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撰寫目的在於探討並解決斯賓諾莎形上學體系內的兩項「一多問題」，即實體與屬性的同一問題，以及實體的單一性與有限樣態的多樣性之間的調和問題。 為達上述目的，本文以斯賓諾莎原始文獻之英譯本為主，並以國內外著名學者之研究論著為輔，期能為上述兩項問題之研究提供充分的文獻基礎。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本文乃採歷史研究法與哲學之純理推演法並兼，資料分 析法與結論歸納法並重的研究方式，俾能在適當的主題範圍內，提供有利 的研究工具，進而完成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諸般方法之運用，吾人不唯從斯氏未嘗是一笛卡兒學說信徒之確認當中，探知實體與無限多屬性全體間「一而多」的整然存在狀況及特殊的同一關係；又從個別屬性與實體間等同之特定條件之確認當中，將實體與屬性的同一關係做出更精密而全面的闡釋，從而也因此解決了斯氏形上學體系內兩項「一多問題」之第一項。為解決斯氏形上學體系內的第二項「一多問題」，吾人一面先敷陳斯氏理智認識下的實在之一般真貌，一面又點出蘊藏在一般真貌之下的矛盾暗流；在斯氏關鍵命題給出的當口，激流化暗為明，存在於實體單一性與有限樣態多樣性間的形式矛盾浮現檯面。在重重的資 料分析與結論的最終歸納後，觀念論者以違背斯氏實在之一般真貌而無法 為吾人苟同；實在論者則能俱足諸項條件，從而清晰一貫而合理地為斯氏 第二項「一多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 本文主要關鍵字有五：1.實體(Substance)；2.屬性(Attribute)；3.樣 態(Mode)；單一性(Unity)；5.多樣性(Multiplicity)。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

本論文從教育社會學角度探討造成數學成就性別差異現象的成因，以班級的性別環境為研究脈絡，研究影響國中女生數學成就的可能原因。假設數學成就的性別差異是受到後天學習歷程影響，班級環境中隱含的性別刻板印象為其中一個重要社會文化影響因素。透過比較國一到國三階段女生班和一般男女合班女生數學成就的異同，嘗試找出造成數學成就性別差異現象的成因，是否與班級性別環境、師生的性別刻板印象等因素有關。利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統計方法，分析資料取自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和國科會共同規劃的全國性長期的調查計畫：「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TEPS）。研究結果發現女生班、數學老師性別及班級學業氣氛等因素對於國中女生數學成就有顯著影響力，但進一步考慮學校公私別變項之後，女生班的影響力即消失。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magnitude of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to explai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th achievements. Adopting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s of 7th grade students who attend all-girls classes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attend coeducational class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fter two yea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girls’ math achievement in junior high schools, which are the single-sex classes, female math teachers and the academic climate of each class. However, if private school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gender composition of classes will disappear.

不可分效力存在我國實務上達百年之久，日本法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亦存在。但二戰後，日本法上有許多改變，最大者為引進訴因制度，宣告揚棄不可分效力，但在一事不再理或訴因變更上，又可看到不可分效力的影子存在。 雖然訴因制度國內向來已經有許多介紹文獻及支持者。可惜所引用之文獻似乎稍舊，觀察日本法上這十幾年的平成年間裁判，日本法上有許多標竿性的判決存在，尤其這兩則：最高裁平成13年4月11日第三小法庭決定（訴因拘束力）、最高裁平成15年10月7日第三小法庭判決（一事不再理效力），都沒有在國內的中文文獻上看到介紹過，著實可惜（目前國內文獻可以看到介紹標竿裁判的是昭和37年的白山丸事件）。再者，日本法上這十幾年發展出的「爭點顯在化措施」也未在國內文獻看到為文介紹。 針對不可分效力的不合理，新進學者已經多有批評，大致上批評點也都直指病灶。但拆除這座百年城堡後，要如何在這平地上建設或開墾？自然的歷史進程或一句盡量特定，可與其他犯罪事實區別即足，並不足夠。 因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之特定，本質上就因人力有其極限，刑事審判犯罪事實是被篩選過的，並非真正的完整呈現過往的事實。訴訟之三方法院、檢察官、被告均非神人，應該允許作為控訴者的檢察官考量立證之難易、爭點之複雜化等，只取一部分作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這並具有「拘束力」。 這經過篩選的刑事審判犯罪事實，即為被告之防禦範圍、法院之審判範圍，也是既判力範圍。而為了更明確指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範圍，也應該包含法律評價（罪數），要丟棄的為不可分效力，而非罪數論。 日本法上的訴因制度及新發展而出的爭點顯在化措施有其魅力所在，可惜均有過於複雜的分類與變化，有些概念在我國也無意義。總體而言，可借鏡的為承認拘束力，並如爭點顯在化措施的要求，強調審、檢負有爭點說明及形成之責任，如使檢察官言詞或書面提出，被告表示意見並記明筆錄或行辯論，使得該爭點在審判言詞辯論程序上顯示出等。 過往的實務或學理發展出過多複雜概念（如併案審理、補充犯罪事實、訴之變更、擴張縮小等），其實，只需要「追加起訴」與「變更起訴法條」兩者即可。超出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追加起訴；如只是改變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變更起訴法條。 因此，本文認為，為落實上開理念，現行法上的第264條、第265條、第267條、第300條此四條文有調整修正之必要。並提出案例實際操作及說明。

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二波（2003）國三與第三波（2005）高二的CP追蹤數據，採用反事實模型框架下的傾向分數配對法估計單一性別環境對臺灣高中女生選組行爲（自然組／社會組）的因果效應。使用學生進入高中前的國三資料，本研究在學生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班級因素三個方面充分平衡處置組（進入女校）和控制組（進入男女合校）的樣本，使配對樣本之間除了進入女校或進入男女合校之外，在以上三個方面儘可能相等，嘗試克服觀察性數據因選擇性偏誤問題對因果效應的估計帶來的阻礙。結果顯示，在進行傾向分數配對後，處置組和控制組之間達到了很好的平衡，進入女校的女生與進入男女合班的男女合校中的女生相比，女校顯著地促進了高中女生選自然組的機率，然而該效應在數學成績水平不同的女生中存在異質性，女校顯著地促進了數學成績處於高水平的女生的選擇自然組的行爲。作爲教育分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高中生選組行爲的性別隔離長期存在，選組行爲與學生未來大學科系選擇和職業選擇關係密切，自然組中低比例的女生組成顯現出隱藏的教育機會不平等。該現象長期存在的背後因素，除了學生個人因素和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帶來的影響，本研究關注學校這一角色對高中女生選組行爲的影響。 / Based on the Taiwan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s core panel data from wave 2 (junior high school/9th grade) and wave 3 (high school/11th grade), researcher applies the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in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to study the causal effect of single-sex schooling on high school girls’ curriculum tracking (science track or humanity track) selection. Observational data always be the obstacles of making the causal analysis because it's lacking random assignment and being under threat of selection bias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Using the pretreatment variables from students in 9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atched with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by the individu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chool, classroom environment factors. After matching, students come from different groups are supposed to be relatively equivalent on all the matching variables except for attending single-sex school or not. The researcher can make suitable comparison and prediction between well-matched samp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re girls in single-sex high schools tend to choose science track. Effect of single-sex schooling is not the same among girl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math scores. It benefits girls with top math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tracking system, alternative curriculum tracking selection in Taiwan high school is worth noteworthy. The long lasting gender segreg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 college major as well as occupation selection and it reveals the hidde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between gender. O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 on high school girls’ curriculum tracking selec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chool effect o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