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憲法—是否及如何，適用或影響—私法關係？亦即，私法關係是否應該受到合憲控制？如果是，應該限於什麼範圍，受到什麼程度的合憲控制？而民事法院的法官又應該如何操作合憲控制？對此，目前為止的相關文獻固然已經大致確立了以間接影響說為主軸的通說論述，然而，仍然留有「理論基礎」、「射程範圍」、「操作方法」及「操作示範」等問題尚未解決。 著眼於以上的問題意識，本文首先針對「理論基礎」的問題，回顧關於私法關係合憲控制的重要理論，釐清其中一些曖昧不明的說法，並且嘗試對於「憲法是否適用或影響私法關係？」這個根本的問題，尋找一個比較站得住腳的立論基礎，也替之後的討論勾勒出一個基本輪廓。其次針對「射程範圍」的問題，本文嘗試界定私法關係合憲控制的射程範圍，包括憲法規定的範圍，以及媒介規範的範圍，目的在於劃定私法關係合憲控制的外部界限。接著針對「操作方法」的問題，本文設法提出一個可供民事法院操作的合憲控制方法，目的在於把討論至今的抽象理論進一步加以具體化，並且建立私法關係合憲控制的內部流程。最後針對「操作示範」的問題，本文以再興社區訴關愛之家案為例，進行私法關係合憲控制的操作示範，希望能夠作為我國實務將來在處理案例時的參考。在結論上，本文雖然仍以多數意見所採取的間接影響說為基調，但是希望透過對於理論基礎的明確化、射程範圍的細緻化及操作方法的具體化，能夠重新構成間接影響說的理論及實務。 關鍵詞：基本權第三人效力、基本權保護義務、合憲性解釋、間接適用說、關愛之家案。

本文探究的主題為宗教教育之合憲性，這個主題在本論文中包含三個子題：一、公立學校可否實施具有宗教信仰內涵的生命教育？二、國家可否禁止私立中小學開設宗教教育？三、憲法是否賦予新約教徒有權拒絕接受牴觸其宗教信仰之教育，而選擇在家教育的權利？針對這些問題，本論文首先從歷史分析的角度，探討宗教教育之發展。其次，闡釋宗教教育之合憲性基礎。最後，基於上述的研究基礎，再進一步判斷宗教教育之合憲性。 　　在公立學校之宗教教育方面。若依據政教分離之限定分離說觀點，生命教育的實施，如果能對於各種宗教信仰廣為介紹，保障學校成為一個以學生自我實現為核心之多元、開放、中立而寬容之場域，尚不至於違憲；但若只提供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內涵，使學生沒有選擇的可能性，將會違反政教分離原則。若從徹底分離說的觀點，生命教育的教材內容，如果其內容蘊含一特定宗教信仰內涵時，將會違反憲法之政教分離原則。 　　在私立學校之宗教教育方面。在公立學校以外的宗教教育，由於並不涉及政教分離原則，而為憲法宗教自由之保障對象；而且，私立學校基於其辦學之目的，得自由選擇教師及學生，且已事先告知其應接受之宗教教育課程，故私立學校得自由開設宗教教育課程；因此，我國禁止私立學校開設宗教教育課程，實已違反憲法對於宗教自由的保障。 　　在新約教會之案例方面。當父母之宗教信仰與學校之價值體系有衝突時，為保障父母之宗教自由，應承認父母享有入學義務拒絕權，而可以主張在家教育；但為了保障子女之受教育權，此種取代學校教育之在家教育，必須除了宗教內容之課程外，也必須提供相當於一般公、私立學校所實施之國民教育內容及程度，使其子女享有與一般學校學生同值之教育。 / The motif of the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This thesis includes three sub-thesis: 1. could the public schools enforce the education of the life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ligion?2. could the state forbid the private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to establish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3.does the constitution authorize the Xinyue Protestants to decline the general education which offends against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choose to be educated at home?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this thesis sets out from the 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to inquir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Then, the thesis explicat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Finally, basing upon the aforesaid results, then further discus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With the respec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s, if according to the standpoint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ife education should spread various religions, secure the schools to provide a place for targeting the self-realization of the students and for the diversified, broadminded, neutralism and tolerance sphere, the aforesaid religious education is unlikely to unconstitutionality. But if the schools provide the one and only religious education, make the students have no selective possibility, and then these schools have acted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If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orough split,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life education includes the courses of the one and only religion, then it act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With the respec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private schools, because the schools don’t involve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therefore, they are targets of protec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for religious freedom; furthermore, the private schools may depend on its own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to freely select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and because being notified them about the required course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advance, they may freely set up religious courses; our country forbids their setting religious courses have violated constitution. 　　With the respect of the case study of Xinyue Protestants, when the parents’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schools generate the conflicts, to protect the parents’ religious freedom the state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the parents have the right to decline the registration of their children for the required schooling education and may have right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at home; whil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hildren for education as well, the substitute schooling education at home should provide similar content and standard of the general civil education as offered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in general in addition to the course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to let their children may also accept the equivalent education in the general schools.

讓不具法律專業與審判經驗的一般國民參與審判，乃是世界各國刑事審判中常見的立法設計，舉凡陪審、參審等均屬之。以我國而言，此一制度自從清末變法圖強以來，即不斷成為立法者關注的重點，甚至先後完成了好幾部草案，但相對地，反對聲浪也相當可觀，從最具理論性的違憲論，到最具現實意義的耗費國家經費過鉅，不一而足，其結果是，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在我國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提倡，但從未能夠順利完成立法、付諸實施。 對於歐美等法制先進國家而言，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已經有數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歷史，由於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具有「由統治者或其代理人以外之人實行司法權」的性質，到了啟蒙時代，更與當時廣為流傳的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相結合，而有其政治上的意義。但隨著民主政治的落實、司法權的高度獨立化，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也出現了衰退的傾向；但進入20世紀末葉，遠在遠東的日本、韓國等，先後完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日本為裁判員制度、韓國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立法，並正式實施，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又有復甦興盛之跡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與我國均同屬東亞文化圈、深受佛教、儒家文化之影響，且長久以來均係由職業法官獨佔審判工作，而無國民參與審判之慣習，又均屬大陸法系職權主義朝向當事人主義改革的國家，日本、韓國的經驗，對於我國而言即有相當的啟發意義，其中日本裁判員制度自概念研議階段到立法施行階段所經歷的各種討論，更值得作為我國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參考。 觀察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截至裁判員制度引進過程所引發的相關討論，可以發現，有關：1.制度的基本理念（引進制度的必要性為何）、2.制度的基本態樣（陪審或參審）、3.合憲性爭議、4.制度之具體內容、5.對於刑事訴訟程序的影響等等，均為論者探討的重點，而觀察我國過去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立法嘗試，上述爭議亦散見於論者的意見之中，故本文乃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立法過程引發的上述相關討論為借鏡，逐一探討上述爭議於我國的解決之道，於我國相關討論尚不充足之處，在法制環境相近的前提下，即輔以日本學說或實務之見解。 經過上述討論，本文認為：1.東亞等國於20世紀末葉開始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立法浪潮，其基本理念已經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潮無直接關連，而是有鑑於刑事司法的信賴危機與正當性危機，希望藉由讓一般國民參與審判，進而可以汲取一般國民的健全社會常識與正當法律感情，並因應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需要，進行必要的訴訟程序改革，退而可以使一般國民見證刑事審判程序的嚴謹與良善，以此提升一般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強化司法的正當性基礎，並促進刑事訴訟程序之改革。2.相較於陪審制，參審制仍然保留了職業法官審判的性質，對於欠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傳統、重視法律適用正確性、嚴謹性的東亞各國而言，乃較合於法制環境與社會文化的制度選擇。3.憲法雖然並未當然排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但制憲者並未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為前提而立憲，釋憲者亦未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為前提而釋憲，是我國憲法中司法權的建制原理仍以職業法官審判為基本出發點，亦即憲法之基本要求乃是：具備解釋適用法律專業的職業法官必須要成為法院的構成員，並能夠充分發揮其實質意義，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的設計，亦必須符合上述基本要求，始能謂為合憲。 另就4.制度具體設計而言，在參審制的前提下，舉凡適用案件的範圍、合議庭的組成比例、參審員的產生、任期、職權、評議可決的標準等，均摻雜了合憲性要求、制度的扎根與落實、制度立法宗旨的實現、維持既有審判品質、避免造成國民過重負擔、國家財政負擔與訴訟經濟等種種因素，而有各別的考量與側重之處。5.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對於刑事訴訟程序的影響評估，則可區分為第一審訴訟程序與第二審審理構造兩方面來探討，在第一審訴訟程序方面，基於減輕國民參與審判的負擔，以利制度立法宗旨之實現，故相關刑事訴訟程序均宜配合為適度之改革，以加速審理進度、簡化艱深之審理內容、嚴謹證據法則、並維護法官與參審員對等討論的能力；而在第二審審理構造方面，基於尊重第一審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判決，我國第二審雖仍宜由職業法官審判而非一併引進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但現行的覆審制宜改為「法律審兼事實審的事後審制」，以平衡追求「誤判救濟」及「維護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立法宗旨」之利益。

我國依現行法律之規定，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此制度固然有助於審判專業化，提升法院權利保護之效率與品質。惟於事件審判權歸屬難以判斷時，可能發生之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影響甚大，為程序制度設計者（立法者）、運作者（法院）及使用者（當事人）須審慎面對之問題。 近年來，此等問題雖已成為學說實務討論之時興議題，惟有關學理研究仍未臻成熟，相關修法建議亦失於粗糙。有鑑於此，本文嘗試自法、德等法制先進國家獲取知識與靈感，據以為檢視及改進我國相關法制之準據。除具體論證現行法本身、實務運作以及相關改革方案之缺失與不足外，本文亦另闢蹊徑，分別從解釋論及立法論提出改進建議。 依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審判權錯誤之法律效果為裁定駁回。此等駁回規範未考量當事人選擇審判法院可能遭遇之特別困難，將此判斷困難之不利益全數轉嫁由尋求權利保護之人民負擔，已不符合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並已牴觸比例原則。近年來，受到德國法之啟發，學說及若干大法官意見書，接連呼籲藉由「合憲性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排除審判權駁回規範之適用，改採審判權移送。此等呼籲，本文認為於方法論及論理方式，皆有可議之處。在方法論上，本文主張採「合憲性法之續造」或「超越法律之法之續造」。至於論理方式，則在大法官歷來有關憲法訴訟權內涵所為解釋之基礎上，擷取德國審判實務之經驗，依循方法論上有依據之方式，論證得出類推適用「管轄權錯誤移送規範」於審判權錯誤情形，及目的性限縮「審判權駁回規範」，為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不過，相較於合憲性法之續造，修法明文採納審判權移送，仍是比較理想之方式。 關於審判權爭議，我國現行法基本上採取慎重、緩慢之「判決－上訴程序」，將審判權爭議事項與本案問題一併處理，而未就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為特別規劃。法院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審判權歸屬爭議，唯有待本案程序確定終結，始告確定。故而，凡尚未確定之本案裁判，均存有遭上級審以欠缺審判權為由予以廢棄之風險。以德國立法例為藍本之司法院相關提案，雖是確立「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惟仔細觀察當可發現，相關草案並未一併引進德國法有關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濟程序，或變更我國既有之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依本文推測，此應係出於規劃者對德國相關法制之誤解。對此疏漏，雖有論者嘗試提出解釋論之補救建議，惟鑑於現行法律關於審級救濟制度之明確規定，此項基於誤解而生之疏漏，似已非學理所能彌補。法律之結構性缺陷，有待立法之導正，始能釜底抽薪，真正解決問題。故而，本文建議應於立法層次，就審判權爭議規劃特別之審級救濟程序，以符合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 至於審判權衝突，絕大部分問題非出於法律本身，而是出於向來大法官及學說誤解與濫用統一解釋制度，承認行政機關（甚至監察院）得藉由聲請統一解釋禁止普通法院裁判公法上爭議事件，創設行政機關得爭執普通法院受理訴訟權限之「積極衝突程序」。釋字第128號解釋及釋字第466解釋，為其事例。至若釋字第115號解釋，實為行政院為推翻最高法院判決所提之「非常態」統一解釋聲請案。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真正之問題點，在於普通法院應否受行政機關形成處分之拘束，而與審判權衝突，甚或審判權歸屬無關。此等程序均違反憲法明定之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分工原則，以及權力區分與制衡之國家根本體制。消除此等背離法治國原則之程序，只需大法官變更見解，依法不受理此類案件即可，無關法律之修正。 對於真正之審判權衝突，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行政訴訟法第17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本文，已有妥適之解決途徑。目前殘留而有待修法解決者，主要是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可能曠日廢時之問題。固然，對此問題，目前已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以資因應。惟此一規定僅適用於繫屬於普通法院之案件，行政訴訟法則無類似規定。又縱使案件繫屬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如未能達成合意，解釋延宕之風險依舊存在。故而，此一規定僅能局部避免聲請大法官解釋費時之問題。此外，由於無任何配套規定，此一規定反而有引起其他難解問題之風險。為妥善解決大法官統一解釋可能費時之問題，保障人民之適時權利保護請求權，本文建議仿效法國立法例，立法限定大法官對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聲請案，須於適當期間內作成解釋。 最後，攸關審判權衝突制度成效之統一解釋效力問題，為本文所關注之焦點。依向來通說，統一解釋應與法規違憲審查一般，不得觸及法院裁判之效力，審判權衝突須於統一解釋後經再審程序始能獲得終局解決。如此迂迴之審判權衝突解決途徑，往往迫使當事人放棄尋求司法救濟。本文自釋字第540號解釋獲得靈感，從憲法第78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等規定出發，佐以近來大法官相關之不受理決議案及相關外國法制，重新詮釋統一解釋制度，確立統一解釋之目的與構造，進而提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及效力二元論」。根據此一理論，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可分為一般抽象之命令及個別具體之裁判。大法官統一解釋之際，除闡釋法律或命令（審查基準）之意旨外，對審查標的是否牴觸審查基準，不僅有審查權，並有拒斥權。依其審查結果，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令牴觸法律或上位階之命令時，得宣告該命令為無效；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裁判違背法律時，得宣告該裁判為無效。前者（命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具有一般、對世效力，後者（裁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僅具個案效力。在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案件中，大法官於釐清引起衝突之審判權分派法律所指之審判法院後，應宣告引起歧異案件中，審判權認定有誤之確定終局裁判為無效。依此脈絡，審判權衝突即可因統一解釋之作成，直接獲得終局解決，而無須於解釋後再經再審程序。因此，釋字第540號解釋之理由書，宣告普通法院對受理事件權限認定有誤之裁定「不生拘束力」，應可解為違法裁定經無效宣告（廢棄）之結果。對此，司法院之相關提案理由，亦已正確指出。

本論文於結構安排上，首章係為緒論，內容涵蓋有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架構；而於第二章將探討限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法理基礎及所涉基本權干預；第三章則對於事證提出及失權規定立法例之加以介紹；第四章則首就我國民事訴訟法一般訴訟促進義務下之失權制度，為要件及效力之介紹，再以其為基礎下，探討特別訴訟促進義務、特殊訴訟促進義務之失權規定要件、效力介紹及異同比較，並對於具法律重要性之實務見解予以評析；第五章則除探討民事訴訟第一審程序失權規定與其他同法程序制度之價值調和問題，復將對民事訴訟法第196條、第268條之2及第276條規定為合憲性控制之操作；第六章則為本論文綜整及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