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區在地理上與中國大陸均關係最為密切，整個中南半島遠及一海之隔的菲律賓和印尼，各國政、經情勢的好壞，自歷史事實觀之，幾乎和中國大陸之政治變遷息息相關；歷年來，由於中國大陸政權的轉換，主政者採取不同之對外政策的結果，也連帶使此地區產生不同的影響；元朝時採軍國主義作風，使得此區遍地烽火，民不聊生。繼元朝後的明朝採濟弱扶傾，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的王道主義，進而採取保護政策，使本區各國民生樂利，享受太平盛世的生活。直至清朝，由於政權腐敗，中國大陸本身淪為列強之次殖民地，此地區乃失去屏障，為西方諸列強乘隙而入，除泰國外無一倖免，全為列強所割據。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各國之前途實與中國大陸政權之好壞息息相關；只要在中國大陸上的政權是講仁義的王道政權，則本地區必能享受富足安定的日子，反之，則本地區必無一日安寧可言。 證之歷史，揆之現實，吾人極易發現，二次大戰後中南半島各國烽火連天，菲律賓、印尼二國也時有政權被威脅之苦，實不無道理。蓋二次大戰後，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在主張「暴力革命」，「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政權心目中，本區各國剛自西方列強手中獲得獨立，一切都沒基礎，再加上地理上相近的因素；無疑是擴充其政權的好機會，要不是美國獨力負起捏衛本地區的責任，則東亞地區必成為另一個東歐，那是可以斷言的。 歐洲共同市場已顯現了一個最明顯的成功例子，透過經濟合作，促成西歐各國在政治、經濟上均成為足刻以與世界任一強國相抗衡的局面。因此，如能堅定本區各國立場，進而結合起來，必能為此地區帶來政治的安定與經濟的繁榮。自從政府遷臺後，無時無不以反攻大陸為第一職志，東南亞地區與中國大陸關係如此密切，且身受中共之苦又如此之深，若能對此地區各國情況作個深入了解，再與之聯合起來，當必能在反共陣容的第一線上增加無比的力量；筆者撰寫有關東南亞經濟問題之動機亦即在此，希望能透過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之探討，增加對於東南亞各國實際問題之了解，以為來日之用。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 前言 概述二次大戰後，區域經濟合作其所以興起之原因，以及世界各地各種不同的區域經濟合作同盟出現的情形。 第二章 區域經濟合作的理論與效果 在理論上，以先進國家經濟結構為背景的區域經濟合作理論，並不適宜發展中國家；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區域經濟合作的貿易創造效果大於貿易轉移效果時，經濟合作才能增加經濟福利。這種理論並不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透過進口替代工業及長期動態經濟發展的觀點，區域經濟合作對於發展中國家不失為突破瓶頸的一種解決辦法。 區域經濟合作的本質，就是在廢除某地理區域內幾個國家之間的貿易障礙，以促進彼此間更密切的經濟交往與合作，而對於區外國家則維持著歧視的態度，因此其影響所及將為合作的國家帶來擴大規模，導入競爭、增加投資和改善貿易條件的效果。此外，本章也探討區域經濟合作產生的背景及其合作的形式。 第三章 東南亞國家的現狀分析 透過統計數字的探討，便可很清楚地看出阻礙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問題。本區由於傳統出口物品在種類與地理上的高度集中性，導致本區貿易條件的長期不利，因而影響到各國的輸入能力，使貿易無法提供國內缺乏的資本財和原料，阻礙發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各國為促進工業化而採取的進口替代政策，則又受到國內市場狹窄與資金的不足及生產與管理技術的落後，和資源的缺乏等各種不利因素的限制而無法順利推展；此外，過度的保護使得這必要的罪惡（Necessary Evil）變成無法忍受。因此，經濟結構上的不均衡，即國內資源無法轉換為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資——不論是自行生產，抑或透過國際貿易來獲得——乃是本區國家今日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再加上各國共產黨的騷亂，幾乎半數的國家都在二次大戰後再遭遇過戰火的洗禮。在這情形下如何使這些國家聯合起來，產生自救救人的力量，將是一個很值得 探討的問題。 第四章 東南亞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亞洲經濟合作的觀念發軔得很早，早於一九五○年「歐洲支付同盟」成立的前後，日本即提出組織「亞洲支付同盟」的計劃，然而由於韓戰、越戰的爆發，使本區重新陷入混亂狀態，此計劃乃宣告無疾而終。直至一九六一年方組成了東南亞洲協會，以後陸陸續續有各種組織出現，就中以RCD組織較有成效。由於本地區人口多且繁，而政治、經濟基礎均不穩定，再加上無合作經驗的結果無法堅定合作信心，且合作以後的利益不易公平分配等種種因素，使得本區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能降至最低點。因此在這情形下，欲侈言採行全面自由貿易區與關稅同盟的辦法是不現實而不可行的；似宜採取漸近的方式，合作地區不妨由小而大，合作內容由狹而廣，如此則或許會有成效。 第五章 結論 東南亞地區在經濟上是落後的，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在合作基礎上是沒經驗的；故本地區若一開始即欲全部結合起來實不可能，而若欲採局部漸近的方法，則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達到各國間利益的均等；因此，為了使國際分工容易推行，必須要自經濟發展階段大致相同的各個國家開始結合，再漸漸放大，如此才可能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全文由選擇題目開始至撰寫期間，深得李師登輝悉心指導，不時給予思想上的啟迪及資料的提供，方得以如期完成；吳師叔心、郭師華倫、曹師伯一，不時給予關懷與鼓勵；張師維亞、國際關係研究所陳召集人元在資料的搜集方面，提供許多極為實貴的意見；此皆所衷心感激者。國際關係研究所、外交部、經濟部、經合會及美國新聞處的提供資料，使筆者受惠良多。際此論文草成之時，謹申十二萬分的謝忱。惟達棠才疏學淺，初次嘗試論文寫作，疏漏錯訛之處必所難免，尚祈 師長先進，不吝賜教指正，俾日後得以有改正機會。

三十多年來，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由開發中國家擠身新興工業國家之列，但是經濟區域卻未能兼顧整體之均衡發展。而產業轉型時期的人力供需及失業率問題，一直為社會學者所關切。另一方面亦產生了都市化的問題，造成南北大都會區(台北市、高雄市)的人口密度激增，且勞動力亦往此少數地區移轉。 時空數列模型描述地區本身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時空動態關係。基在區域經濟及環境科學上應用極為廣泛。本文即以失業率代表勞動市場供需變數的指標，考慮台北市、高雄市與台灣省的地緣關係，應用時空數列的方法，分析台灣地區勞動市場的變動情況，最後並預測未來幾期失業率的變動趨勢。

九七香港回歸之後，中共積極要將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主觀上期望達到「垂範臺灣」的目的，在中共而言「兩制」可在主導之下做最大程度的放寬或優惠，但「一國」絲毫不會讓步，這也是臺灣內部對中共任何舉措，都有疑慮的主因。而中共既然希望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能形成對臺工作的模式，因此，必須確保香港回歸後的政經穩定，尤其是經濟上的持續繁榮，故在香港面臨一連串的經濟不景氣，在2003年6月間與香港進行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磋商過程，給予香港更優於WTO規範之下的優惠措施，2004年1月正式實施後，基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確有實際成效。 由於兩岸之間無論就地理位置、政治關係、歷史背景等，均不同於中共與香港之關係，而兩岸民間往來與經貿交流的互動頻繁，逐漸降低政治上的緊張、對立，臺灣在經貿上對大陸依存度的升高，大陸已成為臺灣經濟前景能否持續成長必須考量的主要市場，建立制度化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應可活絡臺灣經濟發展。臺灣在2002年1月加入WTO後，原本認為可以開展國際經貿空間，可是WTO多邊談判延宕，導致區域主義的興起，各國紛紛投入區域經濟整合，相互簽訂相關的區域FTA（自由貿易協定），尤其中共與東協形成的「東協加一」，將與2010年1月正式上路，未來日本、韓國再加入而成為「東協加三」，臺灣均因中國的因素被排除在外，導致經濟上可能出現邊緣化或孤立化的危機。因此，兩岸建立制度性的經濟合作機制，先與中共簽訂對臺灣有利的優惠協定，進而走向國際，當是可行的思考方向。 既然臺灣內部反對比照中港CEPA模式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所以名稱從CECA改為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政府的考量，任何只要達到兩岸經貿正常化，擴大兩岸市場接軌，對臺灣經濟必然是一種「機會」，倘若涉及到政治上的主權爭議或國家認同的疑慮，則對臺灣就是一種「威脅」，此就SWOT策略分析，在CEPA具「中國特色」的「一國兩制」經濟合作模式，會陷入「以大吃小」、「貶抑臺灣主權」、「將臺灣地方化、香港化」的危機，而ECFA對臺灣的總體經濟、產業發展將「利大於弊」，是「機會最大化、威脅極小化」的最佳選項。惟在ECFA洽簽過程，亦必須考量其中的變數以及談判的策略，針對基層農工民眾及弱勢產業的疑慮，針對性的加強宣導，爭取內部最大共識，並完成風險評估，結合臺灣民主特性，做好談判準備，方能爭取對臺灣經濟發展最有利的結果。

北美自由貿易區所要達成的一體化程度或許不如歐洲聯盟所企圖達成的目標，但以其做為第一個將南方國家－墨西哥納入經濟集團的「先軀」，以具有最典型的帝國主義色彩的美國、對美國市場高度依賴的加拿大與墨西哥、最典型的南方國家力圖發展經濟的墨西哥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啻為我們可以從中觀看、了解資本主義進展過程中帝國擴張的典範。

自1990年代起，全球區域經濟整合蓬勃發展，大幅影響與塑造了世界各地經濟及貿易的運作。我國一直為貿易導向之國家，在世界貿易體系中扮演優良產品出口國之角色，更不能免於區域經濟整合之外。時至今日，當亞太地區的兩個重要大型區域貿易協定TPP及RCEP即將成形，我國卻尚未加入，也未見在短期內能夠加入之明確曙光，故本研究欲探討在我國未能加入TPP及RCEP之假設前提下，此二區域經濟整合對我國總體經濟及產業部門之衝擊。本文先概述TPP及RCEP之協定內容、特色與重要性，再蒐集政府機關之研究報告、國際組織發布之公開資訊與國內外既有文獻之內容與數據分析，並根據文獻內容探討TPP及RCEP對我國總體經濟及產業的衝擊和影響，發現當TPP及RCEP生效而我國未能加入，此二區域經濟協定將使我國總體經濟數據負成長；此外針對作者所服務的電子設備產業，也帶來負面的衝擊。基於此結果，作者以電子設備產業為例，對我國廠商在面對整體經濟環境的影響下提出因應策略，包括海外供應鏈佈局、建立海外經銷體系、增強產品及服務差異化、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結盟以及海外台商交流互助平台等，以期能建立並持續保有自身優勢，在國際競爭中獲得佳績。

觀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軌跡不難發現，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發展策略對總體經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整體而言，中共建政迄今，大陸區域經濟發展歷經了從「均衡」到「不均衡」，復又回到「均衡」的三個階段。其區域經濟發展策略之更迭，不外乎在追求總體經濟的最大效益，然地區經濟的成長以及經濟實力之消長，則絕大部分取決於地區產業結構之良窳。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市場機制的引進，中國大陸各地區經濟雖得以快速發展，但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現象卻日趨加劇，條塊分割、相互封鎖、自成體系、重複建設、重複引進等問題日益嚴重。中共乃於2000年3月5日召開的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強調「調整產業結構」將為「十五」計劃的「關鍵」指導方針，並要求「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顯然中共已意識到區域產業結構失衡現象已嚴重阻礙總體經濟的持續發展。而其自2000年開始大力推動「西部大開發」，作為區域協調發展策略的重點政策，是否能徹底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不均衡發展策略所導致的東西經濟差距、產業結構趨同化、地區利益衝突等問題，並促使大陸經濟獲得突破性之發展，尚待評估。 基此，本文將探討中國大陸區域發展策略對區域產業結構之影響，並分析產業結構之經濟效益與發展過程中產生之問題。全文共分六章，二十節，計七萬餘字，各章提要如次： 第一章：緒論部分，包含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二章：探討區域經濟理論體系架構，藉以明確區域產業結構在區域經濟學中的研究範疇，並探析區域產業結構理論的實質內涵。 第三章：回顧中共建政以來各階段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的內容，並探討各階段發展策略的宏觀環境以及影響因素。 第四章：採實證分析法，分析1979年至2000年間中國大陸三大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經濟發展之關係，以及區域產業結構的經濟效益。 第五章：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各區域間產業結構變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及其原因，並瞭解中國大陸為解決區域產業結構問題的設想方案。 第六章：提出本論文之研究發現，並作一反思評估。

90年代以後，全世界各地區幾乎都已成立地區性合作組織，唯獨東亞地區，卻仍未形成特有的地區組織，僅出現一些涵蓋東亞國家的合作組織和論壇，如東協、亞太經濟合會；嚴格而言，此二組織無法真正代表東亞地區合作組織，因為東協並未包括東亞地區的中共、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外）；而亞太經合會涵蓋的區域過於廣闊，成員也不僅限於東亞國家。東亞區域化早在1980年代即展開，政府間合作主導的東亞區域主義也於1990年代後期開始快速萌芽，其中以東協為軸心的「東協加N」系統的區域經濟整合發展更是明顯。 1990年代末期，國際間簽署區域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蔚為風潮。中國面對世界經濟環境變化，以及促進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實際需求，對外洽簽FTA的態度也越顯積極。尤其中共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明確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此係中國首次將對外布建自貿區列為國家級戰略，其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更邁入全面快速進展新階段。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中國積極發展區域經貿關係，融入世界經濟整合的面向與深度均有顯著擴展。從近年中國與貿易夥伴洽簽FTA的現況與展望，亦可窺見其布局策略取向，係著眼於「立足周邊、邁向市場、掌握資源」等三大面向。迄2010年9月底，中國已簽署及商談中的FTA計14個，除涵蓋範圍東亞地區，更擴及富藏能源與潛在商機的新興市場（如：海灣國家、智利、秘魯），逐步建構橫跨全球5大洲的自由貿易網絡。同時，中國更積極爭取與日本、南韓洽簽FTA，期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與北美、歐盟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中國洽簽FTA快速進展，不僅有助加快其企業「走出去」步伐，提升中國在國際經貿分工地位，也因其潛藏貿易競合與區位戰略動機，勢將牽動東亞、乃至全球的區域經濟整合走向。 二十多年來兩岸經濟關係演變與發展，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深化發展密不可分。目前，兩岸經濟關係已成為兩岸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平臺，推動了兩岸經濟的轉型與發展。面對臺灣被排除在東亞經濟整合體制之外的嚴厲挑戰可能是臺灣生存危機，但也可能是臺灣發展契機，端視臺灣的因應思維與回應戰略，以及臺灣政府的決心與能力。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發展是全球貿易、投資與生產要素流動更加自由化的契機。因此，東亞經濟整合體制的建構正提供臺灣一個絕佳的揮灑舞台。臺灣在全球經貿表現有目共睹，臺灣面積不到世界萬分之3、人口僅占千分之4，但按貿易總額，為全球第16大貿易國，按GDP，是全球第18大經濟體；另臺灣居全球投資風險排名第5名、全球競爭力排名第8名，投資環境評比全球排名第4名，另在晶圓代工、IC封裝、光碟片、Mask Rom、電解銅箔等全球市占率第1，惟過去因為國際政治處境特殊，一直被排除在亞太或其他地區經濟整合之外，對臺灣經貿造成一定衝擊，特別是亞洲各國積極投入FTA的簽署，而臺灣卻被排除在外無法參與最為明顯，但在兩岸於2010年6月29日完成洽簽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已開啓臺灣與其他重要貿易夥伴的經濟整合之門，為臺灣經濟前景創造新的契機。ECFA後，臺灣從此邁入嶄新的經濟時代，除加速兩岸經貿正常化外，還將開啟參與國際及區域整合，逐步邁入自由貿易島。

後冷戰時期，面對國際政經局勢改變，美國整體對外經濟戰略主要為改變過去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強化美國政府角色，並盼其他重要國際組織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利用推行經貿外交，建構無障礙國際貿易。 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柯林頓、小布希總統面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因素，有不同經濟戰略，本論文分析兩政府之區域戰略─APEC及雙邊戰略─FTA異同。柯林頓政府視區域APEC戰略為途徑來進行多邊貿易系統工具，針對東亞與ASEAN國家的區域主義盛行現象，利用軸心與輪輻式(hub and spoke)拆解來進行拆解；而小布希政府對東亞地區主要的經濟戰略與柯林頓政府仍舊相同，係以APEC及ARF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之兩大主軸。惟因受911攻擊事件影響，整體經濟戰略朝反恐進行，但在洽簽雙邊FTA之成就上卻相當卓越。 在面對中國崛起之東亞經濟戰略部分，柯林頓總統對中國戰略應用上主要是採取「擴大交往」，而非「圍堵孤立」。而小布希總統任內對於中國政策則細分為911前及911後。在911前對中國主要戰略是「既制衡又交往」，也是所謂的「圍和(Congagement)策略」，但主要以圍堵為主之強硬政策；在911事件發生後，對中國戰略調整為「經濟上交往，安全上圍堵」，並以交往為主之柔性政策。

自1990年代以後，受到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進程的刺激以及WTO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的影響，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愈見明朗。但是東亞國家的速度是相對較為緩慢的。在2002年以前，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等均未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簽署FTA。 受到國際間其他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速度加速的刺激下，亞洲國家開始正視RTA的重要性。尤其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亞各國更深切體會到在東亞區域內建立一套經濟合作協調機制的必要性。而自2000年中國提出「中國—東協FTA」的倡議後，更直接刺激了同屬東北亞區域的日韓，展開更為積極的FTA戰略，同時中日韓共同締結FTA的可行性評估，也由中日韓三國的官方智庫進行當中。 由於台灣對外貿易中，有相當大的比重係直接與中日韓三國來往。據統計，2005台灣對中日韓三國的貿易額達1,726.26億美元，占我整體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至46.5﹪；因此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則台灣對外經貿所受之衝擊恐怕遠比現行國際間任何一個RTA來得嚴重，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對CJKFTA的進程有更深的關注及掌握，並及早採取因應對策。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可行性，並探討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後對台灣經濟的可能影響。首先將簡要回顧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經濟評估，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對於成員國以及非成員國的福利影響研究，以及檢驗RTA/FTA與多邊經貿體制的關係等。藉由此等領域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此波經濟整合趨勢對國際經貿活動的可能影響。 其次將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源起及發展；中國、日本及韓國有關FTA的策略觀點，以掌握亞洲鄰近國家經濟結盟之動態情勢，俾提供我國政府在釐訂FTA策略時之參考。 經濟整合雖然是國家間經貿關係的結盟，但是RTA的形成絕對不是單純經濟因素可以解釋。因此本文亦將分別自經濟及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日本及韓國之間的政經關係，以舖陳出中日韓貿易區的可行性分析。 最後本論文也將就台灣與中日韓三國間貿易依存度的關係，來分析一旦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成立對台灣之可能影響，並就我國應如何因應區域經濟結盟等節提出策略建議。 綜合而言，本論文的研究發現，雖然中日韓間存在著相當緊密的經貿互賴關係，但是中日韓合組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在短期內似乎仍有相當的阻礙，其中有經濟上因素的干擾，例如敏感部門的開放問題；經濟結構差異性是否會造成更嚴峻的貿易失衡問題，也是三國政府所憂慮者；而中日韓三國就洽簽FTA的對象國的優先順序不盡一致，也為此一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增加變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政治、外交等非經濟因素更是制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最重要關鍵。諸如三國政府間的互信不足、中日競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主導權問題、以及美國的態度也將影響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台灣由於國際因素的干擾，在此波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中，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機，而中日韓占我對外貿易的比重幾達五成，中國更是我對外投資最大的地區，因此台灣若被排除於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極大。針對此點，本論文亦嚐試提出因應策略，包括持續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積極地參與，進而爭取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其中爭取與美國洽簽FTA，並藉以鼓勵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或日本願意和台灣洽簽FTA，更應是工作重點；此外，亦可採部門別的方式，就若干較具共同利益的領域，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尋求建立雙邊合作機制的可能性；而利用既有的區域合作組織，並在WTO架構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亦可減輕FTA或其他型式區域貿易協定所造成對非會員的歧視效果。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仍在於兩岸的政經情勢。台灣如欲順利與重要經貿夥伴洽簽FTA或是建立部門別的經濟合作機制，均需要有一個和緩的兩岸關係，只有排除了中國的惡意干擾，台灣的FTA之路才會更為順暢。

在創意經濟的時代，創意階級被視為當代驅動經濟成長的引擎。Florida認為一個城市只要能吸引創意階級聚集，就能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其主張以職業別區分之創意資本較以教育程度區分之人力資本更能夠解釋區域經濟的發展。為驗證此一論點，本文以創意階級為分析對象，針對台灣都市地區進行實證，首先分析台灣地區創意階級之空間聚集程度與創意資本累積情形，進一步探討創意階級群聚、創意資本與傳統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發展之影響效果。本研究發現台灣的創意階級聚集於主要都市地區，而創意階級群聚指標對區域經濟發展之影響效果不如創意資本指標。又創意資本指標比傳統人力資本指標更能夠解釋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果。 / In the era of creative economy, the creative class is regarded as the engine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growth. Florida argued that cities and regions that have attracted creative workers subsequently perform better than other cities and regions. He acclaimed that the creative indicators measured by occupation are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human capital indicators measured by education expla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verify this discussion, we develop a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cluster of creative class, creative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our sample of Taiwan, we find that creative class measures tend to outperform conventional educational measures in accounting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xpertise in specific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diploma. And what people lear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what people actually do that can be productive and urge the economic engine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