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18634号 / 文博第658号 / 新制||文||607(附属図書館) / 31548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行動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田 素二, 教授 伊藤 公雄, 教授 田中 雅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

寫作這篇論文的動機，是為了探討哲學家George Dickie的藝術制度理論(Dickie’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在第一章中，回顧哲學家Arthur Danto與Morris Weitz的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及其如何影響Dickie藝術制度理論的發展，以及研究制度理論的重要性；第二章中，說明Dickie的藝術制度理論內容，並以實際的作品為例子講述藝術制度理論的應用；第三章至第四章中，整理反對藝術制度理論的數個哲學家(Jeffery Wieand, Robert Stecker, Stephen Davis, Richard Wollheim, Noël Carroll)的重要論點，並為Dickie的藝術制度理論辯護。最後第五章為結論，提出「藝術眼鏡」此一觀點用以修正藝術制度理論。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George Dickie’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I will first discuss Arthur Danto and Morris Weitz’s anti-essentialism, which is the groundwork for Dickie’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I will then discuss Dickie’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as two versions. Both versions have been widely criticized. Stephen Davis argues that art created outside any institution seems possible, although Dickie’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rules it out. Noël Carroll argues that Dickie’s definition of art is circular, and hi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fails to distinguish art institutions from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Jeffery Wieand argues that Dickie’s percep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argument fails to show that hi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is tenable. In this paper, I will argue that Dickie’s theory can be modified as “the glass theory of art.” If this is true, then these criticisms fail to undermine Dickie’s theory, and Dickie’s theory is still powerful.

本研究旨在從俄國學者Mikhail Bakhtin（1895-1975）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觀點探討「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並且以台灣當代女性主義小說家李昂於1999年出版的《自傳の小說》為主要的案例，重新思索和說明語言／意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涵與可能性。 有別於過去論述分析雖然言明語言／意義與政治社會之間並非單向的因果關係，而是相互影響、建構的辯證關係，但在實際進行案例分析時，卻較少著墨於語言如何「由下而上地」對象徵秩序進行意義的顛覆，本研究以Bakhtin對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說明，依序對抵抗的意涵、抵抗的可能性以及抵抗如何在文本中呈現，提出理論性的再詮釋。本研究發現，Bakhtin對於抵抗的想像，乃是一種在傳播／溝通與對話中，藉由特定語言形式而動員的意識形態鬥爭。積極而言，抵抗旨在透過言說主體的表述建構自己的意義系統；消極而言，抵抗至少具有解構他人意義系統的政治意圖。 然而，由於Bakhtin在狂歡節研究中，並未確實回應他企圖探討的「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融入Laclau與Mouffe的「接合實踐」、Butler的「論述行動」與「身體展演」，從「形式層面」推敲Bakhtin在「眾聲喧嘩」對話模式中所暗示的政治機會，並對「抵抗如何可能？」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包括：眾聲喧嘩的文本空間、對話與敵對關係中的再意義化、諧擬的身體展演、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本研究並且藉由對李昂情慾書寫中的抵抗策略進行「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具體說明「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概念架構。 本研究發現，李昂的情慾書寫呈現出「歷史書寫的性別化」與「性別論述的狂歡化」這兩個主要的特性。藉此，李昂一方面揭露了父權意識形態的意義生產邏輯，另一方面也藉由批判父權意識形態建構另類的意義系統或敵對／反對論述。從這點回過頭來再詮釋「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抵抗的可能性可說是在眾聲喧嘩或「弱敘事性」的文本空間中，藉由「接合實踐」動員由下而上的「論述行動」，並以「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此一政治方案建構霸權化論述的意識形態鬥爭過程；而「身體論述」所誇大展演出的敵對關係，則是最具渲染力也最為具體的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