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新上市公司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現象，也就是其與營業相關的裁決性應計項目（應收帳款、存貨、應付帳款）在公司上市前後是否有異常之變動，以此判定管理當局如何安排裁決性營業應計項目與控制盈餘操縱的時點。 本研究採實證的方式進行，以民國78年至民國82年問經證券管理委員會核准，初次於臺灣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上市的第一類及第二類公司為研究對象；而觀察期為上市前三年及上市後二年，前後共六年，以統計測試逐期加以比較，據此觀察實質盈餘管理的情形是否普遍存在於新上市公司。研究設計係參酌過去相關文獻與會計資訊特性，並針對國內經濟社會環境加以考量，俾達成木研究之目標。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一）樣本公司在上市前第二年，其與營業有關之裁決性應計項目的確有顯著增加的現象，然而上市前第一年未如預期般增加，反而有減少的狀況，上市後卻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因此與營業有關之總應計項目的變化無法得到新上市公司於上市前從事實質盈餘管理的結論。；（二）與營業活動關係密切的裁決性應收帳款與裁決性存貨無論在上市前後各年運用均有增加的現象，而裁決性應付帳款運用的減少則持續到上市後一年，由個別的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的變化發現新上市公司不僅在上市前運用之，且延續到上市後；（三）我國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後，在營業方面的確存有營運衰退的現象，由其應收帳款周轉率與存貨周轉率的逐年下降便可偵知。

因為公司所有者與管理者不同，且外界第三者不容易直接觀察到公司管理者的行為，而有代理問題存在，也因代理問題使公司管理當局有操縱盈餘數字的機會及動機。然而在投資者沒有受過會計專業訓練下，幾乎很難去區分裁決性應計項目及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當盈餘與營業現金流量差異愈大時，代表管理者操縱應計項目的空間愈大，管理當局為向外界發出訊息顯示自己雖有盈餘管理機會，卻無盈餘管理的行為，則會聘用高審計品質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簽證，也將進一步了解高審計品質會計師事務所是否有較高之偵測或抑制盈餘管理能力。 本研究第一部份在探討公司特性與聘任審計品質之關連性，採用Logit的研究方法探討我國上市公司產生應計項目之特徵是否會影響選任審計品質，並控制以往研究中發現會影響選任會計師因素的變數，如：公司規模、財務槓桿、公司成長率、財務困難、查核意見等變數。本研究第二部分在探討審計品質與所查核公司盈餘管理之關連性，採用橫斷面Modified Jones Model 及CFO Model的盈餘管理偵測模式來衡量公司裁決性應計項目，並利用無母數統計方法探討高、低審計品質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公司之裁決性應計項目平均數是否有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當公司營業週期愈長，則表示企業愈需要較多營運資本，維持其營運活動，或當公司資產敏感度愈高時，則表示企業折舊或攤銷等長期項目愈多，其盈餘與營業現金流量差異愈大，管理當局可操縱盈餘之空間愈大，愈傾向聘用高審計品質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以降低代理問題。另外，實證結果亦發現分別採用橫斷面Modified Jones Model 及CFO Model驗證高、低審計品質在偵測盈餘管理或抑制盈餘管理能力上其結果不同，所以無強烈證據支持由高審計品質所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公司，其盈餘管理的現象會低於由低審計品質所查核者。

基於資本市場先天資訊的不對稱，企業內部人本就享有私有資訊之絕對利益，再加上風險分攤的觀念，透過證券市場向投資人募集資金的方式多為企業的首選。而主管機關為防止投資人權益受損，對於企業現金增資審核之嚴謹門檻，卻導致企業盈餘管理的動機。國內研究對於上述因果及衍生問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但未見針對現金增資目的與盈餘管理動機及工具之關聯性進行探討。 一般而言，公司可能為了補充營運資金、償還負債、擴充產能或購併他公司等目的申請現金增資。理論上，不同的增資目的其資金需求之迫切程度應不同，且不同的增資目的之資金需求也應透過財務報表中不同的會計科目來表達。本研究主要的實證議題有二：（1）現金增資的決策提供盈餘操縱的動機，而盈餘操縱的強度是否因增資目的不同而互異？及（2）不同的增資目的是否搭配不同的盈餘操縱工具，期使現金增資目的與財務報表所顯現出的現金需求相允合？ 實証結果顯示：（1）上市公司增資前確實傾向於採用增加盈餘之裁決性應計項目，同時配合操控業外收益來增加盈餘，但以資產或收益調整之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操縱行為並不顯著。（2）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負債二種增資目的盈餘操縱強度只有在增資前一季是大於其他增資目的，其他測試期間並無顯著不同。（3）補充營運資金之增資目的並不傾向採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為盈餘操縱工具。（4）償還負債之增資目的傾向利用業外收益作為盈餘操縱工具。（5）補充營運資金及償還負債二增資目的之盈餘操縱動機之強度並無顯著差異。

地雷股係因本土性金融風暴而產生，眾多的股市投資人因此受到巨額損失，進而質疑財務報表的允當性及會計師、主管機關的監督不夠周嚴。因此，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地雷公司在遭遇本土性金融風暴時，財務報表是否具有資訊價值以及地雷公司會採用何種模式來管理盈餘，以穩定股價或隱藏財務風險。 本研究以股價行為的模式來定義地雷股，研究樣本包括有地雷股和相對同一產業的非地雷股樣本，研究方法主要以Modified Jones Model推估裁決性應計項目，並依常態性檢定之結果，以t檢定及Wilcoxon Sign Rank檢定，分析地雷公司和非地雷公司的可裁決應計項目和營業外項目變動情形，以檢驗地雷公司是否有盈餘管理的情形。 實證結果顯示：(1)本研究以地雷公司在亞洲金融風暴後地雷爆發前會發生盈餘管理假說，在實證上獲得支持，但是非地雷股也會有盈餘管理的情形產生。(2)地雷股盈餘管理的時點大多發生在民國八十七年第一季、第二季時。(3)地雷股盈餘管理的工具是傾向於使用營業外損益項目，相較之下營業項目是較不顯著的。

論文摘要 公司若申請上市獲准，可獲得融資成本降低、提高公司聲譽、減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等好處。惟申請上市有其門檻限制，促使公司為達上市門檻、提高承銷價等目的，可能操縱送交證管會的財務報表；此外，若公司上市後業績呈衰退現象，容易引起相關單位注意，並影響投資人信心，進而引發公司虛飾上市後財務報表之動機。 本研究以裁決性應計項目及營業外損益為操縱變數，並依據兩指標（上市前現金增資佔資本擴充之比率、獲利能力之高低）分別將總樣本區分為兩組，以對照檢驗進行實證研究：上市前後公司管理當局是否有進行盈餘操縱之行為，並探究此行為的有效性，以及其與上市後業績衰退間的關聯性。以下彙總本研究實證結果： 一． 新上市公司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測試 上市前現金增資佔總資本形成之比重較高及獲利能力較低的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傾向於使用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尤其是裁決性存貨及應付帳款）操縱盈餘。 二． 新上市公司裁決性營業外損益之測試 所有新上市公司，上市後皆有使用裁決性營業外損益及處分投資損益來操縱盈餘之傾向，而處分資產損益非進行所得平穩化的主要工具。 三． 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後業績變動之測試 所有新上市公司，上市後業績皆呈衰退現象，惟上市前現金增資佔總資本形成之比重較高或獲利能力較低的新上市公司相較於其他公司較為顯著。 四． 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後進行盈餘管理的有效性 (一)上市前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改善當期業績的有效性 上市前現金增資佔總資本形成之比重較高及獲利能力較低的新上市公司，上市前操縱裁決性應計項目（ 尤其是裁決性存貨及應付帳款），可有效提高當期盈餘，而操縱期間多在上市前三年至前兩年。 (二)上市後使用裁決性營業外損益項目改善當期業績的有效性 樣本公司上市後操縱營業外損益無法提高當期業績。 五． 公司上市前盈餘管理與上市後業績變動之間的關聯性 上市前現金增資佔總資本形成之比重較高及獲利能力較低的新上市公司，上市前盈餘管理行為的確造成上市後業績指標的衰退，且以裁決性存貨及應付帳款為主要影響變數。 經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知，新上市公司為達上市、提高承銷價或平穩各期所得等目的，仍有其操縱盈餘以遂其目的的投機空間，造成資本市場的不效率，並損害投資人的權益；證管會應儘速建立相關法規，有效防止公司於上市前後的操縱損益行為，促使資本市場更有效率的運作。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問題………………………………………………3 第三節 研究架構………………………………………………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所得平穩化…………………………………………… 7 第二節 實是性會計理論 …………………………………… 12 第三節 盈餘管理相關文獻之探討………………………… 16 第四節 公司上市前後進行盈餘管理的動機和有效性…… 30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說………………………………………………35 第二節 定義變數及實證設計………………………………. 39 第三節 樣本選取、資料蒐集暨研究期間………………… 49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 56 第五節 研究架構………………………………………………60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新上市公司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測試……………… 62 第二節 新上市公司裁決性營業外損益之測試…………… 68 第三節 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後業績變動之測試…………… 74 第四節 新上市公司上市前後進行盈餘管理的有效性…… 80 第五節 公司上市前盈餘管理與上市後業績變動之間的關 聯性…………………………………………………… 9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96 第二節 研究限制………………………………………………99 第三節 後續研究之建議……… …………………………… 100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101 英文部分 ……………………………………………………… 102 圖 目 次 圖1-1 研究流程圖…………………………………………… 5 圖3-1 資料分析期間圖………………………………………56 圖3-2 觀念性架構……………………………………………60 表 目 次 表3-1 總研究樣本暨其上市日期………………………… 50 表3-2 Ａ組研究樣本暨其上市前三年現金增資佔資本形成 之比率………………………………………………………51 表3-3 Ｂ組研究樣本暨其上市前三年現金增資佔資本形成 之比率………………………………………………………52 表3-4 甲組研究樣本暨其上市前三年之獲利率………… 53 表3-5 乙組研究樣本暨其上市前三年之獲利率………… 54 表3-6 盈餘管理與當期業績變動之關聯性分析模型…… 59 表4-1 Ａ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應計項目變動檢定……… 64 表4-2 Ｂ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應計項目變動檢定……… 65 表4-3 甲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應計項目變動檢定……… 66 表4-4 乙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應計項目變動檢定……… 67 表4-5 Ａ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營業外損益變動檢定…… 70 表4-6 Ｂ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營業外損益變動檢定…… 71 表4-7 甲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營業外損益變動檢定…… 72 表4-8 乙組之上市前後裁決性營業外損益變動檢定…… 73 表4-9 Ａ組之上市前後業績變動檢定……………………… 76 表4-10 Ｂ組之上市前後業績變動檢定 …………………… 77 表 4-11 甲組之上市前後業績變動檢定…………………… 78 表4-12 乙組之上市前後業績變動檢定 …………………… 79 表4-13 Ａ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有效性檢 定……………………………………………………… 81 表4-14 Ｂ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有效性檢 定……………………………………………………… 82 表4-15 甲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有效性檢 定……………………………………………………… 83 表4-16 乙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之有效性檢 定……………………………………………………… 84 表4-17 Ａ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營業外損益項目之有 效性檢定……………………………………………… 86 表4-18 Ｂ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營業外損益項目之有 效性檢定……………………………………………… 87 表4-19 甲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營業外損益項目之有 效性檢定……………………………………………… 88 表4-20 乙組上市前操縱個別裁決性營業外損益項目之有 效性檢定……………………………………………… 89 表4-21 Ａ組上市前操縱裁決性個別應計項目與上市後業 績變動關聯之檢定………………………………… 92 表4-22 Ｂ組上市前操縱裁決性個別應計項目與上市後業 績變動關聯之檢定………………………………… 93 表4-23 甲組上市前操縱裁決性個別應計項目與上市後業 績變動關聯之檢定………………………………… 94 表4-24 乙組上市前操縱裁決性個別應計項目與上市後業 績變動關聯之檢定…………………………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9 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理準則」於2008 年起正 式實施，強制規定公司所發放之員工分紅必須認列為費用而非視為盈餘之分配，如此一來，公司管理階層是否會因此考量其盈餘報導之美觀性，導致減少發放員工分紅，以及員工分紅費用化後，是否仍會造成公司管理階層採行盈餘管理。此外，本研究以員工分紅費用化作為一重大事件，深入研究經理人對其分紅之行為模式是否會因而受到改變並趨向利益掠奪假說，並探討經理人持股與獎酬分紅兩者間之關係是否因公司治理程度不同以及發放對象為經理人與一般員工時是否有所不同。 實證結果發現，不論有無排除費用化前一年之影響，員工分紅費用化後公司 確實會考量其盈餘之美觀性而傾向減少發放員工紅利，另雖然過去研究指出，於費用化前，資本市場早已認知員工紅利為公司費用，但公司管理階層仍會考慮投資者間仍存在的功能固著現象，針對員工分紅費用化此一事件進行盈餘管理；然而，若以未預期盈餘將樣本公司加以劃分，則在未預期負盈餘之樣本公司中，無法證實其會利用負向之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洗大澡；最後，在分紅費用化之後，經理人持股比例與分紅金額呈正比，顯示經理人在代理問題上從利益收斂趨向利益掠奪公司，並且在公司治理較差的公司中尤為明顯；此外，經理人會同時增加對於經理人與一般員工之分紅金額。 / 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No.39 has beening implemented since year 2008, and it is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any to recognized employee bonus as an expense rather than as a surplus of assignment.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might consider company’s earnings performance and result in paying less employee bonus, as well as adopt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pply the employee bonus expense as a major event to study whether the patterns of managers’ behavior on their dividends will be affected and correspond to entrenchment hypothesis. Also,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erger’s ownership and bouns unde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s well as different payment objectives (e.g. managers and staff).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ther excluding the effect of the previous non-expnsing year or not, the company did consider its earnings performance and tend to pay less employee bonus after expensing employee bonus. Although other studies point out the capital market has already seen employee bonus as an expense, the company will manage earnings due to functional fixation hypothesis. However, it can’t be verified that taking big bath would exist by using negativ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inally, after expensing employee bonus, managers’ ownership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 of bonus and the companies with poor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addition, managers will also increase their own and staff’s dividend amount as well and it implies the angency problem towards entrenchment hypothesis from 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

本文以美國公司為樣本，探討高階主管獎酬結構與後續經營績效之關係以及高階主管獎酬結構與盈餘結構之關係。在高階主管獎酬結構與後續經營績效之關係方面，本文以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CFO)、經濟附加價值(EVA^R)與股票報酬率(RET)作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之指標，並以會計績效指標之總資產報酬率(ROA）與普通股權益報酬率(ROE)作為敏感性分析。實證結果均支持預期之推論，即高階主管獎酬結構著重長期激勵之公司，其後續績效明顯優於獎酬結構著重短期激勵之公司。 　　在高階主管獎酬結構與盈餘結構之關係方面，本研究發現：(1) 盈餘結構之應計項目中，應收帳款變動數、應付帳款變動數、存貨變動數與高階主管短期激勵性獎酬呈正相關，而折舊費用則與高階主管之短期激勵性獎酬呈負相關；反之，應收帳款變動數、應付帳款變動數、存貨變動數則與高階主管之長期激勵性獎酬呈負相關，而折舊費用則與高階主管之長期激勵性獎酬呈正相關。如預期地，這說明較高的短期性盈餘應計項目會導致較高的短期激勵性獎酬，及較低的長期激勵性獎酬；而與長期性投資有關的折舊費用則與長期激勵性獎酬呈正相關。因此偏向短期激勵性獎酬之結構，易誘使高階主管利用該四項應計項目，以獲取短期激勵性獎酬；反之，若高階主管獎酬結構以長期激勵性獎酬為主，則高階主管會較重視長期獲利能力與績效，無形中減少操縱短期盈餘之誘因。(2)高階主管現金獎酬比例越高之公司，其盈餘結構中之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比例亦越高，說明現金獎酬比例較高之獎酬結構會誘導高階主管調節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以達到預定之盈餘目標。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階主管獎酬結構對於經理人之經營誘因，扮演極重要之角色。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components of earnings and that between CEO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nd firm's long-term performance. The larger the proportion of long-term incentive compensation in CEO's total compensation, the better the firm's long-term performance which is measured either as CFO, EVA^R, stock return, or accounting performance measures. On the contrary, higher proportion of short-term incentive compensation in total compensation can be obtained by manipulating accrual components. Firms with larger proportion of cash compensation have higher current discretionary accruals so that managers could be motivated toward managing discretionary current accruals to achieve target earnings. Such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ompensation structure can b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at induces manager's efforts towards shareholders' interest.

本研究分成兩部分，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之上市公司，第一部分以2004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探討2008年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對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平均有效稅率之影響；第二部分以1998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探討中國大陸上市公司是否為了因應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對有效稅率的影響，而從事租稅誘因盈餘管理之行為。 第一部分之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之平均有效稅率在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有顯著的下降，表示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之有效稅率隨著名目稅率降低而下降。外資持股比例超過20%之上市公司（定義為外資企業），其2008年後之有效稅率上升，且內外資企業之其平均有效稅率之差異有縮小之趨勢。屬於高科技產業之上市公司在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後，其有效稅率並未下降；但與除了農林牧漁業外之其他產業相比，高科技產業之上市公司其有效稅率較低。第二部分之實證結果發現，在2008年有效稅率下降之上市公司，其於2008年後的裁決性應計項目較大，有將盈餘遞延認列之傾向。 /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wo research issues. The first part uses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capital structure data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09,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nterprise Income Tax in 2008(hereafter 2008 Income Tax Law). And the second part which uses the financial and capital structure data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from 1998 to 2009 investigates i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take the ac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e first part show that the average ETR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declin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listed companies whose propor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 is above 20% (defined as foreign enterprises) increased ETRs after 2008 and the differences in ETRs between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are reduced gradually. Further, the average ETRs of China listed compan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do not appear to be decreas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However, besides the agriculture, forestry, herding, fishery industries, listed compan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remain to have lower average ETR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08 Income Tax Law.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f the second part show that China listed companies whose average ETRs decreased in 2008 appeared to have great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fter 2008, suggesting those companies shifting earnings to 2008.

本研究以台灣上市櫃公司及分析師投資報告為研究對象，探討會計師忙碌程度與審計品質之關聯性，以及產生學習或互斥效果。審計品質以裁決性應計項目、財務報表重編及迎合或擊敗分析師預期三種特性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會計師忙碌程度與裁決性應計項目、財務報表重編及迎合或擊敗分析師預期皆呈現顯著負相關。此結果表示，會計師忙碌程度愈高，受查公司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之可能性愈低。本研究藉此結果推論，會計師忙碌程度愈高，透過累積查核經驗，促進知識改善，產生正向的學習效果，進而提高審計品質。 /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usyness of auditors at partner level and audit quality and whether the association stems from learning effect or crowding-out effect, by using the listed firms’ data and the analysts’ reports in Taiwan. I use the following three measures of audit quality to examine my hypotheses: discretionary accruals, financial restatement, and meet or beat analyst forecast.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ms experience low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re less likely to rest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have lower likelihood of meeting or beating analysts’ expectations when auditors are busier.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otion that auditor busynes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audit quality. Taken together, the finding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in favor for learning effect rather than crowding-out effect of auditor busyness.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results remain unchanged, regardless of lead auditor busyness or concurring auditor busy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