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旨，在探討中華民國與日本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的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是達成國家戰略目標的手段之一，國家彼此間擁有共同的戰略目標，並進而透過相關的機制達成合作，將來促進雙方的利益。 本研究從中華民國與日本間軍事交流的來源開始探討，認識當時兩國的做法，並分析其後果和正負面意義。論述抗日戰爭與台日斷交的重大事件對兩國交流帶來的影響，透過政治、外交及法律等觀點來追查兩國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上的變化。確認當前台日雙方的國家戰略目標與兩國在東亞擁有的軍事性、經濟性國家利益，思考雙方在國家安全上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研究對雙方軍事交流及安全對話的現狀與國家戰略目標的差距提出看法，思考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並對現存問題的改善做出建議。

冷戰後，中共外交作為上已有重視軍事外交的趨勢，一方面是由於軍事關係原本即為雙邊關係的一環；另一方面，軍事上的交流與合作同樣會有戰略上的意涵，可供中共加以運用。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對中共軍事外交做一全面的認識，從中了解其在中共總體外交作為上扮演何種角色。論文首先對「軍事外交」此一概念做出釐清，解釋其在冷戰後發展之原因。並對中共軍事外交做一回顧與介紹中共執行軍事外交的組織架構，且分析其目的。其次，了解冷戰後中共外交政策上的思維與軍事戰略，藉此觀察中共軍事外交在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中的角色，對中共軍事外交有一背景上的認識。並從儀式性的軍事交往深入到戰略層面行動，以及長期的職業軍事教育交流、非傳統安全領域之合作與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從中探究出其發展上的機遇與挑戰，並以外部衝擊與內部限制作為分析的分水嶺。最後綜合歸納出中共軍事外交對內外的影響。 研究發現中共軍事外交日漸蓬勃有其國內外大環境配合，但同時也受其制約，而冷戰後中共軍事外交更趨靈活，在發展的層面日漸擴大，並融合進中共的中長程目標，對我國的威脅將與日俱增。

軍事外交關係國防戰略，是國防戰略的對外延伸，軍事外交也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國際軍事交往。中共在「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首次將「開展軍事合作與交流」置放於戰略層次，列為國防政策重點項目之一。期間積極參與地區和國際政治活動，並於此基礎上同時推動軍事交流與合作，其作為包括；聯合軍事演習、與軍事強國建立高層互訪和磋商機制、軍官培訓規模急劇擴大、軍艦外交範圍擴大等，使共軍開放程度越來越大，並且呈全方位發展的態勢，間接促使各國逐漸正視中共軍事影響力，積極與共軍進行對話與合作。 海軍為國際性兵種，軍艦一出海即代表國家，也意味著國土的延伸。軍艦出（互）訪向來被認為是軍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海上實力的綜合表現。中共的軍事外交固然是舉起「和平」旗幟，但從不掩飾對國際先進軍備和先進技術的追求，也不隱藏其所擁有的軍事威懾力及參與多邊安全對話、武器管控等措施。 / The military diplomacy associates with the military defense strategy. It is also an extens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military diploma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verall national foreign policy, as i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relationships. "Develop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was first place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in PRC’s white paper,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4". It became one of their national defense policy priorities. Since then, PRC aggr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vents. In addition, PRC actively promote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hich includes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military commanders’ summit meetings and strategies consultation, officers’ international training in large scale, and increasing scope in naval diplomacy. PRC military has the grown dramatically in International level. PRC’s overall military diplomacy development situation enhance of the PRC’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power indirectly. Therefore, many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ith PRC at present. Navy is an international arms force. Naval ships at sea represent the nation’s authority and it is an extension of territory. Warships visits not only alway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ilitary diplomacy, but also represent the strength of a country's overall performance at sea. As PRC’s military diplomacy is certainly held up "peace" banner in appearance, they openly pursue the advanced arms for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expend their own military deterrent force and participate in mult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rms control measures.

美中軍事關係之起伏隨著兩國國家利益、領導人特質、國際情勢等而定。 / The United States-China’s military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uneven developments since 1979. The main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that the bilateral military relations have been experienced periods of better cooperation, and ones of suspicion and confrontatio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What are the potential risks and benefits of mil-to-mil relations to the U.S. and China security? What are the obstacles of the two militaries interaction? What is the U.S. and China, respectively, debating over regarding military relations? This thesis focuses primarily upon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militaries relevant to interests of their countrie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leaders’ perspectives by reviewing crucial historical event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the chang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domestic issue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prospective of leaders after the Post Cold War. Also this paper will try to explore the intention of why these potential opponents cooperat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dig out the mentalities of the leaders on both sides in establishing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 The author would also adopt the Morgenthau’s rational approach (interests in reaching value-maximizing choices), Alliso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pproach (decision-making of the President with his inner circle of advisors), and Gilpin’s international system (states tend to expand interests as their power grows) to examine the military relations. The framework is illustrated as follows: Chapter one gives the background storie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purpose and methodology of this writings. Chapter two elaborates U.S. interests in China, and U.S. Policies concerning China. Chapter three further explores China interests in U.S., and China policies concerning the U.S. Chapter four describes the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s. Chapter five explores the U.S. and China views of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 Chapter six lists constraints of U.S.-China military relations, and concludes wit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到底是敵？是友？或亦敵亦友？中美的外交關係面臨擺盪起伏，而兩國的軍事交流更是讓人霧裡看花。因軍事交流身於外交及國防的交集處，因此為探討兩國軍事交流，必先釐清華府全球戰略意向及對北京的外交政策，方能了解兩國軍事交流的目的並進而預測其未來走向。 華滋(Kenneth Waltz)體系論提到，強權的興衰可決定國際政治運作的方式，國際結構組成，並進而影響國家的行為。冷戰時期，美國及蘇聯實力相當，國際社會一分為二，依照兩強所領導的價值觀而運作。在當時，美國戰略以發展軍事實力，保障本國及盟邦安全，避免兩極失去平衡為目標。除發展自身實力外，並以合縱連橫的方式，尋求他國的合作共同對抗蘇聯。 七0年代，蘇聯迅速擴張其勢力，美國擔心兩極就此失去平衡，恰於此時中蘇關係彽朝，美國利用此機會進行中美關係正常化。蘇聯持續擴張帶來的威脅，促使美國開啟對華軍事轉移，希望利用中國優勢地緣位置，以增加其國防實力的方式，牽制蘇聯的發展。從八0年代開啟的中美軍事交流目的很單純，一切以共同對抗蘇聯為目的。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天，繼而蘇聯解體，國際政治成為美國獨霸的世界。華府將其全球戰略由對抗蘇聯，過渡為維持單極優勢領導。美國軍事國防存在的目的也由維持兩極平衡，轉變為維持經濟於區域存在的後盾。布希政府時期以「世界新秩序」為新全球戰略，強調透過美國領導，國際合作的方式達成美國治下的和平。亞太戰略方面，以扇形理論維持在區域內存在，避免單一國家控制區域內綜合資源，同時藉由與扇沿國家的互動，打造一個符合自身利益存在的安全環境。因中國自七0年代開始只是美國策略性聯盟的夥伴，在蘇聯這個共同敵人消失後，美國遲遲無法決定對這個世界第二大的共產國家該採取什麼態度，尤其是兩國軍事交流。老布希政府時期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恰好替美國暫停對華軍事交流找到一個藉口。自一九八九年六月，美方中止了八0年代開始大量的軍售、裝備合作及高層互訪。 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發展的單極優勢領導全球戰略觀一直延續至今。在柯林頓時期名為「交往與擴大」，透過安全性合作、選擇性介入及預防外交等方式，建構起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在亞太政策上，沿用布希政府策略，更名為「新太平洋共同體」，以政治、經濟及軍事三管齊下方式，防止美國影響力無法進入區域，降低區域強權如俄羅斯、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在對華政策方面，美國本身即充滿矛盾，一方面是冷戰後失去敵人的沒方向感作祟，亟需尋求一替代的假想敵，一方面又需要中國在區域及全球安全議題共同合作，在兩者拉力下出現柯林頓政府時期對華「全面交往」及「建設性戰略伙伴」政策。 無論是「全面交往」或「建設性戰略伙伴」，都是美國希望透過「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爭取中國在區域、全球議題的支持，如北韓問題及武器不擴散議題。更深化的目的在於透過將中國拉入國際社會，運用融入、同化的方式，以影響甚至改造北京當局。兩國的軍事交流可視為美國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疑慮、對武器擴散的關心以及對區域安全關注的綜合產物。一九九三年中美「全面性交往」提供兩國重新開啟軍事交流的基礎。然因失去實質的目的，如共同對抗敵人，僅存策略目的，如上述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疑慮…等，使得雙方軍事關係在面臨李登輝訪美、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轟炸兩次外交瓶頸後慘遭挫敗。 小布希上任第一年，美國便面臨了九一一恐怖攻擊，為了共同反恐的需要，美國放棄強硬單邊的全球戰略觀，將國土安全提升至戰略第一位，並爭取全球打擊恐怖主義的支持。在亞太政策上，除區域盟國外，亦相當注重與大國，如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的交往互動。美中關係此時也從二00一年四月中美軍機擦撞陰霾中解凍，美國放棄稱呼中國為「戰略競爭者」，改稱「建設性的合作關係」。 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亦是種「異中求同，求同存異」的手段。兩國關係是否真的好轉，由當時一連串政府對華評估報告書中，證明美國對中國仍懷有強大的戒心。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友善，不過是反映了專心反恐的需要，希望中國在各議題與之合作，尤其是維持區域的安定。軍事交流就是最好的印證，雖然九一一事件後兩國軍事交流大增，但細就其項目多為消極的嚇阻、預防衝突發生，就深度上與前兩任政府時期幾乎無異。 觀察一九八九至二00四年，中美軍事交流廣度展開，但深度並未增加。究其原因可歸為因兩國互相帶有高度戒心，而軍事交流不過是求取降低衝突發生的產物。在華府及北京仍相互定位不明、彼此疑慮的情況下，預料未來兩國軍事交流仍難有重大的突破。

身為一位學習「戰略及國際安全」並從事「野戰戰略」與「中外戰史」研究與教育的軍人，深知唯有堅實的國防武力，才能在中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文攻武嚇下，以「勝兵先勝」之作為，來達到「止戰而不懼戰，備戰而不求戰」，確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戰略構想之達成，然基於深切體認到「兵凶戰危」，不忍國人與大陸之對立紛爭而引發戰火，導致同胞「生靈塗炭」。自當從「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等戰略及國際安全之考量，研究「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藉由國際間已實施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以下簡稱CBMs），期能喚起台海兩岸之領導人，本著同根同源，藉展現誠意、溝通、協商、交流，進而建立互信，以降低兩岸緊張情勢，避免因誤判而引發衝突，進而導致戰爭發生。 「信心建立措施」的主要概念，在於透過資訊交換與交流，增加彼此的瞭解，避免雙方因對彼此軍事意圖的誤解，而導致擦槍走火，引發衝突與戰爭。並希望透過「軍事互信機制」等交往原則的確立、軍事行動的規範，以及檢證措施的運用，建立台海兩岸彼此信任之關係，以達到避免戰爭、防止戰爭，確維台海兩岸安全與永久和平之目標。 本論文「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之研究」，其主要的理論基礎是參考國際間已施行多年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該措施見諸於1975年「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的「最終議定書」（Final Act）。而在歐洲中立及不結盟國家提議下，至1986年「斯德哥爾摩會議文件」（Document of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第二代的「信心建立措施」被歐洲各國改稱為「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以下簡稱CSBMs ）。一般而言，後者較前者更強調軍事意涵的重要性及查證措施的使用，也意味脫離前者的萌芽階段，進入較繁複、具體、強制發展的階段。除歐洲與亞太地區外，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都有相關類似的安排。1991年，南北韓所簽訂的「和解、互不侵犯及交流合作協議」與「朝鮮半島非核聯合宣言」，中共、俄羅斯及其他三個中亞國家於1996年4月26日所簽訂的「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均屬於「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冷戰結束後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所倡導的安全對話，也是「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環。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可採用「信心建立措施」（CBMs）各類作法，即（一）宣示性措施（declaratory measures）、（二）透明性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三）溝通性措施（communication measures）、（四）海上安全救援措施（maritime measures）、（五）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六）查（檢）證性措施（verification measures）…等，並參考國際間建立互信之成功案例，區分目前已在執行的公布「國防報告書」、宣布「軍事演習之種類、範圍、時間、地點」、遂行「海上救難行動」、建立「海峽中線共識」…等，並配合國統綱領的進程，再分為近、中、遠程軍事互信作為，逐步建立台海兩岸軍事互信，降低緊張，化解衝突，以避免導發台海間之戰爭，共創台海兩岸中國人之雙嬴。 當前台海兩岸之紛爭，乃導因於雙方領導人及政府之互信不足，故在推動台海兩岸互信機制時，初期階段，須由單方面展現誠意、培養互信，在時機及條件成熟後，則雙方展現誠意、建立互信，當然我方應審慎規劃，並時時觀察，若中共仍抱持傲慢心態，未能遵守相關協定，必要時可以停止各項交流，以免單方面對中共做出過多的讓步，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與利益。 從研究中可以深切體會，台海兩岸維持和平與穩定，是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期盼，也唯有「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才能避免雙方因誤解、衝突，而刺激中共以武力犯台，或引爆戰爭。故僅提出具體建議，供決策單位及後續研究此一問題者參考： 壹、台海兩岸不可輕啟戰端。 貳、推動兩岸間制度化互信機制。 參、藉助國際友人加強多邊協商促進兩岸交流。 肆、審慎擬定建立軍事互信措施之優先順序。 伍、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立法逐步執行。 陸、賡續研究集思廣益尋求兩岸雙贏策略。 台海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雖然還有相當多的困難與窒礙，但相信只要台海兩岸領導人有決心，必可早日達成兩德統一與兩韓和解的光明坦途，這也是台海兩岸中國人所衷心期盼的抉擇，但願不久的將來，台海兩岸的中國人，均可走出免於戰爭與殺戮之夢魘，進而同享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和平幸福生活，共創台海兩岸的繁榮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