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一冊，計分七章二十節，約八萬五千字，其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說明本文之研究方法，界定範圍，及研究架構與概念運作。 第二章說明會籍問題的性質，及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概況。 第三章從環境因素中來探究影響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行為模式，並兼以中華民國政 策產出來探討互動關係下的參與行動。 第四章以聯合國及其附屬一切機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為界定領域，用聯合國及國 際貨幣基金會的會籍問題為個案研究。 第五章則以政府間國際組織為領域，以國際刑警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現階段會籍問 題為案例。 第六章另以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為範疇，選定國際奧會和中華民國參與的「奧會模式」 做為另一種參與選擇的模式。 第七章提出幾種可能的條件，得使中華民國擴大參與國際組織。並做評估而為結論。

1969年尼克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對中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出現變化，此時期國際社會所關注是美國如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關係的變化較不被重視，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美國如何處理與中華民國關係、中華民國的駐美官員怎麼看待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與下達指示，都是本篇論文關注的重點。本研究以外交部檔案為出發點，希望藉由第一線的駐外人員的角度去觀察與分析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轉變。 從外交部檔案的內容顯示，美國在中華民國政策上的轉變主要受「關係正常化」的影響，廢除臺灣決議案、軍援案受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當中都能看到美國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影響，除了「關係正常化」的因素外也含括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國際情勢的變化。 相較於美國在中華民國政策的限縮，美國的中國政策卻是逐漸放寬，尼克森政府逐步放寬到中國旅行的限制、對中國貿易與禁運的限制，這些政策引起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國表示嚴正關切，但是中華民國的嚴正關切並不能阻止尼克森推動「關係正常化」的決心。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在美中雙方的會談記錄中，尼克森接受了周恩來的五項原則，其中一項就是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代表中華民國已不再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沈劍虹在與羅吉斯會談時，就質疑美國已將中華民國視作島嶼「臺灣」而非中國政府的代表，在1973年尼克森的世情咨文當中正式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中華民國則改以臺灣稱呼，當中看出1972年後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的改變。 美國作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邦交國也是領導世界的強權，美國如何看待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是很重要的。尤其自1969-1978年這期間美國除了維持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外，也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對如何看待「兩個中國政府」對中華民國外交的研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本論文分為四章，各章重點如下： 第一章「農技外交的開展」。1960年代初期，我國仍是接受美援資助的國家，根本稱不上有外匯，於此之時，農技為何成為外交爭取之工具？當時的動機與思考為何？與美國之間的關連又為何？ 第二章「援非技術合作的運作」。農技既為我外交工具，必然有其操作思維，本章試圖自農耕隊的派遣、運作來觀察其操作。外交部的策略為何？而1960年代最大之外交危機莫過於1964年的中法斷交，此一被稱為「外交核爆」的重大外交事件，對我對非外交策略有何影響？我國與中共在非洲之競奪中，外交部又如何將農技援助作為對抗中共「銀彈攻勢」的利器？ 第三章「輔助工具與管理」。農技援助作為我對非爭取的主要工具，仍須與其他輔助工具相互搭配，方能徹底展現其成果。我如何培訓與管理農耕隊員？如何掌握農耕隊的狀況？如何以「禮尚往來」的方式，邀請非洲國家派員來台接受訓練？我如何宣傳農耕隊的成果，使其廣受世人矚目？ 第四章「援非技術合作的成果」。本章可說是對非援助的「總檢討」，從各方觀點及統計數據上觀察我農耕隊在非洲之成績與影響，以及農技援助是否真使非洲各國心向我國？而既然我對非援助之目的乃是保住聯合國中之「中國代表權」，非洲各受援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表現又是如何？我退出聯合國後，國際人格橫遭消滅，至此，農技援助的角色跟任務有著怎樣的改變？ 結論之中，筆者將試圖擬出以農技援助為主要工具的策略思考以及佈局。綜合上述種種史實，以及外交部支持農技援外的輔助工具，窺探我國在1960年代對非外交之思維。以之作為觀察我國在六零年代的國際局勢，以及兩岸外交競爭的情況下，爭取非洲國家之全盤佈局的起點。本研究更是進一步觀察1960年代，我國外交佈局不可或缺的一角，也是觀察1970年代我國外交崩解的重要部份。 我國在退出聯合國後，在國際社會上漸形孤立，這不僅是一個政治議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若不回到歷史中尋求其起點與源頭，將不能洞悉其來龍去脈，更無法尋出解套良方。本研究由外交史的觀察入手，俾能為戰後我國國際關係之研究略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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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從台灣史觀點出發，根據相關歷史資料，使世人認識台灣並非是「中國固有領土」。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不僅是歷史課題，同時也是台灣目前的現實問題，甚至可以大膽的推測，對台灣國際地位認定的混淆，是這塊土地上所有公共議題紛擾的根源。 以台灣史眼光來看，台灣國際地位問題與中華民國政府息息相關，自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美國與中國強權之間，在未得到與日本和約，就企圖將台灣私相授受，就學理而論，中華民國政府無權主張台灣為其領土。在1949年後，中國政府流亡台灣，因為流亡帶來的不確定性瀰漫整個社會，中國國民黨政府對內：基於中國失敗的經驗進行黨內改造、逮捕匪諜，藉由營造恐怖氣氛穩定台灣社會的不安定；對外：則透過美國協助，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從1949年維持至1971年之間，特別是50年代的中國代表權，能夠讓偏處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令中華民國政府取得正統地位，藉以宣傳。 對於台灣以外反對的聲音，例如海外留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國民黨運用其黨務力量，組織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試圖壓制。對內民主派人士，如雷震等人，則被政治迫害。儘管國民黨積極維護其政權，但是在1960年後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票數已經呈現疲軟，反應國際對於「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表示懷疑。周鴻慶事件則具體反應台灣當權者的不安，在這個由蔣介石主導的外交戰，雖然獲得短暫的勝利，長久看來，卻導致日本政府傾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國際地位懸而未決，非但未隨著台灣民主化而確定，反而選擇自處於中國的流亡政府體制之下，讓台灣國際地位在國際法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綜合對學術的考察與現實的觀察，若台灣人民不以具體行動表達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訴求，則不免對台灣國際地位的處境感到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