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最適所得稅文獻忽略了勞動市場訊息不完全對租稅設計造成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建立一個勞動市場同時存在逆選擇以及道德冒險的模型來探討最適所得稅制訂。其中雇主採取分紅契約來篩選高、低能力的員工。在本文的架構下，我們發現：當勞動市場存在逆選擇問題時，享有訊息租的是低能力者而非傳統的高能力者，此一性質導致雇主篩選員工的目標與政府所得重分配的目標背道而馳。這項結果將使得最適所得稅制具有以下兩個性質：(1) 在忽略勞動誘因的情況下，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員工的邊際稅率等於1，換言之，政府將有誘因破壞廠商篩選員工的機制，而達到所得重分配的目標；(2) 在考慮勞動誘因的情況下，最適所得稅制將在所得重分配、勞動誘因與社會保險間取得協調，此時，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員工的邊際稅率將介於0與1之間。換言之，傳統最適所得稅制下高能力者所面對的邊際稅率為零的性質將不再成立。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普及與受到重視，國際間資本與人力流動越加頻繁，因而造成世界各國均面臨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而紛紛力求可以打造吸引國際資本停駐投資之最佳環境，其中北歐四個國家，就冀望透過採取雙元所得稅制 (Dual Income Tax, 以下簡稱DIT) 的租稅制度改革，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DIT係將所得來源依勞動所得及資本所得分成兩類，對勞動薪資所得課累進稅率，而資本所得按比例稅制稽徵，其目的即盼望促進資本累積，並降低租稅對資本所造成的扭曲，建構一個取消租稅優惠，同時可以擴大稅基的租稅環境。為了探討DIT究竟對於經濟成長有無助益，本研究利用歐洲18個國家從1983年至2008年之總體經濟追蹤資料，以是否實行DIT為主要虛擬變數，同時加入文獻中所舉出影響經濟成長之幾個重要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實行DIT對於GDP成長率的效果並不顯著；但對於GDP之水準值效果卻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也表示就整體GDP相對水準來說，實行DIT的國家，其GDP水準值本身也會較高，但卻不一定對GDP成長率有明顯的助益，究其原因可能為實行DIT稅制或許對GDP有正向的效益，但這效果可能出自於其國家自身經濟實力已經相當不錯，而當經濟發展程度已達到了某種臨界值，要再求GDP之成長率能夠顯而易見的提升，往往會有所難度，因此實行DIT對經濟發展就無法再有太大的激勵效果。 台灣近年來也致力於稅制改革，於效率面的考量上，DIT不失為一項值得努力之方向，然而事實上不可能存在一個可以保證完全讓人都滿意的稅制，所有方針都是在不同考量下做出取捨，因此不妨參循DIT的細節與版本來加以改良修正，針對個別國家發展特性與民情來制定稅制，才是所有政府值得努力與應該思考的方向。

雙元所得稅 (Dual Income Tax) 制度為近年來一個新的租稅制度，主要內容是將所得分為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兩類，其中勞動所得採累進稅率，資本所得則按比例稅率課徵，目的是促進資本累積並且減少租稅對資本所造成的扭曲，從而達成降低租稅優惠，擴大稅基的目的。本文主要深入研究現已實施的四個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和芬蘭實施雙元所得稅制前後的租稅稅收結構、租稅負擔情形等等，並與我國租稅環境相對照，審視該制度之可行性。 結果發現，採行雙元所得稅制當年因資本所得稅率下降，對所得稅收產生較大的衝擊，故造成所得稅的租稅負擔率在瑞典、挪威、芬蘭皆有較明顯的下降情形，但伴隨著資本的累積及稅基的擴大，租稅負擔率會隨時間經過而回到其穩定的位置。在租稅結構方面，所得稅佔總稅收比例在實施當年度同樣有降低情形，而之後亦逐年調整至一穩定的水準。就個人所得稅以及公司所得稅的稅收結構變化而言，實施雙元稅制當年，丹麥、挪威及芬蘭的公司所得稅佔總稅收比例顯著降低，但個人所得稅的變化不大。觀察四國整體狀況發現，相較於公司所得稅，佔稅收大宗的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變動率幾乎維持在一平穩的狀態，顯示制度的實施並不會對於個人所得稅帶來嚴重的稅收損失。 就我國目前的稅收結構而言，預期若實施雙元所得稅，約半數以上的稅收不致受到影響，此外，配合取消各項租稅優惠，擴大稅基的措施，則資本所得稅收因降低稅率而短徵的問題，可望獲得解決。近年來我國為了效率、中立性以及市場的發展，在金融商品的課稅上，也逐步走向單一稅率。雙元所得稅制度的推行，若能一併取消浮濫的租稅優惠，加以做好配套措施，或許是我國稅制上一個新的挑戰與契機。

綜觀世界社會福利進步之國家，一方面致力於促進經濟成長，提高國民所得，一方面則積極推展社會保險，以兼顧社會福利及安全，俾使經建成果為全民共享。我國憲法明文規定社會安全為基本國策之一，而社會安全重心首推全民健康保險，故推行全民健康保險是政府責無旁貸任務，而其成效之良窳，端賴其是否妥善規劃。就現今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規劃仍有未盡周詳之處，因而不僅易招致民怨，製造徵納雙方無謂困擾，更違反政府謀求全體國民最大福祉之目標，因此為鞏固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基礎，以確保其千秋大業，更須針對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疏失予以檢討改善。 　　本研究係針對全民健康保險規劃未盡周延之處，分析問題之所在，繼而集思廣益去蕪存菁以尋求問題之改善方法，茲將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為謀求全體國民最大福祉，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全民健康保險法無職業受扶養親屬規定應與所得稅制無職業受扶養親屬二者作一銜接與配合。 　　二、為避免全民健康保險予擾所得稅制之機能，維持實質所得稅制免稅額（扶養親屬寬減額）與保險費扣除額不變，應將所得稅制下免稅額、保險費扣除額予以調整反映之。 　　三、鑒於投保金額分級，以每一等級之上限為投保金額，產生非預期性逆所得重分配現象，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宜將投保金額予以修正。 　　四、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徵收基礎，因被保險人身份產生差異，考量公平原則、所得重分配效果、行政效率及費率影響，故將標準予以調整。 　　五、眷屬投保金額反映以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設算眷屬經濟能力之特質，若被保險人僅具扶養之名，不具扶養之實，為求眷屬保費負擔公平及合理性，宜尋求適當投保金額。 　　為使全民健康保險成為我國社會保險之中流砥柱，對保障全體國民身心健康，維護社會安全，貢獻良多，應秉持促進全體國民最大福祉原則，將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不合理地方，考慮與所得稅制相關規定銜接與配合，並參酌專家學者意見，國外實施社會保險國家之經驗，以解決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未盡周延之處。

近年臺灣經濟表現不佳，租稅收入入不敷出，故吾人興起藉瞭解其他國家之租稅制度，以求能有新的公共服務思維來開拓稅務新視野，此乃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探討香港為何在世界各國大多採行綜合所得稅制之情形下，仍然採行「分類所得稅」制？ 　　二、探討在世界各國多為因應人口結構轉變及避免影響工作意願，而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的同時，為何香港政府未與世界潮流接軌，仍然維持高比例之直接稅？其與經濟成長率之關係為何？有無調整之必要？ 本研究藉由瞭解香港所得稅背景、演進及歷年租稅收入結構變化，探討其採行分類所得的原因及直接稅稅收比重與經濟成長率的關係，獲得結論如下： 一、歷史地理因素－承襲英國所得稅制度，發展成國際貿易航運中心。香港稅務條例係以英國為殖民地制定的稅制為基礎而訂定，且香港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交匯處，便於通往世界各地，又鄰近中國，爲中國的轉口貿易港，為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發展，稅制應求簡單。 二、簡單與效率原則－低稅率與簡單稅制。香港屬小型經濟體，為維持競爭優勢，堅持低稅率與屬地主義的課稅政策，並取消利息稅，不課徵資本利得稅與股息稅，對資金流動及對外投資障礙低、金融與銀行業限制少，使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高，無改革稅制之必要。 三、經濟及財政預算政策－自由放任主義、量入為出原則。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且採取自由放任主義，加上預算財政政策採取審慎理財方式，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多為結算盈餘，經濟繁榮，故無租稅之改革動力。 四、實證結果－直接稅占稅收的比重與經濟成長率成負相關。直接稅占稅收的比重提高1%時，經濟成長率將降低0.1767%；即欲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必降低直接稅的比重。 / Taiwan’s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not satisfactory for the past few years; meanwhile, government’s total expenditures exceed the tax revenue that it generates. Consequently, it is the research motive to explore the brand-new thinking of public service to develop new scope of taxation by comprehending different taxation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explore: 1. why most of the countries put the global income tax into practice in the world, Hong Kong is still adopting the schedular income tax. 2. why most of the countries regulate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indirect tax for responding to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avoiding the influence of incentives to work in the world, Hong Kong is still adopting higher percentage of direct tax, and whether which is related to economic growth and which is required to regulate. The research mainly explore the reasons of adopting the schedular income tax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total tax revenue and economic growth by comprehending the background and evolution of income tax, and the change of taxation structures over the years in Hong Kong. It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variation—Based on inheriting British’s income tax system, Hong Kong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hipping. Hong Kong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is based on the tax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in the period of British Colony. Besides, Hong Kong is situated at the crossroads of Eurasia and the Pacific, its physical location is convenient to go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moreover, it is China’s transit trade port because of adjoining Mainland China. As a result, taxation system is as simple as possible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2.Simple and efficient principle—Simple and low-rate tax system. Hong Kong is a small-sized economic entity. For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ng Kong has to persist in the taxation policy of low-rate tax and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and has repealed interest tax, and does not impose capital gains tax and dividend tax. Besides, there are few barriers to capital movement and investment outward and few restrictions on financial and banking industry for Hong Kong to attain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so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taxation reform. 3.Economic and fiscal budget policy—Laissez-fa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the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As a result of market-oriented, laissez-faire economy, adoption of the fiscal budget policy of prud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the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Hong Kong government budget is surplus frequently and its economy is prosperous, and therefore does not have the motive to carry out the taxation reform. 4.Empirical results—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total tax revenu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 negative number. If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total tax revenue increases by 1%,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decreases by 0.1767%, i.e., the first requisite for sustaining a certain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s decreasing the ratio of direct tax to total tax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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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符合時代潮流之免稅額制度為主，重新探討改革單一稅率所得稅制至兩課稅級距稅制後，整體社會福利與所得分配情形之變化，並將所得結果與負所得稅制下之結論作一比較，最後，再將稅制改革下社會福利變動數額與稅制改革造成租稅管理成本增加之數額兩相比較，作為政府選擇稅制時之參考。 本文主要擴展Kemper(1992)建立的具免稅額單一稅率模型，建構本研究具免稅額的兩課稅級距理論模型，並針對各種租稅改革方案詳加分類，以釐清各方案對個人效用與勞動供給產生之影響；模擬分析方法係採用Yitzhaki(1982)提出之”Tax Programming Model”（租稅程式設計模型），假設社會有100人，工資率分配型態以平均數=-1；變異數=0.39的Lognormal Distribution近似之，再配合不同社會風險趨避係數、人民勞動替代彈性及政府所需稅收等模型參數設定，求出精密度為百分之一的最適解。 藉由模擬分析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 單一稅率改制為兩課稅級距稅制確有提升整體社會福利與改善所得分配公平的效果，而當社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的程度愈強烈，兩課稅級距稅制較單一稅率為優的特性愈明顯。 二、 單一稅率改制為兩課稅級距稅制之改革方案共有六種，每種方案對個人效用及勞動供給造成之影響各不相同，而最適改革方案之選擇，決定於人民勞動替代彈性的大小、社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的程度與政府所需稅收的多寡。不過，當社會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人民勞動替代彈性愈小與政府所需稅收增加時，型一改革方案成為最適改革方案的可能性愈大。 三、 本研究提及六種租稅改革方案中以型一方案為最佳，這是因為勞動替代彈性愈小，邊際稅率上升帶來的效率損失也愈小，使得稅制雖具有邊際稅率遞增之特性，其效率損失亦不如邊際稅率遞增改善所得重分配的優點來得大；再者，由第三章比較靜態的分析可知免稅額下降有刺激勞動供給增加的效果，可以抵消一部份稅率上升帶來的效率損失，故型一改革方案（降低免稅額、第一級距邊際稅率及增加第二級距邊際稅率）在同時考量效率與公平之後，仍能被選為最佳稅制改革方案。 四、 兩課稅級距稅制之最適稅率結構，不限於邊際稅率遞增或遞減之型態，但仍必須具有平均稅率累進之特性。 五、 人民勞動替代彈性改變對最適兩課稅級距稅制之影響，是當勞動彈性愈大時，無論第一或第二級距邊際稅率均應下降，且免稅額亦減少；若由人民稅負變化而言，此時決定之稅制使中、低所得者之稅負較重，高所得者的稅負減輕。 六、 社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程度改變對最適兩課稅級距稅制之影響，是當社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的程度愈強時，免稅額下降、第一級邊際稅率愈輕而第二級邊際稅率會愈重，且兩邊際稅率間之差距隨社會重視效用分配公平程度提高而加大；若由人民稅負變化而言，此時決定之稅制使中、低所得者稅負減輕，高所得者稅負加重。 七、 政府所需稅收改變對最適兩課稅級距稅制之影響，是當所需稅收愈多時，免稅額就愈低，至於邊際稅率結構之變化，則無明顯特徵；若由人民稅負變化而言，此時決定之稅制會使全體人民稅負均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