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目的是對心理分離概念作更健康的界定。 本研究所界定之心理分離是指,個體在覺得自己具有不依賴父母的行動能力下,又覺得自己的內心處於平和的狀態.心理分離包含兩個向度:1.自我負責的能力.指的是面臨自我負責發展課題(如獨立思考,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指引,計劃未來,做決定)時,對自我能力肯定以及願意自我負責的程度;亦即,在具備功能獨立方面的能力時,在心理上又是歡喜的.2.情感需求平衡的能力.指的是在個別化課題中,依附關係可能面臨變化時,個體在與父母的關係中情感需求能獲得平衡的程度.而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為,在自我負責能力以及情感需求平衡能力兩向度,表現皆好的個體在適應上,會比一個向度好但另一向度差,以及兩向度皆差的個體好。 本研究以高中,高職,五專生共395位為對象進行研究.經填答本研究自編之心理分離量表以及青少年鬱卒量表,自尊量表,生涯決定量表,偏差行為量表,自我概念量表後,獲致以下的結果: 心理分離量表抽取出四個因素與適應之關係,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整體而言所獲得的結論是,所獲得的每一個因素對適應有不同的預測力,在心理分離概念中各代表不同的意義,也因此心理分離的兩個向度具有不同的適應意義。 對男性青少年而言,心理分離能力與整體鬱卒程度,自尊,生涯決定,自我概念,社交能力成正相關,與整體偏差行為成負相關;與不良行為,虞犯行為,犯罪行為成負相關,但相關不顯著。 對女性青少年而言,心理分離能力與整體鬱卒程度,自尊,生涯決定,自我概念,社交能力成正相關,與整體偏差行為,虞犯行為成負相關.與不良行為,犯罪行為成負相關,但相關不顯著。 經過分組,在自尊,自我概念,社交能力方面,心理分離組的表現比組二(自我負責能力低*情感需求平衡能力高),組三(自我負責能力高*情感需求平衡能力低),組四(自我負責能力低*情感需求平衡能力低)的表現皆好;在整體鬱卒方面,心理分離組與組二沒有差別,比組三,組四好.在生涯決定上,心理分離組的表現與組三沒有差別,比組二,組四好.在偏差行為方面,心理分離組與另三組沒有差別。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修訂之心理分離概念是青少年適應的良好預測指標。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些本研究的供獻,並根據本研究的限制,提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地方自治可謂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地方自治事業發展之成敗關鍵又繫於地方財政之是否充裕而健全，因此地方財政在民主國家中實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由於在「多層級政府」(Multi-level Government)的組織型態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權力的分配，向來極富爭議，而由此衍生的地方財政問題更成為困擾各國政府的主要難題之一，因此我國臺灣地區目前的四級政府體制便不可避免地造成複雜難解的地方財政問題。 　　事實上，地方財政問題絕對不是財政因素所能單獨造成的，而誠如政治學者S.H.Beer所言：「多層級財政(Multi-level Finance)之公共政策問題，若以純財政問題加以探討，將會招致許多困難。」，因此若僅從財政面思考地方財政問題的解決之道，勢必只是事倍功半，甚至於徒勞無功而已。本文認為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地方財政問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嚴重性與複雜性，而且對於地方自治之品質與國家之整體財政均造成很大的損害，因此政府的決策者應及早以涵蓋政策、財政與行政等面向的改革措施，使地方財政的自主性與自我負責性能在權責相對的原則下同時提昇，進而使得地方財政問題能獲得根本性的解決。在政策面應從決策者心態之調適、地方自治之法制化與合憲化以及授予地方政府完整之自治權等三個方向加以改進。在財政面應從收入面的稅源之合理劃分、補助款制度之法制化與合理化、貫徹使用者付費制度、加強推行公共造產、授予地方政府發行公債權與自主課稅權，以及支出面的支出劃分原則的重新檢討、教育經費負擔之移轉、人事費用之降低、委辦事項與自治事項之釐清與支出效率之提昇等方向加以改進。在行政面應從行政區之合理劃分、組織結構之重組、以及地方政府員額之精簡等三個方向加以改進。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棒球運動在台灣社會中的風行現象，並且有別於以往的研究將焦點置放於大型的架構，本研究則聚焦於行動者身上。因此本研究並非針對台灣社會的棒球運動何以風行進行原因的歸納與探索，而是對於台灣社會的棒球運動觀眾如何對此運動引發興趣並以何種方式投入參與，進而對於自身行動產生認同所進行的實證性研究。 　　對這些喜愛棒球運動的行動者，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試圖從受訪者們與棒球運動的接觸經驗、參與行動當中，了解其是否清楚自身行動選擇的意義，以及在行動當中的背後，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在本研究的發現中，對於這些棒球運動的愛好者們而言，他們的初始接觸經驗確實深受台灣棒球運動發展所影響，並且在不同世代之間，無論在參與方式或是建立自身的行動意義上，都具有可見的差異性存在。也就是說，這些棒球運動的愛好者並非如同一般觀點所認為，不但是在自身行動上具有相當的自主意識，同時也對於台灣棒球運動有著諸多個人的觀點存在。並且，棒球這項「遊戲」對於這些行動者而言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遊戲」，而是有著更多意義賦予與主動性存在。

台灣的教育發展在特殊的升學主義與威權管理主義的長期宰制下，始終無法脫離僵化的惡性循環，而許多教育上的社會運動便是此長期打壓與不滿下的直接反擊，於是逐漸地有一群人們不滿意於如此的教育制度，開始了體制外的教育進行，提供了與體制學校相當不同的整體校園環境，實驗了較大幅度的教育改革方案；當中，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更是以體制內的改革之姿，從事所謂的自主學習，帶來了有別於傳統的學習模式。 　　本研究即是透過實驗班學生的眼睛，他（她）們的學習世界來探討此一學習歷程的變遷，並試圖瞭解與發現，在「自主學習」的教育情境中，學生自我賦權的展現之可能條件。並且藉由北市自主實驗計畫，而更近一地探討另類教育對台灣教育所具有的啟示。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是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資料採集的方式為F. Schutze的敘述訪談法，而資料分析則是採取Moustakas對於超驗現象學方法的應用。 　　我們發現，自我賦權是依據每個人的獨特性，具有著多元的可能面貌。亦即不同的賦權具備著不同的要素，其呈現方式是繽紛多樣的。我們必須去欣賞不同個體所表現的特殊性，而此特殊性的展現，則是需要相當與適當的環境來培養；如同另類教育所帶來的不同面貌一般，我們可以說另類教育，即是在尋找各種教育的可能性。 　　另類教育所具有的意義是強調「關係」的重要，不論是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皆是在彼此綿密的關係網絡中才有朝向更正確發展的可能，且重視關係亦是對於差異的認同，是擁抱多元並鼓勵參與，讓每個個體不僅發出聲音，並進一步地能為自身命名；當個體感受到受尊重，並且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不怕異於他人時，民主的社群才有可能被突顯出來。如此，另類教育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是對現今的傳統學校產生擾動與演化的壓力，提供教育多元的選擇，促進台灣教育朝向更豐富的面向開放。

(生活環境支援系理学療法14,一般演題ポスター発表,理学療法の可能性,第41回日本理学療法学術大会)

國際私法之最終目標在於統一國際私法，以達成判決一致之理想，此在夫妻財產制之問題上，尤有探究實益。蓋夫妻財產制受其身分法性質之影響，多富有民族色彩，今日各國不僅在實質法上存有不同立法例之差異，甚至在相同制度間，其內容之細目規定也未必相同，若國際私法不能統一，裁判上可能存在極大之差異，因而導致夫妻一方為了財產清算上之利益，而任擇訴訟地之情形。再者，由於一國對於涉外案件管轄權之主張，一般認為亦含有本國當事人合法權益與國家利益之意義，從而各國多試圖賦予內國法院較廣之管轄權，因此上述實質法之差異，配合各國寬鬆的國際裁判管轄權，更可能助長這種法院逛尋（Forum Shopping）的現象。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影響夫妻間財產上之利益外，夫妻財產制亦有明示夫妻之財產關係，以保護交易安全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如就夫妻財產制問題，在不同法院起訴，會得出不一致之判決結果，也容易使得第三人無所適從，有害於交易安全。因此，在今日各國夫妻財產制群立之狀態下，退而求其次，透過國際私法選法規則之統一，期待同一案件不論在何國起訴，均係適用同一國之實質法規範，對於判決一致理想之追求，當有助益。本文即以此為目標，對於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相關問題予以探討。 首先，本文探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立法主義，並以一九七八年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及各國立法例為據，檢討我國現行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三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十四條、以及修正草案之相關規定。其次，關於夫妻財產制之適用範圍，本文試以分析比較之角度，綜合比較其他國家的法制，探討例如當事人之締約能力、家庭生活費用負擔等等問題，是否應依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決定。又，夫妻財產制與其他制度之間，在實質法上往往難以分割，如於具體個案中，因定性不一致而造成法規欠缺或法規重複之情形，本文乃探討如何透過適應問題積極地予以調整。最後，關於夫妻財產制應否適用反致之問題上，此在現行法固無疑問，但在修正草案卻會產生若干問題，本文謹提供拙見以供參考，以期使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能與其他條文相互配合。

帶著在幼教現場工作五年的倦怠感，我急切的想逃離幼教現場，進入研究所學習。本文選擇以自我敘說為研究方法，透過生命故事的書寫，澄清自己在幼教專業認同上所面對的三個危機感：工作的倦怠與迷失、教師證等同專業嗎？及不知如何回應父母的期待。 以自我敘說做為理解自己、探究專業認同的一條途徑，書寫內容涵括我的童年及求學歷程。自我生命故事的敘寫歷程，使我得以重新理解自身專業成長的圖像，並因此能化解歷程演進中所形成的專業認同危機，它嚴然可視之為「一趟自我追尋的旅程」。故事從我大學畢業後踏入幼教現場工作開始回溯，並銜接我身為幼教工作者的專業養成的歷程。 在過程中不斷透過書寫和敘說的自我反映爬梳過往經驗，在反芻自身經驗中，重塑經驗體現的價值。在重新遇見自己中，再思考教育工作者自身專業的主體性。在化解及消除專業認同中危機感的同時，我已然能有意識的再次選擇進入幼教領域繼續成長與學習。 / With the tiring feeling working at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ork field, I was eager to run away from it and to enter graduate school to recharge myself. I chose to use the self-narrative inquiry as my study method. Using my own life story, I tried to clarify the three crisis awareness I am facing in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the lost and tiring feeling at work,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teacher’s certificate equals to teaching professions and the expectation from my parents that I do not know how to response. Self-narrative inquiry is the method I used to understand myself and to look into my professional identity. I wish to write about my childhood and how I studied. Using my life story to write about my learning process makes me be able to re-understand how my profession builds. Therefore, I am able to solv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crisis which was building up during my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without a doubt is a “self-searching journey.” The story starts from how I decided to go to early childhood work field right after I graduated from my university. Then it talks about how I build up my profession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uring the writing and examining my own experiences again and again, I manage to reconstruct the value of experience embodiment. With encountering myself again, I ponder once more the subjectivity of educator’s profession. While resolving the profession identity crisis,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choose to enter the early childhood work field to continuing my progressing and learning.

新光與鎮西堡部落早期以山田燒墾、狩獵漁獲為主要生產模式，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觀念和資源使用方式的形成，主要來自於政府政策影響下，部落居民先後投入經濟作物栽種與觀光旅遊的發展，然而，在生產活動變遷過程中，新光與鎮西堡部落居民內部的團結現象仍然顯著，人際與部落認同的傳統紐帶也依然明顯，並以泰雅傳統gaga中的共享觀念，建立部落共用資源自主治理的共同經營規則，規劃出一套觀光與民宿事業的自主治理模式，而這樣的文化模式隱含著以民族認同，維持集體行動與歸屬感的生存策略。 因此，本文以文獻分析法與田野調查之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制度經濟學者E. Ostrom所提出之制度個人選擇與集體選擇變量分析架構，探討部落居民以傳統觀念作為凝聚共識，對於觀光與民宿事業自主治理制度的選擇與規則制定；並以「共用資源治理永續性之制度設計原則」，對於兩部落自主治理組織制度設計與運作的強健性，加以觀察檢視。以及，藉由兩部落自主治理組織的制度設計、功能、性質與各組織間的關係，分析新光與鎮西堡部落共用資源自主治理策略，和實際運作的情形。並透過中心∕邊陲觀觀察兩部落傳統社會經濟體系，與生產型態發展、變遷的歷史脈絡，和觀光與民宿事業對於部落社區文化延續的調適與衝擊。最後，綜合分析兩部落自主治理機制建立與持續運作的因素，以及所面臨的困境。 / Compare with the primitive production mode in Smangus and Cinsbu tribe focus on slash-and-burn, hunting and fishing, the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mod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mode is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Under the policy, the tribe residents start to cultivate the beneficial crop and to develop the tourist business successively. However, the residents of Smangus and Cinsbu Tribe still express the interior cohesiveness conspicuous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on production activity, and still behave the highly connection on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ribe identity. The tribe residents follow the traditional communion idea “gaga” in Atayal to build mutual operation rules on self-governing of the tribe common-pool resources, and to map out a self-governing mode on tourist and B&B business. And this kind of cultural patterns implies the subsistence strategy of maint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which is under the ethnic identity. Therefore,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the field study which is includ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s adopted as the main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is study. Otherwis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hoice, which is broached by E. Ostrom,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st, to discuss how the tribe residents make rules and choose the self-governing system on the B&B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consensus of traditional idea, and to survey the reliability of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in Smangus and Cinsbu tribe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Principles Illustrated by Long-enduring CPR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review the design principle, function, and character of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ose organizations in Smangus and Cinsbu tribe to analyze the self-governing strategy of common-pool resourc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s. Moreover, through the core-periphery concept, this study also observes the economy system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change of historical sequence, and the impact and of B&B business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ribal culture and how the tribe residents get with it. At the en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actor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influence the build-up of and operation of the self-governing in Smangus and Cinsbu tribe.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討單身老年女性在其喪偶或離婚之後發展的親密關係，希望藉由單身老年女性的自身經驗，來理解她們對親密關係的詮釋，以及她們在親密關係中的感受，從「本質」、「發展」及「影響因素」來了解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的生命經驗。 本研究使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計8名有效樣本，年齡介於62到87歲之間，5名居住在台北市，3名分別居住在桃園縣、台中市及苗栗縣，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從受訪者對親密關係的成分、表達形式、以及感受等三部分可知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的本質：（1）「關懷」、「共同性」及「欣賞」為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的主要成分。（2）「一個人孤單」及「兩個人有伴」是單身老年女性重新作伴的原因；親密關係的表達形式可分為日常生活的內容及具愛情或性意涵的言語及行為。（3）「談戀愛的浪漫」、「過日子的平凡實在」及「交朋友的恩深義重」則是單身老年女性在親密關係中三種主要感受。 二、從受訪者與男友交往過程中親密關係的緣起（從獨立到結合）、發展脈絡（從結合中求獨立）、延續（從獨立中找到契合）來探討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的發展可知：（1）「旁人促成」及「機緣巧合」是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緣起之因。（2）「自主」及「自由」是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發展脈絡的依循路線，可藉由設立界線以調和親密及獨立的兩難困境。（3）「對方值得」及「自己想開」是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延續的基礎，前者即是親密關係成分中持續付出關懷的動力；後者即是老年時期中懂得活在當下的智慧。 三、從受訪者對自身親密關係的詮釋可知單身老年女性親密關係發展的影響因素有5：（1）「雙方的條件」透過共同性及自主性對單身老年女性的親密關係發展造成影響。（2）「前段婚姻的陰影」對親密關係的影響不一定導致她們不願再次擁有親密關係，而是讓她們認知到自己要如何為這樣的產物做好準備，找出新的親密關係定位。（3）「子女的態度」會影響關係如何而非影響關係有無，最終決定權還是在單身老年女性的手上。（4）「信仰的力量」是在親密關係不順遂時可影響她們的認知，使其能夠轉換念頭，改變看待關係的心態，故讓親密關係得以延續。（5）「社會的觀感」對單身老年女性的親密關係有既定框架，她們認知到框架，並且有勇氣及韌性獲得自身詮釋權以安然於親密關係中。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single elderly wo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fter they became widows or got divorced. By exploring their self-experience, we can understand the way they interpret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feelings within these relationships. In this study, we view thing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natur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factor”—to inspect their life experience in thes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 methodology applied in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quantitative metho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by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otal 8 valid samples aged between 62 to 87 years old were gathered, among which there are 5 living in Taipei as well as 3 in Taoyuan, Taichung, and Miaoli separately. Research results show as below: 1.Interviewers’ points of view on element, expression, and perception of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 showed the nature of single elderly wo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 (1) “Careness, commonality, and appreciation” are the major elements that compose single elderly wo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 (2) “Being alone and lonely” as well as “being coupled and accompanied” are two reasons that why single elderly women would like to have a company again. Moreover, the ways to express thei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can be divided into actions of daily life and speech or behavior that imply love and sex. (3) “The romance of falling in love” and “the reality of getting on a life” as well as “the gratitude and loyalty of being friends” consist of the main sensation in single elderly women’s intimate relationship. 2.The process of interviewer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oyfriends, such as how it started, in what context it developed, and why to continue, showed that: (1) “Being motivated by others” and “the right opportunity” are the reasons to start the relationships. (2) “Autonomy” and “liberty” are the paths these relationships follow, according to which the boundaries can be placed so that the dilemma of being intimate or being independent can be coordinated. (3) “They worth it” and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are the basis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going; the former is the motivation to care and the latter is the wisdom to live in the present in their late in life. 3.Interviewers’ interpretations of self-experience in these relationships revealed that there are 5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relationships: (1) “Conditions of both sides” affect these relationships through commonality and autonomy. (2) “Bad memory from previous marriage” does not necessarily make them not willing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gain, rather it causes them realize what preparation should they make for it and find out new definitio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3) “The attitude of children” may affect how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but can not decide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he final call is held in the elderly women’s hands. (4) “The power of belief” can influence their recognition during their hard times and make them change their point of views on these relationships so as to keep these relationships on. (5) “The standpoint of the public” set single elderly women in certain conventional frames. Although these women recognize these frames, they have courage and toughness to gain self-interpretation to feel free from worry in thes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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