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稅為財產所有人死亡，以其所有遺產，移轉予他人時所課征之租稅。始創於英國，其後歐洲及其他國家亦相繼仿行，我國則至一九四○年始開征。贈與稅則為財產所有人因贈與，移轉其財產予他人時所課征之租稅。實係為彌補遺產稅之不足，防杜逃漏而產生，乃遺產稅之補充稅。其創訂較遲，美國始於一九三二年，日本始於一九四七年，我國則遲至去(六十二)年始增訂。遺產稅之稅收，在總稅收中所佔之比重，即在歐美先進國家，亦僅在百分之一、二上下，我國則歷年來從未超過○．二％，故其在財政收入上，實無足輕重。各國課征此稅之主要目的，係在於其具有平均社會財富，調整財富分配等社會意義上之效果。且在今日經濟發展飛速，財富集中，貧富縣殊之現象日見嚴重之世界社會中，遺產及贈與稅之課征，亦更形重要。 我國自民國廿九年七月一日實際開征遺產稅，並經立法院於卅五、卅九與四十一年歷次對該法予以修正後，直至六十一年止，均依據四十一年修正之遺產稅法課稅，迄未再作修正，廿年來，本省經濟之成長飛速，物價亦呈和緩之上騰現象，原來所訂定之減免及扣除數額，以及稅率結構，已不能符合當前實際環境；且因遺產稅僅對死亡時移轉之財產課稅，生前長時期有計劃的分析贈與財產，乃成為規避稅負之合法手段，致逃漏之風盛行。故我國歷年遺產稅之征收情況並不理想，稅負即欠公平，而平均社會財富之效果，亦不顯著。 基於上述現象，行政院前賦稅改革委員會乃於五十九年草擬「遺產及贈與稅法草案」，呈報行政院。至六十一年六月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經多次之討論，於六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完成立法程序。二月六日公佈施行，即為再行「遺產及贈與稅」。此新稅制之主要特色有二：其一為大幅提高遺產稅之免稅額與扣除額，並調整累進稅率，使稅負能與目前之經濟環境及所得水準相配合。其二為增訂贈與稅法，以防杜納稅人藉生前分析贈與，規避稅負。此兩項改革，乃針對舊遺產稅法之弊端而訂定，故實施後必將使過去之逃漏現象大為減少。使稅負之分配更為公平合理。 但此項新修訂之「遺產及贈與稅法」，是否合乎理想？是否仍有缺漏而需改進之處？此節為本文所欲探討之主要問題，亦為筆者撰寫本文之主要目的。為了解這些問題，又必須比較他國之制度，以為借鏡及參考，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也！本文中擬選擇英國、美國、日本、韓國與錫蘭五個發展階段不同之國家作為樣本，就遺產及贈與稅之各項重要問題，作綜合之比較與分析，以發掘問題，並謀求改進之辦法。 本文共分為四章： 第一章緒論，略述遺產及贈與稅之定義、性質、種類、演進之過程、課稅之理論、兩稅間之關係，稅負之歸宿及其評價等一般理論，以對本稅先有通盤之了解。其中尤其強調課征本稅之主要目的，乃在於其在社會意義上所具之價值。並說明本稅在「累進原則」被引用，現代之「所得」定義被接受以後，其性質已由「財產稅」，轉變為「所得稅」。最後一節中，並將本文之分析方法與研究範圍，加以說明。 第二章就背景、課稅範圍、納稅義務人、減免及扣除規定，累積課征規定、稅率及繳納七方面，將五個選樣國家之遺產稅與贈與稅制度，分別作簡單之介紹，以利比較。 第三章為本文之重心所在，分就六項問題，比較我國與五個選樣國家所採行之制度，以探尋我國現制是否有缺漏不當之處，並建議需改進之點，試擬可行之方案。玆將主要之建議，列示於次： 一、我國遺產及贈與稅之課征，乃以被繼承人之國籍及財產所在地為標準，其範圍甚狹；為抑制逃漏，增加稅收，似應改以被繼承人之住所為標準較宜。 二、我國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稅負，在世界各國中乃屬相當低者，為配合我國國民所得之水準，使租稅負擔更為公允，在新稅之納稅觀念逐漸建立後，似即應略作調整，將稅負稍予提高。 三、我國贈與稅與遺產稅之稅負相當接近，若欲使其稅負更為一致，則當自提高贈與稅之免稅額，調整中等贈與財產額之課稅級距，並提高其稅率著手。 四、為避免因夫妻財產制之不同，影響租稅負擔之公平，似應取消僅「特定」財產始得免計入課稅遺產額之限制。 本文之得以如期完成，首先當感謝陳教授適義不厭其煩的指導與鼓勵，及王教授建暄於公務繁忙之際，一再惠賜資料與指導。而完稿之後，更蒙同學與同事們的幫忙，謹此一併致謝。至於各項建議，乃屬筆者個人之淺見，疏誤失當在所難免，尚祈各位師長同學教正！

有鑑於我國乃採「租稅法定主義」立法原則之主權國家，任何關於藉由課徵稅捐而影響人民所得財產之主權行為，理應有明確且完整之立法政策與規範，而遺產與贈與稅因涉及財產世代遺轉而重/反覆課稅之事實，更是應嚴謹以對，如此除可落實遺產與贈與稅之基本立法精神與基本規定，更可維繫社會公平與租稅正義。基於此等緣由，本文擬以何志欽教授發表之“遺產與贈與稅之檢討”計劃為基礎，就其中引用美國遺產贈與稅稅法之部份，提出更為詳盡之基本介紹，做為與我國目前規範之分析與比較基礎，並試圖藉由瞭解美國立法背景以及後續實行時所遭遇之執行問題與其解決方法及修正方向，希冀能為我國之遺產贈與稅稅法，提供未來之展望。

近代遺囑法未脫英國法學家梅因(Sir Henry James Sumner Maine 1822-1888)之法發展公式：從身分到契約(from Status to Contract)，由「為家之遺囑」演化至「為個人之遺囑」，遺囑法漸次由身分法之領域而移於財產法之領域。故現代遺囑制度之機能須同時兼顧財產法及身分法之要求，前者要為遺產處分之自由，後者則為被繼承人近親之照護。我國民法為達此二目的。主要設有遺贈及特留分制度。然遺贈須以遺囑為之，而遺囑之方式又頗嚴格繁複，致不絕為國民大眾所熟稔及善用。死因贈與行為具處分死後財產之經濟目的，因此，得否藉死因贈與制度以實現「遺產處分之自由」，為作者本文所關心及深感興趣之課題。蓋遺贈應非實現「遺產處分自由」之唯一手段。因遺囑制度係為實現「遺產處分自由」目的而設，不應反其道而行，為維此項制度而否定任何了實現該目的之手段。所應注意者，不論何種手段。於踐行遺產處分自由之同時，不能或忘身分法上「近親照護」（特留分制度）之要求。 本文秉上述中心思想而為死因贈與制度之研究，分七章論述，各章所論要旨簡述如下： 第壹章：簡述研究動機及目的，以及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貳章：透過法制史之研究，獲得如下之重要結論：死因贈與制度之源起固為處分贈與人死後之財產。但各時期關於此項制度之內容頗具差異，顯見死因贈與制度之具體內容。並無法理邏輯上之必然特性，反以法律政策之考量為重。此項結論支持吾人對我國民法上之死因贈與制度，得有自為解釋及設計之空間。並且法制史上曾出現之各項死因贈與特色，亦提供吾人解釋，設計之豐富參考。 第參章：於簡要介紹規範死因贈與之相關外國立法例後，本文經由日本法之比較研究，對死因贈與有異於國內通說之獨特定義，亦即除承認通說所謂「附停止條件之死因贈與」外，亦承認單純之「附始期之死因贈與」。立論所據為法制史及比較法之觀察，契約自由原則之貫澈，以及遺贈之「同時存在原則」不適用於死因贈與等理曲。 另外，本章第三節乃扼要比較與死因贈與相類似之三項概念，特別是「遺贈」及「繼承契約」，前者引致第肆章之詳細討論，後者則啟發吾人肯定未設繼承契約制度之我國，實有承認死因贈與制度獨立存在之必要（且其存在應有異於遺贈之特色）。 第肆章：因日本民法第五五四條明文規定：因死亡而生效力之贈與，依遺贈之相關規定。故死因贈與於何種範圍內得準用遺贈之相關規定，日本實務及學說多有爭議。本章一一探討，並赫然發現基於死因贈與及遺贈之相似性，並非即可導出死因贈與應準用關於遺囑能力、方式、效力、執行及撤回等規定之結論。死因贈與應堅守其契約性質而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贈與一節之規定。其中尤以「死因贈與之撤回」問題為最，本文認為：死因贈與生效前（即贈與人死台前），未曾作成書面（立有字據）者，贈與人得類推適用第四○八條規定而撤回，曾作成書面者則否。至於生效後（贈與人死亡後），贈與人之繼承人既不得繼承上述贈與人生前所有之「撤回權」，亦無直接類推用第四○八條而為撤銷之餘地。如此以觀，死因贈與較諸遺贈有甚強之法拘束力，乃承認死因贈與制度主要理由之一。日本民法贈與一節規定簡陋（僅六條規定），又宥於第五五四條之明文，遂生紛爭，於我國民法之解釋操作上，當不必蹈其覆轍，自陷混沼。 第伍章：依民法第一一二條規定及無效法律行為轉換之一般理論觀之，死因贈與及遺贈頗有互為轉換之可能。本章介紹日本法上諸多實例以供參考。須加說明者：死因贈與為不要式行為，遺贈則為要式行為，故未曾依任何方式作成之無效死因贈與自無轉換為有效遺贈之可能。另外，死因贈與既具較遺贈為強之拘束力，則無效之遺贈欲轉換為有效死因贈與，似有違轉換之一般理論；然此處所論無效法律行為之轉換，常係發生於贈與人死亡後，承認有效轉換尚不致使贈與人蒙受不利，故應以實現其遺志為要，此亦符死因贈與制度活化贈與人意思之原始功能。再者，遺贈為完整之單獨意思表示。故不得以無效之遺贈意思視為要約，而以受贈人嗣後之承諾成立有效之死因贈與。 第陸章：死因贈與為特留分扣減之標的乃我國通說所共認，並且死因贈與僅具債權效力，於贈與人死亡前，標的物之所有權尚未移轉，故仍歸屬於應繼財產範圍內，自無必要另行算入特留分算定之基本數額中。但死因贈與之扣減順序是否與遺贈相同。學說則少有論及。本章亦藉日本法之比較研究，認為死因贈與之扣減順序應後於遺贈。蓋死因贈與依日本法之「效力發生時基準說」而言，乃「最新之贈與、最舊之遺贈」，亦即因死因贈與之不了撤回牲，及契約性質（有期待權保護之考量），死因贈與對特留分之侵害應較遺贈為早，故應於遺贈之後而受扣減。況且，數遺贈之比例扣減亦不過法律推測當事人意思所為之規定而已，非不變之定理。 第柒章：結論。本文肯定死因贈與得作為死後財產處分手段之一，並且肯定其契約性質，應依贈與規定予以規範。則於現行民法之解釋下，遺囑法唯一應介入者，僅特留分制度之精神而已。

近幾年來對於遺產及贈與稅的稅制改革聲浪不斷，雖然遺產及贈與稅佔我國總稅收大約在2%左右，並不算是主要稅賦收入，但因工商業界一直希望以降低遺產贈與稅率，甚至廢止遺贈稅來加速國內資本的累積。在今年度，全球景氣因為金融風暴而嚴重受挫，所以政府在經濟的提升景氣壓力之下，迅速的提出並經立法院通過後的遺產贈與稅修正案。 本研究將以個案個人為例，著重於文獻與個案的探討，就法令層面，以及各人財富移轉，生前贈與稅與死後遺產稅的規劃，做彙整、研析，並加入個人實務上的經驗、觀察及心得而成。本研究個案，主要探討(1)遺產贈與稅法令上的看法(2)個人財富移轉，(3)生前贈與稅以及死後遺產稅的規劃，實例結論如下： 一、富人生前財富移轉之節稅規劃，主要需要長期的移轉規劃。 二、在過世後的面臨遺產稅申報、節稅問題，必須逐步了解蒐集資料，以避免因為有遺漏申報或是規劃錯誤而造成更重的稅賦負擔。

在經濟學理上，雖有遺產及贈與稅課徵之理論基礎，但不同學者間並未有一致之共識；反映在稅政實務上，各國對於遺產及贈與稅的態度亦有不同，導致稅制或稅率的差異性極大。多數學者專家咸認為，遺產及贈與行為之決策動機難以窺見，因而導致理論或實務之歧異，無法經由資料的檢驗而釐清。再者，部份文獻雖論及各種遺產及贈與行為之決策動機，但仍多以贈與稅之存在係為補遺產稅之不足，而將遺產及贈與兩者混為一談。本研究指出，贈與行為之本質與遺產未盡相同，兩者之決策動機實有所別，稅制設計理當適度反應遺產及贈與行為的差異。本研究透過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統計資料，分析我國2001年至2014年間，遺產及贈與行為之決策動機，並藉由2009年遺產及贈與稅制的改革更張，檢視稅制對於遺產及贈與動機之行為誘因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取得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提供之2011年至2014年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核定資料，利用這份遺產及贈與稅之核定資料，計算出我國此四年遺產稅以及贈與稅之有效稅率。此外因一年內或資料期間內單一贈與人可能存有多次贈與的情況，故本研究另外依照同一贈與人為單位，合併同一贈與人之贈與資料計算其有效稅率，以及依照贈與次數分組計算之贈與稅有效稅率。透過本研究之遺產及贈與稅有效稅率計算及透過分位有效稅率的討論，可以了解到我國遺產及贈與稅，在改為單一稅率10% 後之實際負擔情形。

遺產及贈與稅的課徵具有實現社會公平的正面意義，但開徵至今，不僅稅收不豐，更因租稅規避行為普遍而失去效率，我國遂於2009年針對遺產及贈與稅制進行大幅改革。 　　本研究以美國、香港及新加坡的稅制實施與改革經驗為借鏡，輔以財政部國稅局的實際課徵數據，探討此次遺贈稅制改革的內容與影響。研究發現，此次遺贈稅改的影響，於短期會造成遺贈稅的稅收損失，但就長期而言，因稽徵效率提升及降低民眾跨期與跨區配置資源的條件限制，可增進整體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調降後的遺贈稅稅率約與租稅規劃成本相當，可望減緩我國資金外流的情形；惟仍須配合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之發展，方有足夠誘因吸引資金回流。 　　是故，本研究建議政府機關應有明確之政策發展方向，如欲以租稅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應先正視我國目前面臨的競爭環境及資金流向問題，塑造優良投資環境，方能吸引資金回流，活絡我國經濟並培養適當稅源。再者，亦應確立遺贈稅制之定位，於未來改革方向，不論再降稅或廢除，均應規劃妥善之配套措施，使我國整體賦稅制度更臻完善。 /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are most often justified by the need to ensure a particular sense of fairness in the overall tax system. However, the two contribute to a rather insignificant share to total tax collection, and also encourage widespread tax avoidance. Thus, many economists argue that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are hard to justify on either efficiency or equity grounds. For these reasons, the Estate and Gift Tax Act in Taiwan was substantially revised in January, 2009.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ajor revis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tax reform, supported by the financial statistics offer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R.O.C.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significant revision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in tax revenue in the short term. Neverthetheless, it will mak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economy more efficient in the long term, since th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the two taxes improves and the restriction o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the public is reduced. Besides, the new tax rate is nearly equal to the cost of tax planning, so the capital outflow may be eased off. If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y bodies als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t will attract more foreign capital back to Taiwan.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tax administration.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set a clear policy direction. If policy makers intend to use tax policies as a tool for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the issues which our country currently encounters with, including the competi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where the capital flows to. Only with the bette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an our country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capital to invest in. Second, tax administration must establish the role played by estate and gift taxation in our tax system. Any reforms of the estate and gift taxes must entail a set of complementary measures, so that our tax system could be fairer and more efficient.

「信託」乃是一種代他人管理財產之制度，在十九世紀開始盛行於英美國家，該制度在運作上深具彈性，除供個人理財，並可用以從事公益活動，具有社會及經濟功能，發展至今，已逐漸從單純的財產代管制度演變成將資本交由專家創造利潤的新投資理財方式。由於信託行為於適用原有稅法時，將因法律關係之形式與實質不符的情況，而引發諸多無法對實質受益者課稅之問題，故相關稅法皆修正部分之條文，並於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三讀通過，至此，我國信託之法治環境終告確立。 依遺產與贈與稅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不問信託內容為何，只要是他益信託即按訂約日或變更契約之日，為課徵贈與稅之時點；此規定易造成徵納雙方之紛爭，甚者更造成租稅漏洞。故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檢討贈與稅課徵時點，綜合參考美、日制度，將他益信託分成四種情形分別討論之，並得出下列結果： 1、 委託人喪失控制權且受益人已確實獲得受益權 原則上應以信託成立日為課稅時點，但為兼顧稽徵之便利性，故以信託契約訂約日為課徵贈與稅之時點。 2、 委託人喪失控制權但受益人未確實獲得受益權 於信託成立時為課稅時點，但為兼顧稽徵之便利性，同樣以信託契約訂約日為贈與稅之課稅時點。 3、 委託人未喪失控制權且受益人未確實獲得受益權 贈與稅遞延至受益人確實獲得信託利益時，或委託人喪失控制權時課徵。 4、 委託人未喪失控制權但受益人已確實獲得受益權 於信託成立時為贈與稅之課稅時點，同樣為兼顧稽徵之便利性，故以信託契約之訂約日為課徵贈與稅之時點。 合理之稅制不但能防堵規避租稅之不法行為，更能促進信託制度之發展，故釐清課稅時點應該只是第一步，財政部下一步應該開始思考修正現行信託課稅中不合理之處，最後一步當然是建構一部更合理之信託稅制，讓信託制度能在一個理想的稅制下發展、茁壯。 關鍵字：信託、他益信託、贈與稅 / According to Estate and Gift Tax Act Article 24-1, the date the trust deed is established or changed is the time to impose on the settler in gift tax. Under this regulation, it probably makes argument between taxpayer and tax authority, even lets taxpayer has chance to evade taxes. So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the best time to impose on the settler in gift tax. In this study, we classify the other interest oriented trust into four situations, and then discuss the most appropriate date of gift event. Eventually we obtain four conclusions: First, a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Grantor has so parted with dominion and control as to leave in him no power to change its disposition and beneficiary certainly obtains the beneficial righ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is the best time of gift event. Second, a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Grantor has no power, and beneficiary does not obtains the beneficial right ye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is the best time of gift event. Third, a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Grantor has power, but beneficiary does not obtains the beneficial right yet. The date of gift event is the date beneficiary certainly obtains the beneficial right or grantor loses his power. Finally, a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Grantor has power and beneficiary certainly obtains the beneficial right. The date the trust is established is the best time of gift event. Keyword: trust、other interest oriented trust、gift tax

在這個後現代氛圍籠罩下的西方當代文學、藝術與哲學界，一再被處理卻始終無法或者是不願達成共識的議題是：究竟什麼是後現代？後現代與現代性之間是否有聯繫？其聯繫為何？這個問題牽涉的範圍及層面的廣泛，及其錯綜複雜的程度，單從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對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批評中 ，就能夠看出在這個問題中所遭遇到的艱難與困窘。對於後現代是否延續了現代性的精神？是不是一種對現代性的質疑、批判甚至否定？抑或是試圖在現代性陰影的籠罩下嘗試另循一番出路的企圖？德希達作為後現代陣營中與現代性對仗的第一線代表人物，是不是真的能落入被貼上「後現代」標籤的思潮中？即使他本人並不認同能夠將他的論述視為是後現代的 ，那麼我們該以什麼方式面對他所提出來的解構（deconstruction）？是不是解構與後現代有若干不合符節之處？那麼又該如何看待解構對於當代文化思潮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因為將後現代視為是一齣無的放矢，或是純粹在亂開玩笑的鬧劇 ，而將解構同樣視為一場大玩雙關語的語言遊戲 ，那麼德希達會認為這是因為對他所提出的主張尚未有足夠的了解，便開始進行批判時才會出現的回應 ，這種情形非但對德希達是不公平，作為學術研究而言甚至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 。然而，是不是有一種方式可以讓我們負起閱讀德希達的責任？如果有，我們該以何種方式閱讀德希達的作品？而，如果閱讀德希達是我們無法肩負的責任，德希達的論述又能為我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發？不論如何，這個問題的解答唯有通過進入德希達所談論解構的脈絡之中，與德希達及其著作對話才有可能找到若干蛛絲馬跡。若是談到德希達的思想，往往直覺的會將其與解構畫上等號，然而，解構是不是真的足以標示德希達的論述？是否可以將德希達的哲學稱為解構主義？甚至於將解構視為是德希達的思想核心？德希達斬釘截鐵的告訴我們：「我使用它〔解構〕並且以某種方式強調它，但是對我而言它並不是主要的一個字。」 這不禁讓我們好奇在解構之外，超出解構所能訴說的一切，是不是還有些什麼是值得我們在閱讀德希達時需要去特別留意？ 本論文寫作的動機即是：嘗試經由聚焦於德希達所提出的一種嶄新的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中對於責任（responsibility）的論述，分析其著作中所透露的思路與邏輯。在本論文中，不但嘗試理解德希達所引發的解構風潮，更試圖尋找那個隱藏在解構背後，一個在解構所面對無法合理化的界線上所存在的合理化解釋。當然，這並不是要替解構找一個基礎，而是試圖探索解構何以如此難以言喻，甚至無法言喻。並由此深入德希達對當前不論是哲學、文學、政治，經濟、宗教甚至女權及社會運動等所進行的反思及影響，說明解構在其所掀起令人無法忽視的聲浪中，究竟給予了我們什麼樣的責任及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發？

面對經濟景氣停滯、財政赤字急遽惡化及相關社會福利支出等種種不利因素，我國政府在衡酌國際金融危機及稅制改革潮流下，於2009年將遺贈稅之最高邊際稅率由50％大幅調降為單一稅率10％，同時提高免稅額。就修法目的而言，主要希望藉由稅率的降低來吸引海外資金，並預期此項租稅改革能振興國內投資，進而穩健國內財政。 本研究利用財政部國稅局的實際課徵資料，並輔以美國、南韓、日本等國之稅制改革經驗為借鏡，分別就遺產及贈與稅之稅收變動、稽徵成本、違章漏稅等多個面向，分析遺贈稅修正後是否收得其效及其對稅賦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除稽徵效率有待改善外，我國遺贈稅稅賦收入於修法後並未有重大改變，主要係因海外資金實有回流，使得稅率在大幅降低的情形下，稅基並未受到侵蝕，顯見該次修法係有符合最初的預期及社會之期待。 / Facing with several un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ownturn, budget deficits, and enormous social welfare expenditures, Taiwa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lead a reform of current tax system by dropping the highest marginal tax rate of estate and gift tax from 50% to single tax rate of 10% and raising the exemp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mendment is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s, stimulate domestic consumptions and investments, and ultimately revitalize the economy and stabilize domestic fin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dropping estate and gift tax rate. Based on actual imposition data collected from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xperiences of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I find that except for the process of tax collection is not efficient as expecte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of tax revenue after amendment of estate and gift tax law,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nflow of overseas funds increases the tax base. Overall, the reform of estate and gift tax does meet the initial expec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