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十八世界的自由放任思想興起之後，經由市場價格機能的運作以調配資源的論點 ，已廣植人心。而且經濟學家們根據柏拉圖（Pareto）的判斷準則，所導衍出來的三 個邊際效率條件，剛好和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解相同。故認為只要在競爭的市場裡， 價格機能就可像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nad）指導著經濟活動，從而人們透過 自利的動機，可以達成提高全體社會福利的目標。 但卻忽略了競爭性場存在的真實性，以致忽略了市場機能的不具效率；或稱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的現象。 價格機能的失靈，導因於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歧異，在眾多的原因中，本文將之歸 納成下列五個原因： 一、非凸性（non-convex） 二、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 ） 三、外部性（Externality ） 四、公共財的不具排他性（non-exclusive ） 五、資料的不對稱（Asymetric Information ） 所謂資訊不對稱是指買方與賣方所擁有的市場資訊不一樣。當市場裡有此不對稱現象 時，也就容易造成一方欺騙另一方，這種欺騙行為可能產生逆選擇（Aderse Select- ion ）和道德淪落（Moral Harzard ）的問題。 本文中除針對此一問題加以說明外並擬對此一資訊不對稱的市場，提出一套健全的遊 戲法則以正常市場的運作。另在第四章中欲就資訊不對稱較為嚴重的服務業市場中的 旅行業為例；就其經營環境惡化的癥結所在，配合所提的經濟理論加以分析，並找出 健全市場運作的方法。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柏拉圖著作的解釋，大致有兩種不同的方法取向：一種姑且稱之為反系統的，另一種可以稱之為系統的。就反系統的主張而言，這一派的研究者經常地從整個或部分的柏拉圖著作中，抽離出來某個單篇的對話錄，單獨地去考慮這些對話錄的意義和目的；不像系統哲學的研究者般，將柏拉圖部分或所有的著作當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來看待，相反，他們□不預設某個統一的思想系統，也不預設這些著作間存在某些有機的關聯。相對於此，就系統的主張而言，在方法的運用上對當代以系統哲學方法研究柏拉圖的學者起決定性影響的，無疑是Schleiermacher在19世紀初為其柏拉圖德文譯本全集所作的總導論中所持的觀點。 即：每一個單篇的對話錄都不能僅僅被視為是一個自身完整的整體，而是同時包含它和其它著作間的連結關係；所以，對於每篇個別的對話錄的解釋，必須要有一個「增補的過程」(supplementary process)，去恢復這些個別著作與其主幹間的「本然的連結」(natural connection)。 在這個方法原則的影響底下，這一派的研究者人認為：沒有任何柏拉圖的對話錄可以被視為完整地呈現出柏拉圖的哲學，每個單篇的對話錄都只呈現出柏拉圖真正和最終學說的部分； 因而他們經常地將柏拉圖所有或部分的著作當成一個整體，認為這些著作皆建立在相同的學說之上，而致力於某種與中心思想相一致的解釋。 然而，這兩種方法取向都有為人詬病之處。首先就反系統的方法而言，由於過度地強調單獨地去考慮對話錄的意義和目的，因而導致柏拉圖著作中可能存在的思想聯繫被切割來。而就系同研究的方法而言，它最為人詬病的就是過度地依賴於研究者設定的中心思想，導致「思想決定寫作形式」的困境。 自Gadamer(或許可以把時間向前推至M. Heidegger)以來，研究者採取的方法逐漸地發生轉變，柏拉圖的對話錄被人們以談話的語言(spoken language)、發展中的談論(developing discussion)來理解；文本中的某些客觀或特定的表現形式不再如以往般被重視；相對地，人們更重視談話過程中隱現的東西。 這意謂在此一研究方法底下，研究者對個別對話錄的研究將不再預設某種主宰這些對話錄的內容的思想統一性，也不再將個別的對話錄當成某個完整思想的部分；而是把每個對話錄當成一個自身完整的整體，有獨立的思想開展與形貌；因而每個個別對話錄都有獨立的思想價值，並且其內部有論理上的一致性。在這個意義下，由於每個對話錄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和目的，因而吾人必須承認這種可能性：在不同的談話情境以及不同的議題設定下，對於某些學說的陳述相同，並不代表這些學說的實際內容亦相同；並且在同樣的理由底下，對於某些學說有相異的陳述，也不意謂實際上存在兩種相異的學說。 考慮到這些因素，筆者試圖在這個研究當中採取一種折衷的方法，藉由這個方法，吾人可以看清《哲人篇》在柏拉圖思想發展中的定位而又顧及每個單篇對話錄的內在一致性：以「定義」或言說作為觀察點來考察《哲人篇》，並旁及具有相關討論的其它對話錄，而這個考察必須在每個單篇的對話錄都是自身具有論理上的一致性這個前提底下進行。通過這樣的考察，吾人將可以獲得一個相關談論的比較，藉以釐清《哲人篇》和其它對話錄之間的關聯，並且，通過這個研究，筆者將試圖去回答以下的7個問題： 一、《哲人篇》的目的就竟是什麼？ 二、伊利亞的客人在這篇對話錄的開頭對哲人做出的六個定義是否有效？它的方法和最後第七個定義所用的是否相同？ 三、是否存在某種「分解」的方法？ 四、《哲人篇》核心部分的推論 (Sophist, 251a-264d)的目的是什麼？它是否用以說明了「分解」的方法？若是，那它是否說明了「分解法」？ 五、在《哲人篇》中，柏拉圖是否仍主張「相論」(Doctrine of Ideas; Ideenlehre)？若是，那麼這裡的「相論」與柏拉圖主要著作中的「相論」有沒有分別？ 六、《哲人篇》成書的年代屬於柏拉圖著作中的哪個時期？ 七、能不能通過《哲人篇》證明柏拉圖思想的轉變？

在本研究以Fodor 模組心智觀（The Modularity of Mind）為理論分析架構作研究，探討心靈哲學之符號論，界定”下棋思維”是否適用模組理論的分析解釋，並探討Fodor 模組理論與”下棋思維”現實狀況的相容性，對Fodor 理論缺失提出批判，並設立實驗方法與題目，建立實證分析，對棋手心理研究分析提出新見解。 以往「模組理論」Fodor 所要求的條件較為嚴格，認為模組有具有:”“範疇 特殊性”、”強制性操作”、”心理表徵只有有限的中樞通路”、”快速”、”資訊封裝性”、”表層輸出”、”有固定的神經結構”、”特殊的損傷模式”、”特定的發展步驟和順序”等九個特點，在模組觀點逐漸被接受的同時，Fodor 主張的模組理論亦不斷演進和被討論，其模組化條件演變為愈來愈寬鬆，最主要的四個條件為：1、信息封閉性(Information Encapsulated)，2、不可進入性（Inaccessibility），3、範 疇特殊性(Domain Specific)，4、先天論（Innate Ideaism），一旦有超過兩個條件不符合，就不能說心智或思想構成具有模組化的特性。 本研究探討心智能力，以心理學對高低能力棋手分析為例，對照Fodor 的 能力心理學與模組心智論理論框架。研究結果顯示：一、思想構成性：Fodor 將下棋歸屬為問題解決，等同於思想認知活動，由中央系統處理此類活動，經 由本研究的記憶棋子實驗等分析，結果表明無法反對Fodor 的歸類方式，Simon等心理學家的模塊理論（Chunking Theory）雖支持知覺對下棋能力的影響，但這部分並不會對Fodor 的理論產生足夠的威脅性。二、範疇特殊性：範疇特殊（異）性的定義是：每個模組只處理與其功能相符的信息。經由本研究的象棋棋手下日本將棋對奕實驗等分析，結果表明象棋能力可移轉到日本將棋，似乎表示下棋有範疇特殊性，如此可能對Fodor 中央系統處理問題解決(含下棋)、不具範疇特殊性的觀點造成威脅，本研究中，另嘗試提出一個修正方案以解決Fodor 面對範疇特殊性問題的挑戰。

本文全文共約二十五萬字，分為五章。 第一章研究旨趣與寫作方法，對就本文研究之旨趣、重點、性質、與寫作方法、寫作態度等，提出說明。 第二章緒論，首先闡明，從背景因素探討思想涵義之意義與重要性。重點在強調欲瞭解政治思想家之思想旳本 質及其時空意義，必先瞭解產生或孕育思想之各種背景。大其是對與吾人處於不同時空之思想家的思想，對其 思想背之瞭解，更屬瞭解其思想本身之先決條件。 第三章討論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對我國先秦時期與希臘古代政治思想之影響。共分二節：第一節從地理環境與 自然條件探討我國先秦政治思想的本質；第二節從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探討希臘古代政治思想旳本質。 第四章研究分析我國孔、孟與古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政治思想之歷史、文化、與時代背景。本章實為本文 中之本論。全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從歷史與文化背景探討我國孔、孟政治思想之本質和涵義：第二節從時代背 景與思想家之身世探討孔、孟政治思想之本質和涵義；第三節從歷史與文化背景探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政治 思想的本質與涵義；第四節從時代背景與思想家之身世探討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政治思想的本質與涵義。 第五章為比較與結論，係就第三、四章所述之內容分別作一結論，並加以比較。本文結論之所以分為二部分， 乃因第三章所述內容性質與第四章所述者不同。第三章所述自然環境對思想發展之影響，乃是對整個思想之本 質或屬性方面的，與思想之具體內容方面較少關聯；第四章所述之歷史文化與時化背景諸因素對個別思想家之 思想內容的影響，則有其個別之關聯性。故前半部之比較與結論，係就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對整個先秦與古希 臘思想之基本本屬性方面之影響，作一概述，而不分別細述其與孔、孟或柏、亞政治思想內容之關係；反之， 後半部之比較與結論則分別列述孔、孟與柏、亞之政治思想內容之涵義與本質之相異處。 本文之準備與撰寫時間，雖長達七、八年之久，所蒐集、研閱、參考之資料達五百種以上，舉凡中國先秦以前 之典籍史料，與古希臘自荷馬史詩至紀元前四世紀思想家之論著及有關史書，無不句句研閱詳讀數遍以上。 /

本文主要以Turnovsky (1996)和 Lai and Liao (2012)的模型架構為基礎，在政府基礎建設的支出以所得稅融通之下，建構一個開放經濟的內生成長模型，探討政策當局追求社會福利極大時，如何制定一套最適當的非線型所得稅制。依據本文的分析，可得到以下之結論： 一、在分權經濟體系的分析下，最適的所得稅尺度應等於基礎建設生產的 外部性，而課徵所得稅造成的代表性個人決策的扭曲，則由累退的 所得稅程度來矯正。當政府透過適當的非線型所得稅制矯正了所有分 權經濟體系決策行為的扭曲，使得總體經濟成長率極大化的同時，也 保證社會福利水準達極大。 二、在集權經濟體系的分析下，最適基礎建設的支出佔所得的比例應等於 基礎建設生產的外部性。再者，經過最適租稅結構的調整後，分權經 濟體系與集權經濟體系有相同的靜止均衡、總體經濟成長率和社會福 利水準，表示政府透過非線型所得稅矯正了分權經濟體系決策行為的 扭曲，使分權經濟體系的福利水準可達至最佳境界的狀態，即 Pareto 最適。

正如哲學上存有諸多反覆的問題，每個哲學者不可避免會遭遇到，而在法學上，同樣的情形亦困擾著法學者。法學上最本原的問題，就是「法是什麼」的問題。對大多數法學者來說，對現行法的認識與應用，是學習法律的主要內容，至於「法是什麼」等較為抽象的思想問題，則因與現實司法的運作脫節，當然也就沒有深究答案的動力和必要。而且此類問題，卻往往難得唯一正解，就算放諸古往今來的法學大家，也未能給出令眾人心悅誠服的回答。 面對納粹的實證法不法，無論是法實證主義者或自然法論者都敗陣下來，本文從實證法不法問題的角度，來說明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根本的爭議─有無客觀正確之法。並在認識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難處之後，再借鑑柏拉圖的法思想，試著以不同於當代的視野，汲取柏拉圖思想的養份，看看能否解開這難解之結。 本文全部共分為五章，除第一章做為導論外，其餘四章做為主題論述，依其結構可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將簡單敘述自然法與實證法思想的歷史，並提出歷史上實證法不法的問題(特別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實踐後果)，說明後來法思想理論對立未決的部分，這些內容將是第二章論述的中心。 第二部分則進入柏拉圖的法思想討論，將先說明柏拉圖所處當時的希臘文化背景，以及其個人經歷，特別是蘇格拉底之死，然後再論述柏拉圖著作中所透露出來有關法律的思想，前面背景的部分會先在第三章予以處理，後面柏拉圖法思想與理論的論述部分則留到第四章討論。 第三部分為綜合論述，也是本文對所提問題的總結回應，將把古典的柏拉圖法思想，與現代的法思想理論結合起來，分析問題象徵的意義，思考能否得出對問題更好的回答，嘗試提出一些看法，此為第五章的內容。 / The perpetual problem of “what is Law” is always asked by the students, the professors, even the philosophers, but no real answer was or is made. The legal positivist like John Austin would declare “laws properly so called are commands of sovereign”, as to another hand, the supporters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would make a completely opposite claim. What shall we do or which side should we believe? In this essay, from the aspec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it ought to be” and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is tracked down in order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of the unlawful laws which the Nazi had made and caused a terrible disaster. Because the result is not so content, so the thought of Plato is reseached as to find out if there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is illuminating. The contents of all chapters of this essay could be digested as follows: In chapter one, as an introduction, it explains the reason that why the essay is written and how it is finished. In chapter two, it tracks down the history of theory of natural law and legal positivism, and shows a horrible instance that caused a catastrophe which neither legal positivism nor theory of natural law could undo. In chapter three, it refers the thought background of Plato including his life and the conditions of contemporary Greek that affected the behaviour and development of Plato. In chapter four, it discusses the thought of Plato such as the theories of form, justice, and legislation with further eyes on his ‘The Ruplic’, ‘Statesman’, and ‘The Laws’. In chapter five, some viewpoints are discussed in advance in order to conclude what is in question. And after that, a temporary conclusion is made.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greatly affected not only the US economy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thesis employs the extreme value theory and Value at Risk (VaR) analysi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n various stock markets of the MSCI indexes, including 10 countries and 7 areas. It is reasonable to guess that VaR value should increase after the crisis. The empirical analyses on these indexes conclude that (1) the American market indexes not only do not agree with the guess after the crisis but four American indexes are identical; (2) not all the Asia market indexes consist with the guess; (3) the European market indexes agree with the guess; (4) MSCI AC PACIFIC,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consist with the guess; (5) the behavior for the positive log return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the negative returns in some MSCI indexes. Over speaking, the impacts of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n those countries are not the same.

許多觀察到的時間序列資料，多呈現高峰厚尾（leptokurtic）的現象，本文引用時間序列資料為Paretian分配之假設，估計各個國家股價指數報酬率於不同頻率資料下之最大級數動差，以觀察其厚尾程度。實證結果發現，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於不同頻率資料下之四級以上動差大部分存在，且不隨資料之頻率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由此可推論，各個國家股價指數報酬率之歷史分配，其離群值之活動並不嚴重。接著，利用樣本分割預測檢定（Sample Split Prediction Test）來檢定所觀察各個國家股價指數報酬率於同一樣本期間內，其左右尾之厚尾程度是否一致，及檢定所觀察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於跨期間左尾或右尾之厚尾程度是否穩定。在同一樣本期間，檢定時間序列之左右尾之厚尾程度是否一致之檢定中，發現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在所觀察樣本期間內，其左右尾之厚尾程度大致相同；而在跨期間之樣本分割預測檢定中，發現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在像是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盤、1990年至1991年間之波斯灣戰爭、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等事件前後，其左（右）尾之厚尾程度有顯著差異。最後提出Cusum of Squares檢定，係用於檢定一時間序列資料在所觀察之樣本期間內，其非條件變異數是否為一常數。 Cusum of Squares檢定之檢定結果顯示，本文之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在所觀察之樣本期間內，其非條件變異數並非為一常數。進一步觀察各個國家指數報酬率之Cusum of Squares圖，並綜合前述跨期間樣本分割預測檢定之結果，可推論在處理較長樣本期間之時間序列資料可能遇到結構性變動之情況時，跨期間之樣本分割預測檢定及Cusum of Squares檢定可提供結構性變動可能發生之時點。

摘要 本篇論文的討論起點來自柏拉圖如何面對靈魂能夠認知真理的這個可能性。柏拉圖設立那與變動的感覺現象完全分離的「不變動的『相』」作為知識得以成立的條件，這個歷史緣由可從亞里士多德的記載當中知道：一方面，柏拉圖認同克拉梯樓斯與赫拉克利圖學派所主張的感覺現象的永遠流動、無一停留，並因此認為絕不可能有關於感覺現象的知識，然而，另一方面，那致力於倫理事物研究的蘇格拉底則堅持必定有那可被定義的知識對象得以被思考與認知；由於受到這兩方所堅持的信念，柏拉圖則在為了拯救現象並使思考與知識得以可能的情況下，他設立了那必須與變動的感覺現象完全分離的相來作為感覺現象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並在透過那分有相的感覺現象當中，靈魂得以思考並回憶起關於相的知識，而由此拯救現象並保全靈魂得以思考且獲得知識的可能性。 然而，柏拉圖的分離相論卻有可能引發諸多困難，這主要可由《巴曼尼德斯篇》裡的少年蘇格拉底所遭遇到的三個困境所表現出來：○1少年蘇格拉底對於是否有卑下者的相的存在，顯得猶疑不定；○2由於無法回答相與現象之間到底是如何分有，以致於分有成為不可能；○3更進一步地，正是由於相與現象彼此的完全分離，以致於原本肩負拯救現象這使命的相，到頭來卻反而根本無法拯救現象，而且也面臨無法為人所知的這個最大困境。 這三個困境其實正是柏拉圖真理之路---愛智者如何能擁有那與現象完全分離的相的知識？---所蘊含的兩個一體兩面的論題：第一，思考與知識的可能性如何成立？也就是，相如何拯救現象？第二，愛智者要以什麼樣的方法才能正確地獲得相的知識以成為真正的哲學家？關於第一個論題，筆者認為，柏拉圖在《巴曼尼德斯篇》第二部分的八組推論當中提出一種具有數特徵的存有論，這個存有論綿密、細緻地論說《蒂邁歐篇》裡的宇宙生成論以及「未成書研究」裡的原理論，在這當中，相拯救現象的可能性乃在於---神以其意願與叡智將相形塑於這個數存有的世界並因此使那些在場域裡生滅變化的現象獲得一致性，如此，神的意願（i.e.善）乃作為相得以拯救現象的最具統馭力的原因與原理；關於第二個論題，那能使少年蘇格拉底獲得真理以成為哲學家的訓練，正是那以合理論說所掌握的相為對象的訓練，筆者認為，柏拉圖在這個訓練當中，試圖透過假設法的運用，使得愛智者能緊守在對「是」（i.e.相）的追求上，並得以在一步步的往上探求當中，在最後能以最終的決定性原因---善---來束縛住所有的相，如此，當愛智者能在「善」的指導下以合理論說來正確地指出每個相的真實本質時，這個愛智者也就成為真正的哲學家。 在這樣的解決方式當中，柏拉圖證成了靈魂能夠認知真理的可能性，為自己的真理之路尋得一個合理的立足點。柏拉圖在這當中所奮力搏鬥的，主要並不是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以後諸篇》A 6.987a33-b10所提及的這些哲學家，而是歷史上的這位伊利亞哲學家---巴曼尼德斯：柏拉圖分離相論的核心來自巴曼尼德斯其毫無生滅變動的「完滿的是」，然而，柏拉圖拯救現象以及保全思考與知識的可能性的這個企圖，卻又是必須對巴曼尼德斯的「完滿的是」提出批判。而在柏拉圖藉由這兩個假設與八組推論來與巴曼尼德斯奮力搏鬥當中，柏拉圖所完成的不僅僅只是解決分離相論所可能引來的困境，而更是走上一條不同於巴曼尼德斯的真理之路，因為現象的拯救是柏拉圖所主要異於巴曼尼德斯的地方，而那使得現象得以被相所拯救的最具統馭力的原因與原理乃在於---宇宙父親的意願與叡智，而這乃作為柏拉圖自己的真理之路的最終磐石。 關鍵詞：相論，分離，分有，善，假設法，柏拉圖，巴曼尼德斯，〈未成書研究〉，《巴曼尼德斯篇》，《蒂邁歐篇》。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show that how Plato might deal with the possibility for soul of knowing the truth. The historical reason for Plato positing the invariable Forms, which are totally apart from the variable sensible things, is remarked by Aristotle that: on the one hand, having been agreed with Cratylus and the Heracllitean doctrines that all sensible things are always in a state of flux and that no science of them exists, yet on the other h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ocrates’ efforts to find general definitions of ethical terms, Plato, having been inspired by both views, thinks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invariable things, i.e. Forms, which are totally apart from the variable sensible things and could only be thought with logos（or reasonable account）, as the causes of the sensible things. Therefore, the soul could recollect and think of Forms by perceiving these sensible things, which participate in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Hence, Plato saves the phenomena and secures the possibility for soul of thinking and knowing the truth by his theory of Forms. However, there might be many problems that arisen from Plato’s theory of Forms. These problems are shown mainly by the three perplexities, which are encountered by the young Socrates in the Parmenides. First, the young Socrates is undecided about whether the base things could have their Forms, second, having been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haring between the sensible things and Forms, the young Socrates finally has to accept the impossibility of sharing, third, further, just owing to this totally separation that is between the sensible things and Forms, Forms finally could not save the phenomena and could not be known by anyone. Actually, the three perplexities are the two topics of Plato’s way of truth, which is that how the lover of wisdom could know the Forms that are totally separate from the sensible things. The first topic is that, in what way the possibility of thinking and acquiring knowledge could be secured. That is, how the phenomena could be saved by Forms? The second topic is that, in what way the lover of wisdom could acquire the truth and becomes the real philosopher. As for the first, I think that Plato claims a kind of ontology, which has numerical character,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rmenides. This ontology provides deliberately the cosmogony of the Timaeus and the theory of the Principles in the Unwritten Doctrines that could justif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henomena that are saved by Forms. This possibility lies in the god’s nous and will, i.e. the world that has numerical character is fashioned by the god with Forms as model, and then the becoming phenomena that cling to the receptacle are saved and intelligible. Therefore, the god’s will is the supremely valid cause and principle of this possibility. As for the second, this exercise that can make the young Socrates as a real philosopher if he takes it into practice is the training, which takes Forms as its objects and be practiced in hypothetical method. I think the reason for Plato of using the hypothetical method is that this hypothetical method can make the lover of wisdom to cling to Forms when he is putting this exercise into practice, and in this upward process systematically, finally, he can fasten all the Forms with the final cause, i.e. the good. Therefore, when the lover of wisdom could show the real essence of each Form with reasonable accou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od, he at that time is a real philosopher. Under this solution, Plato justifies the possibility for soul of knowing the truth, and makes his way of truth possible. In this fighting, those with whom Plato fights are not those philosophers that are remarked by Aristotle in Metaphysics A 6.987a33-b10, but the philosopher of Elea, Parmenides. On the one hand, the key point of Plato’s theory of Forms is coming from Parmenides’ concept of Being, which is ungenerated and imperishable, y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ttemp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aving the phenomena and for soul to know the truth is urging Plato to put Parmenides’ claim to the question. Then what Plato has done in this fighting, which mainly occurs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rmenides, is that as he is solving these perplexities, he at the same time is stepping upon another way of truth,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Parmenides. In this fighting, saving phenomena i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Plato and Parmenides. The god’s nous and will is the supremely valid cause and principle of the saved phenomena and this most supreme cause is the coping-stone for Plato’s way of truth. Keywords: Plato’s theory of Forms, separate, participate, the good, the hypothetical method, Plato, Parmenides, the Unwritten Doctrines, the Parmenides, the Timaeus.

對於「外來政權」的研究，首先遇到的難題是如何避免各自以褊狹角度詮釋的困境，為超脫此一困境，最適宜的作法是採取不同立場者都可以接受的觀點，這是本文採用政治權威途徑研究「外來政權」現象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於政治權威演進的描述，提供了有用的切入點，鄂蘭指出「政治權威」觀念起源自柏拉圖(Plato)，到古羅馬時期到達概念上的完全發展，但迄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權威概念卻出現詮釋上的改變，這個過程給與「外來政權」研究一個有用的啟發。 柏拉圖洞穴論是古希臘權威觀念最充份的說明，他對Idea的置重，及如何將Idea引入洞穴過程的敘述，無異是對外來意識形態進入本土社群遭遇的狀況，及如何克服此一困境的描述，從柏拉圖的進路中，顯示Idea外來意識形態具有靜止性、回溯性與統一性，而要完成外來意識形態在本土社群生根的轉化，最重要的媒介是一個以哲君領導的政權，這個政權就是「外來政權」。為了鞏固政權，柏拉圖主張從教育著手，並利用政治神話強化階級統治，但柏拉圖晚年重新發現法律的整合功能，法律因此也成為外來意識型態統治的有用工具。 相對於外來政權參照對象的柏拉圖，馬基維里則是對於古典傳統與外來意識進行反叛，馬基維里代表的是「本土政權」的觀點，他要創建新的國家，開創新的歷史，也就是將國家視為最高價質的「國家理性」，他將建國與治國重責大任交給了新君主和創建者，但這兩種不同的角色卻可能引發矛盾與衝突。在建國階段，馬基維里雖然訴求除舊佈新式的恐怖統治，但在治國階段，他卻主張共和政體，由此也凸顯出政治的自主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馬基維里對外來意識形態的利用，顯示與外來政權的鬥爭並非只有零和的結局。 柏拉圖與馬基維里的進路，提供台灣「外來政權」現象極有啟發性的反思，包括：一、無論是外來政權或是本土政權的歷史觀都是製造出來的；二、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互動可以產生正面效果；三、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都有英雄崇拜的心理；四、主體性的追求應以個體自主作為國家主體的前提；五、外來與本土的對立造成了一國之內的兩個國家。上述五點正是台灣「外來政權」現象的問題所在。歸結而言，無論外來或本土政權皆只關注「誰來統治」的問題，這一方面，霍布斯對「外來政權」角色的特殊界定與對個體價值的重視等見解，或許提供了可望解決此一困境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