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讀者理解與文本結構之交流過程──以閱讀金庸武俠小說之「美感體驗」為例 / Read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reading Jing Yong's swordplay fictions: A reception-theory approach賴玉釵, Lai, Yu-Cha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考察「美感體驗」意涵及發展脈絡,從審美哲學取經並依「接收美學」典範為思辨對象。該典範先賢Jauss等人認為「美感體驗」乃是「審美視域」與「文本結構」交流之產物,故「美感傳播」涉及「審美視域」、「文本結構」、「交流層次」與「美感體驗」等四者。慮及Jauss及其業師Gadamer盼望從華人文化角度了解詮釋過程又如何涵育出特定「美感體驗」,本研究訪談了16位文史科班出身之華人讀者,並選取武俠類型為讀本以理解賞析歷程。
研究發現如下:
就「審美視域」言之,華人讀者審美期待受效果歷史之約制,亦受「使用媒體經驗」、「五感聯想」、「生命週期」與「閱讀史」引導。
就讀者與文本交流之層次言之,華人讀者之創造、渲洩與否定等交流方式多少受在地文化影響。以「渲洩」為例,華人讀者可基於儒家文化或崇尚集群價值觀而「認同」角色,或因期待「皆大歡喜」結局故難接納悲劇而影響「淨化」之交流歷程,再若民族情感與集體記憶等亦扮演關鍵角色。
就「美感體驗」意涵言之,「美感」之本質實與特定社群相關,為當時語境與歷史脈絡所化育之產物。另「美感」之剖析角度亦與在地文化相繫,如華人讀者可從儒、釋、道等基底論及「美」具無常等成份,異於基督教文明強調「沐浴神恩」之感。就「美感」之功用言之,相異社群之讀者亦持不同觀點,如儒家文化涵育下讀者肯定美與「維繫倫常」及「提昇個人修為」相繫,基督教文明陶養之讀者則認為美具「社會整合」或「救贖」之效。
總體言之,本研究以華人讀者之審美歷程為省思起點,從在地角度探索接收美學可再發展之理論、研究方法與實務意涵。本研究認為,閱聽人之情感、生命階段與閱讀史均在審美歷程扮演要角,此為先前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著墨之處。
|
2 |
論金庸武俠小說的絕境書寫 :以"射鵰"三部曲為例 = Research on the desperation narrative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 taking the Condor Trilogy for instance / Research on the desperation narrative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 taking the Condor Trilogy for instance劉天枝 January 2018 (has link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
3 |
金庸武俠小說中《武》與《俠》的承繼與創新 =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wu" and "xia" in Jin Yong's novels馮筱然, 01 January 2000 (has links)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
4 |
江南八俠研究崔雅慧, Tsui Ya Hsu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
|
Page generated in 0.0133 sec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