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的鬥爭退出國際舞台，取而代之是國家議題的覺醒。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等議題重回國際舞台，並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影響下，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的內涵，也跳脫過去軍事安全及主權安全限制，向經濟安全及文化安全等面向擴張、延伸。 中國幅遠雖廣大卻資源有限，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傾斜發展策略，選擇以少數地區或部門作為發展重點；然而此舉卻又導致中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的逐漸增加，不同區域間的居民收入及消費水準的差異擴大。為防止經濟問題衝擊到政治與社會的穩定，中共當局開始關注對中西部的發展。1999年6月，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宣示，保障邊疆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加快此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助於整個地區的政治穩定。 從中共領導人的上述談話可得知，西部大開發是為解決東西發展不均的問題，但因為經濟不均將連帶引發社會、治安等議題，以及西部本身具有特殊戰略地位，使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目標不僅僅是帶動西部經濟發展，還具有其他政治、社會意涵。值經濟全球化浪潮之際，各國經濟發展必定要和國際市場接軌，受國際政經局勢影響，中共在制定西部大開發政策時，必要考慮目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情勢變化。因此，在研究西部大開發政策時，不能僅用經濟層面剖析，而需擴大考慮國際、國內雙重因素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層次。

本論文主要在討論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在中共建政後至1997年經濟發展的情形。 首先筆者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分成1.改革閉放前期;2.改革開放初期;3.九十年代時期。並討論各別時期間,中共主要的區域發展策略,及其對「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影響。筆者主要是通過基礎的統計分析來比較中國大陸東、中、西部三地區經 濟發展的差距惰形。 綜合研究結果,筆者深覺,長期以來一直位於中國大陸邊陲的西部地區,若能利用自己特有資源、環境走自己特有的發展道路的話,也未必不能達到像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畢竟區域經濟增長點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後,由於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種種因素,會出現向外擴散的趨勢,此種擴散就是有效率的擴散。我們也期待「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會在此種有效率的擴散中,日漸成長茁壯。

台灣NB(Notebook Computer) 產業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 代工大廠，十多年前因為成本因素，前進中國大陸沿海省份並且花了無數的時間與精神建立了幾乎與台灣不相上下的生產基地，一路走來篳路藍縷建置了完整的產業鏈與生產聚落。 然而中國大陸沿海各省隨著時光推進與經濟開放後，國外投資的陸續增加，也促使大陸沿海各省的工資水準上漲以及社會環保意識的抬頭，造成近幾年來台灣的ODM大廠面臨了幾項重大的經營困境；例如，中國政府宣布要調整基本工資的問題，每次農曆年後或長假之後出現缺工潮的問題，勞工爭取本身勞動權益的問題，環保意識日漸為社會所重視的議題，而且成為企業經營上的重大壓力以及大陸中央政府期望藉由產業升級的政策將對大陸沿海省份的三高產業(高汙染，高耗能，高排放)進行取消補助並建議其往內地的遷移。 因此大部分的台灣NB ODM大廠也紛紛跟隨正在進行全球布局的國際NB品牌大廠一起前進中國大西部，無非是為了要穩穩守住手中現有的訂單，而國際NB品牌大廠無不藉著此次配合中國政府的政策前進中國大西部，同時也是希望早日能夠取得進入中國這一塊全球最大的新興消費市場的頭香。 近年來由於兩岸政經環境在全面直航與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之後呈現穩定發展的態勢，同時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台灣也相對關注中國的未來發展。同時因為歐美地區的經濟不景氣，各國將全球經濟成長的希望寄託在新興市場的經濟成長與中國的重點產業，希望在它們所發佈的經濟政策發展藍圖中找到所屬的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因此本論文希望結合當前的政經時局配合麥可•波特國家競爭力(鑽石體系)分析(Michael E. Porter，1990)，五力分析(Michael E. Porter，1980)與價值鏈分析(Michael E. Porter，1985)，找出台灣NB(筆記型電腦)產業的ODM廠商在面對中國的「十二五」計畫中，關於「開發中國大西部」與國際NB品牌大廠要求共同前往中國的重慶與成都建立新的生產基地之經營策略分析。希望藉由這個論文議題，進行資料蒐集，分析歸納，並對台灣NB產業未來發展提供具有加強產業競爭力的建議。 關鍵字: 十二五計劃，開發大西部，NB，ODM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中國區域發展策略由平衡轉為傾斜，由強調公平轉為追求效率。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原有良好經濟基礎及區位優勢，率先獲得發展。惟在東部經濟高度發展同時，使得東、中、西部的區域差距急速擴大。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啟動「西部大開發」戰略，不但是重大經濟政策，也是重要政治決策，當然也關係到能否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 西部是中國大陸少數民族最為集中的地區，長久以來，民族團結、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以及民族共同發展就是中共宣揚其民族政策的口號。經濟被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靈藥，因此，藉經濟開發以促進民族關係的融合發展應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另一目標。由於西部開發與少數民族間的關係密切，所以，此一戰略能否成功繫於西部地區各民族間以及漢族和少數民族間關係是否和諧。 九○年代中期後，中共積極致力睦鄰外交政策，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廿世紀初開始倡導新安全觀，強調安全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西部的地理位置，從國內的視覺看，具有邊緣性、邊際性和鄰邊性的特點，從全球的視覺看，西部地區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優勢。藉由與毗鄰國家經濟結構的互補與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相似，為中共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良好條件。 中國的自然資源不如想像的豐富，許多資源或已接近枯竭期，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已因對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而成為能源進口國家。對其國家持續發展來說，資源缺乏的問題將是未來制約中共經濟成長與「和平崛起」目標達成的不利因素。有鑒於能源將是下個世紀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如何儘早規劃開放具有豐厚能源的西部地區，以確保能源供給的穩定，自然是關鍵的戰略課題。 中共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江澤民在會中明確指出「縱觀全局，廿一世紀頭廿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中國和平崛起至關重要。如果中國能抓住和用好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二○○○年翻兩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麼中國就可以真正實現和平崛起。 本論文研究重心在於中共為能達成西部開發戰略目標，藉由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第10個五年計畫（亦「十五計畫」），開展有關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教育、扶貧及少數民族地區建設等各項改善措施。在政策執行期間，中共所面臨的制約與挑戰。以及檢視西部開發政策執行迄今，與中共所欲達成的戰略目標逐一比較，以及執行成效與所獲得的初步成果。

觀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軌跡不難發現，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對總體經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整體而言，中共建政迄今，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歷經了從「均衡」到「不均衡」，復又回到「均衡」的三個階段。其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之更迭，不外乎在追求總體經濟的最大效益，然地區經濟的成長以及經濟實力之消長，則絕大部分取決於地區產業結構之良窳。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機制的引進，中國大陸各地區經濟雖得以快速發展，但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現象卻日趨加劇，條塊分割、相互封鎖、自成體系、重複建設、重複引進等問題日益嚴重。中共乃於2000年3月5日召開的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強調「調整產業結構」將為「十五」計劃的「關鍵」指導方針，並要求「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顯然中共已意識到區域產業結構失衡現象已嚴重阻礙總體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其自2000年開始大力推動「西部大開發」，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策略的重點政策，是否能徹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不均衡發展策略所導致的東西經濟差距、產業結構趨同化、地區利益衝突等問題，並促使大陸經濟獲得突破性之發展，尚待評估。 基此，本文將探討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策略對區域產業結構之影響，並分析產業結構之經濟效益與發展過程中產生之問題。全文共分六章，二十節，計七萬餘字，各章提要如次： 第一章：緒論部分，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二章：探討區域經濟理論體系架構，藉以明確區域產業結構在區域經濟學中的研究範疇，並探析區域產業結構理論的實質內涵。 第三章：回顧中共建政以來各階段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的內容，並探討各階段發展策略的宏觀環境以及影響因素。 第四章：採實證分析法，分析1979年至2000年間中國大陸三大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經濟發展之關係，以及區域產業結構的經濟效益。 第五章：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各區域間產業結構變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及其原因，並瞭解中國大陸為解決區域產業結構問題的設想方案。 第六章：提出本論文之研究發現，並作一反思評估。

中共為突破美國既圍堵又交往之策略，並因應美國從中亞、南亞著手形成之左右包抄之勢，遂產生向中國大陸西部、向南亞、中亞、南太平洋、向歐洲發展之戰略態勢，從多點突破美國四面圍堵與兩洋包抄之地緣戰略，企圖與南亞建立「海上絲路」，解決「麻六甲困境」，並採取務實之「近海防禦戰略」。在新的地域與美國周旋，既可多方面掙脫美國的包圍網，也將美國的戰線進一步拉長與擴大，增加自我戰略縱深，令美國顧此而失彼，進而突破美國「兩洋包抄戰略」，亦即「北約東擴」與「美日安保西移」兩面夾擊的封鎖線，中國大陸西部地區有極大的發展潛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加快西部地區發展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推動力。中共要求抓住機遇，實施西部大開發，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從而實現東西部協調發展的一種戰略性選擇。然而中國大陸位於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是介於海權、陸權兩相爭權的交界地區。故此，中共很難脫離此一權力暴風區，復以為鞏固中共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必須利用有利之地理位置，建立完整明確之能源戰略，爭取有限之石油、天然氣、水資源，支撐未來經濟發展能源不虞匱乏，使永續發展之願景成為可能的事實。

自1978年鄧小平南巡，中國大陸在經濟上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開始一連串的經濟制度改革，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逐漸走向市場經濟。使得中國大陸有充裕資金、技術長足進步、經濟快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生產總值和人均所得皆大幅提升。但就總體整個大陸因區域經濟結構與政策等因素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快速，西部地區發展停滯落後，內部各區經濟發展仍存在極大差異。因此，自江澤民在1999年6月9日「中央扶貧開發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概念，中國大陸就陸續提出多項區域發展政策，期能撫平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差距。而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迄今將屆10年，經濟建設與發展成果豐碩，並將進入第2階段，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方針是否真正提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且解決東西部區域經濟差距問題？此外，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蔓延，外部市場需求萎縮情況下，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幅超越東部地區，但隨著中國大陸整體經濟成長，東、西部地區、城鄉差距仍然懸殊，西部地區要脫離落後狀態應該發展的方向究竟為何？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1997年至2009年西部地區各項有關經濟成長追蹤資料，搭配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分析影響大陸西部地區經濟成長的趨勢及決定因素為何，並以估計之結果檢視「西部大開發」政策是否為西部地區發展所需，並確實提升西部地區經濟成長。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影響西部地區經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有七：就業、工資率、固定資產投資、利用外資投資總額、能源消費量、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及金融危機。其他的變數如貿易開放程度及時間趨勢等，皆未有顯著影響。 / Since Xiaoping Deng’s Southern tour in 1978, China has adopted economic reforms and open policy, there are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s, changed from the central planning economy to the market economy gradually, which resulted in capital abundance, advance in technology,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living standard enhanced, both GDP and per capita incom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ainland China. But overall due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policy and some other facto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coast and the lagging behind of the West, has cre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enc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ach region. Therefore, since Zemin Jiang launched the "The W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Cent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on June 9, 1999, Mainland Chain has a numb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o solve the unbalanced gap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velopment Policy has been over 10 years， there are fruitful result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going to enter Phase 2. Has the approache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policy really enhanc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 Has it solved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In addi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p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and the shrinkage of external demand, the West's GDP growth is lower than the East. But follow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overall, the ga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is still huge. What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West to escape from the lagging ?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ill base on the relevant tracking data of 1997-2009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e West and the estimate of fixed-effect model, to analyze what are the the economic growth trends and decisive factors of the West ? And use the estimate results to check whether "The West development policy” is r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 Has it actually enhanc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est ?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there are seven decisive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West: Employment, Wage rate, Fix Asset Investment, Amou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Energy Consumption, The Beneficial Policies of West Development，and Economic Crisis.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trade openness and time trends, also has significant impact.

西部苗族有豐富又多彩的創世故事，這是他們民族分散在廣大的地區並與其他民族接觸的結果。其龐大的神系有需多不同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有的是男神，有的是女神，有的男女神是夫妻而分配創造天地。由於苗族在20世紀起才開始有自己的文字，在此之前他們是以口傳方式延續其創世神話。雖然這些神話故事時有宗教方面的色彩，但是它們本身並無神聖的地位。 希伯來人的創世故事記錄於《聖經》〈創世記〉。它們反映了早期的書寫傳統。他們的神是男神，也是唯一的神。因為這些故事的地位神聖，被視為是其唯一正統的創造故事，因此被留傳下來的版本被賦與不可改變或附加其他內容的神聖地位。 兩個完全不同的創世傳統可以提供非常豐富的對比研究。筆者對兩個創世傳統所反映對神、對宇宙結構與對道德的觀念特別有興趣。透過研究發現，這兩個表面上完全不同的創世傳統，深入探討後，發現二者竟有許多相似之處。共同的概念包含天地被至高無上之神創造、混沌的原始世界、創造好的完美世界被死亡與疾病破壞、樂園的失去、普世的洪水氾濫、泥土造人、善與惡的對立等。筆者假設以上的共同概念，再加上無故土的西部苗族很容易認同歷史上亡國的希伯來人，導致其對基督教的接受度有比較高的傾向。 / The Western Miao have an abundance of rich and colorful creation myths.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ir living scattered over a large area, and interacting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heir large pantheon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creator gods. Some are male, some are female, and some are male/female couples. Because the Miao did not have their own alphabet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y passing on of their myths was done orally. Although these myths sometimes hint of religious influences, they do not have sacred status in themselves. The Hebrew creation myths are recorded in the Bible, in the book of Genesis. They reflect an early written tradition. Their God is male, and He alone is God. Because of their sacred status, these stories are seen as the only legitimate creation stories. Thus, in passing down these stories, no changes or additions can be made. Two such very different creation traditions provide rich opportunities for comparison. The author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examining how these stories reflect different concepts of god,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of morality.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while on the surface, these two creation traditions appeared to be very different, a deeper probe revealed many similarities. These included the concept of a supreme creator God, original chaos, a perfect world marr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ickness and death, the loss of paradise, a universal flood, man made from clay, the dual opposites of good and evil, etc. The author postulates that these similarities, plus the fact that the Miao, without a homeland, could relate to the Hebrews, contributed to their easy 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 Key words: Western Miao, Hmong, A-Mong (Hua Miao), Hebrews, Genesis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世界主要強權之一，且為現存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中，最大的非斯拉夫民族共和國，1991年底獨立後成為世界第九大國、最大內陸國及中亞地區最大國。中共在哈薩克獨立後隨即與之建交，兩國建交迄今將近20年，兩國非惟在政治、外交、安全層面合作密切，歷年簽署的雙邊條約或行政協議、公報、宣言汗牛充棟，近年在經濟、能源層面的高度互補，也引起各界的關注。 本文透過歷史分析法，追溯當代哈薩克民族國家的起源，回顧近代哈薩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演變，包括清朝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及中共建政時期，並以此歷史脈絡作為認識哈薩克獨立後中哈雙邊關係之基礎。而在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中哈之間除了既有的雙邊關係，又增加了多邊關係的互動平台，是故本文以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時點作為分野，將中哈關係分成前、後二階段探討，並分別就兩國政治、經濟、能源與安全四大議題分別論述評析。最後，鑑於中亞地區在國際地緣戰略上的重要價值，中哈關係的發展始終受到其他強權外部因素的影響，因此特別針對俄羅斯、美國、歐盟國家、印度等對哈薩克亦抱持戰略興趣的國家，深入研析該等國家對哈薩克的外交作為，以暸解對於中哈關係產生的衝擊。 本文發現，中哈之間目前除水資源爭議外並無利益衝突，在以疆界問題為主的高度政治議題解決後，兩國在低度政治議題特別是石油領域，建交至今有長足的進步，符合哈薩克「石油興國」的目標，更成就中國「油源多元化」以打破「麻六甲困境」的能源安全大佈局。因此，中哈關係在目前國際環境條件不變之下，在各自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下，可望繼續深化友好，促使中國與中亞地區產生更緊密連結。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nowadays one of the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and the largest communist country. Republic of Kazakhstan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is the largest non-Slavic peoples component of the former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and after its independence, it becomes the 9th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lar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The PRC and Kazakhstan ha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January, 1992 soon following Kazakhsta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n Dec. 16, 1991.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re growing closer not merely in high politics such a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issues, but also in low politics such as economy and energy issues.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and reached certain treaties, agreements, bulletins and pronouncements as well. This thesis reviews the origin of Kazakhstanian nation sta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tual relations from the Chin Dynasty to the eve of Kazakhstan’s independ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analytic approach and evaluates the present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Moreov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was founded in Jun. 15, 2001 and it offered a multilateral channel for the PRC and Kazakhstan to dialogue and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So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into two periods by the crucial year 2001 and therefore compares bilateral political, economical, energy and security (including anti-terrorism)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2001. Nevertheless,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re alway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ther major powers such as Russia, the USA, the EU or even India due to the geopolitical value of central Asia, the so-called “heartland” of the “world island” in Mackinder’s theory. As a result, this thesis discusses on the impact by these behaviors upon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its resolutions. Finally,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re getting better with the time except for water resource issue. Their first cooperative item is petroleum mining and transportation. By doing so, Kazakhstan can trade foreign exchange to develop economy, while the PRC can ensure its petroleum import from “Malacca” dilemma and avoid energy hunger. Hen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the PRC-Kazakh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y will build closer tie than ever under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s both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politic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18108号 / 理博第3986号 / 新制||理||1575(附属図書館) / 30966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生物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疋田 努, 准教授 本川 雅治, 准教授 渡辺 勝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