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昔歷代建國，一向重視賢能的選拔與任用，每當軍事成功之後，必禮聘賢能之士，以為輔弼，並廣羅國內俊彥，建立人事制度，而便於推行各項政務，領導民眾，建設國家。因此用人是否得當，可決定建國的成敗，人事制度之良窳，又可註定國運之盛衰。古書上說：「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說：「故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說明為政在人的重要性。 上古之世，政務簡單，環境單純，對於行政人才，無甚需要。秦漢以降，政事日繁，政府組織漸趨龐大，但當時係實行集權統治，官吏僅知奉行上級命，令以壓制恐怖手段，推行政務，僅具管理之名，而無領導之實。民國初年，軍閥禍國，終歲戰亂，人事制度不上軌道，迨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成立考試院，文官制度正準備普遍推行時，內憂外患，交相侵逼，繼之以抗戰戡亂，使這項重要工作，無法順利展開。 反觀歐美諸國，人民生活方式與社會背景雖與我國迥異，但其早期推行政務的方法，與我國頗為相似，至工業革命之後，隨著生產技術的不斷革新，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由靜趨動，就在行政事務逐漸擴大之時，受到十九世紀前半期自由學派理論的影響，政府的職權被限制得很小，使行政工作幾陷於停頓。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各國的政務益加繁鉅，政府各級組織，迅速擴大，基於事實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注重一般公務人員的選拔，訓練與任用，同時並配合加強人事機構的職權，應用科學方法，推行行政管理的技術，對行政領導人員的方術，也莫不詳加研討改進，以求適應實際需要。益以近世科學發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民主思潮風行，政治變遷日新月異，為了推動建設工作，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進步，政府之各級機關，非選用大批領導幹才，運用智慧技能，出而推動率領，服務社會，不能擔當軍國重任。因是，行政領導就在此種迫切需要的性形之下，遂成為廉能政治與行政革新的重要課題了。 政府播遷來臺以後，行政革新工作，積極展開，卓著成效，政府機關與公私企業機構，開始應用科學管理立法，講求效率與服務，對領導人員的考選、訓練與任用，亦列為施政重點工作，若干研究發展團體，對領導新觀仿的鼓吹提倡，尤多建樹。五十七年元旦，總統特別昭示國人，要加速國家現代化，就必須推動全面革新，並應以行政革新帶頭，採取具體行動，啟用新人，訓練領導人才，以促進觀念與思想的革新，生活與行動的革新、方法與制度的革新，並重視研究發展，以建立真正的廉能政府。又在國家安全會議第一次會議時，總統也說：「現代戰爭，實為打人才的戰爭，所以獎進優秀人才，集中科學智能，是今天政府的急務，也是我們國家安全會議的急務。我所說的人才，乃是在思想上要有新的發展，精神上要有新的陶治，生活行動上要有新的規律，風氣習慣上要有新的領導人才，簡言之，也說是要有革命的精神，和科學的知識的人才，只有這種人才，才是我們復國建國迫切需要的人才。」目前因時代變遷的結果，現代的機關已趨於組織龐大，人員眾多，業務錯綜複雜，處理政務，需要多方面的知識與技能，領導者非有新的觀念、新的方法、決心與熱忱，不克勝任如此艱鉅繁雜的行政工作，這篇研究論文的動機，就是想針對這個實際問題，加以研討。 行政領導（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與政治領導（Political Leadership）有別，前者是直接的領導，範圍有限度，效果多用檢查方法測定，可配合運用科學管理方法，以鼓舞集體工作之情緒，提高效率；後者常便用間接的領導方法，其影響範圍較廣，多應用群眾心理與技術，來從事各項活動，故其效果僅能從抽樣測驗方法中求得，實施起來較為困難，（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麥利因Frof Charles E Merriam, University of Chicage在一九三０年作「政治的領導」”Pilitical Leadership"一書，可為其代表。）本研究論文僅討論行政領導，對有關政權、選舉、立法、任命等政治領導的問題，則不包括在研究範圍之內。同時，為了敘述的方便和體系的清晰，將全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共有五章，主要在闡明行政領導的一般概念，根據時事需要，介紹一些中外學者的理論，並對領導者所應具備的條件和認識，予以綜合論列。但僅具有一般的條件，仍不能作一個理想的行政導者，因此這篇研究論文的下篇，專門提出幾項有關領導者的方術，綜合成原則，加以討論，其中包括運用組織，訂定計劃、激勵士氣、溝通意志、協調合作、監督工作等共六章，各章僅作一般性的介紹，故對研討個別事例所採用的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亦一概從略。 文內所提出的原則，都偏重在動的一面，正是目前行政學者們所強調的一些重點，需要領導者去主動推行，去認真實踐，在工作當中，發掘問題，解決問題，以期不斷地革新，不斷地進步，並達到真正的行政革新，和帶動政治的全面進步。

大清新刑律、暫行新刑律、舊刑法分別明文規定幫助幫助犯、教唆幫助犯、教唆教唆犯等三種間接共犯(共犯之共犯)。比較法僅日本有明文規定教唆幫助犯及教唆教唆犯二種間接共犯之處罰。我國現行刑法及新修正之刑法總則雖有教唆犯及幫助犯之規定，惟均無間接共犯及再間接共犯之明文規定，但實務上仍見有關間接共犯之判決，此係因無明文規定必要，或明文規定有窒礙難行，抑或立法有掛一漏萬之弊，實有研究必要。又間接共犯無明文規定，理由為何？究該如何解釋，始合乎法理？國內相關之專文探討較少，不得不透過比較法及法學研究方法深究間接共犯之可罰性及如何處罰。 本文共分七章論述： 第一章：緒論 先說明論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次提出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並就比較法及我國近代刑法有關間接共犯之立法沿革與參考文獻作回顧。 第二章：共犯之本質 就共犯之處罰依據，探討學說見解，次就共犯常提及共犯獨立性或共犯從屬性、行為共同說或犯罪共同說(罪名從屬性) 論述。並討論共犯之罪責與處罰。又就程序法無正犯，對幫助犯可否加以論罪以及正犯不構成犯罪，共犯可否成立犯罪兼併論述。 第三章：間接共犯之形態與正犯、共犯之界限 先論述共犯之概念，次就間接共犯之定義及形態，與正犯、共犯之區別加以探討，又討論間接共犯之層級及可罰性範圍 第四章：間接幫助犯 因法無明文規定，是解釋法律文義不得不從比較法觀點(尤其日本法制) 論述，尤其我國近代刑事實體法有關共犯之規定，大都援引日本法制，故本文所討論之比較法大都為日本法制、學說及實務，兼及我國學說、實務見解探討幫助幫助犯及教唆幫助犯之可罰性及如何處罰；次述間接幫助犯如何處罰及有無雙重減輕事由；亦就新修正刑法總則對幫助幫助犯及教唆幫助犯二種間接幫助犯有無影響討論。 第五章間接教唆犯 如同第四章所述以比較法及我國學說、實務見解探討幫助幫助犯及教唆幫助犯之可罰性及如何處罰。次就新修正刑法總則對幫助教唆犯、教唆教唆犯二種間接教唆犯有無影響論述。 第六章：再間接共犯 如前第四章所述以比較法及我國學說、實務見解探討再間接幫助犯、再間接教唆犯二種再間接共犯有無可罰性及如何處罰，次就新修正刑法總則對間接幫助犯、再間接教唆犯二種再間接共犯有無影響加以探討。 第七章：檢討與建議 就本論文探討之主要問題如間接共犯之本質、間接共犯及再間接共犯有無可罰性、可罰性範圍及如何處罰提出本文之扼要結論；次就現行法及九十四年二月二日公布之刑法總則對間接共犯仍乏規定，致所引起之爭議，探討間接共犯有無立法明文規定必要，又肯認，比較法(主要為日本法制)得否援用於我國及如何援用始符法理、立法之意旨及適合我國國情，本文亦試提出檢討與建議，即就間接共犯之立法提出具體條文建議以供將來修法之參考，或者未修法（因修法有時延滯甚久）時，現行法該如何解釋，始合乎法律制定之目的及精神提出本文之見解。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台灣的大學裡的英語學習者（EFL）在學習英文到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的程度後，面對間接抱怨的語言行為所採取的回應對策狀況。對照同樣情況下，以英文為母語的美國大學生，和以中文為母語的台灣大學生所採取行的行為回應，了解文化是否會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影響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行為表現。研究者探索其語言表現，希望提供語言教育者課程設計的參考。研究的三組受試人分別為40位英語學習程度佳的台灣大學生，40位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大學生，以及40位以中文為母語且以中文為學習主要媒介的台灣的大學生。蒐集語言資料的工具是語言言談情境問卷（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簡稱DTC），依照收集到的語言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三組回應間接報怨的表現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台灣組的表現較為樂觀積極，會營造輕鬆的氣氛並提醒繼續下一個生活步驟。美國組則謹慎小心，較會以了解與提供事實解釋來安慰抱怨者。英語學習者回應的行為看起來好像與美國人的採用的行為對策類似，但受到本身文化的影響，學習者在文字表達，有語用轉移的現象，即語言學習者與台灣組在面對間接抱怨時所採用的用字及表達較為接近。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response strategies to indirect complaints in English. The respons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ose of nativ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and those of Mandarin Chinese speakers.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40 learners of English living in Taiwan, 40 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40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Chinese living in Taiwan. The learner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were with an intermediate to high intermediate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 By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native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ive speakers of Mandarin Chinese living in Taiwan, we found the results informative for English course designers in Taiwan. The instrument used in the study was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DCT).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earcher perform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three groups respond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toward indirect complaints. Taiwanese tended to give advice to their interlocutors and they liked to maintain convivial atmosphere in communication. Americans commiserated their interlocutors mainly based on facts and sympathy. EFL learners were found to bear great similarity with Americans in strategy taking when responding to indirect complaints, but if comparisons were made on the actual wordings used by the three groups, the wordings that the EFL learners used resembled Taiwanese group’s preferences which might be a result of cultural influenc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網路發展衝擊了現在的商標保護機制。有鑑於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智慧財產權的侵害態樣也不再單純，隨著科技發展逐漸改變，現有的法規已不足以應付現在的科技時代。現在許多人相比於一般逛商圈、電視購物的方式，越來越多人使用網購的方式購買商品，但是當賣家透過網路服務平台販售偽商品而侵害商標權人之商標權時，除了直接侵害商標的賣家，做為中間媒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亦應擔負責任？ 目前由於侵害者眾多、追查困難及訴訟經濟的考量，商標權人通常都會選擇中間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訴追對象，雖然由於各國環境差異，導致在保護消費者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交易或是商標權人的利益上，有所不同：若是太過保護消費者及網路服務提供者，雖然能夠保護交易安全，但相對犧牲了商標權人的權利，但若是太過加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又會破壞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經營模式，因此，法院必須權衡兩方利益，發展對商標間接侵權一套相關的判斷機制。 台灣目前雖然對於商標權間接侵權的案例仍十分缺乏，但隨著目前消費者的消費型態來看，此種商標侵權態樣亦將隨之成長，而為了因應將來狀況，建立相關的法規範是急迫的事。目前台灣針對著作權及專利權雖然都有間接侵害的相關判決討論，但針對商標間接侵權卻仍未有相關法規規範，在5月商標法的修正案中，也未試圖加入相關討論。本文試圖分析國外商標間接侵權的發展，並參考台灣對於網路服務平台提供者的責任避風港限制，分析台灣環境該如何得移植國外商標間接侵權的相關標準，並建立一套我國的商標間接侵權的判斷機制。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本論文研究目的，乃試從「間接路線」戰略的角度，來研究中共對我鬥爭之策略模式 ；並依內容分析之方法來進行檢證。各章大要如下： 緒論：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範圍與方法。 第一章：「間接路線」之涵義及其在整體戰略運用中之地位。乃試從中西各家之名言 檢視，抽離出「間接路線」的原理原則；並評述其地位和現代意義。 第二章：俄共對「間接路線」之運用。乃就前章所抽離之「間接路線」基本原則，分 析列寧、史達林之策略理論，並以個案印證之；以明白共產黨人在「間接路線」運用 上的優越性。 第三章：中共對我「間接路線」鬥爭模式。乃就毛共有關「間接路線」之策略理論和 實例，作一系統剖析，並闡明其對我「間接路線」鬥爭模式。 第四章：「心戰傳單」內容分析之研究設計。乃依前章所建立之模式，擬就研究目標 與問題；再依中共近十年來對我之「心戰傳單」內容分三時期，作適切之取樣，並參 考各家學說設定「宣傳題材」、「宣傳策略」、「宣傳技巧」三組類目及其次類目。 第五章「心戰傳單」內容分析之研究結果。乃將傳單內容，依其「題材」、「策略」 、「技巧」三組題目，作三個時期之頻數計算與分析，再運用「相伴分析」的方法， 尋求三組類目間的關聯性，以求主要發現並作綜合解釋。 第六章：結論。乃就中共對我進行「間接路線」鬥爭作一評估，並尋求對策；最後作 此研究之檢討與建議。

創新無論在經濟成長或是企業競爭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專利權又是保護創新的重要關鍵，但基於專利價值分佈呈離散且偏態的特性，企業在從事研發活動時，必須重視專利品質，以避免專利與技術貿易收支之矛盾情形。過去在專利品質的研究上，被引證次數是最有效的衡量指標，但目前作法卻僅考慮直接被引證次數，而忽略間接被引證次數，此作法造成三個問題：忽略了間接引證資料的攸關性、未考慮各個被引證次數的品質差異、未考慮引證專利的品質差異。因此，本研究以實證研究方法，探討間接被引證次數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進而評估間接引證資料於專利品質評估的應用。 本研究以在美積極從事專利活動的美國公開上市企業為樣本，期間為1980年至2002年，以二因子固定效果模型，觀察化學、電腦與通訊、電子與電機產業的創新活動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本研究有兩點重要發現：一、研發強度與專利產出效率與企業價值相關性低，甚至呈負向相關，而兼顧量與質的專利指標則與其呈現正向相關，表示研發必須值、量並重；二、間接被引證次數具有價值攸關性，且其影響力會逐層遞減，此結論不僅提供未來相關研究的重要基礎與新的研究方向，更表示在從事專利分析或專利指標設計時，需將間接引證資料納入考量。 / Innovation alway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competition, therefore patents that protect innovation are key. But because patent values are highly dispersed and skewed, corporations must focus on quality and not merely on quantity in R&D management to prevent a technology trade deficit while in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patents granted. Much literature h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itations received is a good proxy for patent quality. But most people only consider direct citations and ignore indirect citations in their research and practices. These people ignore three important facts: the value relevance of indirect citations, the weight difference of each citation count, and the quality dispersion of citing patent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utilizes empirical methods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indirect citations received on corporate market value and then assesses the relevance of indirect citation in patent indicators. The sample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1,624 U.S. listed firms that have been active in applying for for patents in three areas: chemical,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and electric and electronics between the years 1980 and 2002. This study uses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on corporate value. The first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patent indicators based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rporate value while R&D intensity and R&D efficiency based on patent quantity both have low correlation and sometimes even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orporate value. This implies that corporations must develop a R&D strategy that focus both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ond conclusion confirms the value relevance of the number of indirect citations received and finds the progressively declining influence of ascending citation orders. This study not only offers an important basis and brings up new issue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but also confirms that taking indirect citation data into consideration is necessary.

本篇論文以詞彙映照理論 (Lexical Mapping Theory) 為理論基礎，討論 中文間接受詞的轉換與地方詞倒置的現象。藉由詞彙映照理論，本篇論文 顯示中文間接受詞的轉換與地方詞倒置的現象是受了詞彙律( morpholexical rule)的影響。本篇論文進而指出論元結構的改變在於詞 彙律是否參與映照過成。如果一個句子可由述結構所管轄的論元結構和語 法功能相互映照而預測出它的表面結構，我們便視這個句子為基本的語法 結構。如果一個句子在映照過成中需要詞彙律參與運作才能預測出它的表 層結構，我們便將之歸類為衍生的句法結構。 In the current theory of 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 the lexical Mapping Theory (LMT) distinguishes itself with its non- transformational prediction of the surface structures of sentences.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that with a revised LMT, we gain a new insight on the syntactic account of Mandarin dative construction and locative inversion. The revised LMT asserts for a null intrinsic value for the goal and locative roles, a morpholexical operation on primitive features and a principle of underspecification. The intrinsic classifications is motiv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prototype. The morpholexical operation may add but not change features. The principle of underspecification signifies the spirit of markedness. With this revised LMT, we focus our concern on how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s of dative construction and locative inversion are to be syntactically projected via the mapping principles that gover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matic roles of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revised LMT, the Dative Shift and alternations between locative phrase and locative inversion are explained with the operation of morpholexical rules. In this thesis, kernal dative constructions and locative phrase are defined as structures without morpholexical rules whereas the derived dative construction and locative inversion are interpreted as sentence structutes mediated by morpholexical operations.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內新聞從業人員在採訪創傷新聞事件後，是否亦間接地受到創傷壓力所影響；又，社會支持與記者的創傷壓力調適有何關聯；而至今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這部分的認知與作法處於何種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化的深度訪談法，訪談了包括文字記者、攝影記者以及主管職位等13位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研究結果發現，普遍而言，國內電視新聞從業人員所承受身心壓力都較一般人來得高，而部分曾經採訪過重大創傷事件或創傷受害者的記者，更可能經歷深層的創傷壓力徵狀，包括侵入性回憶、逃避、高度警覺等。另外，部分受訪記者對創傷新聞事件的反應冷靜，可能源自記者良好的心理建設，但仍有記者是因為同儕壓力、尋求榮譽感或生計壓力等原因，而必須表現勇敢、甚至漠然，此亦可能為創傷壓力反應的一種。容易造成記者創傷壓力的新聞事件主要包括兩類，一為重大災難，一為看似平常、但可能對個別記者影響深刻的普通新聞事件；而易造成創傷壓力之新聞事件特性包括事件本身的嚴重度、記者深入了解新聞故事、與記者關係密切的人成為新聞主角、具情感張力的畫面。最後，個性、性別、路線、職位、電視台定位等變項可能影響記者是否容易面對創傷事件並受創傷壓力所影響。 接著，研究發現記者主要以「自我調適」與「尋求社會支持」兩種方式來應對可能承受的創傷壓力。在自我調適的部分，受訪記者以「娛樂」以及「重新定義生命或工作價值」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尋求社會支持的部分，首先，不若國外文獻對同儕支持的全面推崇，國內記者認為同儕支持主要能夠滿足資訊層面，但對同儕支持所提供的情緒支持仍有遲疑，可能與國內新聞圈的競爭激烈有關；第二，記者認為新聞組織能夠、也必須提供全面的物質支持與資訊支持，但由於現今不論是第一線記者或新聞主管，對記者創傷議題仍不熟悉，因此大部分受訪記者對組織是否能提供情緒支持採保留態度；第三，國內電視記者已不排斥尋求專業支持，但這方面的資訊相當缺乏；第四，雖然記者在擔心傷害家人的情況下，對家庭較不提及自身所承受的創傷壓力，但家庭仍提供了記者深層的情緒支持；第五，宗教支持為國內記者能夠舒服地吐露自身壓力的管道，提供了全然的情緒支持，此為國內新聞脈絡較特殊之處。 再者，國內新聞界雖已開始對記者創傷議題開始有初步的認知與作法，但整體的普及度與實行度仍不高。本研究在理解國內情況與參考國外各新聞組織的作法後，對國內新聞界在記者創傷議題可能能夠努力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議。最後，亦在思考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後，對未來學術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rauma experiences of journalists in Taiwan after covering disaster, crime and justice news or interviewing traumatized victims, and how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plays a buffering role in their trauma-stress coping. This thesis also explored news rooms’ attention and response toward this issue. This study adapted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in-depth interview data of 13 TV journalists inTaiwan, including script journalists, photojournalists, local journalists and manage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live under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Some of those who have covered traumatic news experienced traumatic symptoms, including intrusion, avoidance, and hyperarousal. Although some journalists keep calm when they confront traumatic stress events, we still couldn’t overlook the potential traumatic effect since journalists may suppress their authentic feelings because of peer pressure, sense of honor, or bread and butter. In addition, the interviewed journalists employed “self-adjustment” and “seeking social support” to deal with the traumatic stress. First, the journalists relieved their pressure by means of entertainment, and redefining the value of job and the priorities of life. As for social support, the journalists thought that peer support could satisfy the need of information, but may not necessarily offer fully emotional support because of the flaming competitions between journalists and news organizations. As for news rooms, the journalists asked for tangible support, namely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al support, but were suspicious of the emotional support. The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journalists are willing to seek professional support, but seldom seek support from family because of the worry of horrify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motional support from family is not important, and being there is the best support for journalists. Finally, religion support is the main channel from which the journalists could feel safe, peace and calm, which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Taiwan media settings. In the end,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 media situations and consulting the practices of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recommended som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news rooms accordin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