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象循環是指總合經濟活動盛衰升降交替的變動形式，代表了諸如產出、就業、物價 、消費投資等經濟變數的時間序列行為。實證的發掘引導了理論發展，在景氣循環分 析中，它所表現的並非問題的改變，而是我們看它的方式改變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嘗試由時間序列晚近提出的一些方法來了解台灣景氣循環的特性。 傳統分解非平穩（NON-STATIOHARY）之時間序列，認為循環部分係沿著確定趨勢而波 動。自BEVERIDGE 及NELSON（１９８１）發現經濟序列的長期特性可以隨機趨勢而描 述，即恆常和臨時成分均是隨機（STOCHASTIC）。所以本文首先以UC和ARIMA 做單根 檢定及以COCHRANE之無母數法估計對各序列改變其相對貢獻。 總體計量分析常假設時序變數由一線性固定係數的過程所獲得，但其描述所用的時間 常是固定的日曆時距，它模型化經濟時距雖然方便，但可能未掌握重要的非線性情況 。在景氣循環的分析□，個別的循環被視為經濟時間的區分單位，即經濟變數被視為 與由一循環階段至下一階段的規律型式有關。所以本文第二部分以時間變形法重新審 視總體變數牽涉到循環時距的可能性。 在前面單變數方法排除了潛在有用的訊息，額外的序列可能擁有共同隨機趨勢，能較 清楚地解釋趨勢和循環成分。在本文最後部分以失累積理論處理多變數過程。並在最 後一章作結論。

我國基於市場國際化與金融自由化的潮流，自1983年起逐步開放海外資金投資國內股票市場，證期會自1990年12月28日起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投資我國股市，並且自1996年3月1日起，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我國股市。 吸引外資至我國投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相當的助益，而維持股市與匯市的穩定亦是相當重要的目標，外資投入我國股市的金額與比重，預計逐年攀升，其交易策略與交易行為造成我國股市何種的衝擊與影響，是否與我國景氣循環有相關，引起本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期間為1995年8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之日資料，主要以VAR模型及GARCH模型分析外資、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及其與股價指數日報酬率之關係，並且配合景氣循環指標判斷當繁榮或蕭條時，探討兩者之關聯性。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外資在股票市場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可能因為外資對於資訊的判斷與收集較國內法人精準且充足，所以國內法人有跟隨外資的現象。 2.前期外資買賣超對當期股票指數報酬率具有顯著的正向衝擊，可見外資進出股市的確具有資訊內涵，可作為投資時的參考指標。 3.在加入景氣循環變數進行討論時，可發現當景氣蕭條時外資買賣超對股市報酬率的衝擊比景氣繁榮時衝擊劇烈。 4.股票報酬率的波動性亦顯著受前期外資買賣超波動衝擊的影響，且為正向效果，但投信與自營商買賣超對股票報酬率波動的影響並不顯著。 5.不論景氣的好壞，外資買賣超的波動度會增加我國股市報酬率的波動，且為正向的影響，由此可推論外資的買賣超行為會對台灣股市的短期走勢有助長或助跌的效果，增加股市報酬率波動度。

本研究探討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是否受到景氣循環的影響。首先以美國股市大盤指數的漲跌趨勢判定景氣循環的高峰時點，並藉此區分景氣循環由上往下反轉與否之依據。其次，探討當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偏差程度是否有明顯增加的現象。最後，探討預測該公司之分析師人數、公司盈餘變動程度、公司發生損失及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分散程度與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之相關性，於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期與景氣穩定成長時期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實證結果顯示：(1)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的確會受到景氣循環的影響。當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分析師未能掌握景氣循環的脈動，立即修正其盈餘預測，而是傾向發佈具樂觀性偏差的盈餘預測。(2)處於景氣由上往下反轉時期，預測該公司之分析師人數、公司發生損失及分析師預測盈餘分散程度對分析師盈餘預測的偏差程度之影響會產生強化效果。然而，本研究並無充足證據顯示，公司盈餘變動程度與分析師盈餘預測偏差程度之相關性會受到景氣由上往下反轉而有所不同。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business cycle affects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Based on NASDAQ market index, an economic sudden slump is selected for examining whether the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s more obviou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conomic slump. On top of th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and some economic factors including number of analysts following, change in earnings, firm loss and forecast dispersion i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is also explor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business cycle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ndeed influences bias. Whe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happens, analysts are not aware of business cycle’s fluctuation in time to revise their earnings forecasts; instead they trend to issue optimistic bias in earnings forecasts. In the economic sudden slump, the number of analysts following, firm loss and forecast dispersion deeply affect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However, this study does not find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 in earnings and bias in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is more obvious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sudden slump.

Optimal prediction model of cyclical downturns proposed by Neftci (1982) was widely used in application to predict turning points of different economies such as US, UK, Japan, and West Germany. I apply Neftci model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bear markets of Taiwan stock market by using exchange rate of NTD, monitoring indicator of economy, and turnover rate of TAIEX as predi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urnover rate outperforms the other two predictors, which signaled bear markets almost concurrently on average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signal time is the smallest, ranging from 4 months lead to 4 months lag. / Optimal prediction model of cyclical downturns proposed by Neftci (1982) was widely used in application to predict turning points of different economies such as US, UK, Japan, and West Germany. I apply Neftci model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bear markets of Taiwan stock market by using exchange rate of NTD, monitoring indicator of economy, and turnover rate of TAIEX as predi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urnover rate outperforms the other two predictors, which signaled bear markets almost concurrently on average 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signal time is the smallest, ranging from 4 months lead to 4 months lag.

在民主意識高的社會，各政黨高喊「福利國家」，作為競選策略。曾幾何時，已演變成「福利國家」到「政策買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挾帶出一張又一張的競選支票，各項社會福利猶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各政黨競相以社會福利政策為訴求，各候選人為討好選民，往往以從操控財政政策、政府預算上著手。此種這種伴隨著選舉使得政府財政隨之波動的現象成為「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在這樣的選舉洗禮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本文針對台灣地區民國87年至民國95年間23縣市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說明政治景氣循環對臺灣地方社會福利之衝擊。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首先驗證臺灣地區社會福利發展確實隨著選舉循環波動，符合呼應著投機派政治理論循環的推論及Schulats(1995)、Clark、Reichert、Lomas and Parker(1998)提出的政府藉由選舉政策操控地方經濟的論點。其次，我國地方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明顯的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實證分析闡明社會福利支出確實存在嚴重的地區間的差距，產生水平不平衡的情形。以新竹縣、台北市、基隆市相對於其他轄區社會福利支出較多，推估可能為人文地理與經濟發展情況均較其他轄區進步的地方無法量化之特質所影響。再以透過時間效果分析顯示社會福利支出易受政策的變動與總體景氣之影響。 最後，本文採用三項政事別支出等統計模型證明在大舉擴張社會福利支出之際，嚴重排擠他項重要政經支出。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影響效果，並且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捐贈的影響是否一致，共建立三組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除了探討景氣波動對於捐贈之不對稱性效果外，本研究亦將整體資料依所得與捐贈佔所得比率分組，探討所得低中高組別、捐贈佔所得比率低中高組別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不對稱性影響。主要結論分為以下三個，第一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進行對稱性分析，發現於景氣繁榮或衰退期間，對於捐贈具有不對稱性效果。換句話說，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之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第二，在依所得分組方面，在不同所得族群中，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且進一步分析對稱性發現，對中所得族群具有不對稱性影響效果。最後，依捐贈比率分組的資料方面，不同捐贈比率族群下，其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捐贈皆具有顯著影響效果。我們亦分析其對稱性，結果發現，對於低、中捐贈比率族群具有不對稱性，表示景氣於衰退期間之總體景氣波動對捐贈的影響效果大於景氣繁榮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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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循環一直是許多經濟學者企圖釐清的現象，長久以來各國採用各種貨幣與財政政策，試圖迴避景氣衰退，對於景氣循環轉折點的認定或預測並沒有單一解答，適逢近年來油價與金價一路飆漲，可能影響到景氣波動。因此本文探討杜拜原油價格是否與景氣波動有關，而國際黃金現貨成長率如何受到景氣波動影響，以Hamilton(1989)提出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將兩資料區分為高與低成長狀態，對照國發會所公布的景氣收縮與擴張期間，發現原油價格在景氣收縮轉為擴張後會呈現高成長狀態，而黃金並無明顯現象，考慮到兩資料可能有結構改變情形，以Andrews(1993)提出的Quandt-Andrew結構改變檢定，找出結構改變轉折點，發現兩資料各有一個結構改變時點，相較於捕捉數個轉折點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前者表現較為遜色，最後將資料以此結構改變時點分割並配飾分期馬可夫轉換模型，發現分期後的結果與一般的馬可夫轉換模型差異不大，而原油與黃金價格容易受到突發事件影響，故不適合用在認定景氣循環的轉折點。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總體景氣對於我國稅收的影響，與其影響效果是否具有不對稱性，並檢驗景氣繁榮時政府的稅收是否能夠顯著增加。在資料處理方面，我們分別利用QA檢定與ADF檢定確認稅收資料是否具有結構性變動與穩定的資料狀態。針對不穩定的資料我們以H-P過濾器計算出該資料的趨勢值，將各變數以偏離比率表示來去除時間趨勢與單根的問題後，配合我國1959年至2011年的其他總體變數資料，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發現政府各項租稅皆不存在結構性變動，且所有稅收資料皆不屬於穩定的資料型態，在去除時間趨勢與單根的問題後，我們發現景氣確實影響政府總稅課收入，人口成長率與貿易開放程度皆對總稅收正面的貢獻，亦符合文獻的結論。除此之外，我們證實景氣對稅課收入有不對稱的影響，而且在景氣衰退期間對總稅收的影響程度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除總稅收的分析外，本文將賦稅收入細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同時我們也將稅課收入中的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納入模型，結果發現景氣波動皆對所有的稅收資料有不對稱的影響。但在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分析中，我們無法確認景氣榮、枯對收入的影響效果大小。而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的實證分析指出，在景氣衰退期間所得稅與財產稅皆呈現顯著短收的現象。景氣繁榮時，只有消費稅將因景氣好轉而增加收入。但美中不足的是，部分係數未達10％的顯著水準，因此我們無法透過係數絕對值的比較，判斷景氣衰退與繁榮期間對於所得稅、消費稅與財產稅的影響效果何者較大。

追求長期穩定的經濟成長是每個國家欲追求的目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外在衝擊常常導致經濟體系的景氣循環波動，而短期間景氣循環的大幅波動將不利於經濟體系穩定發展，因為民眾的消費、廠商的投資決策以及政府政策的規劃與實施，都深深受到景氣變動的影響。因此準確預測景氣動向，深受經濟學者、政府以及一般民眾的重視。 預估景氣循環擴張和衰退持續期間的長短並不容易，由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提供的資料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景氣擴張最長的時間，曾經延續了一百零六個月，而最短的則只有十二個月；在景氣衰退方面，最短是六個月，最長則為十六個月。而二次大戰前，時間變化的幅度就更大了。由於景氣變化前的徵兆並不是很顯著，因此許多經濟學者從各種方面來探討與分析景氣循環。 本篇論文引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對 Dueker (2005) 文章作一個擴展與應用，將Dueker文中原本的二分類：景氣衰退、景氣擴張延伸為景氣三分類：景氣衰退、景氣狀態不明與景氣擴張，帶入 Qual VAR 模型並利用Gibbs sampling模擬未知參數與變數，藉由統計分析，希望能對景氣循環提出一個更為詳細的詮釋。而本篇論文的目的希望在相對於二分類模型，在總體現象上能提供一個更為完善與更明確的描述，使得在分析上能更完整。參考 NBER 所公佈的景氣轉折點並輔以其他指標，將景氣區分為三分類，以 Qual VAR 模型模擬出景氣三分類的景氣指標，再對這個指標做預測分析，並比較美國景氣在二分類與三分類之下的異同。結果指出三分類模型成功的預測出 2002 年第一季到 2003 年第三季美國景氣擴張的狀態，而三選擇模型的模型比起二選擇模型，對於預測景氣狀態有更為明確的判斷，且加入一分類指標，提供新的景氣變動解釋，幫助人們做出更為合適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