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文化特性之產品，因國家文化不同可能造成價值減損，因此為了解文化在貿易中所造成之影響，本研究將討論文化如何影響好萊塢電影出口與國際票房。資料採用2013-2015年IMDb與Box Office Mojo網站上所提供票房與電影相關資料，並以Schwartz文化變數作為各國文化特質衡量，最後使用Heckman二階段模型進行估計。實證結果顯示，與美國文化差距越大的國家，則出口以及國際票房表現越差。更於全球化指標中，發現文化相似與資訊傳遞指數值越大時，則對出口與國際票房表現佳。整體來說，文化確實具有影響力。

第一章 緒 言 第一節 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說明研究範圍及所用之印證方法。 第三節 將採用之特殊符號加以說明，以便於使用與避免混淆。 第二章 逐次機率比例檢定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至三節分別敘述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定義及其第一、 二種過誤及樣本數期望值的計算，及其所具有之性質及其在運用上的一些 困擾。 第四節敘述瓦德近似式的由來及其性質，并與最佳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相比 較。 第三章 兩階段逐次機率比例檢定 本章計分四節，分別敘述兩階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定義，特性及其與最適 固定檢定逐次機率比例檢定、去尾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比較。 第四章 兩階段逐次機率比例檢定的應用 本章分為二節，分別說明常態分配、二項分配在實際應用上的例子。 第五章 結 論 本章說明兩階段逐次比例檢定的優劣點，適用性及一些應注意事項。

精神分裂症是嚴重的慢性疾病，病程冗長，不但對患者本身造成傷害，也對家庭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在這些壓力下，許多病患和其家庭相信使用新的治療藥物和治療手段成為迫切的需要。由於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的價格高於傳統的抗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是否能帶來所相對應的效益（如減少其他醫療服務的需求），乃至減少長期醫療費用，成為一個研究上的重要議題。本文檢驗當病患使用新藥，對長期醫療費用、醫療利用及副作用等影響，為了控制病患使用新藥難以衡量特性（如病患疾病嚴重度、經濟能力），實證上採用以醫師年紀或醫院權屬別為工具變數來做兩階段估計。我們證實使用新藥會使長期醫療費用增加、但可以滅少病患非藥物治療的需求（如手術），而節省非藥物的支出。又使用新藥增加了病患病床天數，且未能減少副作用。

Tiebout（1956）提出，個人因為有遷徙能力，所以透過以足投票的方式去定居在他們最偏好的社區內，而他們也藉由選擇居住地點，來滿足自己對公共財需求的慾望，就像可以到市場上購，買到私人商品一樣。在均衡情形下，人們基於自己對公共財的需求，分佈在各個社區之間。換句話說，一個典型的消費投票者在選擇居住地區時，會因為該地區的教育、警力、道路、公園、橋樑、停車場等公共服務設施來做決定。那麼實際社會上，是否真的存在這種準市場似的遷徙情形呢？ 近年來，已有不少文獻做過實證的分析，國外學者針對白人、老人做過分析，甚至是弱勢團體也曾經加以研究探討，他們採用的對象是黑人、貧窮家庭或是單親女性家長家庭，所得出的結果並沒有一定的結論。至於國內雖有學者對於家戶的遷徙行為做過分析，但針對弱勢的原住民尚無文獻出現，而這些弱勢族群中，以直覺推測，應該會比一般家庭更容易受到政府福利支出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遷徙決策。因此本文不同處在於加入了國小生師比、平均每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平均每人社會安全支出與平均每人家庭生活輔助四種變數，特別針對教育面與社會福利面的公共支出，探討對原住民遷徙行為是否有顯著影響力。 在採用兩階段估計方法的實證分析後，發現到在第一階段的個人特質方面，原住民的實證解果除了受教年限與預期相反外，其餘都與預期相符。在第二階段的分析中在本文主要想探討的變數裡，若對單一變數作迴歸，只有平均每人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平均每人社會安全支出與原住民人口數會顯著影響原住民家戶的遷徙決策。 總結來說，本文對於Tiebout假說（以足投票）提供了少數正面的證據，但是，也有不少結果並不支持這項傳統理論，也許原住民並不適用這個假說。

公開收購為爭取公司經營權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直接向目標公司股東提出要約收購股份，既無須取得其董事會與股東會的同意，且可縮短併購的時程，在企業併購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早期各國對於公開收購並未予以規範，實務上公開收購人通常不公開相關資訊，甚至設計各種不公平的收購技巧，迫使目標公司之股東盲目且倉促地作成決定，嚴重影響股東之權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紛紛立法予以規範。 於國外併購實務上發展之兩階段收購中，公開收購人先以公開收購的方式取得目標公司的控制權，再於第二階段對目標公司進行現金逐出合併，將其餘股東逐出公司。股東面對第一階段的公開收購要約，如認為收購價格不公平，本應拒絕收購要約。但考量如其未應賣股份，且公開收購最後又成功，公開收購人通常會以低於收購價格之現金對價對於目標公司進行合併。因此，即使認為收購價格不公平，仍會選擇應賣其股份，而被迫接受收購要約。此種現象即國外學者所稱的股東壓迫現象。公開收購交易中的股東壓迫現象，扭曲了目標公司股東的決定，影響公司資產透過公司控制權交易作較有效率配置之目的，而減損了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益。 企業併購中兩階段收購方式的頻繁出現，對於目標公司及其股東造成相當大的威脅。我國證券交易法對於公開收購雖然已有規範，但面對證券市場上之公開收購案件，能否確實保障目標公司股東之權益，有必要加以控討。本文擬就我國公開收購規範及國外立法予以討論，以瞭解我國公開收購交易中股東壓迫之問題，以供參考。 關鍵字：公開收購、股東壓迫、部分收購、兩階段收購

過去有關最適所得稅理論、所得稅逃漏問題、以及政府最適稽查策略的研究文獻，主要多建立在政府與納稅人間存在著資訊不對稱的假設下。本文將此處所謂資訊不對稱，區分為兩種類別的問題：第一種類別是指政府對納稅人獲取所得的能力與勞動供給皆無法得知，但卻可以在無需花費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完全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準。第二個類別則是指政府不僅無法掌握納稅人的能力與勞動供給，也必須透過查核方能掌握到納稅人的所得水準，而查核工作通常必須付出稽查成本。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前述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問題 ，如何影響最適所得稅理論、政府稽查策略、以及納稅人逃漏行為等。至於研究架構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將第二種類別的資訊不對稱問題納入最適所得稅的研究之中。我們主要的重點在於探討當稽查機率並非政府事前政策變數，且政府的稽查策略與納稅人的逃漏稅行為是互為影響時，最適所得稅理論的分析結論，究竟如何改變。第二部分則是探討實務上常見的兩階段查核方式，對政府稽查策略與納稅人申報行為的影響，並比較其與直接隨機查核策略的差異。在此所謂的兩階段查核，是指政府在第一階段先根據以往稽查經驗，分析具逃漏稅傾向者的所得來源或特徵，並藉此建立篩選標準，以對納稅人進行選案分析，俾篩選出具有較高傾向可能從事特定逃漏稅行為的納稅人。其次，再從第一階段篩選出的納稅人，以不同機率或查核方式來進行第二階段的隨機查核。

國內有關採購案件之決標金額與底價金額之實證研究文獻，多將相關資料逕以迴歸方式直接處理而獲致相關結論，未曾考量樣本偏誤對迴歸結果的影響。本研究利用內政部99年1月至104年8月資訊服務勞務採購案件數據，針對1,061件採購案件資料進行分析，為避免因樣本選擇不當可能產生的估計誤差，我們利用Heckman二階段估計法，先估計押標金對採購案件是否決標的影響，再進一步分析影響決標金額與底價金額的要因。經過選樣誤差修正後，我們發現決標金額與底價金額都有受到選樣誤差的影響，表示過往以計量模型進行決標金額與底價金額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由於未考量押標金的扭曲效果，其研究結果似有再檢視必要。而實證結果也發現，勞務與工程案件之決標金額與底價金額的影響因素並不完全相同，故現行以工程思維為架構的政府採購法，確有再修正之必要。

地下經濟活動所涵蓋的層面很廣泛，而租稅規避是造成地下經濟的成因之一，這一點已得到學者間的認同，因此本文將把所得低報行為視為全部的地下經濟活動，利用過去國內研究很少採用的支出基礎法，透過家計收支調查表的所得資料，先進行所得低報的估計後，再利用求出的平均所得低報估計數，進一步估計出台灣77至101年間地下經濟規模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以觀察我國地下經濟變動情形以及長期趨勢。 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在77-101年間，自雇者申報所得平均需乘以1.12至1.47倍，以得到真實的所得。接著經過運算，我國的地下經濟規模在77-101年間約占GDP的1.68%至6.42%左右，地下經濟的規模會因每年的情況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可看出長期有下降的趨勢。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檢視1999年及2001年，中國電信兩次拆分對於中國電信設備製造業生產力之影響。研究方法採用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之兩階段模型，利用中國國家統計局調查之「製造業規模以上企業年度調查」1996至2007年資料，將生產力之變化與中國電信服務業政策變化對比。結果發現，電信設備製造業之平均生產力於2000年下降，並在2001年回升，顯示中國電信服務業與中國電信設備製造業確實有連動關係。

本研究提出一個兩階段的時空模型來分析空氣污染與健康的關係。我們選取在台灣的49個有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的鄉鎮市區做為研究地區。資料包含這些小地區中1997-2001年的各地區每日因呼吸道疾病而就醫的門診人數與空氣污染物濃度與氣象監測資料。在第一階段中，對每一個月所有地區的每日因呼吸道疾病而就醫的門診人數與空氣污染配適時空模型，並利用氣象條件等因素做調整。在第二階段裡，利用線性混合效果模型將第一階段所獲得的60 個月空氣污染物係數估計值來獲得代表這五年全國整體污染物係數的估計。本文利用模擬研究來探討當季節因素與不可解釋的因素，例如像流行性感冒等存在時會對文獻上其他時空模型中參數的估計所造成的影響，同時與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作一比較。 / We proposed a spatiotemporal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cute health effects and daily numbers of clinic visits for respiratory illness. The data include clinic records due to respiratory illness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in Taiwan during 1997-2001. A small-area design and two-phase modeling were used for the analysis. In the first phase, we constructed a Poisson regression with autogressive residual process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to obtain the pollu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single month. In the second phase, we combined the information from phase one model to improve estimates of the pollu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month and to obtain an overall pollution coefficient across the temporal course. Simulation study wa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bias of estimation when there are seasonal, spatial and the unexplained effects in the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