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以研究故黨國元老于右任先生及其手創的「三民報」－民呼、民吁、民立－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地位為主。自民前五年于先生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神州日報起，到民前二年四年間，一共手創了四個報紙（神州日報及「三民報」，不過於此先生與神州日報的關係較為短暫，再加上找不到一份完整的神州日報合訂本，要研究于先生與神州日報之關係實不易入手。是以本論文僅此以于先生與「三民報」之關係為研究範圍。 「三民報」是政論性的報紙。政論性報紙之是否成功，是以其理想是否能獲得實現為判斷，「三民報」創刊以後，無進無刻不在鼓吹中國革命，為革命派政論性報紙之健者。不數年，辛亥武昌義旗高舉，全國響應，國父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卒獲成功，「三民報」鼓吹的革命理想亦獲實現。 雖然，革命之成功，因素很多，報紙鼓吹的力量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不過，報紙的鼓吹革命，並不自「三民報」始，在「三民報」以前及以後革命黨人以報紙鼓吹革命者在所多有，因此「三民報」雖然鼓吹革命，但不可視為惟一促成革命成功的報紙。然而，有一個事實亦不容否認，那就是民前三年前後，國內宣傳革命的報紙並不太多，而言論之激烈與立場之堅定如「三民報」者，更不多見。是以很多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一提及報刊鼓吹革命，必然肯定「三民報」對中國革命成功有積極的貢獻。因而可以斷言：「三民報」雖然不是惟一鼓吹革命的報刊，但它所發生的力是相當大的。因此，在我國的近代報業史及中國近代史上，「三民報」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三民報」的創刊人于右任先生，他對國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但在民前革命時期，他的貢獻是以辦報為主，而在他的報人生涯中，所遭遇的困難與所受到的打擊，在同一時期的人當中，尚無人能與之相比，他曾因為辦報受清廷非法拘禁，他的財產也受到清廷非法毀損，然而這些都不足以挫其志向，是以民呼被封後有民吁，民吁被對後有民立，這種「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使他榮膺中國元老記者的頭銜。因而，于先生在中國近代報人當中，亦是一個值得後人效法的典型。 基於上面兩項理由，筆者以「于右任先生創辦三民報之研究」為論文題目，期能從中探討出于先生及其三民報成功之因素，這是撰寫本論文之主要用意。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簡略說明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小史，惟偏重於政論性報紙方面，因為「三民報」是政論性報紙之一，從政論性報紙的發展過程中，可以了解政論性報紙在清末民初居重要地位的原因；第二章于右任先生之生平，簡略介紹于先生之生平事跡，惟于先生前關於介紹自己之文章甚少，現在要介紹其生平，不但不能當面向其請教，想從其著作中發現他生活的軌跡，亦頗困難，是以不得不引用間接資料，加以極表面之介紹；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介紹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每個報紙均從其創刊背景、創刊經過、報紙形式、新聞言論內容分析及對革命的貢獻幾個方面，加以介紹，期能了解三個報紙的實質內容，進而說明對革命事業有何種貢獻。這也是本論文的主題；第六章結論，說明「三民報」在中國近代報業史及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並探討于先生對於報業的一些觀念，這兩項均肯定了于右任先生及「三民報」在中國近代新聞事業史上的地位。 在本論文的寫作過程中，發現本論文題目範圍雖然很窄，但在參閱原始資料（即「三民報」合訂本，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方面，卻頗費時間，加以資料瑣碎，且牽涉甚廣，資料的整理編排相當困難。在另一方面，資料整理完竣，執筆寫作時仍遭遇了許多困難，就那是「三民報」所報導的是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一部份史實，必需貫串以歷史事實才能顯現其意義，筆者對於歷史的研究，缺少必要的修養，因之在寫作時，頗有難以下筆之苦，幸而陳師固亭，時予指正，或者剖析寫作方向，或者介紹參政資料，或者解答疑難問題。本論文之能脫稿，實固亭師鞭策督促之功。 附記：本論文之紀年，民前採用陰層，下註公元紀年，民國以後，採用陽層。

若要在台灣票選一位最著名也最受歡迎的五四文人，徐志摩必是得票率最高者。何以一個距今已逾近八十年的民初文人，於台灣至今仍享有高知名度？且每提及徐志摩，總自然讓人聯想到其轟動一時的婚戀故事？徐志摩在台灣究竟是基於何種傳播機制及時代背景的因緣巧合，而得以享有盛名？為解上述層層疑惑，乃由此展開此論文的研究。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由《台灣民報》上轉載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可知，徐志摩一開始是以其獨特的散文風格被引介至台灣文壇，其次才是其新詩作品，而由當時轉載的極少數散文作品看來，可謂是對徐氏散文成就的肯定與推崇。 1949年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即展開反共文藝政策。左翼作家的作品遭到查禁，具右傾思想的文人學者來台後則身居要職，主導當時台灣的學術、文化發展方向，而原本即對左翼思潮採取批判態度的徐志摩，其作品自然能於台灣廣為流傳。此外，由官方所掌控的中、小學教科書編審，由過去的統編制到近年來的開放民間各家版本，徐志摩的作品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透過教科書的推廣，也形成了一股莫大的傳播力量。 徐志摩一生從事文藝工作雖僅有短暫的十年(1921~1931)，但卻對後世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新詩史上，徐志摩為新月詩派的主將，而在現代散文發展史上，其散文亦是五四抒情美文的典範之一。二O年代於中國盛極一時的格律詩，於五O年代初期的台灣詩壇，猶可見其延續的痕跡；徐志摩浪漫的情懷及穠麗的抒情美文，於台灣文壇上亦隱約可見其沿襲的軌跡：遷台女作家張秀亞自徐志摩散文習得如何鍛鍊字句，再加上她自己的文學觀，進而將美文帶入一個新境界；艾雯善用排比、類疊以創作詩化的散文，而楊牧早期的散文作品，其浪漫唯美的情調及對自然的崇拜、歌詠，更可見濃厚的徐志摩風。 自六O年代起，即有多種版本的一冊《徐志摩全集》在台灣出版，但多屬斷簡殘編，未能盡窺徐志摩創作的全貌，若將較完整的版本(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徐志摩全集》)與梁錫華編著的《徐志摩詩文補遺》及2005年韓石山主編的八冊《徐志摩全集》並陳、對照，則可知早期一冊全集中所收錄的散文，多為徐志摩生前已發行的文集選文，偏屬抒情散文之作，而大量刊載於報刊雜誌的議論性的雜文，多未見於一冊全集及蔣復璁、梁實秋主編的六冊全集中，致使多數人對徐志摩只知其浪漫抒情的詩文創作，而忽視其理性批判社會文化及政治局勢的自由主義者形象，經由各版本選文內容的對照，可知徐志摩除了是傑出的詩人及散文家外，他也是一個深具批判精神的政治社會評論家。 早期於台灣流傳甚廣的諸多一冊《徐志摩全集》中，因選錄內容殘缺不全，而難以掌握徐志摩創作的全貌，但徐志摩經典的抒情詩文，多能見於此一冊全集中，因此其「濃的化不開」的詩文特色，早已為人所熟悉。若以這些抒情濃烈的詩文為起點，結合廣為流傳的《小曼日記》、《愛眉小札》及《眉軒瑣語》合而觀之，則一個勇於突破禮教束縛，追求真愛的浪漫詩人，乃成為眾人對徐志摩基本的認識，而這樣的形象，經由多年來談論、探討徐志摩愛情史的專書及期刊論文的流傳，也難怪徐志摩的文名會為其風流韻事所掩。時至2000年公視推出以徐志摩愛情故事為主軸的連續劇「人間四月天」，又再次掀起一股徐志摩熱潮。須知劇中徐志摩所被刻意凸顯的形象，只是人們所熟悉、樂道的局部真實，其崇尚民主，深富人道精神的自由主義者形象，更是吾人不能忽視的面向。

Benedict Anderson《想像共同體》刺激了跨學門的研究，甚至潛隱成為不同取徑的中軸。本文即以此書為虛擬的對話人，同時延伸書中的指標概念—想像，據以鋪陳、架構本研究的兩個問題：營造國族想像的要素？語言如何扣合本地文化資源以營造國族想像？循著Anderson揭示的時間、印刷資本主義和語言等文化要素，我們進一步將之搭上語言再現論，一方面建築「想像語言」觀、另外延伸時間、印刷資本主義於本地經驗與理論上的意涵。於想像語言，本研究以Wittgenstein後期論理為軸，並向功能語言學派借火，認為語言與脈絡（語境）間的遞迴關係適足以中介台灣社會脈絡與理論的接軌，特別是軸輻自該書印刷資本主義的雙層意涵—一面是文化、一面是結構。作為結構，本論文藉以引導出報業與善書兩個代表，而文化則遙指一種相對於古老宗教共同體的世俗而神聖之文化氛圍。文中也順勢轉入《民報》語料的分析。藉社論的耙梳，我們將文本語言資料、主題與相關意義構連上該時的社會實況與本地文化資源（於內容與形式上，皆隱隱地透露出某種神聖的氣味），其中，當以本省人╲外省人的定位為核心，同時含括了國族之於人的隱喻、對為官者的期待，以及時間因素的相關分析。

本文將《臺灣民報》視為近代印刷文化下出版形式的一環，透過「傳達文本的客體」之概念，嘗試重構及回溯《民報》系列報刊在進入日刊階段前，在編纂成形和販售流通的生命歷程中，所遭逢經費收支、人事紛爭、報導分工、排版編輯、配送流通等環節的諸般問題的歷史緣由與脈絡，並解明其與日刊發行後的關連。因而本文陸續結合報刊資料、日記史料、報社文書、私人信件、官方公報和檔案，以及時人回憶文字等素材，重構報社組織架構、人事布局、新聞採訪、報導撰寫、編輯流程、納本檢閱與銷售流通等諸般環節的歷史景況，並將新竹出身的臺灣本地知識份子黃旺成的記者經驗貫串其間，說明他加入民報社的重層機緣與條件，及逐步鑲嵌進社內的科層組織中，職位與薪俸逐步攀升的進程，透過他於報社內的業務往來與編輯會議之參與，釐清原稿寄送、特別號發行、活動企畫、稿務分配、支局運作、取次店及外務員職務等諸般細節，期能較完整地闡述《民報》以報刊的樣貌呈現在讀者面前之前，所歷經採訪報導、編輯校對、納本檢閱、取次販售之「生產」及「發行」的生命史流程。最後，以「報社經營」、「文本特性」及「媒體環境」三個層面為總結，具體闡釋其歷史意義。

本文從日據時期殖民地媒體檢閱制度的要素，來觀察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試圖對前行研究指出台灣左翼文學於發展歷史中所呈現的特點，作一補充性論述。首先，針對當時台灣檢閱制度來龍去脈和殖民地前期媒體實際概況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檢閱制度如何作為當時日本帝國殖民地特殊政策的一環，在媒體環節上發揮嚴苛於內地的箝制作用。這種影響不僅使得由殖民地台灣人自辦的刊物直至1920年才出現，而且能發展的空間在總督府密切關注下也一直相當有限。這種情況在1927年台灣政治運動的突破(分裂)局勢中獲得了轉機，一些具左翼色彩的刊物藉由「出版物」的合法型態取得發行機會，替台灣左翼文學打開了契機。但相對來說，檢閱制度因應著殖民地文化空氣的轉變，也提升了媒體檢閱工作的細膩度和專業度，其中特別是針對這個時期開始增加的中國輸入出版品。在檢閱制度下，原本這些期待能運用出版物合法型態來推動左翼思潮的刊物也一一面臨查禁停刊的命運，使得台灣左翼文學被迫走入一種最低程度的左翼文學類型。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的局勢，進一步內縮了台灣的媒體空間，台灣左翼文學開始在文學領域中尋求與右翼文人的聯合，但這種聯合卻也曝露出路線不明確、或自我淡化左翼色彩來保住發言權的現象，左翼文學必須受限於種種掣肘，最終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再也無法堅持下去。

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殖民地台灣是如何認識朝鮮？無法直接交流的台灣與朝鮮，兩地的互動必須透過日本帝國，迂迴地被納入殖民母國的一部份。透過傳播媒體，片段、拼圖式的朝鮮消息，讓台灣讀者可以試圖拼湊他們的朝鮮認識，進而想像朝鮮。以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的代表媒體《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系列、《臺灣出版警察報》作為檢索對象，對台灣媒體上的朝鮮報導進行統計與分析。透過當時的新聞，呈現殖民地台灣人可以接觸與不能接觸的朝鮮消息，進而討論他們對另外一方的好奇與關心，最後整理朝鮮認識是如何形成，以及其後生成怎樣的想像。 本論文從殖民地台灣的媒體出發，還原日治時期在殖民地台灣閱讀的朝鮮消息，了解當時讀者大眾如何透過新聞媒體認識另一殖民地朝鮮。當時發行量最大的《臺灣日日新報》與為台灣人發聲的《臺灣民報》系列基於各自的立場選取想要報導的「朝鮮」，讀者從中建構朝鮮認識與朝鮮想像，並經由官方文書《臺灣出版警察報》呈現新聞傳播過程中，台灣總督府/日本帝國對敏感消息的處理，盡可能防止敏感危險的朝鮮消息進入殖民地台灣。即便統治者介入，媒體透過編碼加密的報導方式，「朝鮮」仍可以曲折地登上報紙版面。在媒體與官方，可見與不可見的朝鮮消息之間，朝鮮表象於焉生成。 / How did Taiwan come to understand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aiwan and Korea could no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irectly, they had to interact through the Empire of Japan. Taiwanese readers construc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Korea through fragmental and trivial news from the media. The essay used the representative media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 Taiwan Daily News, the series of The Taiwan Minpao and Taiwan Publishing Police News—as the main source to gather statistics on and to analyze Korean news. It display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a concerned and curious Taiwan drew its own image of Korea by what they could and could not read. From Taiwan’s media, this essay i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Korean news under Japanese rule, portraying how the readers came to understand Korea. Taiwan Daily News – the most massive circulation newspaper in Taiwan—and the series of The Taiwan Minpao— stood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y choosing the proper “Korea” pieces that they wanted to report, and through the official document Taiwan Publishing Police News presented how the government/the Empire prevented the dangerous news from spreading. Althoug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trictly censored the publications, the media encoded the news, so that “Korea” could be reported in discreet way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Korea then emerged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in visible and invisible Korea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