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發生大規模國家暴力之後，檢討相關人員的責任，向來是重要的轉型正義議題，可是這個議題在台灣因為多種原因，長期被忽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期間，上萬人因叛亂、匪諜嫌疑被捕、遭判重刑，至少八百人失去生命。在這種官僚式壓迫的體系中，檢討相關人員責任前，須先了解當初他們在暴力行動的參與中如何做出決定。本文藉由判決書檔案，探索並評析軍事法官如何針對政治案件進行判案，並且將人民判處死刑。從中發現幾項事實，可供未來檢討這些法官刑事與道德責任之基礎。法官的判決與論述中，除了曾經出現違法的情形外，亦不乏相同犯罪事實，判決標準不一致，以及違反人權精神等例證。另一方面，確實也曾經出現較為人道的判決。這些事實顯示當時法官擁有裁量權，選擇空間是存在無疑的。從而，部分選擇剝奪人民生命的法官，可能面臨道德上更大的非難。 / As massive state violence subsides, the issue of holding those who carried out such violence into account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oncern. Yet due to numerous reasons, such issue has been long ignored in Taiwan. During the 38-year-long martial law period, tens of thousands of citizens were arrested and severely condemned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or espionage. In such bureaucratic oppressive regim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hould be studied prior to the discussion of responsibility. By studying the verdict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exploring and analyzing how death sentences were made by military jud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t only illegal verdicts have ever occurred,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verdicts with similar criminal facts, as well as examples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indeed some cases where the judges ruled more humanely. In all, these facts demonstrate that the judges did have powers of dicretion, and room for choice undoubtedly existed. Hence, the acts of certain judges, who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chose nevertheless to deprive lives of certain citizens, may seem to be more morally reproachable.

由於台灣與南韓近期的政權與溝通的更迭，兩國國內的政治焦點 又再次轉向正義，尤其是針對在獨裁政權統治下，受到迫害的人民而 言的歷史正義。雖然台灣與南韓在二十世紀時，都經歷了相似的政治 進程，但兩國在處理政治轉型前的人權迫害問題，即所謂的轉型正義 的方法卻不盡相同。在南韓，轉型後的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成立真相委員會、審判兩名前任總統、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建立 多重補償法案。相對的，台灣政府的作法則較為零碎，使用相對消極 的方法尋找真相、提供戒嚴時期的受害者賠償、目前則處理長久以來 具有爭議性的國民黨黨產問題。本論文將檢視此兩個東亞「第三波」 民主國家，在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上（亦即尋求真相與責任歸屬）為 何會採用兩種徹底不同的解決之道，並對不同解決方式背後的環境、 歷史、制度下的原因提出疑問；接著探討南韓政府這看似合理的做法 為何僅是紙上談兵，究竟有何欠缺。針對兩國的轉型正義議題，本論 文試著提出一項溫和的轉型正義推動政策，以滿足受害者對於真相、 對於平復的渴望，以促進兩國內部對立團體的和解。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2796号 / 論法博第180号 / 新制||法||146(附属図書館) / 80840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公法専攻 / (主査)教授 土井 真一, 教授 毛利 透, 教授 大石 眞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ジョン・ロールズの「公正としての正義」は、どのような内実をもつ規範であれ、公正な正当化の条件のもとで合意された規範を公正という意味で正しいとみなす正義の形式的・手続き的構想である。この構想においては、自分の判断を理由に自由に行為する「理性的人格」の観念、自分の判断のもとで理由を構築する理性的人格の「理由の道徳的権利」、そして自分の判断を理由に行為する「自由の道徳的権利」が想定されている。本論文は、これら二つの道徳的権利の尊重という理性的に拒否され得ない義務のもとでロールズの正義の理論を道徳性の形式的・手続き的なカント的理論として再構成し、それを理性的人格の道徳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根拠づけた。 /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is the formal or procedur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that recognizes only norms that could be agreed under fair conditions are jus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fair, whatever contents they might have. In this conception, the idea of a reasonable person, the moral right of reasonable persons to construct reasons, and the moral right to act in freedom on these reasons are presumed. I have critically reconstructed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as a formal or procedural Kantian theory of morality on the basis of reasonably unrejectable duty to respect these two moral rights, and grounded it upon the moral identity of reasonable persons. / 博士(哲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本論文題旨為：「論代間正義：一個羅爾斯式的觀點」。代間正義是晚近三十年來新興且益愈受到重視的倫理學議題之一，其主要關切的核心問題，乃在於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的責任」。本文透過當代政治哲學與倫理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有關社會正義理論的設計與主張，分兩部分處理此問題。 / 第一部份所處理的問題為由帕菲特（Derek Parfit）所深化之「後代人格不同一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旨在探究「代間正義是否可能」。帕菲特指出，前代不同的行為選擇，將造成不同後代的存在，而這使得現存既有之各種權利與責任相對應的理論，無法合理地適用於代間關係。帕菲特主張，可以採取「忽略特定人格的比較（品質）原則」以解決此後代人格不同一問題。然而，帕菲特此舉卻陷入「不特定人格的後代無法追究前代之行為責任」的理論困境。本文主張，透過羅爾斯原初位置（original position）的理論設計啟發，即便在代間存在著「前代不同的行為選擇，將造成不同後代的存在」的後代人格不同一疑慮，當代仍可採納原初位置的理論啟示，區分人的屬性（properties）與獨特性（particular）的差異，在後代存有人格不同一問題（獨特性）的情形下，針對「屬性」而確立追問當代之於後代所應擔負責任之正當性。 / 第二部分主要處理羅爾斯有關代間正義觀點的內部論證問題，並進一步藉此說明「代間正義如何可能」。羅爾斯以「正義的儲蓄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說明代間的分配正義問題，並《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將它納入正義二原則之中，成為建構社會基本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羅爾斯早期解釋與證成儲蓄原則的相關理據如動機假定（motivation assumption）與家族模式等，卻可能與其他理論假定如締約者的理性等相衝突、衍生解釋融貫上的困難，而遭到眾多學者們的質疑。羅爾斯在一九九三年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對此做出回應，並將關切下一代的動機假定，修正為「要求前代也承諾遵守他們所遵守的儲蓄原則，無論向前或向後追溯多遠」。除此之外，羅爾斯於《正義論》以外的其他著作，在提及正義二原則時，皆不再表述「正義的儲蓄原則」。本文認為羅爾斯後期所提出的證立主張，不僅整合了代內分配正義（差異原則）與代間分配正義（儲蓄原則）的論證理據（小中取大規則的應用），更與其主張「社會作為一世代相繼之公平的合作體系」時所標舉之「相互性理念」（the idea of reciprocity）的核心概念相符應。本文認為，在論證理據得到順利整合的前提下，羅爾斯仍可在後期表述正義二原則時，將「正義的儲蓄原則」放回其中，並可據此呼應當代永續發展理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核心主張。 / The topic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s one of the newest but getting more important ethics problems to contemporaries. One of the key points of this issue is how to make sense of our obligations to the posterity (include future people) if possible. In this dissertation, I intend to clarify this problem by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into two parts. / The first part is “The Non-Identity Problem” held by Derek Parfit. This problem shows that “in the different outcomes, different people would be born”, and it seems inactive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rights. Parfit suggests that we can through it by the priinciple Q: “if in either of two outcomes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would ever live, it would be bad if those who live are worse off, or have a lower quality of life, than those who would have lived.” But this principle makes new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problem. According Reiman, I argue that we can adjust this non-identity problem by the theory hypothesis “Original Position”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and that there are obligations from contemporaries to the future people. /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arguments of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ccording to early Rawls in 1971,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and was one part of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A Theory of Justice. But there are some argument troubles about the assumptions that makes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difficultly, especially on the “motivation assumption” and the family mode and so on. In 1993, Rawls changed his arguments about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but he also take off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from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other books or articles besides A Theory of Justice. I argue that latter arguments seem more reasonable to the theory of justice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they also makes the whole theory of social justice comprehensive. Then I argue that Rawls can still presents the just savings principle when he says about the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由於各類產業之快速發展，服務於各產業之建築與設施工程，規模愈為龐大，功能亦愈趨複雜，為使各類建築或設施能滿足業主需求及發揮應有的功能，建設過程需有越來越多專業廠商的投入，不論於設計或施工階段皆然，諸如建築、結構、給水、排水、電力、空調、消防、弱電、電梯及裝修等各項專業工程，特殊的建築或設施工程需要特殊的專業承商加入。因此工程專案執行中，經常發生多個平行之施工承商先後或同時進行施工的情形，使得各承商間存有相互協調與彼此配合之緊密關係，而當其中任一承商發生延誤或錯誤的情形時，均可能造成其他承商之延遲、破壞或重工而產生延誤或損失。由於各承商彼此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為使各承商之工程界面得以順利且妥善的進行，有賴業主、承商與關連承商間充分協調與配合，因此業主與承商對於工程界面整合工作所應承擔之義務與責任應有妥善的安排，符合公平合理之原則，工程方得以順利進行如期完成。 實務對於工程界面協調工作等各種有賴業主協力行為之事項，多數見解認為應適用民法第507條定作人協力行為之規定，然而由於工程實務上需透過業主協力事項之性質並非同屬一類，若單以民法第507條解釋所有現象，則與工程實務產生落差，而造成許多難以執行的情況；並且由於國內工程案件屬於買方市場，業主擁有較高之談判地位，契約條款多半係由業主預先擬具，因此難以期待業主於契約中賦予本身更多責任之約定，在法院實務見解執意要以契約具有明文約定始將業主協力行為解釋為真正義務之見解下，實難化解工程執行所面臨之困境，因此確有重新檢討定作人協力行為法律性質之認定基準，透過契約解釋予以補充目前法律規定所不足以適用的情況。而實務上最常發生因關連廠商因素導致工程延誤或錯誤之情況，卻常因缺乏合理的風險分配條款或未能清楚載明責任之歸屬，導致工程爭議頻生，因此有必要透過風險分析探討發生原因，並規劃適當之風險分配機制，將風險分配予具有優勢風險承擔能力的一方，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雙方之權義及達到契約執行之最佳效益。 本研究以實務案例點出常見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實務上常見之爭議課題，並透過工程風險分配原則與實務操作模式之研究，解析契約雙方風險承擔能力及最適風險分配之安排；透過定作人協力行為之研究，分析定作人應負擔之義務與責任；最後藉由國內外常見工程契約範本之比較分析，針對工程界面整合協調工作發生可歸責承商、可歸責業主及不可歸責雙方等情況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議。希望借由本研究能作為工程及法律界對於工程界面之責任型態有更正確的認識，以期降低工程爭議及提昇執行效益。

台灣司法院大法官早在1948年就開始進行違憲審查，迄今已釋憲超過65餘載，共作成730餘則大法官解釋，違憲宣告的比例大約30%至40%之間，其中與社會權相關的案件約20餘件，面對社會權應如何司法性的提問，我國學者多認為大法官對於社會權案件之釋憲立場過於難以捉摸，時而寬鬆時而嚴謹，大法官於社會權案件之審查上，並未創造出一套如同自由權般穩定且具有預測可能性的審查標準。 對於我國大法官於社會權案件中的釋憲難題，若僅著墨於方法論上的研究，忽略國家整體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將有見樹不見林之遺憾，而此種將社會發展歷史脈絡融入大法官釋憲過程中，最受國際推崇者莫過於南非憲法法院。南非在歷經長達數百年的種族隔離後，終於揮別威權擁抱民主，並擁有一部為世人所稱羨的新憲法，然而新民主南非所面臨來自於經濟、社會、政治與轉型正義等各方面之挑戰，並未因新憲法的制定而全盤迎刃而解。相反的，民主化後的新政府因財政短缺，導致無法實踐南非憲法中所保障之社會權，求助無門的民眾最終只能向憲法法院訴請權利保障。南非憲法法院面對困擾全球各地憲法法院之亙古難題「社會權如何司法性」時，並不懼怕挑戰，展現出以人為本之人權保障與弱勢保障之高度，做出許多為世人所稱羨之社會權憲法判決。 反思我國之社會權釋憲案件，多數均非由經濟弱勢者所提出，甚或有些與弱勢生存保障密切相關之釋憲案，最終這些弱勢群體之弱勢成因、社會處境現狀並未在釋憲場域中被凸顯、被衡量，導致憲法權利保障所連結之個人或群體從事現場域中消失了。對此，人民權利保障與權力分立原則同為憲法之兩大基石，二者間並無孰輕孰重之差別，故在社會權案件中，雖需考量資源有限性等權力分立之問題，然而過度尊重立法者之形成自由忽略人民權利保障之作法，仍有進一步改善之空間。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由於經濟的發展、國民所得的提高、營養的充足、醫藥的進步、 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國民平均壽命的延長，遂導致高齡化人口的即將來臨。而人口老 化所產生的老人安養問題，誠為傳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化與都市化社會轉型的產物。 吾人可由近年來都會地區老人安養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的被設置，而知其社會需求之 孔殷。 然而，在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之際，一本知往鑑來的理念，著手於「都會地區老人安 養制度之研究」，實為一有脈絡可循的探討途徑。誠然，「老人」此一弱勢的年齡層 ，正代表了因生理、心理衰退，社會、經濟地位降低的結果，依據「撤退理論」(dis engagement theory)，老人若能獲得合理的安養照顧，則不失為頤養天年的可行方法 之一，而符合社會福利基於平等(equality)與公正(equity)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 ice)原則，使「老者安之」、「老有所養」，斯為大同世界的極致。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獻探討為主，兼採內容分析法、訪談法、觀察法及比較研究法等 。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架構與資料收集。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共分二節：第一節首先對於「都會地區」、「老人」及「安養制 度」等，進行名詞釋義；第二節則作老人安養制度的相關研究。 第三章為現階段老人安養制度的檢討，共分三節，分別從民生主義、歐美的社會福 利制度、中華民國憲法的「社會安全」規定及我國現行老人安養的法規既計劃，依序 作一番敘述與分析。 第四章為都會地區老人安養問題的探討，共分四節：第一節闡明都會地區老人安養問 題產生的背景；第二節則從心理與生理、醫療社會工作、經濟等諸多層面，交織出都 會地區老人問題的性質；第三節是以台北都會地區老人安養機構的措施進行施談；第 四節則取材「老人安養機構專業化的實際運作」、「自費安養中心的營運與管理」、 「健康老人的安養」等一連串的實務，作其綜合分析。 第五章為有關先進國家老人安養制度的概述，共分四節，分別以英、美、日等福利國 家的老人安養制度為借鏡，從而將之與我國的相關制度作一綜合性的比較。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共分三節，包括未來研究的課題、研究發現及研究建議等。

我國當前推動這套績效獎金及績效待遇制度為移植美公部門績效管理制度，以公開賽模式理論為基礎和運用目標管理法進行考核，圖引進風險性收入計劃來提振公務員士氣和行政效能與國家競爭力，以滿足人民需求。 本研究經深度訪談十位不同部會的現職薦任非主管人員，以瞭解本制度在公部門的實際運作情況及其衍生問題和影響，反映並尊重公部門內逾30﹪相關利害人的實質感受與權益。發現此制度確可強化定期目標追蹤與考評，促使公務員更重視計劃執行，然績效是主觀詮釋下的社會建構，其標準易受操縱，政府將風險轉嫁至公務員身上，致使彼等引發道德危機而產生逆選擇的嚴重競租行為，反將工作重心轉向主管身上的「目標錯置」現象，如此則增加主管濫權機會、加深政治干預、弱勢更形不利、員工績效與組織績效未能有效連結產出等現象。 顯然這種變革方向是具爭議的，未明瞭此項工程是高度政治性而非行政性或管理的問題，且未尊重相關利害人的正當權益和反應，輸方可能運用各種機制來反向引導變革。故本人認為可朝下列調整：創造強有力領導團隊，應實施每年撤換績效不彰主管，至少佔主管職位五分之一；慎防躁進，穩健改革較符合公部門的最大利益；應提出突破性具體改善策略來支持和驅使員工做事；績效改革應考慮系絡問題，如對阻力的確認、克服與排除，採用獎懲極端、模糊中間方式，衡量影響，而非產出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制度在公部門能否發揮績效管理功能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克服執行層面的「人性弱點」，要回歸道德價值的創造與實踐，「道德力」是一種競爭優勢，可帶來巨大經濟效益，應認真的將道德議題納入管理制度與流程中。

正如哲學上存有諸多反覆的問題，每個哲學者不可避免會遭遇到，而在法學上，同樣的情形亦困擾著法學者。法學上最本原的問題，就是「法是什麼」的問題。對大多數法學者來說，對現行法的認識與應用，是學習法律的主要內容，至於「法是什麼」等較為抽象的思想問題，則因與現實司法的運作脫節，當然也就沒有深究答案的動力和必要。而且此類問題，卻往往難得唯一正解，就算放諸古往今來的法學大家，也未能給出令眾人心悅誠服的回答。 面對納粹的實證法不法，無論是法實證主義者或自然法論者都敗陣下來，本文從實證法不法問題的角度，來說明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根本的爭議─有無客觀正確之法。並在認識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難處之後，再借鑑柏拉圖的法思想，試著以不同於當代的視野，汲取柏拉圖思想的養份，看看能否解開這難解之結。 本文全部共分為五章，除第一章做為導論外，其餘四章做為主題論述，依其結構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將簡單敘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歷史，並提出歷史上實證法不法的問題(特別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實踐後果)，說明後來法思想理論對立未決的部分，這些內容將是第二章論述的中心。 第二部分則進入柏拉圖的法思想討論，將先說明柏拉圖所處當時的希臘文化背景，以及其個人經歷，特別是蘇格拉底之死，然後再論述柏拉圖著作中所透露出來有關法律的思想，前面背景的部分會先在第三章予以處理，後面柏拉圖法思想與理論的論述部分則留到第四章討論。 第三部分為綜合論述，也是本文對所提問題的總結回應，將把古典的柏拉圖法思想，與現代的法思想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象徵的意義，思考能否得出對問題更好的回答，嘗試提出一些看法，此為第五章的內容。 / The perpetual problem of “what is Law” is always asked by the students, the professors, even the philosophers, but no real answer was or is made. The legal positivist like John Austin would declare “laws properly so called are commands of sovereign”, as to another hand, the supporters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would make a completely opposite claim. What shall we do or which side should we believe? In this essa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it ought to be” and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is tracked down in order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of the unlawful laws which the Nazi had made and caused a terrible disaster. Because the result is not so content, so the thought of Plato is reseached as to find out if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is illuminating. The contents of all chapters of this essay could be digested as follows: In chapter one, as an introduction, it explains the reason that why the essay is written and how it is finished. In chapter two, it tracks down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and shows a horrible instance that caused a catastrophe which neither legal positivism nor theory of natural law could undo. In chapter three, it refers the thought background of Plato including his life and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Greek that affected the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 of Plato. In chapter four, it discusses the thought of Plato such as the theories of form, justice, and legislation with further eyes on his ‘The Ruplic’, ‘Statesman’, and ‘The Laws’. In chapter five, some viewpoints are discussed in advance in order to conclude what is in question. And after that, a temporary conclusion is m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