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台灣教育改革論中有關正義的討論混淆不清，引發本研究的動機。一般而言，正義問題可區分為法律正義與社會正義二方面，本研究僅就社會正義的範疇加以探討，並將議題焦點指向與教育資源有關的教改論述上。本研究以批判詮釋學的方法試圖回答三個研究問題：一，台灣教改論述中存在有那些有關資源分配的理念（正義理念）？二，這些教改論述中的正義理念是否有明顯的理論依據？三，這些正義理念與正義理論間的內在關連性及邏輯一致性如何？ 研究發現，台灣教改論述中主要顯露出的正義理念有：以功績為主；以需求為主；強調公平競爭機制為主的三種資源分配理念。三種理念的理論依據則分別就古哲柳拉圖理想國的正義理論，教育人權的正義理論與 J.Rawls 的正義理論加以探討。 柏拉圖的正義理論要義即是使人各司其職，各安其份。教育擔負著選才與教化的兩種任務。教育資源分配的機制乃以功績為主要考量。教育人權理論則衍生自聯合國歷次有關人權的宣言與公約，強調的是人人平等的精義理論則提出 "平等自由權" 與 "機會均等及差異原則" 兩個正義原則供民主自由社會參考。 由柏拉圖的理論，教育人權理論及 Rawls 的理論檢視教育部，四一○與教改會三方提出的教改謀略，證立了三種正義理念與正義理論間的內在關連與邏輯一致性。不過，本研究的三個問題雖獲得答覆，但三種正義理念與理論間的相關程度是不同的。 此外，本研究並澄清有關正義論述上的一些問題，如正義為人人適用的準繩，而非僅是弱勢者的護身符；正義不等同於平等，有時不平等更能彰顯正義；以及正義問題的討論情境以適度匱乏的外在資源條件最有意義。同時建議未來應效力去探討的議題包括，教育制度在社會中應有的角色，如何以教育的力量催生正義，如何建立教育制度的正義性以及如何培養正義的人等等。

摘 要 所謂正義係指公平公正且不應為了多數人的福利而犧牲少數人，從而筆者認為法庭正義乃追求絕對之真實為目的，正當法律程序僅為絕對真實之擔保，而非追求程序保障下之擬制之真實，基於人權保障，設若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則視為不真實，為被告無罪之推定即「無罪」，然無罪推定不僅維持絕對真實消極意義，並有督促執法者應本於無罪推定之初心，堅守正當法律程序以追求絕對真實之積極意義即「真實無辜」，並制度上尚應進一步賦予人民於案件定讞後追求絕對真實之權利，始為正義。爾來肇因於在地法意識與司法判決之落差所導致之社會運動，啟發作者透過自身參與法庭活動之觀察、社會矚目案件之個案研究、司法人員之訪談及相關文獻之歸納，臚列法庭不正義之類型及成因，其不正義之類型計有：虛偽供述所造成的不正義、科學證據錯誤所造成的不正義、指認錯誤所造成的不正義及其他審、檢不當行為所造成的不正義，而法庭不正義之主因，無非係司法人員未本於無罪推定之初心，嚴守正當法律程序所造成，司法尊嚴、案件負荷量、輿論壓力、官僚體制、行政管考、科學證據錯誤及法制面的缺陷等，僅為派生下的間接原因，準此，筆者認為重視犯罪事實的澄清始能落實無罪推定，除嚴格落實正當法律程序以擔保無罪推定之人權理念得以實現，應採取精緻司法之修法方向，全面杜絕司法人員發生侵害人民基本權可能性，並全面律師強制辯護以監督程序保障，並從考、訓開始即徹底落實審、檢分立，且應採取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訴因制度，以避免法官之預斷，及保障人民之訴訟防禦權，由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引進，以解決或預防法官、檢察官之專斷、傲慢、偏見等問題，以觀審員來監督制衡法官、檢察官在法庭上的作為，始能達到透明、中立、客觀及審理的客體明確，另應建立擴大賦予人民於案件定讞追求絕對真實之機制，以保障人民追求絕對真實的權利。 關鍵字：正義、社會正義、法庭正義、形式上真實、實質上真實、絕對真實

有鑑於八０年代新公共管理(NPM)的興起對公共行政帶來重大的影響，其顧客導向的主張，刺激了顧客滿意度調查在公部門廣泛的應用。然而回顧過去公私部門重要的民眾滿意度調查，發現評估指標幾乎都著重在效率、效能面，而公共行政引以為本的公平價值卻少見探討。因此，本研究選取對人民影響最基本但重大的全民健保政策為個案，嘗試建構一個兼顧效率與公平面的民眾滿意度模型，並將焦點置於公民公平觀感與滿意度之間關連性的探討。在資料的蒐集上，採用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醫療體系優先順序之制定的研究」於2007年12月1日至12月24日進行的電話訪問調查，經扣除遺漏值後，共有2478份樣本。本研究所建構的民眾滿意度ordered probit模型以「健保滿意度」為結果變項，解釋變項則包含了基本人口社經背景、以及效率效能面和公平面的指標。經實證結果發現，過去一直被強調的效率效能指標對健保滿意度確實產生顯著影響，但民眾對健保政策的主觀公平觀感也被證實與滿意度有顯著關連；換句話說，如果政府進行民眾滿意度調查時，未能含括公平面指標，則其所獲得的資訊將不能完整表達民眾的心聲。但本研究亦發現公民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公平性態度並未顯著的影響健保滿意度，因此，民眾滿意度調查中測量公平觀感必需具有明確的政策背景。 /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 impacts, “customer orientatio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citizen satisfaction on government services, public agencies begin to utilize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CSS) mainly designed and administrated by business managers. However, after reviewing the content of the CSS questionnaires, we find that the emphasizing values behind the CSS ar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rather than equality, which is sometimes the main value behind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Whether value of equality will influence citizen’s level of satisfaction is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thesis. We take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as a case study, and utilize a citizen survey on priority setting of the NHI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s in late 2007 as the secondary data.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f our citizen satisfaction ordered probit model is “NHI satisfaction”, and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cluding demographic backgrounds, indexes about efficiency or effectiveness, and indexes about e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have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NHI satisfaction. Most importantly, the citizens’ general evaluation on the equality of NHI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HI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applying CSS into public service evaluation should include index about equality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holistic picture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本論文主要透過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以探析「轉型正義」行為模式之創制與發 展，並循比較政治研究途徑對俄羅斯及台灣實踐「轉型正義」之特性，進行異同 比較。 檢視20 世紀下半葉，諸多威權政體相繼歷經民主轉型過程，對前朝政權系統 性斲害人權等罪愆之施暴者與蒙難者該如何處置，往往為此等轉型國家之嚴峻挑 戰；「轉型正義」即泛指新興民主國家面對該挑戰時所採取之各項措施。相關對 以往威權罪愆之回應，現今，國際間已啟動轉型正義機制之國家，大多循經刑事 訴責、公共遺却及真相委員會等三途徑以進行。 本論文認為，歷經民主轉型，俄羅斯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乃為深化與維持民主 體系，遏止威權復辟之可能，並擇取「祛記憶」途徑以進行，在實踐作為層面則 因集體遺却與政治冷漠，而遭所侷限；台灣發生轉型正義之動因為深化與維持民 主體系，遏止威權復辟之可能，並擇取一類似於「真相委員會」途徑以進行，在 實踐作為層面則受到國家認同與族群分立等情境所制約。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behavior patterns through new institutionalism approach, and to compare the similar and different features that “transitional justice” practiced in Russia and Taiwan through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roach. Recall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authoritarian regimes have bee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regime of former victims of systematic human rights of battle sins of the perpetrators and how to dispose of those battered, often for this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ransitional justice "that refers to the new democracies of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various measures taken. The relevant authority of the past sins of the response, now, internationally, the nations that begun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mechanism, great majority, through the prosecution channel, the amnesia channel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s channel to proceed. This author argues in this study that, after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factor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Russia is to deepen and mainta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guarding against the possible of authoritarian of restoration, and to choose the ”disremembering” channel. The practice is restricted by collective amnesia and indifferent of politics; the factor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is to deepen and mainta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guarding against the possible of authoritarian of restoration, and to choose a channel similar to the "truth commissions ". The practice is restricted by some situations like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division.

國有土地係國家的重要資產，其面積與產值均甚龐大，如能充分利用，對國家財政收入及經濟、社會公共政策之實施，有重大的影響，尤其逢國家財政收支惡化之際，國有被占用土地處理尤應避免少數人擷社會大眾之利益之不公平現象，國有土地處理應適時扮演守衛國家資產的角色，實為當前國有土地管理工作責無旁貸之責。 由於法律行為制度欲發揮規範效力，必須具備倫理上的正當性及必須正義性的要求，為達到公平機會均等，有必要對造成這樣機會不均等的因素加以清除，而制度上只要是正義的程序即保證了公平的結果，但在制度之前，因資源有限，占用資源者必須在程序上必須符合占取正義原則，故國有土地被占用處理規定，應符合平等自由、機會公開、平均分配及占取正義，易言之，國有土地為全民之共同資產，其處理規定應落實公平正義的精神，使所有人得公平承擔其應享之權義及社會利益，並且對於違法者得到應得之處罰，是以，本文藉由探究國有土地被占用處理規定與發生原因是否有合理關聯性，處理方式的選擇是否符合機會公平與移轉正義之原則，另有關使用補償金的收取是否依占用成因、占用時間獲利性、占用時間長短而在規定上而為不同的處理，以此檢視國有土地被占用處理規定，是否達到有效的消弭占用國土問題之立法目標。 經本研究就平等自由、機會公開、平均分配及占取正義檢視研究探討現有國有土地被占用處理規定與發生原因的合理關性、符合相關規定時納入租賃管理、納租後之處理方式選擇、以及使用補償金的收取等規定後，歸納出國有土地的權屬是屬於全體國民所有，國有土地被少數人無權占用，已違反羅爾斯所主張的機會公平原則，而制度上對這些占用人收取的使用補償金水準，一律以公告地價5﹪作為追收的計徵標準，不區分使用用途別，違反「依能力差異」分配的差異公平正義概念，使用補償金計算標準並未考慮占建國有土地可能自用或出租；其用途可能作為住宅或營業，不論占建國有土地之用途與實際所獲之利益，卻一律比照國有土地租金計收，亦顯然較一般市場行情為低，也違反了羅爾斯所主張的差異公平原則，使用補償金規定之計算內涵來看，使用補償金比照租金之標準的租金率，形成合法承租與非法占用適用相同計算標準，顯難謂符合差異公平原則，另外，這些無權占用人使用國有土地，也違反諾齊克所主張的占取正義。故現行國有被占用土地納入租賃處理及使用補償金之計收標準及內容，確有不合理之處，建議應將占用者所獲得之利益移轉於大眾所有，以達到相對的公平，方屬立法及實踐過程中，貫徹實踐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目標。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瞭解我國升高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與學生社經背景之關關係，並了解學生是否因為家長背景、家長期待與文化資本之不同而造成基測分數之差異。 調查研究以臺北縣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為母群體，抽取1008位學生為樣本，並以自編問卷進行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spss 10.0與LISREL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透過描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與潛在變項模式分析等統計方樣加以分析解釋，所獲得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學生社經背景、升學期待、文化資本與學測成績具有相關 學生社經地位與學測成績具有正相關，學生社經地位與所受升學期待 具有正相關，家長社經地位與學生擁有之文化資本具有正相關。顯示 學生之學測成績與社經背景有正相關。 二、學生努力程度與所受升學期待、學測成績具有相關 學生努力程度與學力測驗成績具有相關，學生努力程度顯著影響學生 受之升學期待，學生所受之升學期待顯著影響學生之考試表現。顯示 若家長對學生的期待愈高，學生的基測分數亦會相對較高。 三、學生擁有文化資本之多寡對學生學測成績並無顯著影響 本研究以「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作為自變項，發現學生學測 成績並未受到文化資本之影響，與國外文化資本理論所提出之主張不 同。 四、就學測成績之影響力，學生努力程度稍高於學生社經地位 雖然學生會因「社經背景」與「努力程度」之不同而在基測分數上有 顯著差異，但經潛在變項模式分析後，發現學生「努力程度」對基測 分數之貢獻度高於「社經背景」，顯示只要學生願意努力，仍可擺脫 社經背景所造成的困境。 另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參考。

近代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家竭盡心智所追求的不外乎自由與平等兩大核心價值。自由主義作為西方世界思想的主流，有其悠久的歷史與傳統，面臨時代的演進和環境變遷的挑戰，自由主義思想迄今雖然屹立不搖，但是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歷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也針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嘗試著作出新的詮釋，以讓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依然能夠對新的時代發揮引導的作用。 一九九○年代以來，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導力量的全球化浪潮席捲全世界，經貿自由化發展的結果，卻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之「Ｍ型社會」的來臨。當社會正義與公平再度成為普遍關注的嚴肅課題之時，自由主義對於平等的價值究竟抱持何種觀點，乃成為亟待釐清之焦點。本研究依循近代自由主義思想之歷史沿革，探索古典自由主義以及功利主義之平等觀點。 觀照古典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平等思想之後，本研究簡要地引述當代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思想家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及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德沃金的平等理論概念，以揭示其公平正義原則與平等理念所啟發的道德價值，對於國家社會努力方向的指引。 從自由主義平等思想之演變，吾人可以清晰地發現：沒有平等作為基礎的自由，很可能徒擁高貴之名，卻產生卑劣之結果。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對處於歷史關鍵十字路口的台灣而言，既有危機也是難得的契機。在追求個人自由與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唯有兼顧社會公平並且給予全體國民平等的關注與尊重，作為一個世代相繼的社會合作體系，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實現的可能。

區段徵收是政府目前開發土地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基於都市開發建設、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之需要，得以區段徵收方式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徵收，並重新規劃整理，開發完成後，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公共設施用地，其餘之可供建築使用土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用，部分作為開發目的或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剩餘土地則辦理公開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並以處分土地之收入抵付開發總費用，為一具財務自償性之開發方式。 　　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作業，受影響最深的人，不外乎是原來即在此居住生活的拆遷戶，其因為區段徵收必須被迫搬遷離開故居，另覓居所，而政府除了提供土地及建物等相關補償費用外，是否應保障其獲得安置之權益，使其維持原有生活水準，實為值得關注之課題。 　　目前各地方政府對於區段徵收拆遷安置之標準及方式不一，自從民國88年政府暫緩興建國宅之後，臺北市政府是目前唯一仍以興建住宅方式來安置區段徵收拆遷戶之地區，並有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區段徵收實際完成之案例，及目前辦理中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案。其他縣（市）政府則多採發放房屋租金補貼之方式來安置拆遷戶。然而，在現今民主意識高漲，都會地區地價昂貴，拆遷戶獲得之補償費不足以在附近購買房屋下，如何提供區段徵收拆遷戶一個安身立命之處，以降低區段徵收開發之阻力，儼然已成為現今區段徵收作業所面臨主要課題之一。 　　本研究以損失補償及公平正義理念為基礎，探討現行區段徵收在法令制度面、公平（保障）面及執行面等三層面所面臨拆遷安置的相關課題，並藉由臺北市士林官邸北側地區及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等案例，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之方式，探討由政府於區段徵收範圍內興建住宅安置拆遷戶所面臨之相關課題，並尋求改進解決之方式。 　　本研究希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作業，在法令制度方面，中央政府宜對拆遷安置訂定更完整之法令制度規範，並訂定完整之安置計畫內容規範；公平（保障）方面，則應確保弱勢拆遷戶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拆遷戶在非經濟方面之各項損失及公平保障拆遷戶間之權益；執行方面，則應具備採彈性多元安置方式，對於拆遷安置對象與方式須符合損失補償與公平正義之原則，並加強拆遷戶之參與及溝通，以確保拆遷安置作業能符合拆遷戶實際之需要，發揮區段徵收拆遷安置應達到之實質目的。

本研究從對理性主體教育學之質疑出發，透過與Emmanuel Levinas他者哲學之對話，嘗試從責任、對話與正義三個與教育相關之議題切入，闡述Levinas他者哲學對存有論、知識論與政治學之批判，藉此，豐富教育學在主體觀、知識論與政治學三個面向上之倫理性意涵。因此，本研究關於Levinas他者哲學與教育學之連結，所採取的不是將Levinas他者哲學應用在教育學實踐之取徑，而是在理論層面上，透過Levinas他者哲學對西方傳統哲學之反思，重新返回教育學原初的倫理處境，挖掘更豐富的教育學意涵。最後，本研究之主要結論為：一、教育主體必先是為他人負責的責任主體，才可以是自由的主體；二、與他者的關係必先是一種言說關係，知識才可以有其客觀性，互為主體的認識關係方可以運作；三、在為他負責的主體性及不對稱關係作為教育正義之前提下，教育的多元性才可以不只是多樣性，才可以是平等的，而正義方可以是比較的。 / Based on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 Levinas criticize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i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Along with Levinas’ thought,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responsibility, dialogue, and justice. A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vinas’ thought and pedagogy, this research is not intended to apply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evinas’ ethical thought (about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can enrich the meanings of pedagogy theoretically.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ndings conclude: (1)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is prior to the freedom of the subject; (2) the saying with the other is prior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3) the dissymmetrical relation is prior to the equality.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3299号 / 地博第280号 / 新制||地||10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山越 言, 教授 平野(野元) 美佐, 准教授 高田 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