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臺灣於194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之間，曾出現大量政治案件。本文想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這些政治案件在不同的處置流程中究竟如何被處置？尤其是如何被不當、甚至不法地處置？人權又是如何在這些處置的過程中受到侵害？並思考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層出不窮的結構因素。 本文分別就體制、法制、偵辦、審判、核覆，以及執行等面向／流程加以深入探討。其中，「強人威權黨國體制」是製造政治案件的核心體制。當局以此背離民主人權要求的體制作為發動機，於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製造出眾多恣意立法、恣意行政與恣意司（軍）法下的政治案件，這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層出不窮的結構性因素。 另外，白色恐怖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其中，對於人身自由、表現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等人權面向的侵害，尤為直接而明顯。本文也相當關注人權在這些不當處置與不法的處置的過程中如何受到侵害的情形。

本論文欲從與黃天道相關的歷史文獻與寶卷，討論黃天道在明清的整體發展與表現，試圖從中分析各民間宗教結社的多元性與歧異，藉以瞭解黃天道教案發生的原因與其教義所呈現「三期末劫」的末世觀念無關，實與「聚眾結社」、「夜聚曉散」的群體行為有所關連，而這也是帝國官方取締民間宗教結社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也重新檢討過往「千年王國」理論框架是否還能繼續適用中國宗教與群眾叛亂兩者之間發展關係，並應當予以修正，以免忽略掉明清諸多民間宗教結社的特殊性與個別追求目標的不同。因此，本論文以黃天道的個案研究，從歷史、神話、教義、教規、儀式等討論黃天道的信徒在明清兩朝係扮演一群安居樂業的群眾，而非帶有改朝換代的政治性企圖。並且，進一步從社群、經濟、文化、醫療四個面向，瞭解黃天道的宗教性表現實與當時社會密切相關，絕非狂妄悖離的「邪教」，係中國大傳統中的地方小傳統。

本論文的時間斷限為1945至1987年，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灣傳播學界的新聞自由論述，並希望透過比較的方式，與當時英美各國的新聞自由論述相對照，以瞭解台灣新聞自由發展的特殊、扭曲與不足之處。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共有六章，就內容而言，可分為三大區塊。第一區塊為第一、二章，主要探討國際社會對新聞自由的見解。第二區塊為第三章，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台灣的憲法學如何界定新聞自由。第三區塊為第四至六章，亦是本論文的主軸，主要探討戒嚴時期傳播學界所建構的新聞自由。 整體來看，歐美社會，尤其是美國新聞自由的最新進展，包括：1956年美國新聞界要求政府公開資訊、減少新聞封鎖、同年美國國內所發生，記者赴中國採訪權的爭議，以及1971年美國報紙刊載「越戰報告書」所引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爭議等，大都能即時的傳入台灣社會。然而，關己則亂。戒嚴時期傳播學界面對台灣新聞自由受到種種限制的實況，基本上採取相對消極，甚至是迴避的態度。傳播學界一方面忽視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一方面則將火力集中於媒體「責任」。 從「社會責任論」在台灣的發展觀之，引介人謝然之、胡傳厚與國民黨皆有深厚關係。而後續台灣自律組織的建立、相關會議所提出的社會新聞改進之道，亦與國民黨脫不了干係。對政府的態度，為自由主義與社會責任論者之間最重要的差異。然而，從相關的著作可看出，西方社會責任論的主催者，對於政府能否涉入，能介入多深仍存有許多疑慮。從自由主義到社會責任論，要求政府不要插足新聞事業的聲音一直存在。1950年的「歐洲人權公約」更特別明言「不受公部門干預」的表現自由。然而，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傳播學界，拒絕政府干涉的聲音卻十分微弱。甚至在反共復國的重責大任下，新聞自由被降級到「法律保障」的層級，連僅存的社會新聞報導空間，亦與「國家利益」牽扯在一起。新聞事業被賦予超出歐美報人所謂的社會責任，進而需要「犧牲本身的自由和權利，以貢獻於國家民族」。 就結果來看，由國民黨主導的自律組織，以及社會新聞改進之路，在新聞界聘任與其立場相近的評議委員，與消極的不作為下，並沒有發揮國民黨所期待的效用。透過一些文章，我們可以發現，戒嚴時期台灣的傳播學界對其所屬的環境、新聞自由所受的限制是有一定的認識的。但在反共復國的大旗下，大都只能點到為止，或轉而要求新聞界必須瞭解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之間。這樣的氣氛一直要到1980年代才有比較明顯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