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的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的股市下跌，美國華爾街大型金融機構倒閉，信用市場幾近崩潰。過去曾被投資人認為保本的金融商品不再是穩當的投資標的，尤其是持有雷曼兄弟所發行的連動債投資人，更因雷曼兄弟的倒閉而血本無歸。 在國內，銀行與投資人的連動債糾紛申訴案在金融海嘯之後如洪水猛獸般的接踵而至，不但重創了投資人與理財專業人員的信賴關係，某種程度上更是凸顯了理財專業人員在商品銷售過程當中的風險揭露不足，使投資人本身投資行為超過自身風險承受等級。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們討論了投資人自身的風險意識與持有商品之風險等級是否相符。透過此篇論文，能讓投資人更能認清自身的風險等級，及金融機構對於金融海嘯過後商品銷售有一定方向可循，避免在銷售上重蹈覆轍。

影響銀行授信資產決策因子，實難以制式之模型一言以蔽之，牽涉到經濟景氣循環，銀行之逾放情形，授信政策，經營階層之穩定度，很多因素是無法量化，本文試圖以某銀行之銀行資產決策過程中歸納出決策之主要因子為何，進一步就其與信用評等之相關性作一分析。信用評等與銀行決策授信案件之准駁，依一般常理是判斷是相關的，事實是否如此，或信用評等之模式，是否確如業者所需，均有待研究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某銀行200個授信戶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對授信資產准駁之決策因子，並就同意承作與婉拒分類之因子共22項，就實務面考量之因素，與較制式之信用評等方式作一比較，以及就外部與內部信用評等方式有何差異，作一探討及分析。 在分析決策因子後，了解通常信用評等在一般水準之客戶如6級反而被婉拒之機率較大，主要因為六級企業之風險尚可接受，但在承作期限、利率條件上，與銀行之認知有差距，故承作該等級之客戶，如何加強與客戶之溝通，避免銀行浪費冗長之時間資源提案，而於審查時招致婉拒，似可作為從業人員之參考，而如何將資產中不同信用評等企業作妥適之配置，銀行之風險與收益達到作最佳之狀態。 銀行內部評等與TCRI之相關性，經分析相關係約0.6，部份須主觀之判斷現象，無法以固定之模型解釋， 若可利用TCRI客觀之統計模型，又可兼顧產業之特性，授信產品之特性，如不同之期限及性質、週轉金與中長期計畫性融資，加入不同之變數，另產業之未來前景，負責人、技術團隊過去之紀錄，擔保品之擔保性，可再增加部分變數，影響企業之授信品質因素實在不勝枚舉，本文僅就內外部不同信用評等之差異作一分析，如何積極建立可行實用之評等模型，還待業界及學界繼續研究努力。

Although wind energy is still unable to compete with traditional forms of power production on the free market, it is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energy source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29 percent. This growth is mainly due to favorable policies set by the government. The reasons for these policies include the reduction of: pollution, fossil fuel dependency, and/or carbon emissions. Countries have utilized a number of wind energy incentive programs which have produced varying results. In the past,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 “fixed tariff” incentive policy stimulates growth in the wind energy market, but produces a high price. In contrast, the “tendering tariff” has been found to stimulate much less growth with a low price. The cases of Taiwan and China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thesis, and it was found tha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the fixed tariff system in Taiwan has a lower price and has produced less growth than the tendering tariff system in China. The reasons for this purported in this thesis is that th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cy was wrong. The price under the fixed tariff system determines the amoun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amount of land offered in the auctions determines the amount development in the tendering tariff system. The price in the tendering tariff system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competition in the bidding process. Taiwan has been frugal in their pricing of wind generated electricit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hown determination to offer enough land for development in federal and local auctions to triple its goals. Other policies have also been analyzed including those favoring local companies. China’s large market has given it a bargaining tool for the use of such policies to stimulate joint ventures and local manufacturing, but Taiwan is too small for companies to take interest in similar policies. In Taiwan, compani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establishing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re was originally a general lack of policy despite political goals. This gave rise to the concept of the “global wind energy company” presented in this thesis. This type of company analyzes the markets of numerous countries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to enter. To find truly uncontested markets, a company may have to help create infrastructure in markets where it is lacking. Models of the country selection process are given along with strategy models for companies within the different policy systems.

以往有關投資人風險分散行為的研究，較少以時間序列資料，探討投資人投資行為與時間的變化關係，本研究採用台灣證券交易所的每日交易成交資料，從西元1990年1月至西元2005年12月長達16年資料，模擬投資人的投資組合，對台灣股市投資人持股及交易狀況做描述性分析，並且分析投資人持有股數、歷年來曾交易過股票支數、單年進行交易的股票支數、交易次數與交易量，這五個變數與時間的變化關係。 以投資人持有股票支數作為風險分散程度的指標，發現台灣投資人平均持有股數逐年上升，從1990的5支，逐年成長到2005年的31支，歷年來曾投資過的股票支數更多，2005年時成長到128支，但是每年投資人會進行交易的股票支數卻變化不大，平均是17支，這代表了短期內投資人能夠注意或有能力與資金操作的股票支數有限，但隨著報章雜誌報導、類股輪動，投資人因注意力轉移而買進不同的新股票，長期來看，投資人可能因長期投資策略、零股交易不盛或處分效果，不賣出舊股票，卻持續交易新股票，使得平均持有股數逐年上升。但理論上，在同樣金額下增加持有股數才能算是增加風險分散程度，但是實際投資人增加持有股數往往是因為可用資金增加、受報章雜誌報導等影響，而不是傳統財務理論所說的為了增加風險分散程度。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不同特性的投資人，其投資行為隨時間的變化。發現不論是原先持股少或持股多的投資人，皆傾向逐年增加持股支數，會維持在原先持股水平的比例相當少。並且投資人當下決定投資的行為與經過時間累積後呈現出的投資行為並不相同。本研究對台灣股市投資人真實的投資行為更進一步了解，有助於學者在建構解釋投資行為的理論模型時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探討學生性別、就學階段、家中排行、依附風格與各種嫉妒經驗、快樂感受之關係，內容可分成四部分：(1)探討我國學生在各種嫉妒經驗的現況。(2)探討學生的性別、就學階段、家中排行、依附風格與各種嫉妒經驗的關係。(3)探討學生各種嫉妒經驗與幸福、快樂感受的關係。(4)探討學生的依附風格與幸福、快樂感受的關係。 　　本研究以國小至大學的學生為取樣的對象，有效樣本計有834人（男416人，女418人；國小200人，國中207人，高中職222人，大學205人）。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嫉妒問卷」、「人際相處態度量表」及「快樂感受量表」。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括皮爾森積差相關、t考驗、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嘔比較和典型相關等。 　　本研究主要的結果如下： 　　一、在整體嫉妒程度方面，因為本研究問的是「容易」嫉妒別人，所以對於那些曾經嫉妒過別人的學生，但並不是「容易」嫉妒別人的人可能無法測得。以「同意」的比例來看，本研究中有31.2%的學生認為自己是一個容易嫉妒別人的人，雖不嚴重，但有三分之一的人也不可掉以輕心。女生自陳的嫉妒程度比男生高；各就學階段方面，以國中自陳的嫉妒程度最高。 　　二、嫉妒對象方面，以嫉妒「平輩」的次數大於嫉妒「長輩」的次數，其中最常被學生嫉妒的前三名，依序為「同學」、「朋友」、「兄弟姊妹」。 　　三、嫉妒原因方面，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共得「別人事半功倍」、「別人樣樣具全」、「別人幸運順利」、「小人得寵」、「別人擁有自己買不起的東西」、「別人受歡迎」、「別人比自己幸福」、「家中失寵」、「好友背叛」、「為愛吃醋」、「自卑挫折心理」、「輸不起心理」、「小心眼」十三個因素。其中最常引起學生嫉妒原因前五名，依序為「小人得寵」、「輸不起心理」、「自卑挫折心理」、「別人樣樣俱全」、「別人事半功倍」。 　　四、嫉妒感覺方面，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共得「不爽不平」、「生氣憤怒」、「欽羡」、「沮喪委屈」、「覺得不屑」、「後悔自責」、「害怕不適」六個因素，其中學生在嫉妒時最常有的前三名感覺，依序為「欽羡」、「不爽不平」、「覺得不屑」。 　　五、嫉妒的表示方式方面，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共得「逃避怨懟」、「言語諷刺」「散播謠言暗自中傷」、「生悶氣」、「訴諸第三者」、「直接傾訴」、「威脅攻擊」、「自命清高自我安慰」、「反省改進」、「隱藏破壞別人東西」十個因素，其中學生在嫉妒時，最常用的前五種方式，依序為「反省改進」、「生悶氣」、「訴諸第三者」、「逃避怨懟、「自命清高自我安慰」。 　　六、嫉妒結果方面，經因素分析的結果共得「否極泰來和好如初」、「了然釋懷」、「兩敗俱傷」、「得不償失」、「感情不淡反濃」、「自覺不該」、「對方舉止收斂」七個因素，其中學生在嫉妒後，最常發生的前三種結果，依序為「了然釋懷」、「否極泰來和好如初」、「感情不淡反濃」。 　　七、在性別與各種嫉妒經驗關係方面，女生除了在嫉妒感覺上較比男生感到「沮喪委屈」、「後悔自責」，在嫉妒的表示方式上較比男生常用「訴諸第三者」、「生悶氣」之外，在嫉妒感覺和嫉妒的表示方式其他方面均較男生低。而在嫉妒原因和嫉妒對象方面，男生除了較比女生常因為「別人擁有自己買不起的東西」而產生嫉妒，較比女生常嫉妒「情人或伴侶」之外，在這兩部份，其他方面，均較女生低。 　　八、在就學階段與各種嫉妒經驗關係方面，除了嫉妒對象「同學」、「朋友」、嫉妒原因「自卑挫折心理」、「小心眼」，嫉妒表示方式「生悶氣」、「訴諸第三者」方面，是以大學生最高之外，其他均以國中、國小最高，而且年齡越小越為嫉妒的趨勢。 　　九、家中排行與各種嫉妒經驗關係方面，均以排行中間學生的嫉妒最高，但這種顯著的差異只存在嫉妒對象與嫉妒原因之中。 　　十、在依附風格與各種嫉妒經驗關係方面，均顯示不安全型學生的嫉妒程度高於安全型的學生，而且不安全型中，又以焦慮矛盾型在各種經驗上最高的部份，佔大多數，可見越不安全型的學生越會嫉妒。 　　十一、在各種嫉妒經驗與幸福、快樂感受關係方面，除了各種嫉妒經驗與快樂感受中「刺激爽快」感受均呈顯著正相關之外，其他的幸福、快樂感受大部份均與各種嫉妒經驗呈顯著負相關，可見越常嫉妒別人的人，也越較不感幸福、快樂。 　　十二、在依附風格與幸福、快樂感受關係方面，除了在快樂感受「刺激爽快」，不同的依附風格無差異之外，其他的幸福、快樂感受，均以「安全型」最高，相關也較大，可見越是安全依附的人，越較感到幸福、快樂。 　　本研究跟據上述結果加以討論，並提供若干建議以供後續研究及學生輔導工作之參考。

投資學上，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投資的「風險」與「報酬」，學界普遍認同風險和報酬之間應該有著正向關聯，投資人承受風險以換取超額報酬，然而在實證上，仍未能達成一致的共識。在近年的金融風暴中，各種投資標的物的報酬皆下降，似乎也提供了風險和報酬呈現負向關係的佐證。到底風險和報酬之間的關係為何？本文延續前人的討論，對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資料進行實證來探討風險和報酬之間的關聯性。本文利用從2000年4月至2010年3月，近十年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資料，分別以每日超額報酬平方(MIDAS)、移動視窗(rolling window)以及GARCH-M三種估計方法計算出報酬的條件變異數後，做為風險的替代變數，加入連續時間的投資組合與資產定價模型(Intertemporal CAPM, ICAPM)中來估算出平均報酬係數以及代表性投資人的風險趨避係數以判斷風險和報酬之關係。我的實證結果則顯示最近十年來，台股加權股價指數的預期報酬和風險，確實呈現正相關的趨勢，而三種估計報酬的條件變異數方法中，以每日超額報酬平方(MIDAS)估計最顯著。另外金融風暴影響的期間，2008年4月到2010年3月的樣本中，無論是何種估計方法，都較難以解釋實質報酬的變化。

壽險是一無形的商品，壽險公司經由業務員行銷通路銷售壽險商品，業務員的行為如有不當，即會對所屬壽險公司造成損失。近年來，一方面消費者意識抬頭，一方面風險管理、公司治理與法令遵循成為壽險公司重要議題，業務員的行為受到嚴密規範，以防止業務員的不當行為使客戶受有損失或所屬壽險公司受到損害，但制定綿密的法令與作業規定，應是業務員作業風險管理的一環，而非全部。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整理業務員作業風險事件的行為態樣、個案及參與觀察業務員作業情形、使用個案訪談法，訪問對象包括業務員及負責對業務員提供教育訓練之人員及負責管理業務員之人員等內勤人員，以從不同角度得到業務員對作業風險及作業風險管理理解的狀況，嘗試對業務員的作業風險管理提出建議。 業務員造成作業風險之可能行為態樣可分為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及非因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二大類：業務員可能違反的法令包括保險相關法令、壽險業自律規範及其他法令，日益繁多，業務員未必完全知悉或了解這些規範，無意間即可能違反這些規範。非因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通常牽涉業務員的個人修為，但因業務員代表所屬壽險公司，其未做好客戶服務、缺乏專業知識或行為不端，往往也使所屬壽險公司受損。 在參與觀察中，對業務員平常招攬保單、招募業務員的行為，及基於拓展客源，服務客戶目的之其他行為，可以見到業務員會出現一些應為而不為或不應為而為的作為，但業務員往往未認識到其作為有何風險存在。訪談過程中則發現業務員對於其作業可能引致所屬壽險公司的損失風險，觀念相對薄弱，甚至對一些法令或規定感到無法認同或接受；內勤人員可能因整體壽險業強調公司治理與法令遵循，而對業務員的作業風險較有觀念，但工作中受限於時間或因業務員績效導向，往往未能對業務員詳加解說作業風險。 根據研究結果，壽險公司需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文化，將作業風險管理完全融入每一個業務員及所有相關人員的日常作業與決策過程中，防範作業風險發生於未然；而壽險公會則可加強對社會大眾宣導業務員正確之招攬行為、增進同業交流、編纂業務員作業手冊，提升整體壽險業對業務員作業風險的管理。主管機關則可透過RBC制度的調整，引導壽險公司更加重視業務員的作業風險管理。

被動式管理是指共同基金採用追蹤市場指數或特定標的指數的投資策略，這類型的共同基金近年來廣受投資人的歡迎。其建構方式係從股票市場內選定少數代表性股票種類，希望利用少數股票種類即可代表被追蹤指數的整體績效，使其與被追蹤指數的報酬率的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降至最低。風險值(Value-at-Risk, VaR)是近年來風險控管的新趨勢，是一種衡量與預測風險的指標，用來預測潛在可能的損失預估值。本論文結合指數追蹤與VaR之概念，將指數報酬率與投資組合報酬率的偏差視為損益，目標函數為最小化偏差之VaR，建立一兼具指數追蹤與控管VaR的投資組合選擇模型。最後使用台灣股票市場的歷史資料做為實證的資料，用以驗證模型之可行性與效能。實證結果顯示當被追蹤指數呈現盤整震盪與持續下跌趨勢時，本模型所建立之投資組合的表現能有效超越被追蹤指數。

無 / I had visited Kinmen Island in 2005 and stumbled across a couple of the Wind Lion God (風獅爺) statues, but had no idea what they were. I went back to Kinmen in 2007 for a research project with Callum Sawatzky. The difference in the local governmental attitude towards the statues between 2005 and 2007 was startling, yet there was still an extremely limited amount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wind lion gods, and nothing in English. This thesis topic therefore grew naturally out of curiosity, a striking change, and an obvious need for bett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n-site research was done of all 69 village statues to examine place, use, changes, offerings, new statues and other data that can only be gathered by visiting the statues in situ. Supplementing this is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the few written sources available. The paper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stone sculpture, monoliths and Kinmen Island. Chapter one introduces various stone monolith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also others found on the island itself. Chapter two examines the wind lion god statues on Kinmen. These descriptive chapters are followed by chapter three that draws various comparisons, both among the statues themselves and also between the wind lion gods and three other monolithic sculptures of the world. This chapter seeks to identify trends within the statues of the island also to place the statues within their global context.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that the wind lion gods are valuable on the world-wide stage and that they are evolving over time to meet needs of the villagers and thus are still important in village life, are presented in the fourth chapter. After the references, the appendix provides a photograph and written description of each statue.

主要保險先進國家或地區對防範壽險業失卻清償能力的規範，都朝向採行資本適足性的風險基礎資本（RBC）的建制，我國亦正朝向此方向發展，而台灣財政部保險革新小組，參考的是美國「風險基礎資本制度，簡稱為RBC」，1999年保險司曾公開表示，在法令修正通過兩年後將實施RBC制度。基本上，壽險業資本適足性的建制採行RBC較單一資本制度（最低資本制度）為優，但是在RBC的設計上，除了單純的假設C1與C2風險是完全隨機發生之外，對各類的風險項目的風險係數並無適當的考量，再者對於各風險項目下的各分類項目間的相關性（或共變異性）亦無適切的考量，使本制度有其先天設計上的不完美。在台灣隨著國際化的腳步加劇，一方面國內保險公司的競爭的情形越加白熱化，且對於保險公司的規範逐漸鬆綁，因此，對壽險公司而言，面對投資商品的越趨多樣化，如何妥善的管理投資組合的市場風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何訂定適合符合本國環境的RBC制度亦為當務之急，故促發本文的研究動機。 在各種管理市場風險的方法中，風險涉險值（Value at Risk）之風險衡量方法可以用來衡量整體投資組合的風險，近年來已有許多國外的銀行與監理機關採用風險涉險值來管理企業所面臨的風險。本研究依據四種不同的情境假設，運用VaR來衡量RBC制度下C1及C2的風險可能性，分別為情境一：C1及C2之相關係數為零下之風險值、情境二：實際投資組合之風險值、情境三C1及C2各風險項目以風險係數衡量下之風險值及情境四季報酬率下之風險值，再帶入RBC公式求得RBC Ratio，並利用統計之差異性檢定方法，檢定其結果後予以分析。 本研究的檢定結果顯示，情境一與二有顯著的差異，直觀的假設C1及C2為零的結果並非合理，而且從情境一樣本之RBC Ratio平均值大於情境二來看，其相關係數可能較零為大，因此我們若直觀的把其相關係數視為零的結果，有可能導致風險的低估。再者，情境二與三有顯著的差異，無法支持個別風險項目以其本身的風險係數衡量的風險結果是無異於以實際投資組合的計算方法，而且從情境二樣本之RBC Ratio平均值大於情境三來看，顯示個別計算的結果可能造成風險的高估。最後，情境二與四亦有顯著的差異，而且從情境二樣本之RBC Ratio平均值大於情境四來看，短期（季報酬率）的風險波動可能比長期（年報酬率）來的高。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監理機關在制定RBC制度時，應以VaR實際投資組合的方法來衡量其風險，並對於在監控邊緣的公司短期內需加以追蹤，此結果可以提供壽險業者及監理機關參考。 / In major countries and areas with highly advanced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based capital（RBC）founded upon capital adequacy is adopted as the norm to avoid losing solvency. Basically, to adopt RBC is more superior than to adopt Minimum Capitalization Syste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dustry’s capital adequacy. However, except simply assuming that the risk of C1 and C2 arises completely randomly, proper consideration is given neither to the risk factor of risk items in each category, nor to the risk items’ correlation（or covariance）with the result of inherent flaw in the design of RBC. Hence, how to institute the RBC system pertinently correspondent with the circumstances in Taiwan becomes utterly imperative, and it also motivates this study to be proceeded. The risk measurement of “Value at risk” is able to b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the whole portfolios. In the light of four different scenarios hypothesized in this study, VaR is in use to estimate the possibility of risk. Respectively, the four scenarios are：scenario 1：the VaR when the correlation of C1 and C2 is zero; scenario 2：the VaR of the actual portfolio; scenario 3：the VaR of each risk item of C1 and C2 measured by risk factor scenario 4：the VaR of quarterly return rate. The RBC ratio, calculated by introducing the VaR of the four scenarios into the RBC formula, is tested by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tiation test and then the result of the test is then analyze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manifests three observations. Firstl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ing between scenario 1 and 2. It is not rational to intuitively suppose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C1 and C2 is zero. Accordingly, risk underestimation is probably induced by the result of the intuition of rating the correlation of C1 and C2 as zero. Secondly, there is significant diversity existing between scenario 2 and 3 as well. The significant discrepancy between scenario 2 and 3 can not testify that the result derived from individual risk items and their risk factors is identical with the one derived from actual portfolio. Furthermore, it is shown that risk overestimation potentially results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respective calculation. At last, there is also outstanding difference occurring between scenario 2 and 4. In addition, the value of short-term risk likely fluctuates more intensely than long-term. To conclude, in the fut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ities should adopt the method via which the risk is measured in the light of actual portfolio in the attempt to establish RBC system. Mean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upervise the operation of firms, whose unsteadily fluctuated short-term business indicators reveal potential risks. The life insurance fir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ities can refer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mentioned ab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