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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前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工業化。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由於對長期工業資金的需要，非常切，故而研究如何融通此種資金之問題，至為重要。 本文主旨即在於闡析台灣工業資金融通之現況，及檢討其對工業發展的功過得失，並擬提出金融改革之方策。 茲為作一有系統之研究分析與廣泛之比較證驗起見，本文將先論及工業金融之一般理論，作為分析之工具；其次列舉英國、美國、西德、及日本等工業國家實例，作為比較之對象；然後根據台灣工業與金融的實際狀況，加以剖析研究。茲擇要分述如下： 一、關於工業金融之理論部份（第一章） 因為工業金融的任務，是要在不影響金融穩定的條件下提供充分的工業資金；所以工業金融之理論分析，大致可從下列二方面著手： (一)維持金融穩定方面－一般工業資金可分週轉資金與設備資金兩種。如果以儲蓄貨幣融通週轉資金，則有效需要的不足立即發生，會引起經濟緊縮的現象；反之，如果以創造貨幣融通設備資金，則有效需要將超過有效供給，以致產生通貨膨脹的局面。因之，若要維持金融的穩定，以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則週轉資金必須來自創造貨幣，而設備資金必須來自儲蓄貨幣。這是工業金融所應遵循的「資金供需配合原則」。 (二)充分利用資金方面－理想的資金運用條件，是要使資金的「邊際生產物價值」（即預期收益）在諸用途間均等化，直到與資金價格（即利息成本）相等為止。如此，資金獲致合理的分配，可以充分利用而不至於浪費。然欲達到此種理想條件，則須保持金融市場的競爭狀態，不可造成特殊利益，以提高金融效率；但如對特種長期金融機構（如開發銀行）賦予籌措資金的特殊權利（如發行銀行債券），則因此種機構的政策目的高於營利目的，即使擁有強大的市場支配力，依然提供低利工業資金，並不降低其金融效率。 二、關於工業國家之實例部份(第二章) 世界各國因工業發展的程度不同，其工業金融制度亦互有差異。一般言之，經濟愈發達，儲蓄與投資便愈分化，隨之金融機構的數量與種類增多，金融資產相對於實物資產的比率亦提高，但是，人們如果不習於保有金融資產，且不願意利用金融機構時，則金融創新（其廣義指新金融技術與機構的介入及運用）殊為重要，其地位不亞於工業技術的創新。不過，此種金融創新，往往受到法律、社會、及其他因素的阻礙，因而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發達。 大體上，工業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機會較多，其金融市場也較完整，故工業資金的融通頗為靈活。但各工業國家的金融制度，都有其獨特的性質。以適應個別的實際環境。因此，本文列舉的主要工業國家，可以粗略地分為「先進工業國家」（即英美兩國），與「後進工業國家」（即德日兩國）兩大類。前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證券市場融通；後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特種長期金融機構貸款。其中，日本長期信用銀行體系的建制，頗合我國國情，殊值仿效。 三、關於台灣工業金融之部份（三－五章） 台灣經濟尚在開發階段，國民所得低微，儲蓄資金甚為有限。加以金融制度不夠健全，儲蓄與發生脫節，使工業金融更感困難。 目前台灣工業金融的特色，約有四點：(1)企業所需鉅額外部資金，多來自借款；(2)公營企業在金融市場中，居於優先地位；(3)政府與民間競相爭取資金；(4)商業銀行非正式參加長期貸放市場。 台灣工業的外部資金，除少數透過證券市場外，絕大部分係經由貸款方式轉供企業家作真實投資。各金融機構所融通工業資金的對象，主要包括製造業、礦業及交通業三種（製造業為狹義的工業，礦業為廣義的工業，交通業為更廣義的工業），對於台灣工業發展的貢獻，有其具體的表現。此外，政府為便利廠商獲得所需之資金，及減少業者對資金融通之需要，會頒訂各項便利資金融通的法令，對於工業金融都有莫大助益。 然而，台灣金融事業雖稱發達，但其組織缺乏嚴密，對於溝通儲蓄與投資的橋樑工作，未能完全配合，仍然不能滿足工業資金的需要。其癥結所在，試析如下： (一)工業專業銀行不會發揮功能之原因－中華開發信託公司與交通銀行，原為台灣的兩大工業專業銀行。這兩個長期信用機構，無論在業務上或資金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故不能從事開發性放款或冒險性投資，無法發揮專業銀行的功能。 (二)證券發行市場仍在試辦階段之原因－由於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輔助機構（包括短期金融機構與投資仲介機構）尚未普遍而完善，人民缺乏投資習慣，企業組織不健全，及利率結構偏差等等因素使，證券發行市場不易發生作用，只能試辦而已。 (三)構造性缺乏資金之原因－一方面□因金融方面配合的不夠，另一方面亦與工業本身經營及管理之不善有關。在金融方面的因素，有(1)金融機構之組織尚欠完密；(2)利率結構發生偏差；(3)放款標準未能確立等。在工業本身的因素，有(1)企業組織落伍且營業實情不明；(2)投資計劃過於冒險欠穩健；(3)企業資本結構不健全等。 台灣工業金融，除有構造性資金缺乏之問題外。尚有由此基本問題而蛻變為不正常之現象，計有：(1)遠期支票之流行；(2)短期借款之展期；(3)黑市利率之高昂；(4)政策性貸款之偏頗性；及(5)貸款變投資之風險性等數種。不僅破壞金融的穩定，而且造成資金的浪費。 解決之道，分別有下列七項：(1)務求金融結構之完密；(2)促進企業組織之健全；(3)建立分期付款保護制度；(4)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5)採取彈性利率政策；(6)重申資本市場之自由競爭；(7)提高徵信資料之可靠程度。 上述各項，以第四及第五項最為要緊。因為台灣長期資金缺乏的助長因素，是受片面低利政策的影響，故要採取彈性利率政策，首先排除工業金融的主要障礙。又因為台灣工業正在起飛，亟需長期資金之融通，故應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之功能，積極尋求工業貸放資金，以符合現階段加速台灣工業化的要求。 在解決當前長期貸放市場之問題的同時，我們尚應根據時間進度，逐步健全證券發行市場，以進入工業金融最理想及最正常的途徑。而對於此項推動證券業務的工作，似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即：(1)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兼營階段；(2)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開階段；(3)證券業務分化階段。 最後，因為銀行法係一切金融法規的根本大法，是政府用以維持金融秩序，保障全體國民經濟利益的法律工具，與工業金融亦息息相關；所以在此全盤修訂銀行法之際，本文擬就(1)基本觀念之澄清，(2)操作實務之規定，及(3)事實環境之配合等三方面，略表芻見，藉請教益。

世界各國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大多採取積極的輔導政策，這是因為中小企業的生產與就業在國民經濟上佔有相當重要的比重，而中小企業者是屬於社會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中產階層能穩定發展，民主政治才能獲得保障。輔導中小企業不僅在於促進經濟之平衡發展，同時也具有保障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的意義。 開發中國家由於謀求工業化之心過切，往往疏忽中小企業的重要性，而集中全力於現代化大型企業的建立，事實上，中小企業的發展對開發中國家更具意義，因為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吸收眾多的失業者，促進有限資本的充分利用與賺取可貴的外匯，同時更是人材的訓練所，磨練出經濟發展上最不可缺的經理人才及各級技術人員。 後進國家的中小企業，由於資本不足與勞動素質差、技術落後，造成生產力與工資的相對低落，形成經濟發展中的「雙重構造」問題。如何促進中小企業的現代化、合理化，以解消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問題，實為開發中國家經濟上的一大課題。 要促進中小企業的現代化、合理化，必須對中小企業作適當的輔導，不過中小企業的輔導工作，必須配合國民經濟的發展，在經濟政策的指導下，擬定輔導原則。 資金融通困難為中小企業最大的難題，因此金融輔導亦成為中小企業最有力的輔導工具。 資金融通困難的原因，是因中小企業的規模小、信用力不足，不易在資本市場籌措長期資金，而金融機構也基於成本與風險的考慮，不輕易對中小企業融通資金，視其為「資金的邊際需要者」，在銀根較鬆時，中小企業尚能獲得資金的融通，一到金融緊縮時期，中小企業即首先成為緊縮的對象。 對中小企業融通資金成本較高與風險較大的主要原因為：(一)中小企業的信用力不足且不易提供適當的擔保品；(二)中小企業的規模小，對景氣變動的抵抗力薄弱；(三)中小企業的經營完全依賴企業者個人的能力，缺乏安定性；(四)中小企業缺乏完整的會計記錄，對於營業狀況的良窳不易判斷。中小企業融通資金困難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小企業者與金融通構缺乏連繫，甚多中小企業者，不明瞭金融機構的業務狀態，不知如何利用金融機構。 解決中小企業資金缺乏問題，首應建立良好的融資制度，次則應有完整的輔導機構以資配合，才能對中小企業的輔導工作收事半功倍之效。 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因素，除資金、信用外，尚有「管理、技術、市場情報、產品設計、原料供給、企業家的精神、社會及政治的環境」等因素，對中小企業的金融輔導，必須先診斷缺點，針對其需要，以金融輔導為中心，實施綜合輔導措施，一舉而消除障礙企業成長的各項因素，這樣才能發揮金融輔導的效果，否則必致事倍功半，難收宏效。 台灣中小企業最大的困難，在於自有資本不足，中長期資金來源缺乏，及因信用力與擔保品之不足，不易獲得金融機構的貸款。 要解決台灣中小企業融資上的困難，宜從下列幾方面著手：(一)建立專責輔導機構，以負責中小企業輔導業務之規劃、協調、督導、推動等事項；(二)建立中小企業長期資金融通體制，以蘇解其長期資金措籌困難；(三)革新商業銀行經營方法，以促進其對中小企業之貸款；(四)革新合會儲蓄業之業務，以建立適合中小企業者需要之專業金融機構；(五)加強信用合作社業務，建立合作金融體系，以發達平民互助金融；(六)建立信用保證制度，以解決中小企業信用能力薄弱，擔保品不足之困難。 總之，對中小企業資金之融通，主要在建立有效融通制度，制度不確立，輔導工作必致事倍功半。我國對中小企業之輔導，宜早參酌他國經驗，根據實情，建立完整輔導體系，以實現民生主義之理想。

1988年政府宣布開放對大陸出口，正式開啟兩岸經貿交流大門，兩岸互動也日益緊密，近十年來，雖然兩岸交流仍因政治關係的波折偶有停滯，但大體而言，兩岸貿易、投資、金融往來等各層面都有長足進展。 2002年底，台商在大陸投資累計達266億美元，排名大陸外人實際到位金額的第四位，也居台灣對外投資之首。台商在大陸投資從草創到略具規模進而成長，資金需求也隨發展軌跡而愈趨迫切，但兩岸關係特殊，政府對開放兩岸金融往來政策尤其小心翼翼，深怕任何開放措施會導致資金加速流向大陸，進而掏空台灣;加上大陸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時間不長，金融體制開放進度緩慢，金融界作風保守，是以台商投資初期大多仰賴自有資金，透過各種不同管道匯往大陸，營運上較難施展，而遊走法律邊緣的籌資方式也增加台商困擾。 這種在兩岸設防、猜忌的政策架構下，大陸台商因地制宜，權宜變通，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籌資模式。不論地下或地上管道，利用股東個人名義，經過國外避稅天堂，資金暢通無阻，充分發揮台商靈活應變的特長。 2001年8月經發會後，政府決定進一步開放兩岸金融往來，包括允許金融機構赴大陸設立據點、開放OBU與DBU可對大陸台商授信等措施，希望經由此一鬆綁，協助企業解決部分融資困境，並將進一步研擬開放大陸台商回台掛牌的TDR政策，以建立兩岸資金流通平台;於此同時，兩岸2001年底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共將依據入世承諾，逐步開放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承作人民幣業務等，並開放外資在A股上市、政策協助中小企業的貸款融資問題，這些都使大陸台商面臨不同以往的融資環境，對有意前往大陸發展的台商，應有加分作用。 基於上述因素，本研究將嘗試就環境演變涉及的政府政策調整及總體金融環境變遷後，對台商融資模式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為便於了解整體背景與演變軌跡，本研究將就一般情況下大陸台商的資金需求、籌資模式、融資管理與難題作一歸納整理，另外選定三家不同業別並較具代表性之的上市公司，進行訪查，以了解其在大陸投資過程中財務和籌資所遭的問題與對策，以及其與一般籌資模式的異同與籌資途徑。 對多數赴大陸投資的中小企業而言，無可避免都會遭遇許多籌資困難，尤其大陸缺乏授信機制與融資管道，加以各項法規制度仍欠周延，一般國際間習見之金融工具多付諸闕如，使台商處在一種極不穩定的投資環境，本研究祈願在探討大陸台商融資模式的同時，就實務面向政府提供評估未來開放兩岸金融政策時一些可行的作法，並為大陸台商分析現階段與未來在融資問題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必要考量，以作為制訂融資策略之參考。

論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政府金融業務開放，金融機構家數大為增加，且台灣於民國9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在面對全球性的競爭下，金融業經營環境日益艱困。因此，政府在前年底，即開始進行一連串金融改革法案的制定，期望改善國內金融環境。 在國際金融產業態勢方面，美國於1999年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銀行控股公司得以轉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跨業經營，開啟美國金融業整合的潮流，造就與歐洲金融機構對等競爭的實力。日本在經濟泡沫化後，金融業迄今仍為不良債權所困，日本政府在大力推動金融改革之下，於1997 年修正獨占禁止法放寬控股公司成立，並制定『解除控股公司設立禁止後之金融相關整備法』同意純粹控股公司的成立，一般均期待其以「規模利益」來提高收益，以達成金融再生。 在全球金融業逐漸朝向百貨化的經營潮流下，金融業跨業經營，提供客戶金融、保險、證券等全方位的經營已為國際趨勢。金融市場開放為未來必然趨勢。金融業跨業經營朝向大型集團化發展型態亦已經形成，透過金融控股公司來聯營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相關業務已成為國際間金融業整合之趨勢。 本研究經過對個案公司內外情勢分析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金融控股公司在制定策略時，應以金融產業的範疇來進行思考，而不應只局限於金控業來看待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的競爭策略。 二、金控公司的關鍵成功要素前提要件，必須要先建立屬於永久性的總體層級專業團隊是塑造關鍵成功要素和建立具競爭力的金控公司的前提要件。 三、金控公司在進行整合時，文化整合的重要性相形下比組織整合及策略整合更加重要。

有鑑於近年來台灣之金融體系正進入一段積極整合與改造的階段(金融整頓，金控公司的成立) 。本研究期能以針對金融業資訊系統委外關係議題作為探討，檢視金融業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面對整體平均資本報酬率下降的同時，仍須面對銀行競爭與企業變革的壓力，如何將企業的力量，放在核心層面上，降低經營風險, 創造最大的利潤。目前有愈來愈多的企業將公司內部的資訊系統委由專業廠商做管理，委外服務不僅可以使公司成本的支出更為有效與透明，也不會因資訊人員流動所造成的系統維護空窗期，並可將企業的硬體、軟體、相關設備及人員教育訓練等非核心部門的投資轉化為一筆可預期可控制的費用。透過企業委外服務，結合整合優秀的人才、正確的管理方法以及先進的技術，可達成幫助企業獲得最大的效率並取得競爭優勢。而資訊系統委外考量的重點，除了在於降低企業營運成本與提升經營效率之外，隨著企業國際化競爭的壓力與策略聯盟的趨勢，將非核心業務委外，以集中企業內部資源專注於發展核心能力與建立競爭優勢，是委外市場蓬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

藉由成立金融重建基金，以公共資金協助解決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問題，涉及問題層面廣泛，且此一方式在架構與執行效果上仍有諸多爭議。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金融重建基金制度，與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三年來運作效能作一番評估及研究。 台灣金融重建基金在分類上，因不具回收性質，屬於補償性基金；而其委託代為執行的中央存保公司，則因政策目標與處理方式，具有快速資產處理型與集中處理公營資產管理公司的特色。因此，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之優點為能快速且大規模地處理問題金融機構；其缺點為難以隔絕政治力介入的影響。 本文最後從台灣金融重建基金以及台灣金融業不良債權處理之現況，與台灣金融重建基金設立之目的相互檢視，來評估台灣金融重建基金運作三年來之效能。本文認為台灣金融重建基金成立當年金融機構逾放比高達8.16%，其中基層金融更高達16.39%，而金融重建基金成立後立即且大規模的接管動作，即時穩定了當時岌岌可危的金融體系，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而隨著高企的拍賣成功，正式宣告台灣金融機構退場機制正式啟動。搭配政府相關措施，降低總體金融機構逾放比。然而因規模不足導致後續未能再採行大規模的接管動作，限制了金融重建基金發揮更大的效能。

本研究將評分分為三個部份：1.未來潛力展望：以BCG模型為基礎2.過去績效評估(調整過的ROA-新ROA)3.金融控股公司的經營品質(銀行-逾放比.壽險-保單繼續率.產險-自留綜合率.證券-波動率)。最後，本研究會綜合以上三項指標，將各家金控的得分予以標準化再做比較。 在92年為基礎的金融控股公司總評比中，由國泰金融控股公司掄元，華南金融控股公司殿後。由於國泰人壽與國泰世華銀行的表現佳，墊高了國泰金融控股公司在未來發展的評比，使得國泰金融控股公司在此項評比中得到最高評價，而且與其他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未來發展評比差距頗大，所以即使國泰金融控股公司在其他方面表現並不突出，仍能在整體表現中奪得首位。華南金融控股公司在此三項評比中，全部都是屬於『後段班』，所以雖然沒有任何一項評比是墊底，卻依舊在總評比中落後其他十三家金融控股公司。不過，由於這份評比是以92年為計算基礎，而華南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最大子公司－「華南銀行」也選擇在92年打消大筆呆帳，直接影響了華南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經營表現。在整體金融市場中，銀行仍是主體，故相信在過了92年後，華南銀行的經營績效應會有大躍進，華南金融控股公司的評比也不至於會在後段班了。 另外，從本次評比中可發現，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的過去績效與未來發展評比皆差，但由於其工業銀行的特質與大華證券在證券市場中屬於佼佼者，使得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在整體評比中不至於墊底；但不可諱言，本研究認為這對中華開發金融而言是一種警訊，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應更積極謀求因應之道才是。

本文研究外資進入與亞洲融風暴對於本土銀行業的影響，在所選取的樣本中，我們發現國際化會提升銀行的獲利但不見得改善營運的效率性與穩定性。實証結果也不支持亞洲金融風暴對於亞洲銀行業有顯著影響的假說。同時發現市場的集中程度對於銀行業的獲利有些微影響，主要是關於銀行的訂價能力。最後，就所選取的十一個亞洲國家中討論，本文顯示在樣本時間點內，外資進入本土市場設立分行對於本土的效率性與穩定性的影響並不顯著。 /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banks penetr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banking sectors in Asian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roves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in our sample countries, but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i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ur empirical results do no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Asia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sian banking sectors. We also show that, bank concentra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and it was related to the pricing ability of banks. Lastly,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insignificant effect of foreign bank penetration on th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ver these eleven Asian countries during our sample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