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分六章，各章章旨及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現況檢討」、「研究方法與取材」及「研究侷限與發現」。本章旨在敘述研究背景，藉由研究現況的檢討，掌握值得開發的研究空間與契機，並進一步揭示論文研究的心得。 　　第二章為「許地山的生平與思想」。探討主題包括：「戰爭對其人格特質、生命情調的啟發」、「家庭對其人道關懷、人生哲學的造就」、「治學對其知識結構、人文素養的塑成」及「時勢對其文化態度、文化參與的影響」。本章旨在透過許地山的生平與思想的交叉論述，以影響研究的觀點，彰顯許地山人格與思想的成因，並透視其人富於時代意識的特色。 　　第三章為「許地山的文藝觀」。討論範圍涵蓋：「許地山的文藝創作論」、「許地山的文藝鑒賞論」和「文藝觀的淵源與特色」。本章旨在爬梳並歸納許地山的文藝思想，分別從創作論及鑒賞論兩部分，分述其具體內容，再綰合兩者，尋繹許地山文藝觀的淵源與特色。藉以掌握許地山創作傾向的理論根據，並作為進一步解讀許地山文本的準備。 　　第四章為「許地山作品的主題意蘊」。章分四節分別探討許地山文學作品所呈現的「生命觀照與人生態度的闡發」、「情愛觀與兩性觀的宣達」、「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批判」及「去國與懷鄉──臺灣風味的書寫」。本章旨在透析許地山文學作品的主題意蘊，再回扣到許地山的生平行誼與思想內涵，驗證許地山其文實為其人之全人格的表現。 　　第五章為「許地山文學的藝術表現」。就許地山文學的藝術表現，舉其凸顯的成就作一闡釋與驗證，內容包括：「許地山文學的寓言特質」、「許地山散文的賦體成分」、「許地山文學的抒情傾向」及「女性人物的理想性格與形象」。本章旨在全面掌握許地山文學的藝術特色與成就。從許地山文本的微視與剖析後，得其主要特色有三，亦即寓言特質、賦體成分與抒情傾向。再從許地山小說人物的考察，檢視其形象塑造的得失，透過歸納許地山人物性格與形象的特徵，逼顯許地山理想的人物性格及形象。 　　第六章為「結論：許地出文學的意義與定位」。本章旨在總結本論文的研究心得。於許地山其人其文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後，將許地山的文學回置到我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考察許地山文學的意義與歷史定位，獲致許地山文學的兩項意義，即許地山乃現代散文的奠基者（寓言散文的先驅）、五四文壇的臺灣代言人。 《許地山文學之研究》 論 文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許地山的生平與思想 第一節 戰爭對其人格特質、生命情調的啟發 第二節 家庭對其人道關懷、人生哲學的造就 第三節 治學對其知識結構、人文素養的塑成 第四節 時勢對其文化態度、文化參與的影響 結 語 第三章 許地山的文藝觀 第一節 許地山的文藝創作論 第二節 許地山的文藝鑒賞論 第三節 文藝觀的淵源與特色 結 語 第四章 許地山文學的主題意蘊 第一節 生命觀照與人生態度的闡發 第二節 情愛觀與兩性觀的宣達 第三節 社會現實的揭露和批判 第四節 去國與懷鄉──臺灣風味的書寫 結 語 第五章 許地山文學的藝術表現 第一節 許地山文學的寓言特質 第二節 許地山散文的賦體成分 第三節 許地山文學的抒情傾向 第四節 女性人物的理想性格與形象 結 語 第六章 結論：許地山文學的意義與定位 參考書目 附錄：許地山生平暨作品繫年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簡宗梧博士

五四時期，在改造社會背景下蓬勃開展的婦女解放運動，鼓舞了知識女性們擺脫舊社會的束縛，迎向新時代開放的潮流。然而，崛起於現代文壇的這第一代女作家，卻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本研究是以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石評梅六位已為當時人知悉的、也較具代表性的女性小說作家們，在五四時期的小說作品為取材範圍，而論題所謂「女性小說」乃廣義的說法，是指女作家創作的一切小說，而非專指女作家之反映女性生活，或表現女性意識的小說作品。研究上是針對作家與作品，在作家研究上，除了從時代變遷、社會影響來探討五四時期女作家養成的社會背景與刺激創作的動因外，也從作家個人之家庭環境、學習經歷與人世遭遇來探索她們的人格特質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在作品研究方面，是以小說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為分析對象，在思想內容上是探討女性小說中所呈現的三大主題︰社會關懷、婚戀主題與人生意義的追求；在藝術形式上，首先是研究五四小說中大量出現的背離傳統情節中心而改以人物性格作中心的小說之敘事結構與觀點，再來是專節分析女作家中最具藝術技巧的凌叔華小說。

本文分為〈緒論〉、〈結論〉及正文四章。第一章〈禮教與反禮教〉。「禮教」一詞住住因為使用者不同而帶有不同的意涵，有時指的是三綱制度，有時是指禮法制度，有時又可以說是生活中的禮俗。本章試圖從文獻中釐清禮的層次，並從禮的層次來說明禮教的涵意。在說明禮教的定義之後，我們所想了解的是清末的反禮教思潮之演進，及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周作人之生平與思想淵源〉。由於政治因素的封殺，所以周作人一生的事蹟就顯得暗淡模糊。本章第一節〈周作人的生平〉的目地即在於利用周作人與當時幾個重要刊物的關係做為經線來貫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的事蹟。第二節〈周作人思想的淵源〉及第三節〈周作人之文學觀〉的主旨是闡明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由來及其反禮教思想在文學活動中的表現。周作人常稱自己是雜定，因為他的興趣廣泛，對於許多的知識都有非常濃厚的興味，是以他的思想外貌就顯得紛亂，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然而在紛亂的外表之下，卻是秩序井然，層次分明。第二、三節的主旨即在於撥開紛亂的思路，呈現周作人的思想理路。並且做為本文繼續研究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基礎。第三章〈周作人對禮教內容之剖析〉。本章旨在說明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反三綱制度、反薩滿教的禮教、反性迷信及其相關問題的言論。在本章中也說明周作人在攻擊禮教之後，是否有建設性的想法。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破壞太多，建設太少，因而整個社會呈現出無所適從的亂像。周作人一方面破壞禮教，一方面也提出他的新「禮」做為新行為規範的參考，希望能為中國盡自己的一分心力。第四章〈新道德觀與人的「發現」〉。本章的主旨在延續上一章最後一節的討論，即周作人對於新「禮」的討論的深化。對於婦女問題、兒童問題、新村運動及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民間文學及民俗學問題，他都曾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新的見解。他希望藉著他從西方引進的新知識能夠推動建立新的道德觀。並且希望新的道德觀─「禮」是中國新文化的基石。

This dissertation investigates Chinese women's rhetorical practic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rac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ew rhetoric in China, I examine women's writings that were denigrated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I argue tha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rhetoric, women's texts explored women's issues and created the modern self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by critiquing a patriarchal tradition that excluded women's experiences from its articulation.I begin by challenging the assumptions that rhetoric is a Western male phenomenon. Situating my study in the area of comparative rhetoric, I critique the previous scholarship in the field and delineat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u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n Chapter 2 I locate women's rhetorical practices within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 contend that the May Fourth women's literary texts are rhetorical,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rhetoric in the Chinese rhetorical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impact these texts created at that historical juncture. In Chapter 3 I extrapolate Lu Yin's feminist rhetor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her sanwen (essays) and fiction. I argue that by emphasizing tongqing (sympathy) in her literary theory, Lu Yin's discourse offers an example of how gendered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rhetorical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influence the reader and exert social changes. Chapter 4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Bing Xin, another well-known woman writer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I argue that by advocating a "philosophy of love" throughout her lyrical essays and fiction, Bing Xin injected a distinctive female voice in the male-dominated discourse in which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either belittled or silenced. Bing Xin's view of writing as expressing the writer's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her unique feminine prose style transformed this classical genre into a more vigorous rhetorical form. Using my case studies as reference, I conclude by drawing out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women's rhetorical experiences for the studies of rhetoric and comparative rhetoric. I show how such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particular rhetorics can help further our exploration of human rhetorical practices in general.

本文所謂「五四意識在台灣」係指三方面而言。其一、在思想觀念上，台灣這一政治社會實體所蘊生的文化思想體係，對五四思想文化觀念的接受、批判、轉化和變遷；其二、從人物與台灣的關聯淵源上著手，考量其深淺遠近，以及出版著作在台灣的傳播影響；其三、在資料性質上，以呈現出台灣五四特質的出版論著、對話回憶、成果回顧；包括中國大陸及海外之資料，也以對於台灣五四思想研究和闡述為主。在此三者的界定下加以運用說明，並且從「五四意識在台灣」，逐漸產生「台灣的五四意識」的發展趨向，形成與其他五四觀點相通但也有區別的五四立論，表現出台灣特殊時空環境下對五四的認知和變遷的理路。 五四意識在台灣，隨著不同政治文化形勢的轉變，分別呈現橫向移植與縱向傳承的特色，亦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以台灣史的分期而論，五四曾以不同姿態，經過三次主要的起落，分別在不同時期展現其不同的歷史角色。首先在1920年代開始至30年代初期，五四主要以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啟蒙的形態，以《台灣民報》等報章雜誌為途徑，傳播、影響了台灣思想文化運動。初始是以黃呈聰、陳端明、黃朝琴等人扮演重要的推手；1924年以後，張我軍（1902–1955）鼓吹的白話新文學更掀起了全面的論戰與風潮。直到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及日本軍國主義的肆虐，30年代中葉遂步入衰退期；況且台灣新文學及新文化，也於此之前就產生了本土化及左翼化的現象。張我軍、許乃昌、賴和、黃呈聰、黃得時、陳端明、蘇薌雨等曾經留（遊）學中國的台人，其努力未竟全功，可說只有橫向的移植，難以形成有效、廣泛且影響持續的縱向傳承。除了掀起新舊文學、白話文及台灣話文的論爭外，對新文化的思想啟蒙雖有一定的成效，但都為擁有強勢政經實力的日本文化壓制，終而在戰爭後期成為以日文為主導的文化主流，加上日本的現代化本較中國成功，因而除了民族主義的號召——「對抗同化」與彌補認同「文化的缺口」等心理層面的需求之外，台灣實質現代化的動力，不應忽視日本帶來的影響。有人認為日治時期五四在台灣的移植，是一個「失敗的移植」。 但即算是失敗，也仍有其影響，並成為後來五四意識在台灣延續的火苗。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說，五四意識實未曾在台灣完全斷絕過。 其二、在1945年戰後，由於大陸籍各式立場文人的來台，加上五四有著濃厚的中國民族主義色彩，再度於台灣引起討論，也可謂是「再中國化」的文宣教材之一。其中，魯迅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五四人物，此時期對於他的紀念與研究，象徵著1949年之前，兩岸無分省籍的推崇。經過二二八至白色恐怖的鎮壓，五四左翼風潮瞬間殞落，因此一段左翼風潮持續時間短暫，故可以一漣漪視之。然即在稍後，跟隨國民黨遷台，1950年代初期，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亦期盼在台灣獲得一片新天地，冀盼一方面以五四自由傳統作為反共的利器，另一方面則能以此思想價值作為鞭策國民政府實現民主憲政、自由理想的指標。五四自由主義傳統影響的文人、學者，甚至政治人物移居台灣後，五四自由主義的思想觀念，在當時反共的需求下，反而得到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機會，戰後台灣民主自由觀的形成，與反對運動精神形塑的第一階段，頗受胡適、雷震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傳統人物的影響。 余英時認為《自由中國》陣營可說是「五四」主流的新發展，他們結合本土勢力與一黨專政的對抗，終於使得民主、自由的種子流傳下來，因而雷震、殷海光在後來的反對黨方面仍享有很高的聲望， 甚至造成後來五四思想觀念在台灣縱向傳承的可能，其影響幾延續至今。五四口號——「民主」、「科學」一時之間又頗受強調，《自由中國》陣營的胡適、雷震、殷海光是主要代表，特別殷海光是此時宣揚五四精神的首屈建筆，此一趨向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日趨緊張後，五四更成為批判國民黨的符號象徵。1960年9月《自由中國》停刊，特別是在1962年2月胡適去世之後，除了《文星》、《大學雜誌》的局部火花之外，五四意識在台灣的延續，又告中落，政治霸權又再一次壓抑了思想文化、自由民主的發展進程。 其三、此種情況，直到五四60週年（1979年）前後，由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勃興，及國民黨當局希望藉由相對中國的民主開放，而以繼承五四理想正統自居的地位，批判中共的專制政體。被壓抑許久的五四紀念風潮，瞬時大舉復甦，幾乎延續至1989年中國八九民運之時，五四成為中國民主自由燈塔的形象更為鞏固。不過，或許極盛而衰，也大約在此時，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已逐步邁向新的階段，本土化趨向勢不可擋，五四80週年紀念的氣氛已不如60、70週年時熾烈，但台灣主體的五四觀，卻在此期間趁勢而起，更彰顯了台灣歷史多元的文化特色，五四在台灣又進入了新的階段，未來的演變仍值得持續觀察。但是，政治力量——無論台灣本身或是中國大陸的情勢，都深深影響了台灣歷史文化的演變，五四意識即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在這三起三落一漣漪中，五四意識在台灣並非突然興起，或突然完全斷裂已至消失終止，而是在退潮時，以隱而未顯的方式，繼續存在台灣社會的角落，以不同的型態延續存在。如以文學形式、或在批判五四、學術思想等方面，都仍有五四的遺緒和影響。特別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論，浪漫主義、唯理主義的探討與批判一直是貫穿台灣五四意識史的重要部份。五四是台灣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史的極具意義的大熱點的原因，除了兩岸關係對立複雜又難以逃避之外，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亦是凸顯五四意識在台灣變遷重要性的一大關鍵。無論統獨的立場如何，雙方多能夠肯定五四對於提倡自由民主的理想價值，也都肯定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五四自由思想人物；若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他們對台灣、中國的努力，實是具有歷史前瞻性的貢獻，也是兩岸雙方應共同珍視的文化資源。此外，通過長期的五四探究與批判，產生了五四以降，政治、社會、思想文化建設的諸多觀點，其中林毓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思考，可說是其針對五四意識型態化的思想困局，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part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social movement. On the cultural side, the students had been inspired in the preceding two decades by Western thought, creating a feeling of frustra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ferment that resulted from this, answers were sought for the questions why and how China had lagged behind the West. Taiwan intellectual user May Fourth Consciousness look for Taiwan and China's modern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