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越貨肆無忌憚的海盜，並未隨著航運科技的突飛猛進而消聲匿跡，反而在九○年代大舉活動，對國際航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根據國際商會國際海事局 (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 統計，1991-1998年全球平均每年發生158起海盜案件，估計每年蒙受的財物損失超過2億美元。近年海盜攻擊手法日趨暴戾，船員傷亡人數逐年升高；更值得注意的是，海盜暴力行為可能間接提高船舶碰撞機率，造成無可挽回的海洋環境污染與生態浩劫。以地域而言，當前的海盜活動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中南美洲、西非等地帶，尤以南海地區最為嚴重，幾占全球海盜案件總數之半。南海地區的海盜案件多發生在一國領海以內，經常疑涉一國軍警人員行為，其中又以中共海軍與公安船艦在東海、南海恣意攔檢商船的行為最讓國際社會苦惱。 鑑於海盜行為為害至巨且不易緝拿的特性，習慣國際法早將其交付世界各國普遍管轄，並經1958年公海公約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認。本論文除說明相關習慣法法典化過程，析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規定及其所引發的爭議外，進一步評估該公約是否足以因應當代海盜問題。由於海洋法公約僅規範狹義的海盜行為，九○年代盛行的海盜活動多半發生在一國領海以內，經常疑涉一國軍警人員行為，嚴格而言並非公約規範對象，然而其對海上航運安全的危害不容置疑，國際社會勢須設法因應。以南海地區為例，飽受海盜騷擾的沿海國家除各自掃蕩海盜外，也透過雙邊協定或東南亞國協等多邊機制，在強化海上執法、協調聯合巡邏、交換海上犯罪活動相關情報等方面進行合作。國際組織亦致力阻止情勢惡化，例如聯合國及其專屬機構──國際海事組織 ( IMO )，以及隸屬非政府間組織的國際海事局 ( IMB ) 均在彙整報案紀錄、提供警訊、發布預防及因應策略等面向上有長足貢獻。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海盜行為與國際社會的制約 第一節 「海盜」概念的沿革 第二節 關於海盜行為的國際規範演進 第三節 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與國內法的海盜行為 第三章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海盜行為的規定 第一節 定義與構成要件 第二節 各國管轄權與共同制止海盜行為的義務 第三節 與公海以外海域的關連 第四節 國際法學者對公約規定的評論 第四章 當前南海海盜問題 第一節 地理環境與海盜現況簡述 第二節 領海內的海盜行為 第三節 疑似國家行為的「海盜」 第四節 區域內的執法與對策 第五章 國際社會遏阻海盜行為的努力 第一節 國際法的限制 第二節 國際組織的貢獻 第三節 期許與展望 第六章 結論 附錄1 1958年公海公約第14-21條 附錄2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00-107條 附錄3 1991-1997年海盜案件地理分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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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問題涉及法律與政治兩個層次，就某種程度而言，南海爭端的本質即在於資源的爭奪與控制。「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正式生效後，南海主權爭端主要是領土取得以及如何適用「海洋法公約」的問題，不同於一般海洋劃界爭端，國家惟有取得島嶼後方得依據陸地支配海域原則主張海域管轄權。南海主權爭端為高度政治性問題，期望純粹藉由法律手段以解決此爭端，仍有其侷限性，有關國家須依據國際法的相關基本原則以決定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相較於其他爭端國家，我國對南海的主權擁有歷史證據與法理依據，應在法律層面上站穩立場，臺灣斷無理由在主權的爭端中過度自我退讓。臺灣南海政策的一大侷限在於，政府最高決策者始終未能體認南海問題對我國影響的重要性，以及臺灣在與其切身相關的議題中被邊緣化的危機。質言之，南海問題並非政策可行性的問題，在於行動的意志問題，積極作為並不保證能獲致預期成果，但被動消極肯定將一無所成。若再不拿出一套具體的有效政策，而滯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其他聲索國家卻積極在南海問題上快速前進，而我們仍裹足不前、劃地自限，最終臺灣可能無法避免被邊緣化的危機發生。

捕漁為人類利用海洋的重要活動之一。在傳統國際法下，此項活動大部分受「公海捕 漁自由」原則的規範。但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糧食需求的增加，這個傳統的規則不但導 致了漁業資源濫捕的情形，而且也使得許多國家為了分享這些資源而衝突迭起。如何 去防止漁業資源的枯竭與避免國際的漁業衝突遂成為國際法上所共同關切的問題。而 這些就是本論文題目中所謂的「養護與管理漁業資源」的問題。 國際漁業問題並非一單純的法律性問題，它所涉的因赤有生物性的、經濟性的、社會 性的以及政治性的。因限於時間，篇幅與筆者的能力，本文主要是從法律─政治觀點 ，選擇性地就某些漁業養護與管理的問題作研究，俾希對國際漁業制度有個初步的了 解。 第一章為導論，係就漁業資源管理問題作一背景性的概說。第二音討論構成國際漁業 問題的生物與非生物性因素。第三章分別從養護與分配兩個方面來說明國際漁業真正 問題之所在。第四褚探討國家管轄權的運作與漁業管理問題的關係。第五章則分別剖 析兩個國際性的之法公約（一九五八年的公海捕漁與有生資源養護公約及一九八二年 的第三屆海洋法公約有關的漁業條款），並酌量予以比較。第六章結論。

壹、提要 一、光榮傳承海權鼎興：我國海軍自民國56年起，每年均配合海軍官校的應屆畢業生編組「遠航訓練支隊」出訪友邦，敦睦邦誼、宣慰僑胞(遠訓支隊編組系統表詳如附表一、支隊各時期名稱對照一覽表詳如附表二)，並且肩負磨練艦隊遠航能力、驗證學生所學知能，以備應用。奉核定擔任支隊長之將領，即協調有關徵詢，於獲得同意後，即循行政系統向艦令部及海軍總部建議納編人員名單，奉核後依遠訓支隊綱要計畫及標準作業程序展開計畫作為、任務艦整備、任務訓練、國內航訓及國外航訓。 二、維護海洋權益從海洋法令著手：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未能參與簽署《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然作為國際社會成員，我政府所抱持的立場與態度，係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共同遵守《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航行海上的軍艦既受國際海洋法保障法定權益，亦須接受規範，以維護國際海洋秩序，惟海權鼎興須倚恃綜合國力之支持，我國位處周邊環境複雜的台海，如何謀取並維護國家之海洋權益，端賴從研究海洋法令著手。 三、論文研究架構：本論文共分七章，全文以演譯方式進行(研究架構圖詳如附圖一)，以軍艦遠航訓練及敦睦出訪須遵循《海洋法公約》相關規定為主要分析架構。藉論述相關國際法原則，分析國際法對軍艦與無害通航之適用問題、支隊出訪期間任務艦與人員因艦船操縱、天候海象、裝備故障、損傷事故、意外災變可能遭逢情況或若違反他國法律規章，緊急應變措施之預擬與因應。 四、軍艦是浮動領土論乃古典海洋法之訛傳：「軍艦是國家之浮動領土(想像領域)或領土(實質領域)之延伸」，實係以訛傳訛之錯誤認知。若軍艦是國家之浮動領土，則其行經之四週應有十二浬之領海，如此則領海不斷地變動。如行經公海水域，則軍艦四週圍之原係公海水域頓時成為該艦船旗國之領海；如駛入或停泊他國港口，則他國領海及內水是否亦要變成軍艦船旗國之領海？此種認知沕屬訛傳。 五、軍艦享有管轄豁免權：軍艦是國家主權之象徵，享有絕對豁免權。在《海洋法公約》下，軍艦在一切海域中，對非船旗國均享有絕對豁免權。所有船舶，包括軍艦在內，都要遵守沿海國對有關水域的規定，規章和法律，但是，軍艦違法或造成沿海國的傷害，沿海國只能令其離開該國所管轄的水域，採取外交措施處理。 軍艦在公海上有不受船旗國以外任何其他國家管轄的完全豁免權；軍艦可以在公海上行使登臨權、緊追權、軍艦可以免除《海洋法公約》中對於海洋環境保護和保全規定之適用。軍艦於公海或國外水域發生海事案件，除船旗國外，任何國家不得派員登臨該艦執行海事調查。 六、軍艦於公海上之責任與義務：追捕及扣押海盜、查緝販奴、登臨可疑船舶、制止非法廣播、實施海上救助、維護海洋環境保護。 七、軍艦航行權：軍艦除享有公海航行自由外，和平時期於沿海國領海享有「無害通過權」(惟遠訓支隊出訪既屬和平之旅，為表示尊重，須依照沿海國國內法事先通知、事先報備或事先核可)、航行於群島水域享有「過境通行權」、或依群島國公告遵採「分道通航」、航行於國際海峽享有「自由通行權」及通洋運河亦享有「無害通航權」。 八、環球首航此其時矣：報載我國海軍94遠航訓練支隊預2005年3至6月間執行首次環球遠航訓練，將造訪七個邦交國，並停靠數個無邦國港口；航程橫跨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程逾三萬浬，預計一O一天完成。官方雖未證實傳聞是否屬實，惟從國際、國內及海軍層次分析，此其時矣。 九、支隊出訪期間應不從事之行為：污染海洋環境、私運政府管制物品或應稅物品出口或進口、攜帶違禁品、販售物資謀利、人員私帶、偷渡或逾假逃亡、私自搭乘、租賃器具或駕乘、從事危險活動等。 十、支隊出訪期間緊急應變措施：發生海事案件、航行期間遇颱風侵襲或惡劣海象須申請緊急進港避風、發生重大裝備故障影響航安、人員患病及傷亡、或染患法定傳染疾病、接奉指示就近執行撤僑、接奉指示就近執行武力展示、政治庇護、政治事件如旗歌、國號問題、民眾抗爭問題等、刑事犯罪事件之處理。 貳、結論 一、軍事外交宏觀思維：海軍遠航訓練支隊出訪為軍事外交之一環，就整體外交運作言，亦可適時與元首(或行政首長)出訪相結合，諸如配合支隊靠泊造訪國期間，舉行雙邊或多邊高峰會，如「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友邦國家元首高峰會議」、駐外使節會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等，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惟須宏觀全程之長期效益，不可短視近利、只求單次突破而自斷後路。 二、熟諳海洋法令維護應享權益：海洋和平目的之使用為全球化未來發展的趨勢，藉由瞭解海洋法公約所律定之各海域通航權利義務，進而解讀各海域制度的軍事意涵，可作為我國擬定爾後兩岸軍事活動境界區隔對應準備之參考。 三、正視海洋議題寸土不讓：海洋權益維護實賴長期持續經營，領海主權及各海域權利之主張植基於法理與事實之依據，「對每一事件，立即反應的處置作為與主張」，絕不能有絲豪鬆鬆懈或便宜行事心態。 四、培育人才蔚為國用：培養國軍外語能力及國際海洋法人才刻不容緩，有關恢復國防語文中心功能及提昇國軍軍官法學素養應審慎規劃及落實推展。 五、強鄰覬覦我當自強：日、中爭奪海權，我戰略空間遭壓縮，應儘速就「綜合安全」架構籌謀因應對策。 叁、建議 一、參展交流宏觀見聞：我海軍遠訓支隊宜爭取參加新加坡每兩年舉辦乙次的「亞洲海上防衛展」，俾能與各國海軍交流、拓展視野、建立宏觀格局。 二、實施聯合「海上搜救操演」：我海軍遠訓支隊爭取運用遠航訓練時機與友好國家實施「海上搜救操演」。 三、兩岸合作共維航運安全：政府倡議建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宜就南沙太平島附近海域定期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練」為起步，共同維護海峽航運安全，進而朝向雙方艦隊「敦睦互訪」為努力目標。 四、籌建輔助艦船：為強化海軍海上機動整補能量，儘速籌建油彈補給艦一至二艘；為求戰時，艦艇遭受戰損後能迅速恢復戰力，儘速籌建動力船塢(亦可考量由中船建造並曾運送美軍勃克級神盾戰系驅逐艦柯爾號由亞丁灣返修護之潛舉型甲板重貨載運輪，如附圖二∼五)二至三艘；以備不時之需。 五、強化醫療設施：艦上是否應設置類似負壓病房之獨立空調艙間備用，宜由醫勤專業人員審慎評估，若確有實需，應配合艦艇廠級維修時實施加改裝工程；而衛生署及國防部軍醫局宜就籌建醫療船(ship hospital)乙節審慎評估考量。 六、法條參考一目了然：海軍「戰務令」及「作戰規定與作業程序」及海巡署相關作業規定之相關章節條款項應對照《海洋法公約》條文，俾於執行時供任務艦艇參考。 七、法學研析澤被同袍：國管院法研所應就國際海洋法及國軍官士生兵個人權益維護事項，培育法律專業人才。海軍赴國外接艦官士兵除既有之軍人保險外，並加保「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由中央信託局承保，投保期間若因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災等因素，均可依要保保險單條款申請理賠給付，最高理賠金額新台幣肆佰萬元，惟保險單「除外責任」條款中「除外責任」有兩項不負任何給付責任之事故，極不符合情理。國管院法研所宜就上述問題予以研析，以確實維護國軍官兵權益。 八、遠訓紀實分版發行：爾後海軍《遠航訓練紀實》宜採「限閱版」(含遠訓支隊施訓檢討)，及「公開版」分別編纂印行，期能將海軍艦隊勤訓苦練、乘風破浪及揚威海外之壯舉永留史冊。 九、強化通識教育：國軍軍官基礎教育及深造(指參、戰略)教育，均宜增列國際關係、國際法等通識課程，以拓展學員之國際視野及國際法律知識素養。 十、倡議開鑿泰南「克拉地峽」運河取代麻六甲海峽：若開鑿成功，最明顯效益，是縮短歐、亞海上航程約一千公里，大幅節省運輸成本，惟運河也可能是火藥庫，握戰略咽喉之地的運河，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惟克拉運河計畫是項極具創意的構思，可以改變地緣政治的傳統格局，其影響所及殊值持續關注與深入研析(若泰國公開向國際募款，我方是否出資？)。

2001年5月29日第11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會議通過SPLOS/72號決定，於1999年5月13日以前對其生效之公約締約國，如欲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6條規定主張200海里以外之大陸礁層，必須在1999年5月13日起算10年內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交與其所主張大陸礁層外部界限相關科學及技術佐證資料。由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定義之大陸礁層外部界限範圍可能超越專屬經濟海域範圍，而大陸礁層不僅是魚類資源較豐富也是漁業活動重要資源地，同時也是海底油氣與礦場等重要自然資源的集中地區。因此，包括我國相鄰之日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公約締約國紛紛進行大陸礁層調查來擴展自己國家的海洋權益。至2009年12月止，已有51個延伸大陸礁層外部界限之提案，及44個初步資訊，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並已就部分提案作成決議。 日本於2008年11月12日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出該國延伸大陸礁層外部界限之申請，卻也因此引起中國大陸及韓國對日本提案中以「沖之鳥礁」為基礎劃定超出200海里延伸大陸礁層之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質疑「沖之鳥礁」之法律地位及其所能享有的海域管轄空間。本論文爰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島嶼制度」形成的過程、相關國家實踐及學者見解，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大陸礁層」之相關規範及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情形，探討日本的延伸大陸礁層外部界限提案中以「沖之鳥礁」為基礎主張延伸大陸礁層之適法性問題，並分析以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作為「沖之鳥礁」法律地位爭端解決途徑之可能性等。研究結果顯示，日本提案以「沖之鳥礁」為基礎主張延伸大陸礁層外部界限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第3項規定，但該項規定並未具備有習慣國際法的效力，亦缺乏客觀的認定標準，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的場域無法解決「沖之鳥礁」的法律地位爭端，其他沿海國僅能利用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中「第三國意見」之機制凸顯爭端的存在，提醒國際社會注意此類島礁的海域管轄空間主張的合理性問題，並應尊重公約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 / On 29 May 2001, the 11th Meeting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dopted the SPLOS/72 Decision regarding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the ten-year period for making submiss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set out in Article 4 of Annex II to the UNCLOS. It was dec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State Party for which the Convention entered into force before 13 May 1999, the ten-year time period for it to submi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ata supporting the outer limits of its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under Article 76 of the UNCLOS shall be taken to have commenced on 13 May 1999. For quite a few States the outer limits of their continental shelf as defined by the UNCLOS may go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Besides, continental shelf is abundant in fisheries resources, crude oil, natural gas and minerals. Consequently, the neighboring States of Taiwan, including Japan, the Philippines, Viet Nam, and Malaysia, have already begun their surveys on continental shelf in order to expand their interests hidden in the ocean. As of December of 2009, there have been 51 formal submissions and 44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deliver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LCS) has been undertaking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submissions and already completed such process for some of them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Japan, the submission to support the outer limits of its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was made on 12 November 2008 to the CLCS. Such submission was challenged by China and Korea whose focus is on the part of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generated by Oki-no-tori Shima. The legal status of Oki-no-tori Shima as being capable of generating EEZ, continental shelf, and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is being disput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from China and Korea. To provide educated comments on such controversy,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Article 121 of the UNCLOS, namely, the regime of islands. Related state practices and teachings of the most highly qualified publicists will be studied in this connection. The author will also examine the regime of continental shelf under the UNCLO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LCS. These will pave the way to scrutinize the legality of using Oki-no-tori Shima as the basis to generat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as having been done by Japan in its submission. The author will als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for the CLCS to settle the dispute over the legality of Japanese submission with respect to Oki-no-tori Shima. As shown by research works, the Japanese submission using Oki-no-tori Shima to generat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is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121(3) of the UNCLOS. However, the rule as contained in Article 121(3) has not yet been received in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lso lacking are the objective criteria to decide whether a given rock meets the conditions as stipulated by Article 121(3) or not. The forum of the CLCS is not suitable to settle the dispute over the legality of using Oki-no-tori Shima by Japan to generat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Other coastal States can only use the forum of the CLCS to demonstrate the legal controversy over this case through sending third party communications to notify the CLCS the existence of dispute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to support the CLCS to consider the Japanese submis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 of Oki-no-tori Shima. As submitted by this auth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reminded of the necessity to resp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enshrined by the UNCLOS. Also worthy of careful scrutiny is the legitimacy of such kinds of exaggerated maritime claims generated by the rock as defined by Article 121(3) of the UNCLOS.

從1982年之《國際海洋法公約》規定相關國家在爭議之海域劃界達成協議之前，有權利就爭議海域的管理和開發做出臨時性的安排。而共同開發正是作為一種解決海域劃界爭端而被廣泛採用的臨時性辦法，共同開發方案一經提出便得到了國際實踐的認同。 通過國際實踐案例的分析，並從中汲取國際共同開發成功案例中的經驗和啟示，總結出國際共同開發的管理模式及其特點並促進我國參與南海油氣共同開發，強化與周邊國家區域利益協調和合作局勢，積極推動共同開發合作建立，避免南海周邊國家避開我國簽訂雙邊或多邊協議去侵占我國南海油氣資源及海域主權，並就我國南海管轄權範圍內積極進行合作以維護我國在南海的海洋權利。 / 1982’s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has prescribed that the related countries are liabl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make an interim arrangement upon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ritime space after coming an agreement on maritime delimitation. Joint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interim arrangement with broad adoption on solving the dispute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which now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hat R.O.C will learn th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rom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joint development model, effectively accelerate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regional benefit with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joint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to establish, to avoi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o avoid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signed to occupy Republic of China's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sea sovereignty, and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s South China Sea within the active cooperation to safeguard Republic of China's maritim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45年《聯合國憲章》賦予國家有義務針對彼此爭端協議和平解決爭端之方法，並且有權自由選擇和平方法解決爭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一步確認《聯合國憲章》的和平解決爭端規範，並在尊重國家主權原則的前提下，特別載明一套關鍵維持世界海洋法制穩定存續的強制爭端解決規定。 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於2002年針對日益激化的南海爭端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其中明文重申《聯合國憲章》以及《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規範下的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爾後，南海爭端隨著大國政治的發展與抗衡而顯得更加動盪，菲律賓進一步在2013年初將與中國大陸的南海爭端提交到《海洋法公約》強制仲裁程序來解決。因此，本文探討既存的《南海行為宣言》是否構成強制仲裁庭的管轄權障礙，來保障國家有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又《南海行為宣言》在陸菲南海爭端中扮演何種和平解決爭端的角色，並且其意義與不足之處為何？ 在此問題意識下，首先就爭端標的進行分析，採取以國際關係及仲裁庭的角度來檢視陸菲南海爭端的性質。以國際關係的角度來檢視能發揮以下三個作用：一、理解爭端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實力評估；二、檢視小國採取司法利用，以及與大國結盟以增加抗衡大國之談判籌碼及獲取法律正當性的策略；三、同時考量所涉爭端的政治與法律性質。另一方面，以仲裁庭的角度來檢視則能瞭知法院如何以國際公法原則來判斷爭端性質。 其次整理《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南海行為宣言》的內容，分析《海洋法公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設計的立意與《南海行為宣言》的制訂脈絡，得出《南海行為宣言》在《海洋法公約》的規範下僅為一載有「斡旋」精神的協議，爭端解決的責任仍舊交由簽署國解決。 此外，進一步再藉由仲裁庭的裁判，來分析《南海行為宣言》的法律性質。最後本文發現，中國大陸與東協各國所制訂的《南海行為宣言》僅為一重申既存和平解決規範精神的不具法律拘束力之文件，且未替簽署國創設必須由談判來解決爭端的義務。 最後，對於《南海行為宣言》作出整體評價，其彰顯具有國際法所承認之斡旋精神，展現其類似軟法性質的衝突預防之功能，然而《南海行為宣言》不具有法律實質拘束力，因而無法排除基於《海洋法公約》所提起的強制司法管轄。縱然如此，在「跨國法制歷程」概念中，《南海行為宣言》並非毫無建樹，其為透過各國「互動」而產生一行為模式之規範，然而《南海行為宣言》制訂後至仲裁庭啟動期間，並未使得相關國家對該規範進行有力「內化」的工程，使得該項規範的原則無法發揮效用。然此部分之推論尚待進一步詳細論證分析。 綜上所述，本文透過對於《南海行為宣言》之相關分析，認為我方在擬定未來南海政策時應在尊重各國主權原則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國家綜合實力以增加對外談判之籌碼，同時應增進國際法中關於和平解決爭端之研究，有效在各種方面落實國際法爭端解決規範的內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