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探討多層次傳銷公司所採的共通激勵策略與直銷 商的人格特質、人口統計變項與其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針對此一目的所 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研究樣本為１１家層次傳銷公司之直銷商 ，共５０９名。研究工具為自編問卷。所得資料的主要分析方式為：次數 分配、因素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ｔ分配、典型相關分析、逐步迴歸 分析、內容分析等方式。二、了解不同多層次傳銷公司個別採用的激勵策 略。針對此一目的所採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法。訪談對象為１２家多層次傳 銷公司之職員，共１５名。研究工具為自編之開放式問卷，以內容分析所 得資料。 本研究主要發現：一、問卷調查方面：（一）多層次傳銷公司 之激勵策略方面：１．「多層次傳銷公司所採用的共通激勵策略」對人際 取向及生活 慎、領導企圖強的直銷商之吸引力較大。 u惠政策」及「公司制度與產品特性」對男性直銷商的吸 引程度大於女性。(以下省略)

多層次傳銷在台灣已行之有年，且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2008)最新統計資料，台灣的傳銷產業總營業額已達514.3億元台幣，領取獎金的直銷商人數共有63.61萬人，各傳銷公司支付獎金總額為200億元台幣，領取獎金者平均每人獲得3萬1,441元台幣，足見傳銷在台灣所造就的消費與就業對台灣產生的正面影響。在傳銷公司的營運系統中，獎金制度著實扮演最核心的經營要素，其與傳銷人員的激勵直接連結，因此傳銷的獎金制度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但回顧以往文獻，有關多層次傳銷獎金制度的研究論文相對於其他領域卻仍屬稀少，為此，本研究欲呈現多層次傳銷階梯制、矩陣制與雙軌制三種獎金制度的精神與原理，並提出一整合性的分析架構來比較三種獎金制度的差異與優劣。 在研究設計方面，本研究以三家跨國傳銷公司為研究對象，三家公司分別代表傳銷的三種制度：階梯制、矩陣制與雙軌制，並針對公司中的高階直銷人員進行訪談來描寫個案。在研究變數方面，由於國內外有關傳銷獎金制度的學術文獻並沒有比較分析的架構，因此本研究根據其他文獻探討以及行業內人士的建議挑選出四項可量化、易於比較的變數：獎金代數、獎金率、組織線數規定與責任額。總之，本研究將先以個案探討的方式說明三種獎金制度的原理，再以上述四項研究變數來比較分析三個個案，寫出三種獎金制度之差異以做為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矩陣制與雙軌制由於有較高的獎金基數、不需要爬階的獎金率、較簡單的獎金、較少的組織線數規定與較低的責任額，因此較階梯制容易較容易經營與複製，在組織擴張上是有優勢的，這也是其後來能快速成長，迎頭趕上階梯制公司的原因；而階梯制由於經營難度較高，能在公司制度下脫穎而出的直銷商，勢必在領導能力方面備受肯定，對於組織的投入與承諾亦較高，因此其直銷商較矩陣制、雙軌制更能帶領本身團隊，培養出更穩定的組織，表示其在訓練與培養優秀直銷商方面相對有優勢，這也說明階梯制長久以來得以穩定發展的原因。 關鍵字：直銷、多層次傳銷、獎金制度

就台灣經濟、科技、風土民情及就業人口結構變動的狀況來看市場潛力極 大。但就社會現象與社會價值觀而論，存在著許多衝突。就業者而言，除 了已上軌道穩定成長的傳銷公司外，傳銷事業的經營策略、行銷策略等皆 有待強化。本研究基於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逢勃發展及國內對多層次傳銷 事業，有關事業面的相關研究欠缺。而多層次傳銷本質為一種行銷工具， 故本研究欲從理論及實務二方面了解多層次傳銷，並將多層次傳銷事業的 行銷策略加以分類。本研究印證國內多層次傳銷事業的意義與原理、在行 銷理論中的定位、多層次傳銷事業的成功要件，並將傳銷事業的行銷策略 加以比較，發現在國內傳銷事業在新產品決策方面、對直銷組織的管理、 產品的選擇與保證、促銷與廣告等決策存在類似的行銷策略。同時，傳銷 事業的行銷策略，也受在公司血統、公司規模、產品性質及差異化定位策 略的影響。

Aaker(2002)認為，當顧客能主動地投入和參與品牌經驗時，他們和品牌之間的關係便可獲得強化，像是戴爾成立尊榮網頁，讓會員顧客覺得受到禮遇，覺得自己是戴爾電腦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此種關係型態，是品牌所可望達到的境界，因其有助於創造出可增加忠誠度的滿意關係，而這種關係的形成，將可為品牌帶來相當大的功能性、情感性和自我表達型利益，不但顧客的忠誠度會十分高，而且可能會對其他人提及該品牌的優點，並為該品牌的缺點加以辯護。 然而，目前國內關於品牌社群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僅有3篇相關論文，且多為品牌社群認同與承諾方面的探討，和關係行銷之間的完整連結仍付之闕如，並且研究對象多侷限於國內汽車車主的社群，因此，本研究企圖將品牌社群此一重要的品牌概念，與關係行銷觀念結合，並依據Muniz與O’Guinn(2001)提出之品牌社群特色：具群別意識(Consciousness of kind)、品牌儀式與品牌歷史、具有道德責任的社群成員，舉出國內數家傳銷商為例，探討其經由品牌社群的形成，將如何對企業在關係行銷上的努力，帶來正向的影響，並進一步提升社群成員之忠誠行為、合作行為與參與行為。 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與滾雪球法進行問卷發放，並為求樣本結構之分散性，將問卷發放分成網路電子問卷、郵寄法、現場攔截法等管道進行，共計回收283份問卷，扣除重覆回卷、問卷填答不完整及明顯亂答者21份，有效問卷共計262份，有效問卷比例為92.6%。 分析結果顯示，對傳銷業而言，會員在品牌社群中所展現的品牌認同感、美好的產品體驗、對組織之認同以及對其他會員之喜好程度，的確有助於提升對上線和公司的滿意與信任程度，並進一步達成會員自發行為的最終目標。 本研究結果可推得以下結論： 一、品牌社群整合對上線/傳銷商關係品質之影響效果 (一) 會員與其他會員之關係，對於上線/傳銷商關係品質的影響相當高，因會員之上線/傳銷商亦屬於其他會員之一份子，與其他會員間的良好關係，勢必對上線/傳銷商之關係品質亦造成良好影響，同時也可推論，對傳銷商而言，與下線/購買者維持良好的互動，才是事業經營的長久之道，證實關係行銷在傳銷業之重要性。 (二) 會員對品牌的認同感，對上線/傳銷商關係品質也有良好的影響，此結果對照樣本抽樣比例發現，具有良好品牌形象之傳銷公司，多為在市場上已有相當之地位與品牌知名度者，其傳銷商在其傳銷網路經營方面，也較有相關經驗，上線多能為下線進行適當的教育訓練與經驗傳承，因而提升下線/購買者對其上線/傳銷商之滿意與信任程度；另一方面，推論傳銷公司良好的品牌，亦有助於直銷商在其下線/購買者心中建立更可靠、可信任的形象。 (三) 在會員對公司的認同感部份，推論傳銷公司與會員間維持良好互動關係，將有助於提升直銷商之下線/購買者對他的滿意和信任程度。 (四) 至於會員與產品關係一項，在逐步迴歸中遭剔除，本研究推論，由於抽樣對象多分布於高品牌知名度、歷史較悠久之傳銷公司，而這些公司所提供的產品，在市場上多有良好的口碑，因此，會員對其上線/傳銷商之滿意與信任狀況，相較於與上線/傳銷商間之良好互動、以及優良的品牌形象，較不受產品體驗所影響，因此得此分析結果。 二、品牌社群整合對公司關係品質之影響效果 (一) 會員對公司的認同度、與公司間的良好互動關係，確實有助於提升會員對公司的滿意與信任狀況；同時，直銷會員對於產品的使用體驗、品質優劣，會直接歸功於傳銷公司本身的能力，故會影響會員對公司的滿意與信任狀況。 (二) 會員對品牌的認同度以及與其他會員的關係，對公司關係品質之提升亦有正向幫助，因傳銷品牌直接隸屬於傳銷公司，並且直銷商在其下線/購買者面前，所代表的就是傳銷公司對外的形象，故此分析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三、上線/傳銷商關係品質、公司關係品質對會員自發行為之影響效果 若會員對其上線以及傳銷公司感到滿意與信任，有助於提升會員對該企業態度和行為上的支持，更願意配合企業的運作流程和政策，並且協助其他會員、對企業提出建議的意願也較高。 四、其他研究發現 (一) 在傳銷公司之會員決定投身於傳銷事業之經營後，無論其傳銷所得高低，都會比無從事傳銷事業者，在各構面上展現較高度的熱忱。 (二) 單身會員較無後顧之憂，更有時間與能力投注在傳銷網絡之維持上。 (三) 推論直銷商對於事業經營之熱忱，不會因為傳銷所得高低、與入會年數長短，而有明顯的差別。 本研究證實，品牌社群整合的確可為上線/傳銷商關係品質、公司關係品質帶來正向效果，並進一步塑造會員自發行為，達到企業所追求的最終利益；此外，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亦跳脫以往品牌社群論文所探討的汽車社群，為第一篇以傳銷業為例之品牌社群論文，證實傳銷業之品牌社群，仍具有與其他產業社群之同等的良好效果。

本研究主要討論網路上無償資訊給予。在網路上有以提供資訊營生的人，也有不少無償提供資訊者，他們不一定是名人，也不一定是某領域的專家，單獨一人時絲毫不特別，但將他們提供的資訊合在一起時，卻有「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良」的力量，而我們使用這些資訊不需付錢，給予者也不要求他人付費，因此研究者希望能瞭解無償資訊提供者的動機及相應行為。 本研究從社會交換、市場行家、禮物文化等觀點切入，並佐以其他相關文獻，整理出給予者特質、給予動機、報償、給予行為與結果、及結予情境等五大面向，主要討論給予者可能具備什麼特質；提供資訊的動機為何；提供者給予資訊後能得到什麼報償；無償給予會有什麼結果，以及無償給予可能有什麼行為；而給予情境，即網路，尤其是電子佈告欄的特性可能為無償給予帶來什麼變化。 因為關注無償資訊給予者的想法，以及他們對無償資訊給予行為的解釋，選擇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並以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為研究田野，最後成功訪問九男十一女共二十位受訪者。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媒體使用度及領域熟悉度都很高；有五大類給予動機，包括回饋、提供消息、分享、交流、以及從自己出發的動機，其中呈現男性注意自己需求而女性關注與他人關係的差別；報償不單只是有幾種報償(量化的)的意義，還有方向性以及好惡之別的意義；受訪者不在乎有無平等給予，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必須回饋，和網友建立交情但不深入，但相當重視資訊交流；網路虛擬真實影響受訪者對報償的想法、網路空間所營造出來的社群感會影響給予資訊者的去留。

檔案控制層次分為管理、全宗、系列、案卷、件等五個層次，是由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署之學者Oliver Wendell Holmes在1964年提出「檔案編排-五種不同的控制層次」一文的說法。 從2001年起，國內各典藏歷史檔案機構已就其重要的歷史檔案，引進採用最新發展之「檔案描述編碼格式」(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EAD)及「國際檔案描述標準」(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簡稱ISAD(G))等標準，進行數位典藏計畫，使檔案控制層次在歷史檔案編排之應用，成為數位典藏計畫執行期間及本研究階段之重要研究課題。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對5所典藏歷史檔案機構進行個案研究，包括：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史館、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以了解檔案控制層次之應用成果；另深度訪談法則是對機構內檔案編排人員進行訪談，以搜集參與數位典藏計畫前後，檔案控制層次在歷史檔案編排之應用情形資訊，及檔案描述有關之控制層次內容。 根據本研究，有下列結論：一、各機構均會參酌最新理論與應用先例進行檔案編排；二、對於檔案控制層次除運用在實體歷史檔案編排外，並也已逐漸延伸到數位檔案影像編排上；三、後設資料需求規格書中之控制層次名稱更為明確；四、控制層次邏輯可以作為製成檢索工具基礎及應用在數位檔案之檔名命名上；五、層次關係以樹狀結構呈現；六、多數機構著重在較低層次的描述；七、彙整出各機構檔案編排之層次圖表。 最後對前述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一、未將檔案控制層次運用在歷史檔案編排者，應加以調整；二、控制層次之名稱與內涵應一致；三、運用檔案控制層次方法後，應加以彙集出版或作為網路上瀏覽檔案的輔助索引；四、建立描述計畫時，應著重在較高層次的描述；五、各機構應加強訂定檔案描述規則與多層次描述規範。 / The levels of control in archival arrangement can be classified by depositories, fonds, series, files and items ,etc. This concept had been proposed by Oliver Wendell Holmes in 1964, in his article: “Archival Arrangement -- Five Different Operations at Five Different Levels”. Since 2001, many public archive institutions which are major holder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aiwan, early or late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NDAP). They have adopted “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 ( ISAD(G)) as the standards of archive digitization. Therefore, the levels of control appli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have become the main topics of NDAP and relative studies. This study has adopted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We make case studies of five major historical archive institutions in Taiwan --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Historica Academia, the Taiwan Historica,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nd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levels of control appli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archives before and after these institutions participated in NDAP. On the other hand, we interviewed the archivists of the above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work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based on the levels of control. We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ions adopt the newl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ival arrangement every now and again. 2. The levels of control not only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physical archives, but extended to digital archives. 3. The levels of control have become more definite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metadata requirement. 4. The logic of the levels of control can be utilized as the basis of finding aids and : the naming rule of digital files. 5.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the levels of control has been presented in a kind of tree structure. 6. Most institutions focus their efforts on lower level descriptions. 7. For further research, we establish a summary table of the levels of control adopt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ions. Finally, we do have some suggestions: 1. For every historical archive holder, it is a wise choice to adopt the levels of control to arrang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2. The naming on the levels of control and its contents must be consistent. 3. The levels of control applied in the arrange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available on-site to user as auxiliary index. 4. We’d better concentrate more efforts on higher level description while planning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5. Each public archive institution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enh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description rules and multiple description specifications.

本文以全球化為前提、全球治理為架構以及多層次治理為分析理論下，探討現今全球愛滋病治理。本文的論點為現今的全球愛滋病治理實為多層次之治理，原因為資助團體的資助方式造就了多層次治理結構。資助團體，包跨世界銀行、美國總統緊急愛滋病資助方案以及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的資助方式使得非政府組織蓬勃發展，但未受資助之區域組織卻無法彰顯任何的功能，造成了區域性的空洞化。本文亦探討全球化對於愛滋病之影響，其中交通的快捷造成了愛滋病迅速蔓延，而通訊技術的發展，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擁有協調合作的工具，提供快速的打擊愛滋病方案。

歐盟多層次治理由超國家歐盟機構、國家、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串聯而成，此四層次行為者緊密相關並互動產出歐盟政策。此模式進而延伸至歐盟境外治理，使得管制(regulation)增加，區域無政府狀態也漸趨向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三大同步進展的推動力導致歐盟多層次治理。其一，歐盟公民共享世界觀形塑出歐盟內部一致性；其二，歐盟中央化(centralize)成員國不能或不願治理之議題領域；其三，歐盟分裂化(fragmentate)其治理權威予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歐盟境外治理以其周邊為主，其面向潛在會員國的擴大政策(enlargement policy)將區域和平共榮區大幅擴張，為國際關係史上的巨大成就。同時，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的境外治理行為模式漸受關注。此即會籍條件性(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與政策條件性(policy conditionality)的比較。 　　歐盟地中海政策即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境外治理的個案。相較於以中東北非區域或非洲區域為整體，地中海區域主義更加密切，並因而有其研究價值。歐盟作為成員國集體行動的代理人(agent)，在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推展中，也漸產生前述的多層次治理模式。本文對歐盟地中海政策網絡進行檢驗，並發現其與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的相異性。就低主權爭議性而言，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有效迴避殖民遺緒爭議與干涉內政疑慮；就高政策滲透性而言，跨國與地方網絡易於串聯滲透至地中海區域公民社會、企業及地方代表機構之中，有助於促成文化同質性與共同生活經驗，並從根本上促進和平共榮區的目標；就低強制性而言，歐盟地中海政策中的共有制(co-ownership)精神，國家、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的自願參與及水平式合作，都使得地中海夥伴國較以往更願意納入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治理網絡之中。 / EU multilevel governance consists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nation state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and subnation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our levels contributes to EU policies, and even EU external governance,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its neighborhood. EU enlargement policy toward potential member states successfully expands EU ar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Meanwhile,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become systematic and obvious.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is a case of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Compar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or Africa, regionalism across Mediterranean Sea is much stronger and thus worth more researches. EU promotes its Mediterranean policy in a way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s well, especially after Arab uprising in 2011 as EU starts to cooperate more with legislatur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editerranean regions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governments there.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networks of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and figures out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diplomatic policies of sovereign states. First, they involve less sovereignty issues since tran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 effectively avoid post-colonial disputes and intervention concerns. Second, they are highly accessible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loc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Third, they uphold principle of co-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participants are thus more willing to join the policy networks.

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由實徵的PISA資料庫資料將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的方法學介紹到台灣的教育領域。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適合應用在大型且具階層或巢狀結構的資料，可以解決因群集性抽樣設計所導致的樣本點相依的問題。 本研究中包含三個小研究。在研究一中，實徵的資料經由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步驟化的分析，並與傳統的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果相互比較。一共有五個構念及其測量指標從PISA 2003資料庫中被選取來建構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樣本包含948個學校共26,884位15歲來自加拿大的學生。研究結果顯示某些結構係數的正負向關係在組內層次與組間層次是十分不同的，這也彰顯出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與傳統結構方程式模型比較下的價值。研究一的發現指出，在數學興趣與數學工具性動機控制的條件下，教師的支持對學生的數學成績及數學自我效能在組間層次並無效果，但教師的支持對學生的數學自我效能在組內層次具有正向顯著的效果。此外，除了在組間層次上數學興趣對數學成績有顯著的負向效果以及數學工具性動機對數學自我效能沒有顯著效果外，數學興趣與數學工具性動機對數學成績及數學自我效能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另外，數學成績對數學自我效能具有很大的效果，特別是在組間層次。 在研究二中，藉由評估跨越不同層級二樣本大小（即120、240、360、480、600、720、840、948個學校）時的模式適配度及參數估計值的穩定性，來決定一個最小較佳的層級二樣本數相對於層級二估計參數數目的比值。研究結果顯示，該比值大約至少8：1是較可以被接受的結果。在研究三中，藉由多群組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跨國家的比較。根據研究二的較佳最小比例以及亞洲國家在PISA 2003資料庫中有限的層級二樣本數，一個將焦點集中在數學興趣對數學成績的不同層次預測關係之新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模型被提出。由再次隨機取樣的加拿大145所學校作為西方國家的代表樣本，而由只有143所學校的日本樣本作為東方國家的代表。研究結果顯示，跨越加拿大與日本樣本，在任一層級中出現十分不同的預測效果。數學興趣對數學成績的預測效果在加拿大樣本中的兩層級皆是正向地顯著，但在日本樣本中卻都是負向地顯著。這意謂著未來某些重要的教育及心理學變項之間關係的跨國研究應該在被重視。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ntroduce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ethodology to Taiwan education field by applying empirical example from PISA 2003 database.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suitable to be applied to the large-scale and hierarchical or nested data structure. It c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dependency among sample units resulted from clustered sampling design. There were three studies in the research. In study one, the empirical data dealt with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was undertaken step by step and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There were five constructs and their measurement indicators from PISA 2003 database mapped to form the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ample was 948 schools with 26884 15-year-old students from Canada. The result showed the valences of some structural coefficients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between-level and within-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hich characterisized the value of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hen compared with the outcomes from convention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study one indicated that teacher support had no effect on students’ mathematics grades and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in between-level part bu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in within-level part when both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and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to mathematics grades were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Besides,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and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mathematics grades and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except for negative effect from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to mathematics grades and no effect from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to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in between-level part. In addition, mathematics grades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mathematics self-efficacy, especially in between-level part. In study two, a better minimum ratio of the number of level-2 units relative to the number of parameter estimates in between-level part was searched by evaluating the model-fit and stability of parameter estimates across several Canada samples with 120, 240, 360, 480, 600, 720 ,840, and 948 school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atio at least about 8:1 was appreciated. In study thre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were processed by multiple group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Based on the better minimum ratio from study two and limited level-2 sample sizes from Asian countries in PISA 2003, a new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proposed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al coefficient of mathematics grades regressed on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in each level. A random resampling Canada sample with 145 schools was serv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st nations and the Japan sample with only 143 schools was on behalf of the East nation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quite different predictive effect in either level across the Canada sample and the Japan sample.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to mathematics grades were positively significant in the Canada sample in each level but were negatively significant in the Japan sample in each level, which implied that cross-national studies in som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mong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