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內容摘要是，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初期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與化約論是相近的，如帕費特、Mark Siderits等學者。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兩者具有關鍵性的差異，如高恩斯(Gowans)、柯林斯(Collins)等學者。 本論文的立場為後者，論文當中將介紹帕式化約論(Parfitian reductionism)的幾個主要的思想實驗，以及其在人格同一性觀點上的幾個特色。接著將介紹試圖將初期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與帕式化約論人格同一性觀點作類比的立場，以及舉出兩者之間差異的立場。 最後，本論文將指出依據前學者等所提出的佛教業力理論所要求的「業力同一性(Karmic identity」與「業力因果關係(Relation of Karma)」，使得佛教的人格同一性觀點避免了帕式化約論在人格同一性立場上所導致的不確定性與程度性等違反直覺之結果，因此兩者的人格同一性觀點確實有關鍵性的差異。此外，本論文也嘗試說明，在人格同一性的兩大取向—心理取向與生物取向所面臨的困難之下，在何種理由或情況下可能會讓我們選擇接受一種介於化約論與實體性自我的非化約論立場之間的「進一步事實」立場，如佛教的業力理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民初十年危機時期中，報紙（傳播媒介）如何透過讀者的詮釋架構在社會化過程中建構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以產生社會整合功能。我們分別以五項核心問題分析前述論旨：第一，媒介的社會地位對媒介整合功能的影響；第二，媒介身為社會眾多整合管道之一而與其他整合工具共同發揮整合功能；第三，關於客觀現實、符號現實、主觀現實之間的穩定關係影響媒介的整合功能；第四，社會與媒介之間存在著創生──功能關係，第五，過度惡化的社會危機嚴重破壞媒介的整合功能。在釐清這些問題之際，特別以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之構成來觀照社會整合功能，並強調行動者的詮釋架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媒介預設之詮釋社群是為社會整合的根本基礎。　　本研究主要針對1912-1921 年 的《申報》與《大公報》提出上述說明與解釋，並採用詮釋研究與現象社會學的方法學取徑，論證媒介現實與歷史現實，以及媒介現實與主觀現實之間的關係，指出所謂現實建構係詮釋社群之詮釋類型與詮釋架構的產物，並說明透過掌握歷史脈絡對了解媒介整合功能的重要性。從觀察民初十年的歷史情境，我們發現由於社會全面危機而扼抑了報紙的整合角色，其中主要因為詮釋架構失效導致現實轉型失敗，並引發一系列的危機循環。 在這個過程中具有關鍵作用的個體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皆因詮釋危機而一再遭受威脅與破壞，使得主觀現實與客觀現實間無法建立對應和諧的關係，且原可經由媒介之符號秩序而傳遞重要他人以供行動者重建現實之參考的報紙也因社會危機瓦解媒介與其他整合管道協同運作的效果，進而失去可能具有的整合功能。 /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dialectics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news media. Five issues central to the reality cons-truction of media have been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1)the social position of media determines it''s integrated function, 2)mass media is one of various integrated means in society, 3)the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ive reality, symbolic reality, and subjective reality as eleme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4)the genetic-fun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mass media, 5)social crises diminish the integrated function of media. It is argued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consists in pers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identity process and reality construction which was based on interpretive schemes. An argument is made that mass media presuppose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which underlie social intergra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ata from Shun Pao and L''Impartial in 1912-1921. Using interpretive approach and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we have documen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ality (symbolic reality) and historical reality. Moreover, we have established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n an artifact of interpretive schemes or of interpretive types. Finally, we have also presented evidence as to the import of media''s inte- grated role, suggesting the utility of historical context 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condition in modern China, we conclude that the wholesale crises imping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disorganized interpretive schemes of social actors, and formed ineffica- cious significant others and symbolic order constituted by media reality.

講到犯意變更的問題，必須確定兩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何謂犯意、一是何謂變更。 如果我們認為所謂的犯意就是犯罪行為的故意，而故意又是對於構成要件的認識和意欲，那麼這種認識和意欲顯然在任何時點都可能存在，重要的是從哪一個時點開始，這種認識和意欲才會成為刑法評價的對象，這當然也就牽涉到行為開始時點的問題，也就是著手的問題。從著手之後一直到行為終了之前，都符合行為時的要求，因此行為終了同樣是必須確定的重要問題。 而所謂的變更如果被認定在部分同一性的要求上，那麼什麼樣的部分同一要求才會是變更的部分同一性？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還是相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如果是不同構成要件之間的部分同一，那麼哪一種情況之下的構成要件之間才會被認為具有部分同一的要求？換句話說，變更的部分同一標準必須設定在什麼樣的觀點上？ 本文即由此二觀點出發，處理犯意變更的問題。

更正登記之實質要件，包括「須因登記錯誤或遺漏」及「須不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首先，更正登記之前提必須登記錯誤或遺漏，雖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規定登記錯誤或遺漏之定義，惟實務上或學說上之見解，似有不一致之情形；其次，通說認為更正登記必須不得妨害原登記之同一性，綜觀歷年來關於更正登記之行政訴訟案件，此為最主要的爭議問題，而要剖析此一問題之關鍵，在於釐清土地法第69條更正登記之適用範圍，是否包含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規定之塗銷登記。此外，如登記事項涉及土地法第43條公信力之保護，登記錯誤或遺漏是否必然得予更正；再者，倘受益人主張行政法上信賴保護之適用時，違法授益行政處分是否仍得予撤銷辦理更正，不無疑義。本文擬透過司法、行政實務，及學說見解，就以上更正登記之爭議問題加以探討、分析，並提出本文見解。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

這篇論文的目的是為盧曼社會系統理論中的一個難題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此難題即為：社會系統既是去主體化的，又是主體化的。這個難題的出現，乃肇因於盧曼認為系統既是自我透明的，也是自我不透明的，既是環境透明的，也是環境不透明的。這兩種弔詭就是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的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因此，為了解決社會系統理論的去主體化問題，首先就必須解決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對此，我們建議從盧曼與胡塞爾的比較開始。藉由此種比較以及隨之而來的清洗與重組，我們可以從他們那裡擷取有利於解決上述弔詭的概念與命題。這些概念與命題是：一、存在著諸系統；二、新的觀察概念：構造；三、社會作為內在於意識系統中的社會行動秩序，而溝通系統則作為內在於理解系統中的社會溝通秩序。 /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solving a dilemma in Luhmann's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The delimma is: social systems are both desubjectized and subjectized. This is because in Luhmann's theory, they are both transparent and intransparent to itself, and the environments are both transparent and intransparent to systems. These two paradoxes are self-identity paradox and environment-identity paradox.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subjectization in Luhmann's theory, we must solve the self-identity paradox and environment-identity paradox at first. We suggest that it can begin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uhmann and Husserl.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and correspondingly, cleaning and recombination, we can take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solving the above-mentioned paradoxes. The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re: 1. there are systems; 2. new concept of observation; and 3. society as the order of social actions in a consciousness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as the order of social communications in a understanding system.

公共工程於政府採購之履約過程中常因政策性考量、實際施作問題、法令修改、民意反映、使用單位需求等因素，而須適當辦理變更設計、追加減預算，此時機關辦理程序除應依工程採購契約之規定，確認機關得辦理契約變更之內容及範圍；並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令頒「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確認該採購之核准、監辦及備查程序。 惟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實務上，對於工程契約變更的意義，以及何種情形可以構成契約的變更，得以調整契約之金額或工期，可說是最常見的工程爭議。而國內之工程契約，對於工程契約之變更，原則上均設有簡繁不一之契約條款，而這些條款對於工程契約變更之意義、內涵或態樣，在實務上究應如何解釋或適用，對於機關工程人員而言常生困惑。 因此本文首先就實務上常用得為契約解釋及漏洞填補之法律原則作說明。並透過民法第247條之1說明有關契約之規制，乃在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以避免契約淪為一方當事人剝奪他方權利之工具，而造成利益顯失平衡之狀態；而契約如發生非具體生活經驗所得預料之障礙或分配風險之契約條款因法律規定而無效時，則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透過契約之調整以維契約之公平。 其次，對於機關辦理之工程採購而言，為防範得標廠商不自行履行契約之轉包行為，政府採購法對於契約主體之變更或契約之轉讓有嚴格之限制。惟對於機關辦理之工程採購而言，如絕對禁止契約主體之變更或轉讓，在若干情形下並非當然符合機關之利益，此時仍有契約主體之變更或轉讓之可能。故本文除就契約主體變更之意義略作說明外，亦將對實務上可能發生契約主體變更之情形作一探討；另就工程契約客體變更部分，本文將以常見工程契約變更之原因及相關契約條款規定作說明。並就工程契約變更之範圍與限制、機關指示契約變更的必要性與容許性進行探討。 最後，依契約變更的內容，以新增契約工作項目、刪減契約工作項目、工作數量增減及工作性質與內容等四種變更情形分別討論之，期能理出工程契約變更相關爭議之處理方式，減少機關人員與廠商對於履約管理實務上之認知落差，進而降低政府採購履約階段糾紛之發生，並藉此提高政府整體之採購效率及經濟利益。

英國哲學家帕費特（Derek Parfit）在《理由與人格》（Reasons and Persons）中主張人格存活中重要的不是同一性，而是有正確原因的心理持續性與聯繫性（關係R）。這樣的化約主義式觀點，帕費特強調這不是西方國家才有的論點，他主張佛陀本來也會同意化約主義的觀點。佛陀「本來也會同意」的意思是指帕費特把佛陀所闡釋的無我思想視為比化約主義更極端的「消除式的化約主義」。在人格的本質上，帕費特反對笛卡兒的獨立精神實體，主張只有當我們是離開大腦、軀體以及各種心物理事件而單獨存在的實體，我們的同一性才是確定的。初期佛教為否定婆羅門教的「梵」，同樣是否定有常住、獨存的靈魂。在這相類似的理論基調上，是否真如帕費特所言佛教無我思想是「消除式的化約主義」的代表。又，帕費特這樣的主張是否顯現出其對佛教無我思想的理解與佛陀闡述的無我思想有所出入。這些問題將是本文所要釐清的重點。本論文的研究方向是從帕費特關於人格同一理論的化約主義式觀點切入，來審視佛陀無我思想。 / Derek Parfit in Reasons and Persons (1984) claims that in survival personal identity is not what matters, what matters is 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and/or continuity with the right kind of cause (Relation R). He asserts this reductionist view of persons that Buddha would have agreed. It means that the Buddha’s view of persons is Eliminative reductionism.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persons, Parfit denies the Cartesian View (a Cartesian Ego), he says that only if we are separately existing entities can it be true that our identity must be determinate. To against ‘Brahman’, Buddha denies a permanent, separately existing Self as well. The question arises at the gap between Buddha’s view of persons and Parfit’s so-called Eliminative Reductionis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Parfit’s Reductionist view of persons and discusses no-self theory in Early Buddhism.

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課予雇主於成就一定要件下，有給付勞工退休金、資遣費之責，以保護照顧勞工。然時至今日，為因應全球化趨勢，經營者透過交互協力的經營網絡，使人事調動亦趨於頻繁，產生多法人格經營組織形態下的調職。惟勞工退休金與資遣費係本於勞動契約之請求，故其求償對象為「勞動契約上雇主」，當事人一方(事業單位)改變，工作年資重新計算，將衍生應以誰承擔雇主責任及工作年資併計、平均工資計算等債權範圍問題。甚或雇主透過關係企業交叉控制，濫用公司法人格、掏空資產，導致關廠歇業，勞工之債權求償無門。 勞動基準法各條文所規範之雇主(責任主體)，須斟酌各該法條的立法意旨與目的予以審酌認定，且未包含多重勞動關係之處理。我國公司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引進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惟勞工如係因關係企業、家族企業調動，導致工作年資中斷或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損及其權益，尚難逕以該法條要求控制股東負清償之責，以擴張雇主責任。又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28條規定，提升退休金與資遣費之受償順位，並納入墊償，該條文對勞動債權之保護及施行以來之適用問題，亦為本文關切之重點。 　　本文將從雇主範圍、跨法人格企業調動、經營主體消滅等變動因素下，探討勞工退休金及資遣費之求償對象、求償範圍及債權保護等，並透過檢視現行勞動法制、公司法關係企業債權人保護之規定，介紹美國「揭穿公司面紗原則」、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我國實務發展「實體同一性」概念等，試圖描繪擴充退休金與資遣費求償與保護法制之輪廓，並對於擴張勞工退休金與資遣費追償對象之可能，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不可分效力存在我國實務上達百年之久，日本法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亦存在。但二戰後，日本法上有許多改變，最大者為引進訴因制度，宣告揚棄不可分效力，但在一事不再理或訴因變更上，又可看到不可分效力的影子存在。 雖然訴因制度國內向來已經有許多介紹文獻及支持者。可惜所引用之文獻似乎稍舊，觀察日本法上這十幾年的平成年間裁判，日本法上有許多標竿性的判決存在，尤其這兩則：最高裁平成13年4月11日第三小法庭決定（訴因拘束力）、最高裁平成15年10月7日第三小法庭判決（一事不再理效力），都沒有在國內的中文文獻上看到介紹過，著實可惜（目前國內文獻可以看到介紹標竿裁判的是昭和37年的白山丸事件）。再者，日本法上這十幾年發展出的「爭點顯在化措施」也未在國內文獻看到為文介紹。 針對不可分效力的不合理，新進學者已經多有批評，大致上批評點也都直指病灶。但拆除這座百年城堡後，要如何在這平地上建設或開墾？自然的歷史進程或一句盡量特定，可與其他犯罪事實區別即足，並不足夠。 因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之特定，本質上就因人力有其極限，刑事審判犯罪事實是被篩選過的，並非真正的完整呈現過往的事實。訴訟之三方法院、檢察官、被告均非神人，應該允許作為控訴者的檢察官考量立證之難易、爭點之複雜化等，只取一部分作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這並具有「拘束力」。 這經過篩選的刑事審判犯罪事實，即為被告之防禦範圍、法院之審判範圍，也是既判力範圍。而為了更明確指出刑事審判犯罪事實範圍，也應該包含法律評價（罪數），要丟棄的為不可分效力，而非罪數論。 日本法上的訴因制度及新發展而出的爭點顯在化措施有其魅力所在，可惜均有過於複雜的分類與變化，有些概念在我國也無意義。總體而言，可借鏡的為承認拘束力，並如爭點顯在化措施的要求，強調審、檢負有爭點說明及形成之責任，如使檢察官言詞或書面提出，被告表示意見並記明筆錄或行辯論，使得該爭點在審判言詞辯論程序上顯示出等。 過往的實務或學理發展出過多複雜概念（如併案審理、補充犯罪事實、訴之變更、擴張縮小等），其實，只需要「追加起訴」與「變更起訴法條」兩者即可。超出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追加起訴；如只是改變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變更起訴法條。 因此，本文認為，為落實上開理念，現行法上的第264條、第265條、第267條、第300條此四條文有調整修正之必要。並提出案例實際操作及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