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清代學術發展，乾嘉時期以惠棟、戴震為首的學風，高舉漢學旗幟，對理學進行批判與揚棄，打破宋明以後理學的思想箝制，營造拔宋纛而立漢幟的局面，形成「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燦然中天之盛況，走向對傳統學術的全面整理和總結。 漢代尊尚象數易學，歷經學術演變與時空因素，典籍散佚，漢《易》衰竭，千百年來，難成明白清晰的脈絡，今日能見漢代易學的詳略輪廓，必因清代樸學家窮其精力對漢《易》的宗崇與推闡之有功。當中，惠棟即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惠棟在清代學術史上並沒有相對得到較多正面的青睞。 惠棟「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即在詁詮經典上，以「尊尚古學」為志。力圖重返漢《易》的本來面目，採集自漢魏諸家《易》說，使學者「疏其源而導其流」，窺見漢儒解《易》之門徑，以荀爽、虞翻等《易》論為主，融會其說，推闡古義，一字一句，具有淵源，故「不可謂非一代之儒者宗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臧庸難其「好用古字，頓改前人面目，以致疑惑來者，亦非小失」。王引譏諷其「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陳澧《東塾讀書記》指陳其「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梁啟超稱其「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功罪參半」，尤其罪在致使「啟蒙時代之懷疑的精神，批評的態度，幾夭閼焉」。反思惠氏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此等迥異的褒貶，耐人尋味，疏理真象，躍躍欲試，為研究之重要動機！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一、認識惠棟易學思想內容，董理其易學所表現的主要特質，特別從象數與義理兩大方面進行陳述。二、藉由惠棟對漢《易》之考索，探述漢魏諸家之思想內涵，認識漢魏易學家主張的關係。掌握惠氏對漢代《易》家易學所持的觀點，作為探尋漢人理解《易經》的本然特性，以及疏理漢代易學源流的重要參考。三、評述惠棟易學對漢代易學的復原價值。四、釐清有清一代易學的發展，惠棟易學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清代易學史上的定位。五、檢討惠棟治《易》的通盤得失，期能獲得客觀之允評。 　　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內容： 一、考索漢代諸家《易》說之重要內涵，主要針對孟喜、京房、虞翻、荀爽、鄭玄諸家之述評。 　　二、惠氏述《易》之主要特：（一）文字訓詁之法。（二）群籍眾說之文獻運用。（三）《易緯》的重要地位。（四）經文之改易。（五）之卦訓義之法。（六）卦爻象釋義之法。（七）互體取象之法。（八）爻位述義之法。（九）半象、兩象易、反象、旁通、震巽特變等其它象數主張。 　　三、探討惠棟的義理觀，主要內涵包括：（一）宇宙觀、（二）《中庸》與《易》理融攝。（三）《易》與禮、史會通。（四）其它如有無的概念、虛、「道」與「理」的概念、日月為易等等。 　　四、校勘與輯佚之檢討。 五、述《易》上的文獻運用缺失：未原本原說而斷作剪裁；轉引古說而未明出處；所明出處錯誤或有瑕疵；引用內文改易或闕字；改易所引原文為古字。 六、惠棟易學的評價與影響。從純粹漢學的歷史意義作評價；立於惠棟立場的正面評價。在主客觀的因素下，這某些學術必然被冠以主觀上價值低廉的標籤。在這種情形下，在強勢的主流價值之壓迫下，那些被視之末流者，很快就流失殆盡，那些原本可以多元豐富的文化內容，將在一波波的新的價值取代下，「傳統」漸漸渺茫，歷史的軌跡漸漸模糊；從文化發展與傳統承繼的角度看，這是我們所不願樂見的。從一個人治學的普遍性看待，一個人治學處事，終有未竟全功，亦有瑕陋不當之處，不能強求臻於完美。平心待之，用心體會，從惠棟的角色觀照惠棟，會得到較真實的惠棟易學。 七、從象數思維的定位與詮釋學思潮反省惠氏易學。 關鍵字：惠棟、乾嘉、象數易學、易漢學、周易述

突破貿易障礙,增進中美與台灣之間的貿易 / On the end of August 2003, Taiwan signed its historic first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it made so with the Central American Republic of Panama,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t of Central American countries pledge to increase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Since then, governments on both regions have been promoting Central America as Taiwan’s gateway to the Americas and Taiwan as Central America’s gateway to Asia,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rough this research we question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accurate and if in fact, Central American companies can increase their presence in the Taiwanese or other Asian markets, with the optimum goal of generating at least some wealth for their own nations through private initiatives. The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after the analy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for the sake of objectivenes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most non-existent presence of Central American companies or their product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is not only due to the many barriers inher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such as distance, low competitiveness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ed with high competitiveness in Taiwan, or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local market and culture) but also due to a lack of interest of vision from business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in Central America. However, in the market exist enough conditions to make feasible a positive increase in the trade balance between Central America and Taiwan at the moment when new entrepreneurs dare to venture to capture a piece of the Taiwanese and other Asian markets. Moreover, the appearance in the market of some mechanisms such as electronic exchanges or other types of e-commerce ap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proliferation of trading companies migh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rade of goods and services between the two studied regions.

咖啡產業是僅次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貿易商品，但由於咖啡交易存在的許多問題，供需失衡以及交易不公平等問題，因此在1998年咖啡生豆價格持續下跌，在2002年咖啡收購價格出現了近百年來的新低，造成了咖啡危機。 本論文以咖啡危機為背景，研究咖啡產業在目前貿易收入的不穩定現象與實施公平貿易之後產生的微妙關係，以多面向以及多層次的資料來分析咖啡交易的利與弊。 為了延續公平貿易機制為主的公平貿易咖啡，論文內容將以咖啡產業的各種個案，據以研究公平貿易的發展。並針對咖啡相關的公平貿易資料加以整理，就當前咖啡市場實施公平貿易之後所產生利弊問題當作本論文探討的主要方向。 此外，研究公平貿易機制與生產者的互動，從中了解農民真正的需求，有利於制定適合的標準與程序來因應不同國家不同條件的需求。 在公平貿易概念的定位與未來的轉變，會影響將來公平貿易政策的制定，在整合許多不同看法與作法下，是公平貿易將來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爲順應國際社會的變遷，改善貿易文化與體質，成爲合作爲基礎的公民社會來說，全球貿易持續運作不可能停止，不是所有的貿易組織都可以改變貿易現況，所以不論自由貿易或是公平貿易，都應該體認到當今全球化下的貿易現狀是沒有轉圜的餘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必須透過經濟與政治手段、康德文化認同與利益的內化、組織的設計與改造共同合作追求一個更好的世界。 關鍵字：咖啡、咖啡貿易、咖啡危機、公平貿易、公平貿易咖啡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乙第13548号 / 論地博第31号 / 新制||地||12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文化・地域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玉田 芳史, 教授 小泉 順子, 教授 竹田 晋也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依賴理論」是源自拉丁美洲，但其主要的 方法論似乎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方法 論。特別地，許多依賴理論學者明白地承認：「依賴理論」是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 一支，尤其是對帝國主義理論（列寧的）的一個補充。因此，我們就有必要對這個由 共產主義衍生的一個理論，加以注意、了解。 個人在論文中擬就台灣實際的發展經驗，做為理論測試的對象，並縮小範圍在中日經 貿關係這一領域。在論文中乃欲達到兩個目標： 一、自台灣經貿發展的成功經驗中，駁斥依賴理論的某些偏頗觀點。 二、由依賴理論的反省，進一步揭開中日經貿問題，並嘗試尋找可行的解決途徑。 在內容的寫作方面，個人的寫作大綱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含研究動機、方法、範圍、架構、命題等。 第二章 依賴理論。含理論探源、內涵，並本文中擬探討的論點。 第三章 中日經貿關係回顧。含歷史的回顧，日本對台經貿策略分析，中日貿易逆差 問題，並從依賴理論觀點看整體的中日經貿關係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第四章 日本大商社的經貿活動探討。乃從微觀的角度，審視依賴理論命問。 第五章 從依賴理論命題檢證中日經貿關係，從實證的檢驗，批判修正依賴理論為其 重點。 第六章 結論。含對依賴理論的修正以及本文的全部審視，結論的提出，並可再進一 步加強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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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廣州交易會之意義 自一九五七年起，中共每年分春、秋雨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商品交易會』，迄一九七六年春季止，已歷十九年餘，共舉辦了三十九屆。 依中共之說法，廣州交易會是本著平等互利、互通有無之原則以展覽和銷售相結合、當面看樣就地成交、有賣有買的方式，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惟在事實上，交易會卻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以其接待對象而言，非但係以非共國家人士為主，且全憑中共之意願而邀請，故歷屆交易會外商的來自國家和地區，反映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方向。就展品內容來看，交易會的展品不僅止於出口商品之樣品，尚包括大批所謂反映大陸工農業生產和科技成就的非賣品，因此，交易會實為中共經建成果的宣傳樹窗。歷屆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最高時會超過四分之一，故交易會交易情況的冷熱往往表示中共外貿之盛衰，從而間接反映了大陸政治、經濟情況的一斑。此外，在中共『政治經濟不分離』的口號下，廣州交易會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的活動，同時也是政治性的活動，有時甚至政治成份大於經濟成份，實堪為中共以貿易手段進行統戰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廣州交易會之設立背影及沿革 中共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創辦廣州交易會，積極拓展對自由世界之貿易，其背景主要為：（一）中共與蘇俄之貿易甚受蘇俄剝削，在價格與匯率計算方面吃虧很大，故在主觀上，中共不願再擴大與蘇俄之貿易；在客觀上，由於過去向蘇借款及歷年貿易逆差為數龐大且急待清償，亦無力繼續自俄大量輸入，中共乃思改變貿易方向。（二）中共已覺察對俄貿易依存度過大之害，而蘇俄以國際分工之理論，企圖控制中共經濟，更使中共不滿，故急欲建立多邊之貿易關係，以滅少對蘇俄之依賴。（三）中共過去以飢餓輸出政策，向亞非落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削價傾售大陸產品，並進行國際經濟統戰，會稍具成果，為加強此種效果，故舉辦廣州交易會。（四）由於中共之種種運用，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禁運，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已有逐漸放寬之勢，中共於此時趁機設立交易會，加西方國家之貿易攻勢，欲圖使禁運政策澈底解除，以獲得所需之工業設備及物資， 並加深西方國家間經濟利益之矛盾，以削弱反共陳容。 廣州交易會是由前此幾個在廣州舉辦的展覽會演變而來的，這些展覽會的舉辦經驗，使中共確定了廣州交易會的方式與性質，它們主要是：（一）宣傳性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引起了中共舉辦商品展覽會的興趣。（二）地區性的『廣州出口物資交流展覽會』，將原來國內的物資交流會，改成出口的形式，並以當面看樣、就地成交之方式進行。（三）試驗性的『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是全中國大陸各種產品的綜合性展售會，內容包括供出口的商口和炫耀經建成就的產品，並以非自由參加的方式邀請非共國家人與會，由於成效不錯，中共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推出首屆廣州交易會，於十月再度舉辦，從此決定了陸續舉辦交易會的原則，而交易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貿易中一個常設的機構。 第三章 廣州交易會之組織與活動 廣州交易會之會址，會經幾度遷移擴大，但均設於廣州市，現今交易會展館，係於一九七四年春季啟用，面積達十一萬平方公尺，較首屆交易會增加約有十倍之多。最初舉辦時，交易會只設有五個展館，其後不斷增加，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共有展館十二個，分門別類展出各種產品和所謂先進與型單位之事跡。交易會的承辦單位，有（一）以為外貿部為首的貿易行政系統。（二）貿易業務系統之七個進出口公司和十個專業公司，在交易會舉行期間，由各進出口公司組成各種交易團，駐會與到會外商進行貿易洽談。（三）廣東省、廣州市的偽地方政府，負責交易會的一般事務，歷屆交易會之『主委』即均由粵、穗偽政府之頭目擔任。 交易會對於展品和商品之搜集係採取集中而有系統的方法，除利用現成嚴密的搜購網外，復有各種特別措施，以增加產品之來源和保持不斷的推陳出新。為給予與會外商良好印象，每屆交易會前便必整頓廣州市容，增加物質供應，並大捕犯罪份子，有時甚至以軍隊保護交易會，以期順利舉行；對於參加交易會之外商，則又恐有所謂破壞份子混入，因此，對於外商之入境有種種限制和規定。入境之後，則又限制其行動之自由和活動的笵圍。在進行交易時，交易會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三，即是展覽與交易相結合、當面洽談看樣成交、購銷業務同時並進，中共自稱『這樣的交易方式，在目前世界貿易中是少見的，也是最好不過的。』在交易活動之外，中共還舉辦許多大規模的宴會，進行自我宣傳，或召開座談會，實施統戰工作，或安排參觀遊覽，宣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第四章 歷屆廣州交易會概況 在最初四年齡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交易會之規模雖然發展很快，但在中共整個外貿活動中仍不甚重要，參加之外商不多，主要是港澳和東南亞的僑胞，每屆之展品亦僅有一、兩萬件，並且會期也較不固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之十二屆交易會，呈現前後期不同的情況，一般而言，前三年中，新產品增加較少，外商之參加不踴躍，交易情況冷落，與一九六○年同為交易會的第一個衰退期；後三年則反是，每屆有數千件新展品，一九六五年會有新展品七千件，參加外商由一九六四年春季之三千七百多人增至一九六六年秋季之六千多人，交易金額則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接近過去最高峰之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後幾屆均陸續創造新紀錄。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交易會在文革動亂的影響下，雖仍按期舉辦，但情況與以前大不相同，最突出的一點是會中政治氣氛非常濃厚，廣州交易會變成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場合，交易活動反居於較不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文革所造成的中共經濟低潮，亦在交易會上反映出來，形成交易會舉辦以來的第二個低潮。 一九七一年以後，廣州交易會的規模有很大的發展，展品由三萬件擴充至四萬餘件，參加之外商由一萬餘人增至二萬多人，最高時會有三萬人以上參加，其所來自之國家和地區亦更廣泛，由八十餘國發展至一百餘國，所達成的交易額也有巨幅增長，如一九七三年兩屆交易會共成交約廿五億五千多萬美元，佔該年中共外貿總額四分之一強，但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交易會又由盛轉衰呈現衰退現象。 第五章 廣州交易會之分析 縱觀歷年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可見其係呈循環波動現象，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大致有五個短期性之波動，每一波動經歷之期限約為三至四年，此種現象並與中共對外貿易之情況相符合，惟在衰退時期，交易會之發展則常數倍於整個對外貿易，故其總成長率十數倍於外貿，這是由於中共刻意發展廣州交易會的結果。再以交易會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中的比重來看，最初比例並不高，但一九六五年以後則平均約佔五分之一，故中共常稱『交易會已成為我國同世界各國經濟貿易界人士友好往來的紐帶和開展貿易戰的重要場所。』至於歷屆交易會交易金額的徨波動，則顯然是大陸經濟情況的反映，最初三年和一九六三年至六六年交易金額的增長，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經濟調整期工農業生產增加的反映，一九六○年至六二年和一九六七年至六九的減退，則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經濟衰退的反映，一九七○年以後，交易會成交之大幅增加，除因中共經濟逐漸正常外，還由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和各國貨幣之重新估價以及中共對外關係之發展、外貿政策之改變。 歷屆交易會展品數量之增加和質量之改進，是中共強調的重點之一，其目的是欲以此宣揚大陸農業生產豐收和科技發達、工業進步，從而肯定毛共政權的統治。最初交易會展品只有一萬二千多件，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則達四萬多件，在質量上工礦展品的比例也有顯著的增加，惟從近年中共進出口商品之結構分析，在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之比重雖較其政權初成立時提高，但比例並不如中共所稱之大，而且主要是由於紡織品和輕工藝品輸出的增加，至於重化工業品則輸出甚為零星，而輸入甚多，故基本上目前中共經濟仍未脫離農業國家巢臼。 廣州交易會之任務，就交易意義來說有二，一為經濟的，欲爭取外匯，套購物資；一為政治的，配合其外交活動，發展對外關係，並實行對外擴張政策，此兩項任務又常因對象之差異而有重點之不同。就展覽會之意義而言，交易會之任務亦有二，其一是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之貿易，另一是向海外進行宣傳，包括對大陸經濟建設的宣傳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 在一九六六年以後，日本一直是中共的最大貿易興國，但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前，雙方並無『邦交』，因此，中共對日本的貿易成為經濟與政治因素交織的最佳例子，由於政治因素的考慮，雙方貿易往來幾全靠友好貿易進行，而友好貿易又多假廣州交易會為之，因此之故，日商歷年在交易會中的成交值，平均約佔雙方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以一九六一年最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五，並使日商成為廣州交易會最大的交易者，其佔有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六章 從中共對外貿易關係看交易會未來可能趨勢 廣州交易會之所以在中共對外貿易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乃是由於最初舉辦的背景相當複雜，因而具有多種的任務，然以現今中共對外貿易關係而看，此些背景多已不複存在，目前中共已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對俄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七年以後即降至無足輕重的百分之三左右，西方國家對中共之禁運，自一九五七年逐漸放寬，時至今日已形同具文，中共與非共同家之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三年超過半數，一九六六年後經常佔四分之三以上。在此情形下，以促進對非共國家貿易為主要目的的交易會，乃漸失去重要性，一九七四年起，中共已較不重視廣州交易會的舉辦，交易會有逐漸和其他展售會居於相似地位之勢。然在交易會交易情況衰退之中，中共仍不斷推出大量新展品，以渲染大陸經濟之進步，而加強交易會作為其經濟宣傳櫥窗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法，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皆標誌著中國對外貿易進入法制化的重要意涵，更和中國加入WTO的進程與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嘗試透過2004年《對外貿易法》新修正的版本探究以下重點： 第一：制度性的回顧梳理。從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推動外貿體制改革的角度出發，藉由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觀察中國對外貿易法律制度的演變進展，並對其建立與變遷的過程作整體的分析與探討，尤其著重其加入WTO及其以後相關政策調整背後深刻而豐富的意涵。 第二：新舊法相互評析比較。意欲透過採取傳統之法學研究方法，來比較《新版對外貿易法》和《一九九四年版對外貿易法》。透過參照立法修法的背景、修訂議定過程、重要條文的內容、與WTO相關重要原則及承諾之聯繫強度、甚且與台灣之相關法律對照等等諸多面向的比較，來觀察在此「經濟力驅動」（economic drive）之事件作用過程之下，所形塑出的新舊法轉換及利弊得失。 第三：探究新法修訂及實施過程中與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可能性。從中國中央政府的角度出發，以新版的法律規定與延伸之政策為中心，歸結出若干重要外部環境變因，例如中央與地方權力與利益的糾葛等，分析這些因素與《新版貿易法》相互影響所呈現的動態發展。 研究發現，《對外貿易法》之修訂，除為配合WTO之入會承諾，亦兼有統一法律及行政法規，乃至於中央及地方法規之目的。本法修訂後，是否合於WTO之規範要求，觀察重點似不在於規範本身，而在於實踐，可說是一「力」與「法」，「內」與「外」角力互動的過程。是以，國務院、商務部隨之所頒佈行政法規及規章是否不違反母法；執行法規在實質上有無抵觸WTO之規章；地方政府是否甘心就此束手；經濟特區、保稅區等特別經濟區之法規及執行在實質上是否抵觸WTO規章；各層級法規變動後，能否如入會議定書所規範，於一定期間內盡通知之義務等問題，均有待吾人密切注意。

回首史卷觀古今，縱橫中外論政經；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引入東方古國封疆之初，國家未獲其利，人民先受其害；美式民主移用臺灣淺盤政壇，亦成朋黨分贓、膚淺之治；取法英美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革新，亦成財團謀利、政客公器私用之具；剖析其因，非理論原罪，惟未透其理、衡諸國情調整應變！綜觀我國公營事業變遷之過程，不難發現即使時空移轉、政權交替，公營事業背後始終隱匿著政治權力鬥爭與經濟利益交換之幢幢影魅。以此觀點，論述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民營化之利弊，自不可單純地著眼經濟效能與組織效率，實應反視我國政治動態之深層影響，量身打造方宜。有鑑當局民營化政策觀念莫衷一是，為正本清源，本文擬以交易成本理論為撰述基礎，針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民營化之市場、管理與政治等三項交易成本，分別由外部競爭、內部管理與政治影響等不同的角度，持平分析其經濟效能、組織效率與衍生之社會成本與政治代價，以進一步揭示我國民營化背後之政治意涵，始適國情民性，辨誤明正。 Wilson（1987）曾言：「僅憑自我的比較，我們絕對無法瞭解自我的優缺所在。我們對自己制度的外觀與流程習以為常，無法透視其真正的底蘊。」本文期望趁著近年來臺灣政治快速變遷之契機，藉著探討北水處民營化之主題，徹底檢視政府價值與企業精神之互動；於公，盼能提供政府決策參考，於私，亦求拓展個人視野，強化思慮分析之能力。我國公營事業多年配合政治掛帥的公共政策，官僚組織文化與低落服務品質長久即為人民所詬病，值此政治生態巨幅震盪、民眾意識抬頭之際，當是利用政治轉型，順勢改善公營事業體質之契機。

本研究探討各國智慧財產權保護和仿冒威脅程度的差異對美國影音軟體產品出口值的影響。資料為1997-2005年期間的panel data，分別採用由世界經濟論壇(WEF) 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所發展之智財權指標，並以動態的GMM模型估計降低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實證結果在強仿冒威脅進口國方面，符合Smith(1999)的假說，亦即進口國智財權保護程度與美國影音軟體出口值成正比；但在弱仿冒威脅進口國方面，結果則與假說不符，產生與強仿冒威脅國家相同的結果。研究認為發生矛盾的原因是，影音軟體的仿冒過程遠較以往文獻研究的實體製造業產品容易得多，因此並不適用於之前的假設，再加上競爭者太多，導致廠商不敢大膽實施高價策略，使得市場獨占效果不顯著。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protection and the degree of threat of imitation on U.S. audio-visual products’ exports. Using panel data for the period 1997-2005, we not only apply a longitudinal IPRs index developed by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 but also employ the technique of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on dynamic panel model to control for endogeneity proble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onger IPRs increase U.S. audio-visual products’ exports. For the strong threat-of-imitation countries ,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as Smith(1999)；but for the weak threat-of-imitation countries , the results seems to contradict with theory predictions.We think the reason that audio-visual products is easier to copy than the manufacturing goods in the literature, so they do not suit for the hypotheses before. Therefore, the firms can’t apply a high-price strategy because of a lot of competitors, and market power effect is not domin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