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女性在各種媒體中呈現的形象之研究數量繁多，但以「電視新聞」作為一種媒介類型，探討在電視新聞中女性的形象是如何在電視新聞這個特殊的文本上被呈現的研究卻付之闕如。台灣的電視新聞競爭激烈，經常為了收視率而錙銖必較，電視媒體成為了一窩蜂追逐八卦新聞的嗜血者，台灣的媒體幾乎年年都以「壞女人」為劇本，炒作驚世駭俗的新聞題材。本研究以電視新聞的報導作為分析的對象，希冀找出在電視新聞中這種被歸類為「壞女人」的爭議性女性是如何的被呈現，這種女性因為其哪些爭議性特質而成為媒體的焦點，進而被大眾消費。研究方法以量化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九家電視新聞台如何報導三位具爭議性的女性及其形象為何。

從文學史的觀點檢視杜牧七絕的表現，具有承繼與新變的貢獻，既承接前人的餘緒，又能獨創個人的詩歌風格，甚且開啟晚唐詠史七絕的風氣，繼而影響宋詩好議論的文學特色。杜牧的七絕，創作於風雲變幻、多事之秋的晚唐，保持獨特的風格，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本文先對杜牧的生命歷程與所處的時代做一宏觀的俯瞰，由家學淵源、仕宦之路、交遊情況、文學特色方面來探討，其對杜牧詩歌創作的影響，做為深入分析杜牧七絕詩的基礎。 杜牧七絕表現出多元的形式結構，在色彩的運用上，喜以大自然的色澤為師，色調趨於明亮清新，呈現出和諧純淨的詩畫意境。在數目字的使用上，自然得宜，能精當地利用數字表達情感。在用典技巧上，能「融化斡旋，如自己出」把典實的骨幹放置在自己的語意脈絡之中，達到擴大詩意的效果。在句法節奏上及平仄用韻上，皆能配合情感的需要而靈活運用，達到輔助情境、內外和諧的藝術境界。 杜牧七絕在主題內涵及其題材表現上，意涵豐富多樣，有個人情志與家國理想的抒發、詠史懷古的感慨與寓託、女性形象與女性命運的書寫、思鄉送別的離情與思憶、傷春悲秋與即景詠物的感懷等面向。其中詠史七絕最有特色，被譽為「二十八字史論」具有創新與啟後的貢獻。而女性形象與女性命運的書寫相當獨特，表達出高度的人性關懷，是當代文人所沒有的。杜牧在寫景抒情方面的表現更令人激賞，能在景物中融入個人的情感色彩，筆法新穎獨到、形象生動鮮活，宛如一幅圖畫。 杜牧七絕的意象經營，在深度和廣度上俱十分可觀，能在短短四句當中營構出豐美的詩歌意境。其中在時空意象的設計上最富變化，杜牧善於依其所要表達的情感，而設計詩歌中的時空情境，顯現杜牧七絕的內蘊與情感之美。其他還有季節意象、自然意象、酒的意象等，皆經營的相當成功。至於杜牧七絕的藝術特色，為鮮明的史論精神，能將議論融入形象之中，具有獨創性。而其風格表現，為俊爽明快與含蓄蘊藉兼而有之，杜牧能將這兩種相反的特點結合起來，形塑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在晚唐各派詩風中特立突出，綻放異彩。 綜合以上的分析，杜牧七絕的文學成就，在傳統文學的洪流中，不但能走出傳統巨大的陰影，而且相較於同時期的詩人，亦能獨創自我的詩歌風格與特色。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尚未有對杜牧七絕作此完整而深入的探討，本論文以不同的角度切入，發掘杜牧七絕詩歌的成就，希望藉由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對杜牧詩歌的研究上，拋磚引玉，略盡綿薄之力。 關鍵字：杜牧、晚唐、七言絕句、色彩、數字、用典、詠史懷古、女性形象

女性雜誌之出現，標舉將女性視為一特定閱聽眾。長期以來，女性受到父權意識型態的限制，權利義務被忽略，依附男性而生活，然而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有緩和趨勢。而女性雜誌既為一「女性空間」，是否強化傳統的性別秩序，或呈現無刻板印象的性別角色，值得探討。 　　歷來探討大眾媒介和社會變遷關係的研究者，把其關係區分為三大類，包括反映者、強化者和促動者。但由於大眾媒介內容和社會環境變遷的時間，很難做清楚的劃分，對二者間的關係，至今仍莫衷一是。 　　本研究以創刊達二十五年的「婦女雜誌」為對象，企圖找出女性雜誌和女性價值變遷間的相關性。在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女性雜誌中所呈現的女性，基本仍偏向傳統形象，強調外貌、家庭比工作重要，研究焦點多半著重在人物描繪上。本研究則關切女性雜誌中的報導主題，及傳達的兩性價值和形象，是否因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 　　研究結果發現，「婦女雜誌」中，以生活資訊報導量最多，但其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同時安排位置也多半在整本雜誌的後半部，而偏向硬性的法律政治和社會議題，則呈逐年增加的情形，顯示「婦女雜誌」逐漸脫出傳統的窠臼，不再只把女性的關心焦點限囿在流行上，原屬男性領域的議題也日受重視。 　　「婦女雜誌」對兩性形象的呈現方式，仍以傳統角色占居主流，而代表較自由開放的形象，在女性方面，呈逐年增加的情形，而男性方面則呈逐年減少趨勢，顯示「婦女雜誌」在描繪女性時，鼓勵朝自由開放方向發展，而描繪男性時，則著重傳統性別秩序，但也鼓勵自由發展。 　　在兩性價值方面，「婦女雜誌」中所傳達的女性價值，朝向自由多元的方向發展，鼓勵女性做個有主見的人，但在男性價值方面，仍偏向傳統的價值，和根深柢固的男性形象相符合。 　　從社會背景變遷和「婦女雜誌」的報導內容來看，在民國59年以前，「婦女雜誌」偏向扮演社會變遷的促動者，到了民國60年開始，和社會變遷的時間差距拉近，反映者和強化者的角色開始突顯出來，但因時間不易明確劃分，促動者的角色也不能率爾去除。 　　從「婦女雜誌」的報導內容來看，在民國59年以前，父權意識型態色彩濃厚，但自民國60年開始，女性角色日益多元化，兩性關係也朝平等方向發展，顯示父權意識型態的威力已逐年減低。

《臺灣婦人界》是日治時期唯一在臺灣發行的女性雜誌，其創刊宗旨為「協助提升發展臺灣婦人文化」。雜誌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當時臺灣部分女性，特別是中上階級女性的樣貌。本研究以《臺灣婦人界》的廣告為文本，運用法國符號學者羅蘭‧巴特提出的圖像符號學分析觀點，探討雜誌圖像中呈現的女性形象，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發現，《臺灣婦人界》中呈現的女性形象與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中的「高女文化」相符，這種「高女文化」所體現的「和洋折衷」符號現象，具體而微地代表日治時期臺灣邁向現代化的過程。臺灣的現代化過程，係受到殖民母國影響，掺雜了日本經驗與經過日本篩選的西方經驗。此外，根據文本分析的結果，《臺灣婦人界》有一種女性形象為「賢妻良母」，代表的是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婚後的典範，女性必須透過婚姻與婚後的家庭場域，才能實踐她所扮演的理想角色。《臺灣婦人界》發行後期受到中日戰爭影響，呈現的女性形象與戰前截然不同，此時期圖像反映出戰爭期間，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媒體意圖塑造的各種表象，如幸福的皇民化家庭、女性進行的奉仕活動等。 / Taiwan Women's Sphere is the only women's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ts object was to assist in developing women’s culture in Taiwan. Taiwan Women's Sphere can be view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representing images of upper-class female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Using the analytic principles of pictorial semiotics proposed by French semiotician Roland Barth, 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zes advertising and pictorial texts containing female images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etal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representation. Our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emale images represented in Taiwan Women's Sphere fit into "the culture of girl’s high school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culture of girl’s high schools" connotes both the influences of Japan and the West, which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 A modernized Taiwan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olonizer but also by the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selected by Japan. . In addition, another significant female role portrayed by Taiwan Women's Sphere was "a dutiful wife and also a loving mother." Such an image implies that females were “ideal women” only when they were married and practice their dual roles as wife and mother in the familial space... After 1937 when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contents of Taiwan Women's Sphere were censored closely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pictures printed on this magazine are related to the Kouminka Movement such as the portrayal of the kouminka family and war-supporting women engaging in various activities.

中國電影的發展長時間受制於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共建政後，表面上來看中國婦女的確是解放的，然實際上卻是性別消溶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之中；文革時期，「樣板戲電影」中的女性被塑造成革命的女性形象，她們有明顯的「男性化」傾向，作為階級政治、男性界定的符號而存在，缺乏該有的女性特徵，更遑論有自身的女性意識；文革結束後，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中國電影創作才逐漸回到了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上，此外該時期的中國女性導演人數較前期增加許多。本文以符號學「標出性」理論為基礎，並將電影創作者的切入視角區分為「正常視角」及「標出視角」來分析男、女導演的性別視角，結果發現本文研究對象中，女導演彭小蓮、胡玫、李少紅作品的「標出視角」（即女性獨立自主、追求自我價值、不為人所重視的空間等）較明顯，而「正常視角」則相對缺乏，僅於少數作品發現有服從紀律（《女兒樓》）、男尊女卑（《紅色清晨》）、男性尊嚴（《紅西服》）等「正常視角」；至於男導演張藝謀則兩者兼具，然而其作品雖可見女性獨立、倔強、大膽的「標出視角」，惟「正常視角」（即封建社會、大家庭權力結構、傳宗接代觀念、著重婚喪儀式、沉重的歷史感等）卻更加明顯。張藝謀早期的電影雖以女性為主角，但他在書寫女性時，仍舊受制於男權中心主義，這些女性是以一個「被看」的客體存在，是為滿足男導演和觀眾的觀看期待，而這些女性形象承載的是超出其自身之外更宏大的社會歷史意涵；反觀女導演，她們電影中的女性除具有明確的自我獨立意識外，她們對於女性心理狀態和真實情感等層面，更能細膩地表述，特別是在表現女性不為人所重視的空間上。

本研究運用Roland Barthes符號學分析，研究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的《臺灣日日新報》廣告中的女性圖像，試圖瞭解日治時期報紙廣告的圖像運作邏輯，以及廣告中呈現的理想女性形象為何，在女性形象背後又隱藏著什麼樣的意識型態。 研究發現，日治時期，殖民臺灣的總督府雖然基於發展經濟的理由，透過放足運動與興辦現代化教育等手段，提供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工作職場等機會，但由殖民者主導的現代化過程，並沒有讓臺灣女性地位有實質上的提升。女性雖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形象越趨多元、活潑，但一但圖像出現與「他者」的互動關係，傳統社會與殖民統治產生的階級差異便呈現在圖像運作原則之中，「殖民者 ＞ 被殖民者」、「男性 ＞ 女性」的原則顯而易見。日治時期的「理想女性」形象也依循對「賢妻良母」要求而生，最終還是需要符合社會期望，回歸家庭才能成為「理想女性」。此外研究也發現，無論臺灣女性在殖民時期現代化程度為何，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被殖民者被剝削的結果。 / Adopting pictorial semiotics,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female images of advertisements of Taiwan Jih Jih Shin Pao (1898-1944), the largest newspaper in colonial Taiwan. The research aims at discovering the textual and graph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dvertisers to represent ”women” and therefore explaining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embedded in these print ad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colonialist liberated the bound feet of Taiwanese women and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work and to receive western education. However, Taiwanese women’s social status did not improve accordingly.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even though various female images might be found in the samples, the 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women in print ad often follow two semiotic rules: the status of males is higher than of females. Women in Taiwan were mostly portrayed as dutiful wives or caring mothers at home so as to meet the social expect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ideal women. In summary, the social role of Taiwanese women war restricted and exploited despite th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