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要藉由批判Paul Churchland版本的唯物消除論當中的論證之相關蘊含以及前提，來分析其立場的缺失與不足之處。而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便將本論文的構成主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由第一章以及第二章所構成，其主要談論過去Churchland (1981)所宣稱的消除論立場以及其論證架構，在這裡除了整理過去眾多哲學家對於他的論證的一些批判與反駁的觀點之外，我也提出自己對於過去消除論之三個主要困境的主張。第二個部分則是由第三章以及第四章所構成，其主要是針對Churchland (2007)現在的唯物消除論之新進觀點來展開論述。當中除了分析他消除論立場的一致性之外，同時也去分析並討論他所提供之支持消除論的新論證，我將之稱作為「動物認知論證」(animal cognition argument) 。我將指出，由於Churchland在該論證當中隱含了一個重要的預設，因而使得該新論證的途徑未必可以合理地推得出其原有的消除論立場。

《儒林外史》的敘事時間從元明之際直至萬曆中葉，宏大的時空表現了文本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而小說旨在諷刺功名富貴對人心的扭曲，也決定了敘述者視野的選擇：一個時代的橫切面，從社會各階層切入，著重表現汲汲功名富貴的社會風氣中人民的思想傾向，更甚者傳達出現實的腐敗與道德的落後，以及作者內心的社會理想。筆者從重要的儀式風俗描述中，發現《儒林外史》不僅藉之展現當時生活氣息的民風世情，更反映了「士」階層的沉淪，傳達了官場的腐敗與墮落、文人的命運與追求、市井小民的情操與人生價值，種種皆帶出明清時代的文化氣息與人生況味。夏志清曾說：「《儒林外史》最偉大的一個方面是其展現了中國十八世紀的風俗及深層文化。」作者的禮教思想藉由一整回祭泰伯祠此活動加以提出，表達儒家的政治教化理想，但此後文人四散遠去，祠堂最終蒙塵凋零，也表現出作者對現實命運的滄桑感悟，故本研究試圖探討《儒林外史》的人物與敘事技巧之安排，其中的作者觀照具有其多角度敘事策略及理想道統的鋪陳，喚起對《儒林外史》社會風俗描寫的整體關注。 本研究欲敘述《儒林外史》的禮俗描寫內涵，從泰伯祭禮、婚禮以及喪禮敘述情節著手，其所占篇幅之大，足以顯現風俗禮儀如何貼近人民日常生活；其描寫內容之異，足以揭示風俗儀式如何反映世道人心，甚而藉著種種文化現象及意涵，表達作者如何重視「禮」的實踐。縱使作者時時扣緊「功名富貴」的準繩，藉他人聲口或自身行為的矛盾去衡量不同階層人物的臧否得失，但依舊可發現隱身在冷靜敘述背後的作者寄寓在泰伯祠的興起及荒廢的過程中，那對自我身世以及社會思想的熱切投注，後又因不受世俗認同而孤寂寥落。婚喪儀式敘事就夾敘在這條主線上，體現落實在生活中的儀式內涵多麼空洞不實，在一場場儀式鬧劇背後，不只是可笑的反諷，更是作者對社會現實的無聲控訴。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1895号 / 地博第241号 / 新制||地||8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片岡 樹, 教授 速水 洋子, 准教授 小林 知, 教授 兼重 努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は、ハンス・キュング(Hans Küng 1928-)が宗教間対話に取り組む中で探求してきた「人間性」(Menschlichkeit)の意味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試みるものである 。キュングは、宗教間対話を推進したカトリック神学者の一人として知られており、非キリスト者と対話することを通して、人間であることの神学的意味を解明しようとした。本研究では、キュングが宗教間対話の中で探求してきたこの「人間性」という概念が、どのような過程で論じられ、どのようなことを意味してきたのかを、彼の生涯を追って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試みる。 / 博士(神学) / Doctor of The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4013号 / 地博第292号 / 新制||地||11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古澤 拓郎, 教授 岡本 正明, 准教授 小坂 康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文並不同於孟森等的史家立場，將民國流行的清朝「四大疑案」：太后下嫁、順治出家、雍正奪位與乾隆出身海寧等作為辯駁對象；而是將清末民初記載疑案的筆記野史與長篇歷史演義，作為小說創作的「現象」考察，觀察小說家如何在通俗場域中，「製作」出大眾熱於閱讀，卻不同於史書上的帝王形象。「四大疑案」所涉及的帝王為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當康乾三朝被文人以「盛世」歌頌時，盛世三朝對漢人言論的嚴格箝制，亦讓晚清民國流傳豐富的盛世帝王野史。而民國時期的小說家，不僅作意好奇，處於消費娛樂的語境中，亦融合「小說救國」的風潮，進而形成具「排滿」與「漢族」意識的「演義救國」創作群，在筆墨之間多夾雜華夷之辨、滿漢意識。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指出民國歷史演義在新小說的影響下，如何從傳統的「演義」文類過渡到「新演義」，形成描寫自清以來的民族「傷心史」；並梳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的野史傳聞，在文人作品如《影梅庵憶語》和《紅樓夢》，以及官方出版的典籍如《大義覺迷錄》和乾隆御製詩的基礎上，匯合清末不同的野史筆記，在多種身分轉化、觀念演變等文學手法中形成富含漢族意識的長篇歷史演義。在順治野史裡，帝王被化作為情出家的「情種」，而董鄂氏作為「天眷」，野史卻將其降格反諷為明遺民冒襄寵妾的「名妓」董小宛；從「天眷—名妓」的女體形塑，可見清朝國體被替換為明代國體的寓言轉換。康熙朝的雍正奪嫡，則將帝王化作武俠，藉由頭顱被割下的復仇敘事與身體政治，將清朝統治正統「大義」藉由「俠義」平反。乾隆皇帝在野史中則多以「漢家皇帝」現身，歷史上奉母南巡的「孝」在言說中質變為對漢家身世的「孝」，而「海寧省親」所啟動的風月故事，亦成為小說家筆下清朝國運轉衰的關鍵。種種身分與觀念的轉變，皆攸關漢人與滿人的矛盾。本文並認為民國相關小說產量豐富，當代作家金庸、高陽、瓊瑤均有所承繼，如不釐清民國小說的本來面目，即容易忽略從晚清至當代，小說創作脈絡中的「民國根源」與「現代路徑」。 / Since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historians have debated about the four big mysteries of Qing四大奇案, which were popular stories about Qing Dynasty: Empress Xiaozhuang's rumored marriage to Dorgon太后下嫁; Qing Shizu’s entering a monastery順治出家; Qing Shizong’s inheriting the throne雍正奪嫡; and Qinglong as a son of a Han family, the Chens, in Haining乾隆出身海寧陳家. Evinced by many unofficial histories and popular novels, the four big mysteries were well and alive in late Qing society. While historians treat these mysteries as suspicious rumors, this thesis uses the perspectives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rrativ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the emperors in these mysteries are in effect fabricated. I contend that the rewritings and literal sequels of high Qing emperors in the four big mysteries were not only products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but they also represented the Han’ s traumatic memory and their ideals of anti-Manchuism, especially as they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new novels” 新小說employed by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to aid their pursuit of the national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a. In the first chapter, I assert tha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 of Qing emperors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re-writings since late Qing. In my view, without discovering the “roots” of the late Qing novels readers would be able to misunderstand the “rout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novels have paved.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reevaluate the classical genre of Chinese novels: yanyi演義 from early Republica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Yanyi connected the thoughts of n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and survival” 救亡圖存 in the “new novel”, giving rise to what I call “new yenyi”新演義, which was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one.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I focus on how the Qing emperors, such as Shunzhi順治, Yongcheng雍正 and Qianlong乾隆, are portrayed to express Ming-Qing transitional dynasty memory and the trauma of Manchu’s political persecution by way of using literary symbols, such as corresponding pattern of “body” and “nation” in literature. In the third chapter, by discussing how the courtesan Dong Xiao-wan, who was married to an adherent of Ming Mao Xiang, was referred to the princess consort Donggo, I argue that the Shunzhi emperor was “adherentized” 遺民化to an adherent of a former dynasty. In the fourth chapter, I examine the ways in which the Yungcheng Emperor, a great monarch of Qing dynasty, is transformed into a despot and peculiarly into a knight-errant, particularly his violent death, in which he was decapitated by the female knight-errant Lü Siniang (Lü’s fourth daughter). I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the assassination of Yung-cheng (the fourth son of the Qing royal family) by Lü’s fourth daughter leads the readers to contemplate the Qing’s legitimac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Han Chinese against the Manchus. Finally, by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of Qianlong as a son of Han family, instead of Manchu family, I aim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cause of Qianlong’s southern tour, namely, filial piety, as he was alternated to a kind of nostalgia for the hometown where he was born.

中國自古即有以書籍做為陪葬品的風俗．這些殉葬的書籍若被後世挖掘出來，除了可 據此對傳世古籍進行校對、勘誤外，更有助於學術思想的研究．由此，民國六十二年 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經法》、《十六經》、《稱》、《道原》等四篇古 佚書，自然具有珍貴的學術價值． 檢諸四篇佚書的思想，融合了儒、道、墨、法、名、陰陽等各家學說為一體．它們的 出現，不但對先秦至漢代學術的轉關提供了重要線索，更是研究漢初黃老治術的主要 參考文獻，因此對其思想作一整體性的研究，自有其必要性．然而，學界前輩或因研 究重點不同，而少有這方面的探討文字，故初作嘗試，期能對學者鮮為從事的範疇略 作補白． 本文之撰寫，以出土之文獻資料為主，並援引正史載記、參考諸子典籍、廣納學者各 方面的研究結果，從事論證、分析、歸納、比較等方式之研究．此外，亦採取學術流 變及歷史考證的觀點行文，力求說理立論之合乎邏輯，以存說備考，就教學界． 至於其章次內容，除第一章與第十章之緒論、結論之外，則分述如下： 第二章《經法》等佚書之簡介 第三章《經法》等佚書之時代背景 第四章《經法》等佚書之思想淵源 第五章《經法》等佚書之思想本質 第六章《經法》等佚書之思想體系 第七章《經法》等佚書之黃老學 第八章《經法》等佚書之影響 第九章《經法》等佚書之亡佚原因

除導言與結論外，計分六大章一十八小節。本文撰寫目的，旨在探討自中共政權控制 中國大陸爾後，如何變革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以利其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及塑造 統一的社會主義文化之意圖。本文首先從共黨的有關理論架構著手，並說明其變革的 手段，分析近三十年來中共各時期不同的政策路線，再以實例指出中共是如何變革少 數民族的民俗，同時對中共因變革引發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究，並提出個人的見解 。

清代文學，在小說方面，最著名的是被列入中國四大小說之一的《紅樓夢》，這部偉大的作品是內務府包衣人滿洲正白旗的曹雪芹所作，書中詳細記載了滿洲貴族的生活，情節生動，文字雋永，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也是世界文學寶庫的不朽傑作。《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曠世巨作，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蹟，自從十八世紀中葉面世以來，它便立即轟動全國，二百多年來，它的魅力經久不衰。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目前已成為國際漢學界的顯學——「紅學」。它的內容，可以說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它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更照透了人的心靈。它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峰，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度的美學價值。 子弟書是以北京地區為中心的滿族說唱曲藝，它誕生於乾隆年間，因首創於以滿族為主體的八旗子弟，故稱為「子弟書」，它是珍貴的滿族文化遺產。在清代，子弟書十分受人喜愛，滿族人士對它更是推崇，並尊稱它為「大道」。在我國俗文學史上，文學價值高、藝術成就大、影響最深遠的曲藝，大概是子弟書了。子弟書作者大多具有高度的文化素養，他們熟讀唐詩宋詞、元明戲曲，所以知識豐富，無論敘事、抒情、寫景、狀物，皆能鋪張揚厲而又得心應手。 《紅樓夢》子弟書即是根據《紅樓夢》小說故事所改編的一種滿族說唱曲藝，正因為《紅樓夢》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故《紅樓夢》子弟書在現存五百多種子弟書中，它的文學價值、藝術成就也是最高的。現存《紅樓夢》子弟書總數有三十二種之多，在清代的藝壇上，它更為其他曲藝內容提供了珍貴的題材。由此可知，《紅樓夢》的故事之所以能家喻戶曉，而且在我國流傳的範圍極廣，《紅樓夢》子弟書的貢獻頗大。今略述如下： 第一，在《紅樓夢》子弟書的故事類別方面：大體說來，《紅樓夢》子弟書的思想內容仍以雙玉故事為最多，其次為劉姥姥故事，再次為晴雯故事。在雙玉故事方面，子弟書作家認為他們身上體現了追求個性解放，維護人性的尊嚴，希望擺脫封建束縛的進步思想。在劉姥姥故事方面，由於情節不僅具有詼諧幽默的效果，而且越是寫劉姥姥的純樸，越是反襯出榮國府主子們的物質享受已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具有「微塵之中看大千」的作用，使得劉姥姥故事產生了強大的現實主義力量。在晴雯故事方面，晴雯心直口快，聰明伶俐，其生命最後被污濁黑暗的社會所吞噬，她的遭遇具有豐富社會內容和深刻悲劇因素。因此，他們的故事都深受各種戲曲、曲藝所歡迎，子弟書也不例外。 第二，在《紅樓夢》子弟書與《紅樓夢》小說的比較方面：子弟書與小說 ，兩者雖然是敷演同樣的故事，但是，《紅樓夢》子弟書絕不是《紅樓夢》小說的複述或翻譯。兩者有極大的差異：子弟書是屬於「驚四起」的說唱曲藝，小說則是屬於「適獨坐」的書面文學。《紅樓夢》小說大多側重於敘述故事，在簡練的敘述中往往留下「敘述空白」，給讀者以想像的空間，引人深思。小說的人物形象刻畫栩栩如生，子弟書作家在這個基礎上發揮，常常利用內心獨白的設計及故事情節的增益，使得人物的形象更細膩。他們不僅在單純的故事中，藉由季節的循環與場景的襯托等筆法，凸顯出敘事詩的藝術美，使得景物的描寫更精緻，而且，由於《紅樓夢》子弟書是根據小說所改編的短篇韻文，基於敘事詩的性質，它的抒情意味更濃厚。 第三，在《紅樓夢》子弟書與《紅樓夢》戲曲的比較方面：子弟書與戲曲 皆是藉由表演方式，成功地詮釋這個膾炙人口的《紅樓夢》小說，讓廣大的民眾了解這感人的故事。但戲曲是由介、白、曲聯織成劇，透過排場、曲文、賓白、科諢來表演情節，從而在舞蹈、音樂與詩歌中征服觀眾；而說唱曲藝之一的子弟書則是由詞曲組成，從文學上劃分是屬於敘事詩，它往往用大段的詩話唱詞來渲染故事，從而在婉轉悠揚的詞曲中征服聽眾。子弟書與戲曲，雖然同是敷演小說的故事，但基於藝術表現的不同，子弟書顯然比戲曲更容易、更適合改編。此外，在表現技巧方面，子弟書比戲曲不僅更富有詩意美感，更具有想像空間，而且，表演更為抽象化。又子弟書的表演場地形式簡易，通常是在書會或堂會中，作家們可以一面品著清茶，一面品評文本風格與演唱水平，交流心得。又子弟書的伴奏樂器更簡單，它採用的是三絃，雖然只有三根琴絃，卻可以通過演奏者彈、挑、搓、輪、吟、揉等指法變幻出豐富的音樂形式，它可以根據演唱者的快慢、高低進行靈活的調節。它的板眼節奏是一板三眼，總體上音調沉婉。又它的表演形式以唱為主，演員在演唱時，只有將那些表達人物心理情感的曲文用情唱出，才會扣人心弦。因此，子弟書的影響力更大。 第四，在《紅樓夢》子弟書的藝術成就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體製結 構短小精緻，相當完整。最特別之處，即是每篇或每回的開端，大多有一首七言詩，大多為八句，稱之為「詩篇」，是用來敘述作者的感悟緣由，寫作的動機，對人物的評論或總括內容的大意。在正文部分，句型也以七言詩為主體，大多加襯字，每句的字數不一，最多可達二十多字。此外，在正文結尾處有所謂的「結語」，大多為兩句，也有四句，這些具有感嘆意味的詞句，往往反映出作家們創作的旨歸，主觀的態度，對人物的評論或總結內容。子弟書作者對自己時代的主流極為敏銳，對於小說內在精神的把握非常準確，從大多數《紅樓夢》子弟書中情節與人物形象的演變，可看出子弟書作者挖掘新意，再度創作的高明手法。《紅樓夢》子弟書在語言風格、修辭技巧以及形象塑造等方面的敘事構思，非常地生動傳神。此外，巧妙的文采、悠揚的韻調、明快的節奏以及端莊的表演等，更顯示出《紅樓夢》子弟書詞婉音清，雅而不俗的特色。 第五，在《紅樓夢》子弟書的影響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故事結構、 人物形象、表現技巧、思想內容等方面均有突破性的創作意義，加上它詞婉韻雅，文學價值高，藝術成就亦大，因此流傳廣遠，甚至影響當時及後來許多地方戲曲與曲藝的發展。京韻大鼓就往往沿襲子弟書的原本或以子弟書為改編的題材，而子弟書也促進了京韻大鼓傳統唱詞體製的確立。所以，子弟書和京韻大鼓兩者關係密切。又子弟書是曲藝的一種，它是語言與音樂的結合，在語言方面，雖然子弟書與戲曲一樣講究依字行腔，但對於語言的重視程度要比戲曲更加明顯；在音樂方面，雖然子弟書的主要曲調早已失傳，但它仍借助京韻大鼓、梅花大鼓以及河南墜子等曲藝流傳至今。因此，子弟書促使了其他說唱文學着重韻雅音清的風格，也提昇了其他曲藝的文學價值與藝術成就。此外，《紅樓夢》子弟書重視語言接近原著的風格，發揮了原作的精髓，重鑄了原作的新意，因此，它能成為未來說唱曲藝改編文學之借鏡。 第六，在《紅樓夢》子弟書的文學價值方面：《紅樓夢》子弟書的內容以 寫「情」為主，它的藝術特質原是為了吟唱而寫的短篇敘事詩，它的真實價值，本來不在它的音樂曲調，而是在它的高超純熟的文學技巧上。它不僅增強了表現的範圍，提高了詩意的美感，而且樹立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子弟書作者大多是八旗子弟，由於他們獨特的生活圈和文化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認識生活的新視角，從而結合自己的現實感受，將《紅樓夢》小說詩化，並本著舊曲翻新，再度創造的精神，賦予子弟書新的生命。因此，從《紅樓夢》子弟書中，可以反映八旗子弟生活的現象。《紅樓夢》子弟書有絢麗多姿的文采，也有淺易通俗的詞句，它更是融合抒情與敘事手法的敘事詩，它的語言具有故事性、口語化與音樂性等特色，不僅提高了說唱藝術的水平，而且可稱為敘事詩的上品。又子弟書是由皇城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所組成的京味文化的統一體，它要求演唱者應當掌握四聲、陰陽、收聲、歸韻以及曲情等方法，才能達到「眾心同悅，眾口同音」的藝術境界。因此，研究《紅樓夢》子弟書可以促進中國京味文化的瞭解、豐富中國旅遊文化的內涵以及擴大紅學民間通俗文學的研究。 總的來說，說唱藝術對於文學創作影響極大，尤其《紅樓夢》子弟書對於北京地區的民俗學、語言學、文學創作和旅遊文化等，皆具有重要的意義。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變革，人們對於子弟書逐漸淡忘，但是，子弟書就好像敦煌壁畫以及秦陵兵馬俑等珍貴的文物一樣，將作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見證而保存下來，它的藝術審美價值將具有永久的魅力。 《紅樓夢》這部百科全書式的書，需要許多人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而《紅樓夢》子弟書，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方向與成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歷年來紅學界研究的生氣和活力。《紅樓夢》子弟書的研究是有特色的研究，它不僅為紅學界提供一份豐碩成果，而且在古典文學上，也能起到剛健清新的作用。不論從哪一角度來說，都將是對當前紅學的一種促進，一種新的極有意義的貢獻。《紅樓夢》子弟書是優秀的說唱曲藝，是前人留下來的一份寶貴的遺產，它不僅忠實地反映了清代的社會生活、歷史特徵和民俗特色，而且它不少曲目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因此，它有助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對未來說唱曲藝的振興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偵探敘事在台灣文學場域上的發生與形成，其意義指涉著一種新興通俗文類的移植與開展、深化與轉化的現象。偵探敘事的範圍，涵括的不只是由作家創作的虛構小說，也可能是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介紹、強調真人實事的筆記體裁、對西方偵探小說的臨摹改寫，甚且可能是反偵探敘事的仿諷等等。偵探敘事作為一種通俗文類，尤其是其敘事成規與意識型態原是以西方偵探小說為主要源流的情形下，如何進入台灣的文學場域?進而在台灣「發生」?如何「形成」?彼時台灣的大眾，如何接受、消化、吸收、甚至享受這種新興文類?偵探敘事雖是新興文類，其與過去的種種文學創作傳統有所承繼?偵探敘事的興起，至偵探小說的完成，與彼時台灣人們的精神生活、娛樂生活有何關聯?塑造出怎麼樣的文化圖景?偵探敘事在台灣的發生點與關鍵點的摸索，都是本文主要關懷所在。 本文共計六章。第一章緒論，為全文框架說明。第二章偵探敘事生成的社會╱文學脈絡，由外緣與內緣進行偵探敘事發生空間的建構，說明大眾媒體、通俗文化、社會版新聞與偵探敘事形成的關聯，以中國傳統公案小說與日本的犯罪小說作為台灣偵探敘事的內在源流及期待視野的意義。第三章偵探敘事的起點，討論台灣文學場域上的偵探敘事發生的開端。這開始並非固著性的起點，而是每一次文本敘事取徑的參考點。本章分別就日治初期報紙上漢文、和文的偵探敘事、「實話」系統的寫作及西方偵探小說譯介的情況加以考察。第四章偵探敘事的小說化，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由實向虛、由翻譯到創作，呈現小說化的進程。由翻譯改寫到「連作」合寫、以及俠義章回化小說的偵探敘事，標誌了偵探敘事文類在台灣的實踐已臻成熟，乃至於滑稽模仿與兒童故事的再呈現，是其敘事成規反向思考及向外滲透，由此考察偵探敘事虛構化的進程。第五章偵探敘事生成的文化圖景，由作者、文本、讀者三個面向，分別討論偵探敘事的生成中所呈現的文化意義，殖民性、現代性與通俗性在敘事文本中的展現。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並且開啟未來研究的可能性。 / In my thesis on detective narrativ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I focus on the emergence and evolvement of the new popular genre to clarify how people accept, adapt and appropriate the western-stemmed genre into local fiction. The era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between 1895 and 1945 was a beginning of novelty and innovation; however, it was not the end of tradition and convention. Both cultures of late Qing China and late Meiji Japan, as well as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introduced into Taiwan by China and Japan, all made colonial Taiwan an arena of modernity, coloniality and traditional values. I drew attention to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other dimension different from the elite or high literature and was buried under the canonized discourse of resistance and decolonization in Taiwanese literary studies. The popular fiction in Taiwan reveals the subconsciousness hidden in the society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modernization and colonization. First of all, I start my survey from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context of emergence of detective narrative in Taiwan by mentioni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mass med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Taiwan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Gongan fiction and crime fictions. This part helps me to clarify the literay field of the emergence of detective narrative. Secondly, I pinpoint three starting-points of the emergence of detective narrative: Japanese and Chinese detective fictions in newspapers in early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police procedural,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detective fiction. Thirdly, I point out some milestones of fictionization of detective narrative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form of “translation-rewrit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several writers, the chivalric novelization, the children’s stories and the parody of western detective convention. Finally, I examine the cultural visions in the emergence and evolvement of detective narrative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ing period through three aspects: the writers, the texts and the readers’ aspects and explore the coloniality, modernity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new popular genre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