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購部門之功能角色從企業中被動及支援者，逐步轉變成為今日具有影響企業策略之決策者。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轉型時需以策略採購思維著手，將企業與採購策略相互配合方能創造客戶價值，增加企業競爭力。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法，經由蒐集個案公司及產業相關資料，並與管理階層訪談，瞭解個案公司面臨之管理議題。個案公司為大陸東莞之台資企業，產品為專業五金製品製造。為配合環境變遷面臨轉型，將生產重心由業電腦機殼轉移至大型遊戲機台組裝。遊戲機組裝市場特性為少量多樣與客製化，與原產品工業電腦型態相異，造成過往供應商物料短缺與新供應商開發困難。爾後與個案公司採購部門及相關部門多次深度訪談及焦點訪談，採用PWIO（Process Wide Information Organism）分析方法，詳實描繪企業採購及付款循環流程，將流程拆解成為請購、供應商管理、採購、驗收及應付款項處理作業向下延展至十一項作業功能並展開實作表，再將各作業流程細分為內、外向聯絡管道及接觸點並具體詳實描述。 透過PWIO描述及分析採購作業流程，找出造成個案公司管理議題之採購流程缺失，包含隨機篩選新供應商、新承認供應商直接成為合格供應商、供應商管理策略與企業策略未結合、供應商評鑑缺乏客觀衡量標準、及供應商評鑑作業未與執行面配合。經由產業專家訪談、產業相關資訊之蒐集，及層級分析法(AHP)之應用，針對五項流程缺失給予改善建議方案，包含建立供應商初步媒合流程、配合企業策略設計新供應商評量表、建立新舊供應商分流管理制度、以企業策略著眼設計供應商評鑑表、及加強變革成效，促進新制度落實與執行五面向。以上建議方案可加強企業及採購策略之配合度，透過新舊供應商評鑑與管理篩選適當合作之供應商，將採購流程制度化，進而改善目前採購流程之問題。 / Strategic procurement is crucial to strengthen a company’s core competence in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Procurement function has evolved from being supporters to decision makers that can impact the company’s strategi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mprove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ase company’s management issues. The case company is a metal case assembly manufacturer located in Dong-guan which has been specialized in Industrial computer products. To increase its share and profit, the company developed new business chances by entering the gaming market that requires high degree of custom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The switch had caused supplier cooperating and material shortage issues. By focus-group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ts procurement team members, using PWIO (Process Wide Information Organism) as a description tool to record every single step of the procurement operation process, and finally analyzing all the steps, five crucial gaps are found. The five gaps include the lack of an organized process of new supplier selection, unfair new supplier management process, disconnection between supplier management and company’s strategy, non-objective methods for supplier evaluation, and not executing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 practice. By interviews with experts in the industry, questionnaires for procurement members in the case company, and AHP, the research provides five solutions for to improve its procurement operation process. The five solu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new supplier searching scanning process, designing a new supplier evaluation sheet based on company strategy, practicing a dual management method for original and new suppliers, designing objec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supplier management, and to strengthen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five solutions can improve the procurement operation process, maximize procurement efficiency, and build up core competence while the case company enters the new gaming market.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其內容架構之安排如下：第一章緒論簡述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及論文架構。第二章分別從銀行及持卡人角度切入分析卡債問題產生的原因。第三章則著重在卡債問題的解決，以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作為時間的劃分點，由銀行自身風險控管的立場出發，再論及主管機關金管會對卡債問題的處理措施以及法院實務見解等，全面分析卡債問題的解決現況。第四章介紹美國破產法以及最新修法動態，並加以評析。第五章討論重點在於美國破產法案例選評。第六章結論部份，本文除了試著對銀行催收手段加以控管和修改破產法提出建議，期望能對當今的債務清理問題提供更妥適的解決方案外 亦整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後，法院准許更生或清算案件的數量，分析卡奴是否因新法的制定而絕處逢生。

本文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家戶資料作為樣本，分析從1979年至2012年間台灣地區的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家庭酒品消費支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並探討當總體景氣指標處於繁榮期和衰退期，對於家庭酒品的消費支出影響是否不一致。 本文使用複迴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總體景氣波動與家庭酒品消費呈現正循環或逆循環關係，以及總體景氣波動繁榮期和衰退期間對家庭酒品消費支出的影響程度是否存在不對稱。主要結論為：總體景氣波動對於全體家庭及低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不顯著，而對於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呈現顯著正循環。同時，高所得家庭在景氣繁榮期與衰退期有顯著的不對稱性，亦即當景氣繁榮時，高所得家庭的酒品消費支出增加幅度較景氣衰退減少的幅度明顯。

近二十年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隨著產業結構變遷，電子業已成為我國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其中半導體產業成長快速，已成為全球半導體代工重鎮。政府、企業管理當局及投資者實有必要了解該產業景氣波動及企業內部營運特質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本研究以台灣14家半導體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期間為民國81年至民國87年，完整包含一個景氣循環。在研究中以迴歸方式對實證資料進行分析，以評估(1)產業景氣循環與企業經營績效的關係、(2)企業內部營運特質與其經營績效的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在產業景氣循環方面，不論採用當期或前期平均薪資指數或是工業生產指數或是合併採用此二種景氣指標，產業景氣循環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均呈顯著正向關係。 在企業內部營運特質方面，不論以資產報酬率或營業利益率做為企業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員工生產力及生產自動化程度與企業經營績效皆呈顯著正相關。銷貨成長率與企業經營績效亦呈正向的關係。本研究發現，我國半導體產業中，公司規模與經營績效呈反向關係，本研究結果顯示，半導體企業應注意最適規模才不會因為規模過大而處於經濟不規模的狀況而降低企業的競爭力。整體來看企業營運特質對企業經營績效是有顯著的影響。尤以銷貨成長率、員工生產力及生產自動化程度最為明顯。

針對現今大多數之訓練而言，評估的缺乏應可說是最普遍的缺失，訓練人員經常假定訓練方案有其價值而避免從事評估，或只著重受訓者對訓練之感受與經驗此種反應性評估，而對訓練內容本身並不加以檢視，原因即「訓練評估」的高困難度、冗長乏味及費時極長、有許多變項可能干擾評估的準確度、評估所得的結果也容易招致外在的批評或壓力、有時評估的結果也不一定使人信服．．．等，種種的困難均使得訓練人員傾向於訓練可以運作即可，而儘可能避免去從事此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雖然當前訓練評估存有不少的問題及阻礙，我仍嘗試以理論及實務觀點來對訓練評估問題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並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員訓練班薦任人事人員為例來作進一步了解，期對訓練評估有更進一步研究並使評估問題能受訓練部門重視。

會計盈餘的產生係根據應計基礎，應計會計程序預期會緩和時間性及配合性的問題，而繼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九十五號公布二年後，國內於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七號『現金流量表』，故本研究探討盈餘與現金流量究竟何者較能解釋股票報酬，應計會計程序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本研究首先分析不同累計期間下盈餘與現金流量和股票報酬的關聯性，以及，在不同運用資金的變異性及營業循環期間下，盈餘與現金流量對股票報酬的解釋力，俾瞭解盈餘與現金流量基本財務資料，在投資人決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何者為解釋股票報酬的良好指標。 　　本研究係由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並參酌國內環境，加以延伸，蒐集民國七十五年至八十二年的資料，以Pooling方法分析，比較盈餘與現金流量和股票報酬的關聯性，進一步使用Vuong Z-statistic從事測試工作。 　　經由實證結果，本研究獲致如下的結論： 　　1、在短的報導期間下，盈餘和股票報酬的關聯性並未較現金流量強，而淨現金流量對股票報酬的解釋力隨著期間的增加而增加。 　　2、在不同的報導期間下，當公司有重大應計數時，盈餘對股票報酬的解釋力並未較現金流量佳。 　　3、當公司及產業的營業循環期間愈長，非現金流量的運用資金變異性愈大，達顯著水準，惟其並不影響盈餘與現金流量對股票報酬的解釋力。

鄉鎮市財政狀況不佳，多須仰賴上級政府補助的情形已存在許久，本研究的目的即以嘉義縣十八鄉鎮（市）為對象，探討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情形。影響一鄉鎮（市）補助收入的因素頗多，包括經濟性因素和政治性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討政治性因素中地方派系、縣長選舉、各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等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除了經濟性的考量之外，縣府補助鄉鎮（市）公所時有無政治性因素介入？ 　　二、鄉鎮市長與縣長派系屑性的異同對補助款的多寡有無影響？亦即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屬性相異的鄉鎮（市）公所？ 　　三、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有無增加？ 　　四、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與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不同的鄉鎮（市）的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五、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補助收入與鄉鎮（市）長首任時該鄉鎮（市）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六、對縣長支持度高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對縣長支持度低的鄉鎮（市）？ 　　再依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發展出本五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不同派系屬性的鄉鎮（市）。 　　假設二：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的補助款收入會增加。 　　假設三：選舉時封縣長支持度愈高的鄉鎮（市），選舉後的補助款入愈多。 　　假設四：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長，縣府補助收入少於鄉鎮（市）長首任的鄉鎮（市）。 　　假設五：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所獲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屆性不同的鄉鎮（市）。 　　本研究採用了補助款理論、地方派系理論及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來建構研究架構；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本研究採取三角定位法的觀點，兼採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以期對政治性因素影響鄉鎮（市）公所補助款收入的情形作更深入的瞭解。 　　研究結果發現，現行嘉義縣政府對轄十八鄉鎮（市）公所的補助中，除財政局有固定的補助標準之外，縣府其它局室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皆無一定的標準，而相對地，鄉鎮（市）公所方面對於縣府財政局的補助標準亦所知不多，因此政治性因素得以介入補助過程中。而政治性介入的情形叉如何呢？本研究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的政治性影響因素，支持度高低與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間是呈負相關，即支持度愈低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愈多，本研究的假設三無法成立。 　　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基於公共選擇理論的論點認為是因現任縣長為求下次選舉再度執政，對於一些對其支持度較低的鄉鎮（市）會增加補助，藉著補助款的撥給以換取該鄉鎮（市）的選票。 　　除一鄉鎮（市）封縣長支持度高低之外，其它政治性因素對一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情形，在本研究第六章中將有詳述，在此將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摘要於下。 　　一、在地方派系屬性封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屈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一得以成立。 　　二、在縣長選舉年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就十八鄉鎮（市）的總平均值而言，在第十、十一、十二屆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選舉前一年。 　　以上是由鄉鎮（市）公所的收入面進行分析的結果，若由縣府補助支出面的情況來加以分析，結果發現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款支出的額度大於非縣長選舉年時。因此由全體鄉鎮（市）公所的縣府補助收入總平均值及由縣政府補助支出面來看，本研究的假設二得以成立。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在第九屆及第十一屆縣長選舉後一年，各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平均值少於縣長選舉當年的平均值。如此的發現綜合上段所言就全體鄉鎮（市）公所總平均值來看，選舉年時鄉鎳（市）縣府補助收入會增加的情形，可證實除了第十屆縣長選舉年以外，整的而言嘉義縣各鄉鎮（市）在縣府補助收入層面「選舉景氣循環」的情形是存在的。 　　三、在鄉鎮（市）長連任與否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連任的鄉鎮（市）長任內該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首任時期該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本研究假設四無法成立。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認為是因在缺乏明確的補助標準的情形下，一鄉鎮（市）公所最常用以爭取補助的方法即為「透過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爭取」及「透過計畫申請」等二項方法〈見附錄四〉，連任的鄉鎮（市）長因已累積前任四年內的種種人脈及資源，較能拿捏有效的補助款爭取方法，因此在第二任任期內補助款收入會多於尚處於摸索階段的第一任任期內補助款的收入額。 　　四、在鄉鎮（市）長派系屆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情形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公所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並無增加，但此種結果是各瑯裝（市）平均值上的情形，本研究冉計算出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後再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長主政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五得以成工。 　　至於各項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依迴歸分析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決定因性，其次為鄉鎮（市）長派系屬性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至於縣長選舉年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則無如預期中地重要。 　　在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分別提出近程建議、遠程建議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在近程建議中，本研究建議宜訂定明確的補助標準，避免政治性因素太過介入補助過程，且根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財政狀況，分級要求鄉鎮（市）公所在爭取補助時提撥配合款；在遠程建議上，本研究認為鄉鎮（市）公所預算體系仍須保留，建議廢除省級機構，採行中央、縣、鄉鎮（市）三級制，並擴大縣及鄉鎮（市）的職權，切實落實地方自治乃為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

自1987年以來，台灣製造業就業比例開始大幅下降。這樣的情形，一般又稱為「去工業化」，引起了很多的討論與擔憂。許多人把台灣的「去工業化」歸咎於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然而本文發現，台灣早在1996年之後便停止「去工業化」。如此現象迥異於一般已開發國家的情形，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台灣為何發生「去工業化」以及為何停止。本文首先將製造業分為「三階段、三類別」，並比較台灣經貿之發展，進行對照分析，發現：台灣傳統產業受到全球化因素影響造成勞動需求萎縮，導致台灣1987年與1996年之間出現「去工業化」；然自1997年開始，技術密集產業之勞動需求隨著對外投資與貿易增加而成長，使得台灣停止「去工業化」；其次本文依照「Rowthorn 模型」，先將製造業就業比例分為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再將造成「去工業化」的因素分為三類：經濟發展、全球化、景氣循環，並以實證分析檢驗台灣案例後發現：景氣差、失業率高對於傳統與非傳統產業的就業比例都有負向影響，但經濟發展與全球化因素對於傳統產業就業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非傳統產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促使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被非傳統產業所吸收，因此台灣的製造業整體就業比例得以維持在27%左右，並未如西方國家般持續得「去工業化」。 / Since 1987, th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e in Taiwan had dropped dramatically for almost 10%. This situation, so called de-industrialization, has drown much attention and at many time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unlike cas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stopped since 1996.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why de-industrialization had once taken place in Taiwan and why it then got stopped. Firstly, we employ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categorized as “three sectors and three phases”. Results indica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o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positive impact on non-conventional on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Rowthorn Model”, we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or busyness cycle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e found out that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actors had caused the decrease of labor demand i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increase in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e declining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as the caus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87, while the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no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keep absorbing labors from conventional ones and therefore stopped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96.

景氣循環的擴張、收縮期的認定，以及轉折點的預測，向來是經濟學家、政府機構、企業及一般大眾所關注的焦點。越能掌握經濟發展的狀況，而適切的提早做出反應，越能充分利用經濟情勢的不同，以達成獲利的目標，或是減少企業的虧損。 本文即嘗試以票券、債券、股票、外匯及金融機構等金融變數，透過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1998)用以建構銀行危機預警綜合指標之訊號法（Signal Extraction Approach），以及可以解釋logit模型係數之發生比率（odds ratio），分別結合二元 logit 模型，建構預測景氣循環轉折點之金融綜合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於1990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間，金融指標對景氣循環轉折點的確有預測能力，且不論是預測景氣谷底或是高峰，表現最優良之綜合指標正確率皆高達九成以上，且不論是預測景氣之高峰或谷底，以發生比率建構之二元logit模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 / To confirm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usiness cycle, and to forecast the turning point, has always been economist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cared about. The more control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 more they could response appropriately, and furthermore this could maximize their profit or reduce business los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financi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dicators about bills, bonds, equities, foreign exchan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use signal approach which was created by 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in 1998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ex warning the banking crisis early. I also try to use odds ratio combine with binary logit model in order to predict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January 1990 to June 2009,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does have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index over ninety percent. The result also show tha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s combination of odds ratio and binary logit method.

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有普遍不足的現象，且稅收會隨景氣波動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從土地稅租稅努力角度切入，來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租稅努力是否具有不對稱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建立迴歸計量模型，配合1982年到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來驗證總體經濟變數以及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租稅努力的影響，是呈現正向或反向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波動對租稅努力是否有不對稱影響。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兩點，第一點可由迴歸結果中證明，無論是單獨探討景氣波動的影響效果，或是放入其他總體變數所建構較完整的模型之下，都顯示總體景氣衰退期間的失業率，和全國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負向關係，而實證結果也證明我國總體經濟景氣波動與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正循環，也就是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景氣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租的努力程度較低，而在景氣繁榮期間的土地稅租稅努力則較高。本文的第二發現，乃是若將景氣波動分為繁榮與衰退期間，可發現景氣衰退期間影響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這也表示總體景氣於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稅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效果較大。且經由Wald test的檢測結果中可看出總體景氣的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土地稅租稅努力有不對稱影響，故可推論景氣好壞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行為。據此，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加之後，地方政府需要更有目地的提升自我租稅努力程度，若地方政府能夠判斷景氣波動對財政造成的影響，或許可制定輔合時宜的租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