」作為違憲審查認定之理由，一直到釋字第二０四號以後，開始看到援用此一概念，表現於解釋文及理由書中。隨著大法官之更迭，「立法裁量」之用語表現，也有不同的轉變，而出現「立法者之形成自由」、「立法者自由形成之範圍」等不同的遣詞方式。將大法官解釋中曾經援用立法裁量概念之解釋如附表二。 自第五屆大法官就任後（民國七十四年十月至八十三年九月），立法裁量之概念才開始被採用成為違憲審查解釋文中之用語。在第五屆大法官之任期中，從第一個解釋第二零四號以降，至釋字三七七號，（即釋字二零四、二二八、二四六、二九九、三零二、三一五、三三七到三七七號），共有八號解釋。到了第六屆大法官則更頻繁的，包括第三六九號、第三七零號、第四一六號、第四二一號、第四二八號、第四三三號、第四四二號、第四四五號、第四六八號、第四七二號等，而縱觀所有上述使用立法裁量用語之解釋文中，依立法所規範之基本人權或制度領域來做區分，如附表二所示，可知解釋之標的包括了限制經濟自由（工作權、財產權）之立法、租稅立法、限制訴訟權之立法、限制表現自由之立法、對參政權的限制立法、對社會權保障的限制立法及國會內部事項之立法，從上述之統計中可以見到，立法裁量被運用作為違憲審查之用語的解釋，遍及於各個人權規定，領域廣泛。此也意味著，立法者基本上其制訂關於規制不同人權類型、與憲法制度之立法過程，均有裁量之空間。 在釋字第四四五號以前，國內大法官對於立法裁量之概念，誠如蘇俊雄大法官所稱：「判斷原則尚未有一定之共識」，城仲模大法官亦有「客觀上無法找到具體明確化的答案」之結論，城大法官立於違憲審查之實務家的立場，更進一步呼籲「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關文獻中連番數十次使用這個公法學尚不清楚、不確定的用詞或概念，實在不能不在此做一嚴肅的呼籲，敬希慎重」。因此，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出爐以前，僅足以獲致一個初步結論：個別之大法官對於不同的釋憲類型有不同之審查原則（或基準），且明顯的尚無一定共識的存在，但是在運用「立法裁量」之用語時，均係代表大法官面對係爭解釋對象的法律採取了消極性的解釋態度，以尊重立法者之選擇做結論，在審查的深度予以緩和，當然得到了合憲的結論。惟到了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份，釋字第四四五號關於集會遊行法之解釋文出現後，大法官在該號解釋中豐富的解釋文與理由書內，則似乎可以隱約看到不同審查基準的運用導致了合憲、違憲之不同結論，並且與立法裁量論作了初步的連結。 釋字第四四五號，大法官提出了頗為明確的違憲審查基準理論。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對於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之審查：1.在突發性集會的情形，要求事前聲請許可認逾越其必要性，導出違憲結論；2.除此之外之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則未逾必要範圍，尚屬合憲。（二）關於表現自由主張內容之限制立法，大法官予以審查，且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導出違憲結論者，包括：1.採用事前審查禁止基準者：集會遊行主張之內容事前限制，司法者予以審查，結論為違憲；2.採用明顯而立即之危險基準者：集會遊行主張之內容在未有明顯而立及危險之情形即予以限制其聲請，司法者予以審查，認為違憲；3.採用明確性原則基準審查者：對於「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財物造成重大損害之虞」為限制之要件，不夠明確，導出違憲之結論；（三）關於表現自由內容以外的限制：大法官認屬於立法裁量事項，大法官不予審查者逕認為合憲者1.關於集會遊行之時間、地點限制事項；2.對於集會遊行之區域、人員資格等限制。（四）關於違法集會遊行者之處罰制裁類型之選擇：屬立法裁量事項，大法官不審查認定合憲。將上開結論，整理如下表：如附表三。 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號號解釋，係首件隱約可以見到大法官將不同審查基準運用於在不同的表現自由限制立法的審查中，並且與立法裁量之概念相配合，所做出之憲法判決。從其論理過程與理由結構，似乎觀察得到大法官將立法裁量與審查基準相連結的企圖，以及在審查不同的人權限制規範，有採取不同之審查基準的傾向。固然並未明白表示其與其他經濟自由之基本權是否具有先後序列的價值高低，但相較於先前曾使用立法裁量或立法者形成自由用語之多號解釋文，均係屬於對財產權或租稅領域等非表現自由之精神自由權所為之限制來看（如附表二所示可觀察出），似乎意味著大法官是否承認不同的人權類型採取不同的審查基準，所伴隨的立法者形成自由空間，也將隨之不同，由此是否可能導出大法官之釋憲態度逐漸採取了二重基準論與立法裁量類型論的傾向，以不同的審查基準運用於不同的人權類型的審查中。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作成的推論： 第一、 從結論來看：依前述所整理曾運用「立法裁量」或類似概念為理由做成之解釋文，除釋字第四四五號外，該十八號解釋（包括釋字第二零四號、第四三三號、第二二八號、第三七零號、第四二八號、第三零二號、第四四二號、第四一六號、第三七七號、第三六九號、第三一五號、第三七七號、第二九零號、第四六八號、第四七二號、第二四六號、第二八二號、第四二一號，共十八號，領域涵蓋經濟自由、工作權、財產權、訴訟權、租稅立法、參政權、社會權、國會內部事項，均係屬對於非精神自由權限制的法律之審查），所得到的憲法解釋結論均是合憲的結果。 第二、 從解釋用語來看：從伴隨立法裁量所出現於解釋文或理由書中的評價性字眼來看，則觀察大法官在使用立法裁量之同時，經常出現代表選擇依據的用語，則包括「妥善」（二零四）、「合理」（二二八、二九九、三零二、三一五、三六九、四一六、四二一、四四二、四六八）、「必要」（二二八、三零二、四七二、四四五）、「針對特性所為特別規定」（二二八）、「適當」（二九九）、「增進公共利益」（三零二、四二八、四四五）、「配合經濟發展之新情勢而為」（三一五）、「定處罰標準」（三三七）、「利弊互見，如何採擇」（三七七）、「公平合理之原則」（四六八）等等，上開用語均係用來解釋說明立法者所使用之限制手段，是否逾越必要性之依據。誠如蘇俊雄與城仲模大法官所言，的確內含抽象，標準不一，但如果與二重基準論之緩和基準之「合理性基準」定義作對比（即所謂的法令追求之目的具合法性，在手段上具有與目的間之實質合理性關連），即可將上開「抽象」之合憲性解釋標準視為是合理性基準所採取的緩和審查型態，因此，當然在只求「合理性」關連的具備條件下，除非有明顯違反憲法規範精神或其他憲法解釋原則之情形下，率皆可以導出合憲解釋的結論。這樣看來，對於經濟自由性的基本權的立法限制之審查基準，正因採取緩和審查之基準，當然表現出的審查型態，是極為抽象而不明確，則可以獲得理解。 第三、 與釋字第四四五號之審查基準論連結：除了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在包括經濟自由權在內，也就是非精神自由權領域，大法官較廣泛的運用「立法裁量」概念，當作司法者儘量尊重立法者之「消極性審查」理由，而相對於是字第四四五號解釋，大法官頗為明確的提出不同的審查基準，適用於不同的基本人權之違憲審查，因而也突顯出，無形中似乎大法官對於不同類型的基本人權，確實存在著價值序列的態度。依據此一推論，立法裁量論在我國之憲法解釋中，可以說似乎不再只是合憲結論與司法消極主義的代用語，當然，是否足以發展出不同的類型理論，並與不同審查基準相結合，或更進一步引導出不同人權之價值序列，則須觀察將來的解釋文發展與大法官的意圖而定了。 三、結論 在釋字第四四五號解釋文出現以前，觀察大法官所採取之立法裁量態度，從解釋文、理由書中之用語之形式，或在解釋文之內容上，似乎並無軌跡得以探詢得到大法官使用「立法裁量」之用語在不同的基本權領域是否認為立法者之形成空間有不同的程度差異，換言之，立法裁量在過去我國之違憲審查實務中，僅系「司法權界限」、或「合憲結論」的代用語，則就如同「未逾必要之限度」之用語一般，僅在於表現司法者消極解釋的態度，至於系爭法令是否違憲，是否係因「未逾越立法裁量之形成自由」被認為合憲，毋寧仍回到個別憲法條文的解釋或其他釋憲原理的運作（例如比例原則及其他憲法解釋之基本原則）。但是在四四五號解釋文後，則隱諱的可以看到了立法裁量論與不同審查基準的關係。雖然並非十分清楚明確，但使得立法裁量論的有用性似乎多了一份證據以證明其存在的意義。立法裁量如果只是表示「合憲」的用語，然後託言於「立法者形成自由」如此不明確的一個概括用語，其實就像早期美國法中將大法官不願解釋的情況，都推諸於「政治問題理論」而主張司法者應該謙抑之原則一般。固然，在權力分立下，司法權有其界限，而違憲審查之理論其本質因係針對抽象性最強的憲法所作成之解釋，然而，如果在司法者作成解釋發揮此種類似「司法立法」之形成功能時，在立法階段吾人尚且希望建立起明確性原則，則審查之過程若能將審查用語的內涵進一步具體化，換言之，大法官清楚的將其內心的價值取向，具體的表達出來，使得以不明確的模糊理論作為審查理由的情形減少，也透過裁量領域在大法官心目中認知的不同情形，隨著憲法判例大法官解釋之累積，以形成較清楚的審查基準方向，對於立法權而言，既具有指標作用，對於行政權，亦有人權價值方向的導引機能，而採為執法時之參考。當然，司法者是否夠資格成為人權序列化傾向的決定者，此又涉及民主正當性批評的問題，但這是違憲審查制度建立以後，存在於立法權與司法權間永恆的緊張關係，其間的消長，因為時代的不同，因為領域的差異，必然有積極性與消極性的不同發展。反觀國內之憲政實況，司法院大法官引導國家的權力運作，從戒嚴、戡亂體制逐漸走上法治之途，相較於解嚴後立法部門之生態，國會全面改選及黨禁開放後雖政黨林立，政黨政治日漸發達，卻也伴隨著產生選舉文化低劣與立法品質堪慮的紊亂現象，不禁使人產生對於司法治國，及發達司法機能以抑制議會民主政治病理的期待。基於上述的思維方向，不免傾向支持司法積極主義的立場，肯認大法官透過立法裁量概念運作其違憲審查權，以成憲法人權價值的實體內涵。不過，大法官在揭諸立法裁量之概念作為審查理論的同時，如能更加具體化其內涵，或如日本法的發展，漸進式的透過判例形成對於不同人權價值序列的導引，朝向審查基準建立之類型化努力，使立法裁量之理論細緻化，明確化憲法價值之取向，因大法官之解釋發揮審查機能形成並導引立法與行政的方向。與其如司法消極主義者一味地強調民主正當性之優越，毋寧在權力制衡的功能上，使司法者扮演一積極角色，在較無政治角力包袱的基礎上，發揮調和立法行政間因政黨政治之制衡不良與選舉制度此一必要之惡所產生之議會政治病理現象，得以獲得緩解，對於國政之運作的良性制衡與人權保障之明確落實，未見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附表一： 訴訟 裁量類型（依戶松秀典） 人權類型 審查基準 審查結論 和歌山教組 早期 勞動者團結權（結社權） 不明 合憲 援拂事件 廣泛立法裁量 公務員政治活動權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小賣市場距離限制 廣泛立法裁量 個人經濟活動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崛木訴訟 廣泛立法裁量 社會保障立法與平等權 合理性基準 合憲 薪水階級稅金訴訟 廣泛立法裁量 財產權與租稅法定 合理性基準 合憲 眾議院議員定數不均衡 狹小立法裁量 參政權與平等權 嚴格合理性基準 違憲 戶別訪問禁止 廣泛立法裁量 選舉制度與選舉活動之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援拂事件 廣泛立法裁量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自由 合理性基準 合憲 藥局距離限制訴訟 狹小立法裁量 經濟自由限制與人民健康醫藥管理之保護 嚴格合理基準 合憲 在宅投票制度廢止 立法裁量不適用 少數族群權利之限制 嚴格審查基準 違憲 附表二： 基本權類型 號次 摘要 備註 一、經濟自由規制、工作權： 204 違反票據法採刑罰之規定 尚涉及制裁種類之選擇問題 433 公務員懲戒責任之要件及效果 尚涉及公務員與國家間之特別法律關係 二、財產權： 228 國家賠償要件一般公務員與司法人員之不同 尚涉及平等原則之適用 370 請求評定商標近似性之除斥期間 428 掛號郵件的補償僅限於遺失、被竊 三、訴訟權 302 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以違背法令判決為上訴理由之限制 442 選舉訴訟採取二審終結，且不得提起再審的訴訟制度 416 民事訴訟第三審上訴以違背法令為上訴理由之限制 四、租稅法定主義（亦是對於財產權之限制） 377 營業稅法中對於虛報進項稅額者科處罰鍰與停止營業 尚涉及行政制裁種類的選擇 369 稅捐減免與納稅義務內容之規範 315 應否免稅之種類及範圍 377 所得稅之認定所得歸屬年度 五、表現自由 445 集會遊行之許可要件中關於時間、地點、方式之規定與違反解散命令者課以刑罰之規定 對於表現自由之限制 六、參政權 290 公職人員候選人學歷之限制（劉俠案） 尚涉及平等原則之適用 468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需於法定期間尋求一定人數之連署與繳交一定數額之保證金之限制 七、社會權保障 472 關於健保費之滯納課徵滯納金 246 公務員退休金、養老給付之標準 八、國會內部事項 282 中央民意代表之報酬標準 421 國民大會代表議長之報酬項目、額度 附表三： 審查對象 屬性 審查基準 審查結論 （一） 集會遊行採取許可制： 1.偶發性集會（第九條第一項但書） 2.一般性集會 1. 違憲2. 合憲 （二）主張內容之限制（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 表現自由內容之限制 1.明確性；2.明顯而即刻危險；3.事前抑制禁止（嚴格審查基準？） 違憲 （三）主張內容以外之限制：1.時間、地點之限制（第八條、第十一條）2.區域、人員資格等限制（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四款、） 表現自由內容以外之限制：屬於立法裁量 合理性基準？ 合憲 （四）違法者課以刑罰之制裁（第二十九條） 屬於立法裁量 合理性基準？ 合憲 題目：立法裁量與違憲審查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1 1.1. 研究動機----------------------------------------1 1.2. 架構舖陳----------------------------------------2 1.3. 研究範圍----------------------------------------2 第二章 權力分立與違憲審查制度----------------------3 2.1. 民主主義與權力分立------------------------------3 2.1.1. 洛克的政治分權理論----------------------------7 2.1.3. 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9 2.2. 違憲審查之起源與類型---------------------------12 2.2.1. 違憲審查制度之起源----------------------------12 2.2.1.1. 個案附隨審查制------------------------------14 2.2.1.2. 集中審理制 ---------------------------------18 2.2.2 違憲審查制度之類型----------------------------23 2.2.2.1 個案附隨審制 --------------------------------24 2.2.2.2. 集中審理制 ----------------------------------29 2.3 我國之違憲審查制度------------------------------32 2.3.1. 行憲以前---------------------------------------33 2.3.2. 行憲以後---------------------------------------34 第三章 違憲審查之積極與消極----------------------------41 3.1. 司法積極主義與消極主義---------------------------41 3.1.1. 司法極與消極之概念------------------------------41 3.1.2 積極與消極之標準--------------------------------43 3.2. 比較法上歷史與理論的觀察-------------------------44 3.2.1. 歷史的觀察--------------------------------------44 3.2.1.1.美國之司法違憲審查史---------------------------44 3.2.1.2.日本之司法違憲審查史---------------------------54 3.2.2. 理論的觀察---------------------------------------59 3.2.2.1. 一般消極性審查原則-----------------------------59 3.2.2.2. 個別領域消極性理論-----------------------------66 3.2.2.3. 二重基準理論-----------------------------------84 3.3. 我國違憲審查之積極與消極---------------------------99 3.3.1. 歷之史觀察----------------------------------------99 3.3.1.1. 從制度變動之觀察--------------------------------99 3.3.1.2. 從解釋結論來觀察-------------------------------101 3.3.2. 審查個案之觀察-----------------------------------109 第四章 立法裁量論與違憲審查----------------------------116 4.1. 裁量之概念-----------------------------------------116 4.1.1. 立法裁量與行政裁量--------------------------------117 4.1.2. 訂定命令之裁量------------------------------------120 4.1.3. 司法裁量------------------------------------------123 4.2. 立法裁量論-----------------------------------------128 4.2.1. 立法裁量之概念與理論體系之位置-------------------128 4.2.2. 立法裁量類型論------------------------------------131 4.2.2.1. 採實體界限論之類型化理論-----------------------131 4.2.2.2. 採審查基準論之類型化理論-----------------------134 4.2.3. 日本學界之評論------------------------------------143 4.3. 立法裁量與日本最高裁判所--------------------------145 4.3.1. 從時間演進觀察-----------------------------------146 4.3.2. 從判決內容觀察-----------------------------------148 第五章 立法裁量論在我國：過去、現在與未來--------------------151 5.1. 立法裁量在我國之過去與現在------------------------151 5.1.1 法學界：罕見討論且見解抽象-----------------------151 5.1.2.違憲審查實務：經常使用之審查用語-----------------155 5.1.3.綜合觀察：審查基準？實體界限? -------------------165 5.1.3.1. 從解釋之時間與內容觀察------------------------165 5.1.3.2. 從解釋之用語與結論觀察------------------------166 5.2 立法裁量之未來：人權價值秩序的形成-----------------175 附錄：參考書目------------------------------------------178

本論文主要探討我國目前對公、私立大學所為的學雜費管制之法律基礎、管制目的、司法救濟程序及相關管制法律規範之合憲性等法律問題。本論文係從我國大學學雜費管制方式之流變、管制規範之立法背景與目的等議題出發，再探討現行對大學之學雜費管制措施中，相關的法制架構與行為定性，並具體分析我國學雜費現行管制規範將侵害大學何種基本權利及大學對此可採行的司法救濟程序，最後則檢討目前大學學雜費管制規範之合憲性。 本論文認為，未來我國不應對公、私立大學仍為相同之學雜費管制措施。於公立大學，國家固然可對之為學雜費管制，惟仍應實際考慮各大學間不同之成本支出因素，不應僅以統一數值（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等數值）作為大學調整學雜費數額之參考標準。而於私立大學，如其可不依靠國家之財政補助而能獨力辦學，國家即不應再對之有任何學雜費管制措施（例如規定調整幅度上限或得否調整學雜費等措施），否則即有違比例原則，應屬違憲。

憲法的框架性賦予立法者具體化憲法的任務，而憲法同時也賦予司法者解釋憲法、維護憲法的職責，因此司法權與立法權實際上都在從事重新詮釋憲法的工作，然而當兩者間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便形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產生緊張關係的源頭。我國釋憲實務在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揭示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對於立法院行使立法權亦有拘束力，後續在釋字第六三三號解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時引發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爭議，以及近來考試院對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的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提出釋憲聲請案，都顯示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升高，而使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之間的權限爭議問題受到關注。 本文首先分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嘗試討論兩權間緊張關係的三種不同處理方式，第一種是區分立法權與司法權的功能領域，在立法裁量的空間之下法律違憲審查應予以退讓，而形成法律違憲審查的界限；第二種處理方式是當法律違憲裁判的結果是法律違憲無效時，立法權除了接受法律違憲的結果外，在某種情況下容許立法權可以排除違憲結果，而使司法權的決定不再是最終決定；第三種處理方式是法律違憲決定的結果雖可以拘束立法權，但是讓法律違憲決定對立法權的拘束力受到一定條件或期限的限制。 接著討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九九五年的「十字架案判決」（Kruzifix-Entscheidung）與後續巴伐利亞邦議會在該判決後的修法，以及本國法相關案例分析，整理我國相關大法官解釋的事實、爭點與大法官論點，並援引相關理論、學說見解，試予以評析，最後討論我國現行司法解釋的效力規範及問題，冀能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提出修法建議。

當司法者依據憲法對立法的合憲性加以檢驗，而發現系爭立法有合憲性的疑義或瑕疵，司法者要如何依疑義或瑕疵的情形作出恰當的處置，當然是一項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仔細觀察近來我國大法官實務，在大法官之間已屢次出現如下的爭論：系爭條文的違憲瑕疵，究竟是條文本身違憲還是適用於某些對象或情狀違憲？應該宣告系爭條文違憲還是透過合憲解釋消弭違憲的疑慮？ 我國司法違憲審查法制沿襲德奧法制，似乎認為大法官的法律違憲審查與個別具體事實無涉，僅以抽象價值或原則，對法律條文作整體性的審查，是否接受所謂「適用上違憲」的概念？對於有違憲疑義或瑕疵的立法，常加以各種合憲解釋，如此是否確實尊重立法者，或是恰好相反？對於上述問題，美國作為司法違憲審查之發源地，累積了兩百年施行的豐富經驗，其司法實務與學說理論應有參考價值。本文即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學者相關論文，觀察其適用上違憲(as applied)、表面上違憲(on its face)的審查、避免憲法問題的法律解釋原則(avoidance)、以及影響它們是否被採用的司法審查標準，詳述其意義、要件、運用時機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和交互關係，美國法制及法學思考與我國差異之處不少，對於其制度、方法上的背景理解，亦須有所著墨，以免橫柴入灶或逾淮為枳。 本文期望透過上述方法的借鏡及應用，使司法者在彰顯憲法與尊重立法之間，對於有合憲性疑義或瑕疵的立法，作出適當的處置，並能符合權力分立原則，建議我國大法官可妥善運用適用上違憲或質的部分違憲，既顯示憲法的要求，也真正的尊重立法，不應強行扭曲法律的意旨，合憲法律解釋的運用應較各級法院為嚴謹，更重視法律客觀、主觀解釋的界限。

隨著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行憲至今將近六十個年頭，從一開始國政動盪不安的年代，經過威權體制的時代，到現在民主憲政成果逐漸落實，「憲法的守護神」—大法官，在這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藉由憲法上賦予的解釋憲法—違憲審查權限，大法官累積至今作成了六百多號解釋，在憲政運作與民主國、法治國的建構上多有建樹，尤其對人民基本權的保障與維護，比起民主憲政已開發國家來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當眾人皆稱讚大法官所帶來豐碩的憲政成果，違憲審查制度所帶來的相關問題，也逐漸浮現。尤其是大法官角色的變遷—藉由指示立修法、擴張適用、創設規範，成為「代位立法者」。本文原始動機很簡單：大法官在釋憲時難道不會犯錯嗎？大法官所言與決定的價值，均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嗎？從此動機出發，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在於，大法官行使的違憲審查權若定位為司法權之行使，亦即其運作必須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相區隔，則大法官做為代位的立法者，如此積極的立法作為，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與民主的價值，而有值得商榷之處？是否應該對如此權力的行使設下界限？ 因此，本文首先檢視我國的釋憲結構，試著找出吾國制度獨特之處—對客觀法秩序維護的重視。其次，整理分析1994年至2004年間，大法官對法律違憲審查的解釋案，以研判司法者積極程度並找出立法者對司法解釋的回應內容，作為大法官成代位立法者的實證。最後，提出理論上的想法與建議，試著從解釋效力與宣告方式的層面著手，尋找立法權與司法權間的平衡互動。

地方自治是近代憲政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對任何一種憲法體制來說，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問題作為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內容，予以明確定位。 與此同時，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重申地方自治原則。1985年通過的多國條約《歐洲地方自治憲章》，1985年通過、1993年再次通過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對地方自治的關注，這意味著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的積極意義在世界開始得到討論，並逐步得到明確。與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相伴隨的是地方公共團體事務優先原則的確立，即市鎮村最優先、然後是省市縣優先的事務分配原則，而中央政府只負責全國民、全國家性質的事務。地方自治可定義為，國家特定區域的人民，由於國家授權或依據國家法令，在國家監督下自行組織法人團體，用地方的人力財力物力自行處理自己的事務的政治制度。 在中央地方立法權限上，以我國憲法為例，憲法第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另外，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法律不得牴觸憲法，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在中央法制範圍內建構憲法、法律、命令的三層的上下位階關係。論及地方法規與中央法規之位階關係，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之地方法規，屬國家法律體系內之一部分，為求國家法律體系之完整及統一地方法規自應受法律位階理論之拘束。 故我國憲法第116條規定：「省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無效。」、第125條規定：「縣單行規章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 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6號解釋中，我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禁止性交易，究竟限制人民何種憲法上權利，主要有二種見解：其一主張涉及性自主權，其二主張涉及工作權。 後者最重要理由是提供性服務以收取對價應認為是一種職業而應納入憲法職業自由之討論。憲法第15條職業自由所稱之職業，原則上只要是人民用以謀生的經濟活動即足當之，毋庸沾染太多道德或價值判斷的色彩，至於該職業應否管制或如何管制始為正當，則是後續的問題。 性如果可能作為一種謀生的工具，人民有沒有以性作為謀生工具的自由？性販售行為可否受到憲法對職業自由的保障？ 如果立法者不是採取全面禁止的手段，而是合目的性地鑑於政策需要，對從事性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等執行職業之自由，予以適當限制，則由於「根據職業自由的三階理論」此類管制手段性質上屬寬鬆之合理審查的範疇，立法者反而能獲取更大的政策形成空間。 爰上所述，本論文提出主要研究問題如下：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對於性販售行為僅僅有所管制，而非全面禁止，是否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牴觸？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規範位階為何?是否為法律？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與與社會秩序維護法效力關係又為何？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對宜蘭縣娼妓管理自治條例效力影響為何？是否可直接逕依中央法律，亦即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處行政罰？有無侵犯宜蘭縣政府地方自治權限空間疑慮？處罰之理由或相關理論基礎為何？中央地方法規衝突對憲法上性工作者之工作權保障程度及影響為何？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有無憲法保障且不容中央恣意侵犯領域？中央或地方法規其中之ㄧ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宣告定期失效或立即失效時有何種影響? 兩者法律關係影響為何？究為取代關係或遞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