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都會發展日漸成熟之際，我們不但希望了解西方發展已久的遷移理論是否適用於台灣，更希望能夠藉此發掘出台灣特有的遷移類型，以及其形成的原因。 在此研究中，使用民國七十九年台閩地區人口暨住宅普查的資料，以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都會區－台北基隆都會區，作為研究對象，使用交叉分析的方式，驗證既有的遷移理論，同時利用驗證的結果，建立台北基隆都會區本身的遷移類型，並探討其形成的可能原因。 在分析結果中，大致上符合既有之遷移理論中的假設，即遷移者與未遷移者乃是不同的群體，而在遷移人口中，遷移距離長短的不同亦為異備不同特徵的人口，且是以居住選擇相關因素、以及就業相關因素作為篩選的機制。 但是，台北基隆都會區仍有其獨特之處，研究中引用上述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建立台北基隆都會區的遷移類型，列出各遷移類型中人口的代表性特徵，並探究之所以形成各遷移類型的可能原因。藉由各遷移類型中遷移人口的特徵、以及各遷移類型主要的遷移原因，發現在台北基隆都會區之中，台北市、基隆市、與台北縣，分別扮演著截然不同但卻又彼此依賴的角色。

本篇論文除將人口遷移及相關生活適應理論運用至大陸新娘狀況分析外，並採量化方式進行資料蒐整，以彌補現有文獻多為質化資料的不足。在研究期間，由於經費與時間的限制，僅以桃園以北地區大陸新娘為研究對象，探討以下問題： 1.分析大陸新娘生活適應上目前面臨的最主要困難為何?是否仍為居留問題? 2.了解現階段大陸新娘離鄉背景嫁赴台灣的主要動機為何?是否仍以脫貧為主? 3.分析兩岸政治情況是否對大陸新娘的婚姻狀況產生影響,亦或大陸新娘是否對台灣政治產生影響。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在動力。但自1953年有計劃地推進經濟建設以來，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在同一歷史時期，台灣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卻迅速提高，基本與工業化保持同步發展。那麼，在此期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麽因素導致大陸地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又是什麽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 首先，本研究把政府納入Lewis模型（Lewis Model），再結合Todaro模型（Todaro Model），建構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並以此理論框架來分析導致兩岸城市化水準差異的原因。 其次，比較兩岸工業政策，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工業政策是導致兩岸城市化發展水準差異的主要原因。大陸地區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經建政策雖然快速提高了工業化程度，但是城市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未能隨工業的發展而大幅增加，這使得工業部門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進而阻滯了城市化的發展。台灣地區則透過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經建政策使其工業規模與工業就業機會一併成長，於是城市工業部門吸納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城市，進而呈現出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局面。 最後，本研究認為，大陸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可從如下方面借鑒台灣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經驗：第一，政府應把提升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作為制定與推行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應根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力情況，制定與執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城市化政策。第三，政府應考慮經濟政策與城市化目標的相容性。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對城市化目標的影響，避免再次出現產業政策延緩甚至阻滯城市化發展的情況。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台灣地區人口遷移受到各縣市的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究竟如何。本文將利用台灣23個縣市別的追蹤資料（panel data），涵蓋期間為1995年至2005年。採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two-way fixed-effect model）分析社會福利支出對於人口遷移，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貢獻。於本研究中，將回顧現有文獻中，關於人口遷移之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且特別著重在以福利遷移（Welfare Migration）為研究主體之相關文獻。此外，本文也將清楚地介紹與說明，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以及各縣市會福利支出水準與人口遷移間關係之現況。最後，為了進一步探討社會福利支出，對於男性與女性遷移者所產生之影響是否一致，本研究將建立三種實證模型。試圖更全面的探析台灣各縣市的社會福利支出，對於跨縣市的人口遷移之完整影響效果如何。本文主要的發現為，若某一地區每人可享之社會福利的程度高於鄰近的縣市，會吸引較多人口移入該地區。此外，女性移民較男性移民，受到社會福利支出之效果較為顯著。 / This study undertakes a study of cross-regional migra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1995 to 2005 period, particularly the effect of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on migration decisions. The local places include the 23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Using data set from Taiwan-Fukien demographic fact book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penditure conducted by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is that movers would choose to the places with higher welfare to maximum their utilit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influence migration decisions, especially for females.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於重建清政府當時治理烏魯木齊地區所擬定的各項政策，在其實施之下的成果，如以人口遷移為主題的官辦資送移民政策，其成效為何？清政府採取的用人標準，及這批文、武官員，在行政及軍事方面的貢獻為何，吏治良窳與否？人力資源有了一定的數額之後，土地的開發狀況為何？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犯罪現象的質與量，都與整個社會，不管是在人文或自然上的開發，都有息息相關的因果關係，隱藏在其間、惡化犯罪現象的因素是什麼？欲探究以上的這些子題，構成筆者為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並藉以釋疑烏魯木齊地區在清政府精心治理之下，與往後在迭起不停的回疆事變中，是否在受到戰爭的影響之下，與整個大環境的局勢聯為一氣，發揮出地區平日蓄存的潛力，在相對比較之下，以供給者的角色扮演過去巴里坤的地位？又因形勢上的需要，過度的“付出”，導致烏魯木齊地區在發展上有了力不從心之憾，果若無此回疆亂事的波及，烏魯木齊地區的發展又會是怎樣的面貌呢？換一種方式來說，筆者所欲探究清乾嘉道三朝烏魯木齊地區開發的真正目的，是經過清政府的經營治理投資之下，最大的回饋表現在那裡？在什麼地方？是取之於其地，用之於本地？抑是造福於它地呢？是根據地區的需求來作相應且適度的回饋，抑是因政府的強力要求作過度的付出？果若是依前者的形勢而言，烏魯木齊地區的發展就顯得單純化，再若回疆發生事變時，不予相援，她內部的運作組織是否能在一波波的回疆亂事中，能屹立不搖地發展下去？或是仍舊在阿古柏征服新疆的一片浪潮中，如其它城市般，淪為阿古柏之地？要之，城市的發展受限是因自然性的衰落或是外力的破壞促使其走上沒落之途，是為筆者研究本文最終所欲得知的答案。

本文利用搜尋模型，為勞工流動與人口遷移提供一套理論的分析架構，並且找出一套衡量流動性與人口遷移的工具與指標。模型假設為封閉經濟體系內只存在兩個地區（高工資城市與低工資鄉村），而有 的同質個人，將居住遷移與工作流動視為單一的決策，加入房屋市場且兩地存在外生的工資差異，而且沒有失業的存在，個人在「工資差距」、「遷移成本」與「居住成本」的考量下做出遷移決策，當人口遷移達到均衡時可求出在steady-state下衡量遷移的指標，由比較靜態分析可知，工資差距與遷移呈現正向關係、而遷移成本與遷移存在負向關係，結果與客觀推論一致。 在進行福利分析時，若社會福利函數為簡單加總型態時，發現經濟體系各地區最適人口數與均衡人口數產生不一致的現象，其中一個與現實符合的情況為鄉村人口過度外移，在同時滿足「均衡與最適一致」、「收支平衡」與「最適不變」三個條件下，提供一個「差異性」的房屋稅制矯正均衡與最適偏離的問題，為相關政策制訂提供一項依據。

IPCC於第四次報告書中，模擬氣候持續暖化預測未來海平面上升之情形，而海平面上升對於人口集中的台北都會區將產生莫大之衝擊，同時亦會造成土地利用變遷。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海平面上升對台北都會區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以及受淹沒地區之人口未來可能之遷移區位，主要係從社會經濟發展層面進行分析。運用二元羅吉斯迴歸模式並結合土地利用轉換與影響模型（CLUE-s），以四種不同情境模擬土地利用變遷之情況，其情境分別為海平面上升59公分管制農林地與不管制，以及海平面上升100公分管制農林地與不管制。 　　研究結果顯示，海平面上升之情形越嚴重，未來的都市建地發展會越趨向擴張的形式，對農林地產生變遷之壓力；而於同一海平面上升水平下，針對農林地進行管制，其建地之發展會較為集中於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且多數人口亦將遷移至此，容易形成人口壓力。此外，土地利用變遷模擬所得之新增建地部分，於情境A、C下足以容納受影響之人口，但情境B、D則不足以容納，皆會對台北都會區產生容受力之問題，產生累計人口超過計畫人口之現象。因此，建議未來政府於都市發展上，可調整都市計畫內之土地使用強度或都市範圍，也可利用都市更新之方式減少新的土地開發；此外，從國家層級分析，未來的國土計畫法於立法上，亦可將更多氣候變遷相關影響因子納入四大功能分區，透過適宜性分析進行分類分級，以做為未來土地利用發展之引導。 / The 4th IPCC report simulated climate warming and predicted future sea-level rise scenarios. A sea level rise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 will also produce land-use chang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change on land use change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aipei metropolitan, and the areas that will be immigrated by the flooded areas. The method used include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combined with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 Model (CLUE-s). Setting the sea-level rise and regulating agricultural land, forest land of the four simulated si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sea level rises, the more transformation towards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the higher sea level will also pressure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hanges.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pressure on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the same level of sea-level rise for the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land, th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sites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will be more concentrated on urban planning areas. In addition, the simul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generated new building sites, sufficient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under A and C simulated situations, but B and D couldn’t generate such results. Instead, it will generate a carrying capacity issue. Therefore,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djust the intensity of land use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areas and urban renewal of urban planning. 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future legislation of Land Planning Act should include the rel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 factors as a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land use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